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法 深度 評論

新冷戰?中美未來比冷戰更危險

如果美中只是輿論戰、法律戰、外交戰和貿易戰,即便再激烈,或許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往後,擦槍走火甚至爆發熱戰的可能都存在。


2020年1月15日,中美兩國就貿易戰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攝:Kevin Lamarque/Reuters/ 達志影像
2020年1月15日,中美兩國就貿易戰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攝:Kevin Lamarque/Reuters/ 達志影像

回到今年一月中,美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戰協議,兩國媒體都相當興奮。雖不免有「誰是勝利者」的口水戰,但無非口頭之利罷了。無可否認,當時雙方都處於從2017年3月開打貿易戰以來的最樂觀階段。

對特朗普政府來說,能在2017年中國進口美國貨物的基礎上 (1298億美元,歷史第二高峰,僅次於2018年),兩年增購2000億(其中貨物1621億,即每年810億)是個不小的成就,儘管這和平衡美中貨物貿易逆差還差很遠。中國方面也是滿意的: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開放市場等內容也是中國一直說自己不斷在改善的;對中國不利的是多了檢查機制,但這畢竟是後話。

當時新型肺炎疫情已在武漢流行,但誰也沒想到疫情會擴散到全球,導致超過500萬人感染,35萬人死亡(至今),美國更成為災情最嚴重的國家。這場最早在武漢爆發的全球瘟疫徹底改變世界,也重設了美中關係。

中美間進入正式的競爭對抗關係

日前,美國白宮發布了十六頁的《美國對中戰略方針》報告(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報告並非完全新鮮,它是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跟進。但這次單獨把中國拉出來,語氣嚴厲,史無前例。

報告列舉美國面臨中國的三大挑戰:經濟、價值觀和國家安全;要求反思過去二十年基於「接觸吸納促使轉變」的假設而制定的政策,認為該策略被證明基本錯誤,反而給中國利用政治宣傳等方式貶低民主,推動反西方觀點和擴散假信息,以分裂「我們、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夥伴」。

如果說以上言論在近幾年已有點老生常談,報告列舉了四項措施(對應2017年報告的「四條基柱」,Four Pillars)相當惹人注目。

第一,在安全上。著重指出要反擊中國的宣傳戰,不單要限制「大外宣媒體」在美國運作,更提出警覺和打擊在美的中國國民和其他人的「另類間諜」和施加影響力的行為。美國要和盟友一起保護基礎通訊服務(拒絕華為),限制中國在美國收購高科技產業,保護知識產權和商標等。

第二,在經濟上。要推進「公平貿易」,支持5G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產業。

第三,在軍事上。要加強軍備,更新核武器,發展高新軍事科技(超音速武器,太空和網絡科技等),堅持南海自由航行和推動印太戰略,基於「一個中國政策」維持和台灣「堅實的非正式關係」。

第四,在外交上。要領導國際抵制和對抗中國的「惡意行為」,包括推動宗教自由和人權(新疆問題),反對中國利用美國科技搞「高科技極權主義」,支持香港人權民主,推廣在印太進行基建的「藍點網絡計劃」(blue dot network)(以對抗一帶一路)。

報告最後點出,認識到美中是「長期的戰略競爭關係」的兩個體系,需要以現實主義為指引,「以全政府之力」保護美國利益和推進美國影響。雖然報告最後加上兩句不痛不癢的願和中國合作之類的話,但警惕和敵意暴露無遺。

該報告儼然視中國為頭號敵人,這似乎還是歷史第一次。今年是選舉年,不禁讓人有幻想,報告是特朗普的選舉語言和政治操弄。可惜,現實並非如此。

回顧歷史,大國戰爭是常態,像二戰後那樣長達七十多年,大國間沒有戰爭,全球大部分地區都處於和平的情況甚為罕見,東亞地區更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成長在這個年代和這個地區,很容易把罕見視為理所當然。近年來,國際關係有從自由主義回到現實主義的大國競爭關係的趨勢,更應該反思過去七十年的歷程。

2020年5月14日,北京一名外賣員騎著美國國旗主題的電單車。

2020年5月14日,北京一名外賣員騎著美國國旗主題的電單車。攝:Ng Han Guan/ AP/ 達志影像

中美關係比冷戰時期的美蘇更危險

二戰後稱為「美治和平時期」(Pax Americana),即美國主導下的和平世界。實際分兩段:1946-1991年之間有美蘇冷戰,可謂「部分美治和平」;蘇聯垮台後踏入「全面美治和平」。前者是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混合體,後者主要是自由主義。

部分美治和平期間,蘇聯作為一個處下風的對手挑戰美國,但兩國沒有發生直接戰爭。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總結「大國權力轉移」,美蘇是極少數「和平結束」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之一(但沒有權力轉移)。這很有意思,但書中沒有解釋清楚,為什麼美蘇對峙這麼久,卻沒有發生戰爭?他過分強調軍事因素,即雙方擁有數以萬計旗鼓相當的核武器,但遺漏一些重要的外交和歷史原因。

