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州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事件為導火索，5月30日，美國50多個城市都爆發了摻雜和平示威與暴力衝突的反警暴抗議。因為疫情中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終於全面回到了街頭。在費城，下午兩點開始的示威遊行從美術館開始，一路途徑中軸線市政廳一直到中國城附近。
下午四點開始，我在中國城附近目睹抗議從和平示威逐步滑向暴力對峙，市政廳和我所在的路口都出動了大量全副武裝的防暴特警和州警。警察將除了口罩外毫無防護的抗議者團團圍住，即使在大部分參與者舉止和平甚至席地而坐的情況下，警方依然釋放了胡椒噴霧和多枚催淚彈。隨後示威者發起反擊，部分警車被抗議者燒燬，到傍晚，市區內至少有三處出現嚴重火災。截至當日晚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亞特蘭大、費城、西雅圖等城市都宣布了臨時宵禁，以強行壓制抗議烈度。但群眾並未退縮，很多抗議者在宵禁後依然在一些主要地標和社區聚集，與警察展開拉鋸戰。
和以往的大部分民權抗議類似，運動暴力的話題又成了無法繞過的絕對焦點。連馬丁·路德·金的各種歷史發言，都成了左右派暴力意識形態論爭的場所。保守派指責左翼背叛了金博士的非暴力遺產，進步派則反駁說金對暴力有更複雜的論述。民權運動暴力革命的哲學和記憶，又一次被當前的左右爭論所洗白，變成阻礙而非促發運動的因素。
這種討論運動暴力問題的執念，一方面反映了大眾對完美社會運動依然抱有信仰。進步派想要通過歷史人物的言論和暴力的情境性，來拼命洗刷和淡化掉暴力運動的道德污點，保守派則以之為契機來污名化運動，以至於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想到了通過滲透運動來破壞團結。另一方面，對暴力的道德哲學探討，當然是一條有效讓抗議進入日常生活的途徑，但這同時也遺憾地遮蔽了很多其他值得討論的社會運動趨勢。其中最凸顯的特徵，即是這波抗議的零散去中心化。這種日益濃厚的和香港運動類似的流水化特質，似乎是疫情加速助推下的產物。
朝向去中心化的美國社會運動
已經延續了一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去中心化運動的理想模板。與2014年後香港抗議高度依賴數字媒體，很多單獨行動者和小群體參與不同，美國由於成熟的社會運動模式，街頭抗議往往高度依賴線下的社會運動組織。然而從2016年開始，美國進入一波新的抗議潮，各類大型抗議的個體化程度顯著攀升。這一來表現在首次參加抗議的人數佔總人數的比例在升高，二來則是隸屬於正規社會機構的抗議者數量在減少。馬里蘭大學學者Dana Fisher的社運研究團隊對2017年後美國抗議者進行了隨機抽樣，她們的數據甚至顯示，抗議者是否隸屬於社會組織，是否認識在社會組織工作的朋友，都無法有效預測其抗議參與程度。這說明，既有的社會組織雖然依然在抗議中發揮作用，但其動員力已經逐步衰落。
這種抗議的去組織化、個體化趨勢，在美國這波抗議中表現得也極為明顯。在費城人群中環顧四周，找不到任何夾帶社會組織logo的宣傳，幾乎所有標語牌都是手製，沒有統一的樣式規格。還有抗議者臨時用包裝盒甚至烤盤作原材料。由於瘟疫對老年人群體更大的殺傷力，線下抗議人群極為年輕，這也意味着這些人和已有的組織和政黨的聯繫相對較弱。從抗議單元來看，除了族裔較為多元和平衡外，三三兩兩的個體式參與極為突出。大量人口都是以家庭和朋友為小單位參與，全副武裝的個體單車黨也不在少數。
肺炎疫情可能是這種無大台組織模式最顯著的加速器。居家隔離讓即使有組織經費和能力的機構，都難以事先集合成員，再召喚他們一起前往目的地。以前的拼車或者共同搭乘公共交通前往抗議現場的方式不再適用，抗議者因此被迫解散到各自的核心家庭或合租單元參與運動。這種去中心的模式確實也帶來了可見的問題，遊行隊伍前後之間缺乏共識和溝通，信息傳遞成本變高，抗議者與警察的互動不確定性也增加了很多。
在費城，缺乏經驗的抗議人群更被分工明確的三類警察：裝備最簡單的費城警察、賓州警察和重裝防暴特警，分成了不同區塊各個擊破，即使是在一個街角的人群，彼此之間也出現了很多現場信息傳遞上的問題。一部分與警察成功溝通了示威路線的抗議者，並未成功將信號傳遞給後方的人群。後方示威者已經開始破壞警方車輛並大聲呼喊口號，因為沒有擴音設備，前方抗議者無法知曉具體情況，只能通過觀察遠處的濃煙和火焰猜測局勢的走向，甚至等防暴警察未預警就扔出催淚彈，才開始慌亂疏散。
