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舊傷復發、舉國共情、集體療癒:強健的美式抗爭和殘酷的美國史

美式抗爭的制度肌理依然壯實有力,它鼓勵人們用民間的強健,拖慢遺忘的腳步、對抗殘酷的歷史。


2020年6月1日,紐約一家商店的櫥窗被示威者打碎,店內掛著自由女神像的畫像。 攝:Mark Lennihan/ AP/ 達志影像
2020年6月1日,紐約一家商店的櫥窗被示威者打碎,店內掛著自由女神像的畫像。 攝:Mark Lennihan/ AP/ 達志影像

美國抗議運動持續至今,深圳河兩岸輿論各懷心事,紛紛把香港和美國的情況比較。美國權威媒體對這類比較着墨不多。保守派知識分子麋集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發表文章,奉勸示威者吸取香港抗爭的經驗教訓,不要因過度使用暴力而授人以柄:「暴亂不是對抗壓迫的工具,暴亂本身就是壓迫」。

《國家評論》的論調迅速被總統特朗普(川普)「打臉」。6月1日晚,就在他發表電視講話呼籲和平示威的同時,聚集在白宮前的和平示威者遭到警察催淚彈暴擊。去年被特朗普解僱的前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6月3日發文,將特朗普形容為威脅美國憲法的人。

特朗普治下,大多數示威者並不奢望這次運動會帶來迅速而徹底的改變,卻依然渴望紓解胸中的悲痛和憤懣。正如華盛頓一位連續三天參加和平示威的年輕人所言:「如果我不在場,心理能量就一直消耗;一旦在場,能量就重新被點燃。我必須做點什麼,才能確認我自己的行動主義(activism)」。疫情、失業、經濟衰退的多重壓力下,全美國反對警方過度施暴的人們,都亟需這場集體療愈,給悲劇一個合乎人情的交代,為死者,也為自己。

面對這場運動,我的不甘多於憤怒。被武漢警方訓誡的李文亮醫生含冤而死快四個月了,追責早已草草結束,在中國只留下一面微博哭牆供大家憑弔。大洋彼岸含冤而死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卻能讓成千上萬主張和平的普通人走上街頭,為他流淚、為他怒吼、為他鳴冤。

大陸媒體聚焦美國各地的宵禁、警察和國民警衞隊,卻刻意矮化了示威者上街時的理所當然。美國人知道,即使公權力暫時掌握在惡人手上,只要這社會允許人們彼此相愛,改變的希望就不會熄滅。

當代中國對「遺忘」二字情有獨鍾。相比之下,我認為美式抗爭的制度肌理依然壯實有力,它鼓勵人們用民間的強健,拖慢遺忘的腳步、對抗殘酷的歷史。

四百年的日與夜

5月29日,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在警員膝下窒息而死後的第四天。明尼阿納波利斯市城南,多家店鋪被洗劫、一輛汽車和一座加油站相繼被焚。面對記者埃德里安·佛羅里多(Adrian Florido)的話筒,十九歲黑人女孩傑拉·瓊斯(Jailah Jones)坐在路障上淡淡地說:「既然黑人建起了這個國家,我們也可以把這婊子燒掉(Black people built this country, and we can burn this bitch down)。」她馬上補了一句:「為了自己,我們會重建它。」

席捲美國各大城市的和平示威、暴力抗爭和趁火打劫,日夜充斥着這幾天美國輿論場。我卻一直忘不了傑拉那句話,同時記起1965年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温(James Baldwin)一字一頓的表述:「摘棉花的是我,把棉花背到市場上的是我,被人鞭打着修築鐵路的還是我。我做了這一切,沒有補償。」

兩人語氣一輕一重,卻傳遞出同一條理解當代美國的關鍵信息:相比於中國歷史,美國史雖然不長,卻一以貫之,沒有顯著的中斷和割裂。當我們談論明清、談論民國時,很少有人會相信自己的苦痛與口中的「前朝」直接相關;而當鮑德温和傑拉·瓊斯談論奴隸制的歷史時,他們卻能看到自己現實生活中苦難的來源。

