肺炎疫情改變了一切。在瘟疫爆發將近半年後，再麻木或無知的人們也能從過去半年跌宕起伏的變化中發覺世界格局的根本變化。只不過，對身陷局中的執迷者來說，很容易將之歸為疫情對「世界格局的深刻影響」，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貌似驚悚之語，借陳腐的歷史主義招幌推卸責任。
其實，從2019年底以來，也就是中美貿易談判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前最困難的時刻 ，北京最高層就已經通過「偉大鬥爭」的號召，做出了這一「歷史性定調」，開始主導去年秋天以來中國的各種決策和聲音。他們所判斷的，是幾年前在海湖莊園上還把手言歡、「有一千條理由搞好」的中美關係，正在演變成「全球性競爭關係、且不排除局部性對抗」的態勢，也就是人們現在所談論的新冷戰。
尤其在五月底，因為疫情被推遲且縮短會期的「兩會」，人大代表們在封閉、效忠的會場上，再次以幾乎無異議的方式通過了為香港訂立國安法的決定。雖然據說由中央立法、將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文本其措辭和措施都温和、有限很多，技術官僚們也勉力地使出各種統戰手段給予本港資本家們各種承諾和安撫，但是都不妨礙代表們彷彿集體無意識地按下表決器上的綠色按鈕。他們或許不在乎身後洪水滔天，會場之外的國際社會卻緊張、謹慎地觀察着他們的一舉一動。新冷戰便在如此亢奮、民族主義的情境下不斷升級，很大程度上也框架了未來新冷戰的圖景。
一、新冷戰作為一種知識封鎖
在中國的精英和知識界，新冷戰猶如一個伏地魔，一種知識封鎖，沒有人談論，也沒有人準備，更沒有足夠的力量能夠從內部牽制它。
當然，在代表們表決之後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避開了幾乎所有有關香港、台灣和中美關係問題的正面回答，如同對美國NBC記者有關新冷戰的回答一樣，繼續拒絕冷戰這個概念本身，或許再次例證了北京的統治精英們是如何對待、以及加速着新冷戰進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