說「香港化」還為時尚早
這種無中心的參與模式，確實不禁讓人想到香港。但同時，抗議模式的轉型是被疫情下的現實倒逼出來的。人們有着足夠的參與激情與激進思考，但在經驗和物資準備上還遠遠比不上香港抗議者。畢竟去中心並非去組織，社交隔離並非斬斷溝通，前者的成功往往對後者有着更高的要求。這種臨時生成的抗議諸眾，無法有效駕馭「流水」運動，更遑論發揮其高度靈活性的特點。
此外，儘管運動已經在許多城市爆發，但從目前多地的局勢來看，美國城市層面的運動，還遠未到遍地開花的程度，抗議儘管存在暴力色彩，波及到的社區還相當有限，大部分還在警察限定的範圍內進行 。這樣規模有限的抗議尚且已經出現內部協調問題，當抗議面鋪開後，相關問題必然會像滾雪球一樣擴大。
另外，以美國為主的歐美各國，在疫情前並未有大規模去組織化的群眾運動，使用電報（Telegram）等加密聊天工具來動員抗議的情況也非常罕見。大部分抗議信息傳遞都是通過人數有限的臉書群組、推特活動海報甚至朋友間短信群發等實現，既形成不了大規模的線上討論和投票，更完全無法保證匿名性。事實上，身份匿名在美國的社會運動領域還不是一個普遍被人接受的方式。以戴口罩抗議為例，如果不是因為疫情，大部分普通人都不會願意蒙面參與抗議。在今天的費城遊行中，很多帶頭喊口號的抗議者都會把面罩摘下，似乎戴着就會妨礙自己在人群中的威信。
在美國的社會運動領域，蒙面長期被和激進派的身份綁定，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抗議後，蒙面黑衣人的形象就逐步變成了左翼無政府主義的代名詞。而2017年初，伯克利校園內右翼演講導致的暴力衝突後，「黑衣人」打砸搶破壞和平集會的刻板印象又被進一步固化。近年來，一些支持武裝自衞的激進右翼組織也要求其成員蒙面戴頭盔，使得匿名抗議的整體形象變得愈發非主流。
香港的反修例運動看似有機會將自己的匿名流水抗爭方式輸出到美國，但實則難度頗大。歸根結底，歐美國家的抗議者依然相信一種民主vs威權政體下抗議者權利涇渭分明的迷思，即認為香港、中東等反威權的運動才需要匿名行事，在民主國家就得光明正大抗議。香港的運動中很多反對監控的策略如反面部識別、反電報滲透、手語傳遞和變聲器具的使用等等，本來對美國的族裔抗爭是有用的資源，但這種反審查和加密的模式在今次運動中似乎沒有展露。身居「民主國度」的意識形態傲慢，讓缺乏經驗的普通抗議者在國家機器面前往往極端脆弱，他們內心並不願承認自己在街頭遇到的挑戰已經和香港極其接近。
這種二元論，當然不只是美國抗議者獨有。事實上，過去幾天從中文媒體到推特，各個輿論場中佔主導的聲音都是試圖對立香港民主運動與美國黑人解放運動。一種宣傳機器以美國對黑人抗爭的鎮壓來論證香港抗議屬於非法，另一種論調則試圖通過強調香港運動民主特徵來污名化黑人運動為反民主。民族主義者和保守派試圖通過二元論製造一個蹺蹺板式的結構，似乎身處不同「陣營」國家內部的群眾鬥爭是一場零和博弈。橫亙在帝國間虛假的意識形態溝壑正在掐斷跨國運動學習的渠道。除了少量在疫情下已經有被邊緣化危險的左翼組織，幾乎沒有人試圖將經驗帶到美國，也無人將黑人解放的哲學帶到更廣泛的社會運動中。
甚至美國本土已有的這些抗議，也依然存在高度本地化的特徵，各地的經驗和不足還未在組織層面得到反思和傳遞。各地人口變量、政治環境和抗疫政策的顯著不同，讓這波運動很難從一個大角度進行全面解讀。比如，費城抗議相比同級別大城市更為暴力，一來可以歸結為本地數量更多的激進派和自治小團體。當地的族裔抗爭本就沿襲了當年黑豹黨和「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的一些組織特徵，又摻雜眾多無政府主義元素。此外，疫情下費城當局大規模縮減社區項目來扶持警權的擴張，引發了眾怒，也是人們走上街頭的原因之一。因此，各地以George Floyd為引子輻射出來的運動議題和生態不完全相同。
但美國相比香港的一個顯著不同是，這種多元的運動生態等於提供了無數的抗議試驗場，讓人們可以實踐和學習不同的抗議模式。抗議者一方面可以繼續搭建本地社群，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其他城市和國家已有的經驗而避免重複造車。當疫情將撕裂的美國匆匆投入香港式的動員語境，運動者將被迫一夜長大。
（夕岸，互聯網政治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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