2020年5月28日,美國明尼亞波利斯的示威者在一家起火的商店外拿著倒掛的美國旗。

2020年5月28日,美國明尼亞波利斯的示威者在一家起火的商店外拿著倒掛的美國旗。攝:/Julio Cortez/AP/達志影像

今年的普立茲評論獎,頒給了試圖用黑人經歷重塑美國史敘事的《1619計劃(1619 Project)》。這套《紐約時報》策劃的公共歷史項目,不提印第安原住民,反對白人主導的殖民者敘事,轉而把首批非洲黑奴登陸北美大陸的1619年定為美國史的起點。項目負責人妮可·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的祖母曾在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部農場上務農,後來帶子女遷居愛荷華州,落戶在黑白居民涇渭分明的小鎮滑鐵盧。從妮可撰寫的半自述文章開始,系列報導一筆下去,就是四百年:

「針對黑人的種族主義,以及林肯生花妙筆下關於『黑人阻礙美國國家團結』的表述,這兩樣觀念從來都是這個國家DNA的一部分」。

儘管有資深歷史學家反駁了妮可,舉出「以膚色為濾鏡的種族觀只是近二百年才有的建構」、「區分黑白是南部權貴加強社會控制的手段」、「林肯對待非裔美國人的態度在南北戰爭中一直不斷演進」等等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無可辯駁的是,妮可所描述的歷史記憶本身,確實如基因序列一般,以各種彼此呼應的面相,深深刻入美國公眾腦海。白人至上主義者、黑人示威者、暴徒、惡警、甚至自由派人士,都以某種方式分享了類似記憶。

在當下的示威活動中,妮可的創鉅痛深和傑拉的革命話語,組成了同一枚歷史硬幣的兩面。它們就像是這次示威初期的日夜:白天大體和平,夜幕降臨後,打砸搶燒開始,火光就照亮夜空。

從警官沙文(Derek Chauvin)出現到弗洛伊德枉死,美國公眾看到的歷史問題,很可能不止於暴力執法。店員向警方舉報弗洛伊德使用假幣時,後者似乎已經喝醉,警員把他拉出車外時一臉嫌棄;隨後,弗洛伊德被警方推搡到警車邊,一邊掙扎抗拒,一邊嘟囔着自己有幽閉恐懼症。執法者與醉酒者之間的衝突,可以追溯到把「酒精」和「敗德」牢牢綁定的美國清教傳統;弗洛伊德的幽閉恐懼,很可能與他曾經入獄的經歷有關,直指美國近年來少數族裔比例居高不下的「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問題。

此外,他那句「我無法呼吸」,2014年被紐約警察勒死的埃里克·加納(Eric Garner)也曾說過;失去知覺前的兩聲「媽媽」,則喚回他在北卡羅萊納和德克薩斯兩個南部州的記憶。

但在聚焦這次民權騷動時,更多觀察者會用1960年代後期的種族暴亂與之比較:那時候,逆城市化還是新鮮事物,黑人聚居的貧民區還被看作新病症,警察還沒有今天這麼裝備齊全,非裔美國人集體的身份覺醒和自豪感才剛剛形成。

而今,城市貧民區已成頑疾,警察針對黑人的暴行持續發生;六十年代的領袖人物,多半已經作古。進退失據的特朗普扛過了彈劾,卻沒擋住疫情。病毒在處於社會底層的那部分黑人和拉丁裔社群中肆虐,隨之而來的失業潮又給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就連弗洛伊德本人,也因為疫情丟了工作,並在死後被查出是2019冠狀病毒的無症狀攜帶者。

這批自發抗爭的底層民眾一旦加入示威行列,長期淤積在美國都市心臟的困局,就疊加到疫情肆虐的今時今日。

2020年5月31日,美國華盛頓的警方驅散示威者。

2020年5月31日,美國華盛頓的警方驅散示威者。攝:Jim Bourg/Reuters/達志影像

重返1967年?

五十三年前,美國底特律,趁火打劫的人群四散奔逃,超市保安儒略·多爾西倒在血泊之中。他剛剛被聞訊趕來的警察和民兵開槍打死,警察收到的訊息是:「發現劫掠者(looters),他們有槍」。

五十五歲的黑人儒略確實朝天放過一槍:就在幾分鐘前,幾個暴徒試圖闖入他守護的超市搶劫。在暴徒威脅下,他一邊央求過路的鄰居去找警察,一邊鳴槍示警。

警察到場時,暴徒已作鳥獸散,儒略手裏攥着槍,望向警察的目光裏可能還有釋然。

這起慘劇發生在1967年美國「漫長的苦夏」。當年六至七月,美國共發生156起種族暴亂,僅在重災區底特律,就造成43人死亡,1189人受傷,7200人被刑拘,2000棟建築被毀損。

儒略的死被記錄在1968年美國國會著名的「科納報告」(Kerner Report)中,成為報告起草者們譴責警方施暴、敦促執法部門改革的直接證據。報告觀察到,「對於某些黑人來說,警方已經成為白人權力、白人種族主義和白人壓迫的象徵……黑人社群內部廣泛相信警方暴行的存在,他們認為所謂的『正義和庇護』背後都是雙重標準,白人一套,黑人一套。」

起草者們開出的藥方涉及城建、就業、教育、公共福利等方面,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幾條:加強警方對貧民區居民的保護,重建貧民對警察的信任;建立公平有效的問責機制,及時紓解民眾對警方的怨氣;僱傭更多的黑人警員,並保證他們能夠得到公平的升遷;建立「社區服務警員」(CSO)計劃,由聯邦政府出資,吸引十七歲到二十一歲的貧民區青年加入執法者行列,協助警方在貧民區的工作。

如今黑人警員已融入警隊,不少人甚至出任一城一池的警察局長。在巴爾的摩、亞特蘭大這些黑人居民比例較高的城市,黑白警員搭配執法也已成為常態。但科納報告所構想的良性警民關係,在實際操作中依然很難實現。弗洛伊德死時,身邊四個警員中三個是白人、一個是赫蒙裔(中國稱苗族)美國人。我不知道這樣的搭配是否刻意為之,可悲的是,死者生前沒有得到其中任何一人的同情。

當年科納報告的另一端,是渴望「大庇天下寒士」、卻已在越戰烽火中焦頭爛額的民主黨總統莊遜(Lyndon Baines Johnson,詹森)。讀罷報告,這位總統感到,如果他在騷亂頻仍的苦夏之後,依然深究執法部門內部的白人種族主義,並藉此發動大規模的改革,民主黨內早已出現的裂痕可能會加深,甚至整個美國社會也可能因此進一步撕裂。

其實早在科納報告發布之前,白人已經對民權運動逐年失去耐心。1964年,大部分北方白人還能支持莊遜的平權主張,僅僅兩年之後,同一批民眾卻開始認為莊遜的平權政策進展過速。同時,羅斯福新政以來民主黨所依賴的「新政聯盟」(New Deal Alliance)也在民權運動如日中天時出現裂痕:在新政和二戰中曾經受益的白人藍領勞工普遍持保守政見、對民權運動無感;早年堅定支持民主黨的南方白人選民,更是在六十年代大失所望。廣泛傳說,1964年《民權法案》簽署後,出身南方卻支持平權的莊遜曾經慨歎:「我們(民主黨)就這麼失去了南方的一代人」。

電影《阿甘正傳》裏,被設定就讀於阿拉巴馬大學的阿甘曾在1963年見證一個歷史時刻:時任該州州長的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擋在校禮堂門口,抗議總統甘迺迪動用國民警衞隊施行反種族隔離政策。鏡頭追着阿甘,拍他一路小跑給黑人學生薇薇安·馬隆(Vivian Malone)撿起筆記本,當時的背景音,就是華萊士慷慨陳詞、維護州權的聲音。

2020年6月8日,美國西雅圖警察對示威者發射化學氣體。

2020年6月8日,美國西雅圖警察對示威者發射化學氣體。攝:Lindsey Wasson/Reuters/達志影像

1968年,華萊士以恢復種族隔離為關鍵政綱、作為第三黨候選人競逐總統之位,竟然贏得南方五個州的支持;而短短八年前,民主黨候選人甘迺迪還曾贏下其中三州的選票。民主黨及其平權成果在南部遭到的抵制,由此可見一斑。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莊遜決定不理會科納報告的建議。1968年四月,馬丁·路德·金被白人至上主義者詹姆斯·雷射殺,超過110個美國城市爆發種族騷亂,非裔美國人的怒火蔓延全國,其中又以美京華盛頓的火光最為明亮。此時,抗議警方施暴的聲音仍在,但連續四年目睹城市亂象愈演愈烈的大多數白人選民,已開始紛紛要求政府加強警方的武裝。

有學者認為,科納報告雖然沒有付諸實施,但起草者們對白人種族主義的譴責,已經招致了白人選民的普遍反感。當年的民意調查顯示,53%的白人不同意報告中對種族主義造成暴亂的歸因,而58%的黑人則認可報告的結論。1969年初,四年前支持莊遜勝選的眾多北方州轉投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尼克遜),幫助後者在趨於保守的民意中得償夙願、入主白宮。此後南部各州共和黨勢力日盛,民主黨苦心經營三十年的選民基礎,也終於分崩離析。

今天特朗普所鼓吹的「法律與秩序」,就轉引自1968年尼克森的競選口號。不少自由派媒體擔心,如果暴亂進一步蔓延,本來就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選民,會更加堅定地投他一票,總統在疫情爆發初期所招致的非議,也會被渴望安寧、堅持私有財產權至上的那部分公民淡忘。《紐約時報》甚至引述政治學家的研究,證明1960年代後期的暴亂與保守派勝選呈顯著相關性,警告示威者不要讓歷史重演。

特朗普斥責民主黨佔上風的地區管控不力,揚言打算動用軍隊鎮壓暴力示威者,這本身也是一場操控選民情緒的豪賭。2016年,一名非裔退伍軍人為了報復警方針對黑人的暴力執法,在達拉斯射殺了五位警員。很多分析人士認為,那場比警方暴力更具戲劇性的慘劇,直接助推了特朗普當年的勝選。

國家廣播電台的政治評論員馬拉·萊亞森(Mara Liasson)則反覆強調特朗普此時此刻的心法:「他要顯示自己掌控着全局,卻不願承擔任何相應責任」,她相信,這樣的應對方式不可能長久。《大西洋月刊》也發文質疑,指出即使特朗普想學1968年的尼克森,也不具備尼克森當年的從政經驗和公信力;而前者本就比較固定的選民基礎,更與後者當年「爭取最大公約數」的前景不可同日而語。

6月1日,警察向白宮前的和平示威者發射催淚彈,只為給特朗普開出一條路來,以便他站在白宮對面的聖約翰教堂(屬美國聖公會)掏出一本聖經給大家看。1968年的尼克森縱然權力慾爆棚,也從未蔑視美國人和平示威的權利。曾在布什和奧巴馬時期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麥克·馬倫(Mike Mullen)表示,他已對這位軍方最高統帥的判斷越來越缺乏信心:「這不是政治作秀的時候,而是一個亟需領導力的時刻」。

種族矛盾背後的貧富分化

1903年,鋼鐵大亨卡內基在離華盛頓國會山不遠的地方捐建了一座圖書館。此後百餘年間,這座新古典主義建築一直象徵着機會均等、階層調和、企業家回饋社會的美式理想。去年五月,當我再次造訪它時,發現這裏的一樓大廳成了一家蘋果專賣店。原因很簡單:地價太貴了。

從卡內基的良願、到喬布斯的遺澤,從圖書館到蘋果店,這座建築的命運,簡直是一句美式資本主義的讖語。

今年5月31日晚,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這家店的窗戶被趁火打劫的人群砸爛,路人拍攝的視頻裏,只見幾個人影鑽進蘋果店內獨有的柔光裏,像沒頭蒼蠅一樣跑來跑去。

按四百年總賬來算,闖進蘋果店的年輕人似乎有權指着手裏的IPHONE 11 Pro Max宣稱,他們只是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但他們或許還不知道,早在2016年,店內用於展示的蘋果產品,離店後就已無法使用。

據《紐約客》報導,一位四十五歲的亞特蘭大黑人居民支持戰略性的劫掠行為:「黑豹黨(1970年代倡導暴力抗爭的黑人政治組織)當年就很年輕,卻被老一輩詬病。眼前這事也一樣。年輕人應該領導我們,而我們即使不明白他們在想什麼,也該支持」。他堅稱:「(年輕人打砸搶的目標)主要是奢侈品店,是富人區,並沒像新聞發布會裏說的那樣危及整個城市。沒有人焚燒我們自己的房子」。

2020年6月5日,美國拉斯維加斯的示威者舉起拳頭,抗議警察殺害弗洛伊德。

2020年6月5日,美國拉斯維加斯的示威者舉起拳頭,抗議警察殺害弗洛伊德。攝:John Locher/AP/達志影像

黑人學者勞拉·多塔利(Laura Daughtery)在華盛頓地區從事了近二十年社會工作研究。她對筆者表示,不能因為少數私人財產被毀,就停止抗爭的步伐。畢竟,失去的人命無法挽回,被砸的店鋪卻大多能接到保險公司的賠償單。她認為此時此刻,對底層的共情比平時更為重要:「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個無家可歸、一貧如洗、或者身患重病的底層人,你還有什麼可失去的呢?」

亞特蘭大市長的回應則與之相反:「當你(劫掠者)提着一隻GUCCI包在街上亂跑的時候,你到底在紀念誰?」 言外之意昭然:趁火打劫的行為,早已與喬治·弗洛伊德無關。

在運動初期,打砸搶燒行為曾經讓美國32個城市、23個州如臨大敵。這幾天,隨着類似行為逐漸減少,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城市貧困問題,比如:明尼安納波利斯市是美國黑白住房佔有率差距最高的城市之一,這個事實與弗洛伊德死後的打砸搶燒有無關係?整日為房租發愁、甚至無家可歸的黑人,是不是更容易趁火打劫、撈它一筆?

五十八年前,不無偏見的科納委員會就已發現:「黑人中間,特別是年輕人,正在升起一種新情緒:自尊自重以及強烈的種族自豪感,正在取代對現行體制的無動於衷和逆來順受」。五十八年過去了,那一代年輕人有的躋身上流、搬出了貧民區,有的卻至今打不破階層和種族的壁壘。後者雖然在民權運動中找回了自尊自重,卻沒能逃過無底洞般的貧困。他們看不到改變的希望,在歲月蹉跎、幾代人野蠻生長之後,再一次喪失尊嚴。

隨着中產黑人階層的崛起,黑人內部的共同體意識已不再像六十年代那樣緊密。這次運動中,黑人社群內部的階層鴻溝,有時比族裔之間的鴻溝更大。亞特蘭大黑人市長譴責趁火打劫人員的言論,就被當地黑人區居民斥為「特權黑人之聲」;最初報警舉報弗洛伊德的明州小店卻受保護,因為這家店的阿拉伯裔老闆,歷來被居民看作自己人。這裏面的親疏遠近,一望而知。

但即使黑人貴如一市之長,也不免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因為警方過度施暴時往往不看收入,只看膚色。2005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撞車》裏出現過衣冠楚楚的黑人夫婦被警方逼停猥褻的場景,類似惡性事件在今天依然時有發生,提醒着每一個非裔:你就算再怎麼腰纏萬貫、受人尊敬,在警徽面前也只是個犯罪嫌疑人。

葛萊美年度歌曲獎得主、黑人藝術家唐納德·格洛弗(Donald Glover, aka Childish Gambino)2018年的名作《這裏是美國》唱道:「在這世界上,你就是個黑人,你就是個條形碼,開着那些外國豪車,你就是條大狗」。這首歌曲的MV也很著名:赤裸上身的格洛弗賣弄身段,時而化身供白人取樂的經典黑人形象「吉姆·克勞」(Jim Crow),時而跳幾段剝削黑人刻板形象的白人黑臉走唱秀(minstrel show)。他帶着嗑藥般的興奮,槍殺怡然自得的黑人藝術家、掃射黑人教堂合唱團,繼而在血漿四濺的白牆前,穿着GUCCI賣弄身段,卻在最後一個鏡頭裏,在水泥森林慘白的日光燈下,被一群白人警察狂追。

配着格洛弗驚恐面容的最後一句歌詞是:「對一條狗,一條大狗,講什麼體面的生活」。YouTube上,這段MV的點擊量達到了六億七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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