對比一下,現在,中國軍力和美國還不對稱,但中國拒絕參與軍控協議,有人宣稱要大幅度增加核武器和美國平衡。美國沙盤演練已預言按趨勢,2030年美國會在台海被中國擊敗。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信號。更重要的是,在以下分析的美蘇關係外交歷史因素,在美中關係裏一一缺位。這令美中衝突的危機尚在美蘇之上。

2016年1月27日,美國國務卿克里和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北京會面的會場。

2016年1月27日,美國國務卿克里和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北京會面的會場。攝:Jacquelyn Martin/AP/ 達志影像

第一,美國對蘇聯採取「圍堵」(containment)戰略,圍堵要旨在於「隔絕」和「承認對方底線」。

後一點常被忽略,在斯大林去世時,兩個陣營界線基本劃定,即美國承認蘇聯的勢力範圍,只力求不讓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到自由世界。此後蘇聯相對主攻,但其方向也並非自由世界的核心地帶,而是相對邊緣,也就是新生國家。雙方衝突多是代理人戰爭。兩陣營衝突雖多,但互有得失,也不觸及核心利益。古巴導彈危機是最接近的一次,但蘇聯知難而退。

換言之,在美蘇爭霸年代,雙方是「有底線」的,而且知道對方底線何在,會刻意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認為國家間戰爭不可避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無法了解對方底線,不得不先下手為強。

美中就陷入這種「陷阱」中。中國長年宣傳美國要顛覆自己(儘管美國多次宣布不尋求改變中國政體),很多中國人相信美國沒有底線。美國同樣不知道中國擴張的底線。中國不但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近年的地緣政治還產生三個標誌性事件:南海、一帶一路、非洲戰略。其中美國最在意的是中國的海洋政策,與美國利益迎頭相撞。

南海擴張挑戰了美國一向堅持的航海自由。中國認為南海諸島是「傳統領土」,和鄰國發生領土衝突。這些事美國其實一直不太理會:中國搶過越南控制的西沙南沙的一些島礁,美國都保持中立。但中國要把「九段綫」內海域「管轄起來」,而這片重要的海域歷史上從未被「管轄」過。這嚴重牴觸美國(和其他航海國家)的航海自由利益。南海造島時,中國承諾「不軍事化」,現在建立了軍事基地。中國說「太平洋很大,可容納中美兩國」,但隨後在太平洋擴展勢力,連澳洲新西蘭也感受到壓力。「海上絲綢之路」在印度洋沿岸興建中國管理的碼頭。非洲政策在吉布提上建立第一個中國海外軍事基地,在非洲多地建立深水港。不禁令人聯想大航海時代的據點。最近兩年,中國還要搞「冰上絲綢之路」,進一步把海洋勢力擴張到北冰洋。這些行為挑戰美國的全球利益之餘,還讓美國難以了解中國的底線。

第二,「圍堵」戰略的另一個要旨是「隔絕」。

美蘇從一開始就形成兩套截然不同又很少交往的體系,這最小化了雙方的聯繫。一方面說,這可以減少雙方戰爭時的顧慮,但另一個角度,同時也減少政治以外的摩擦,也很難滲透到對方社會中。它還提供了和平競爭以彰顯制度優越性的機會,如航天競爭、醫療保障(哪國人民壽命長)、體育(比奧運金牌)等。

蘇聯垮台後,美治和平進入「地球是平的」的全球化時代。美中變成「你中有我,誰也離不開誰」的深度交往關係。全球化的最主要動機是經濟最大化。單從經濟角度,市場最大,資源配置最優,成本最低,效益最大,是最可取的。對經濟隔離(partition)損害經濟。全球化去除隔離可達到經濟最大化,這點並非秘密,但為何「地球是平的」在冷戰之後才開始呢?

經濟不可能脱離政治。在幾乎整個人類發展時期,經濟最大化從不是最重要的考慮。比如,經濟最大化的初級階段是自由貿易,低關税。但二戰前,高關税一直是主流。關税與國家利益密切相關:作為重要的政府收入;經濟隔離保護國內市場和就業;在重商主義下,改善國家整體收支,把通貨留在國內,增加國家財富。

全球化和「美治和平」進程同步。二戰後,美國在推動建立聯合國後,主導關税貿易總協定,經過長年談判後才實現低關税貿易體系。冷戰後,全面美治和平無人挑戰,美國一國獨大保障和平穩定,「發展」才會成為核心主題,經濟才能超越政治站在國際關係中心。「全面美治和平」也讓和平體系中的人民感到「地球是一家」,「去國家化」的想像才能被建立。才能去除「國家壁壘」,隔絕消失。這樣經濟最大化的高級階段即製造業全球化、資本全球化、人口流動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才成為現實。可以說,沒有「美治和平」就不可能有全球化。當然,這裏把「美治和平」換成其他國家,也不無可能。但路徑依賴如此就是了。

現在中國崛起挑戰「美治和平」體系,導致另一次「權力轉移」,於是很自然,全球化基礎也就喪失了。和美蘇「隔絕」競賽相比,在全球化體系下的美中競賽讓美國倍感威脅,帶來的風險更大。這裏只討論與報告相關的三點,這都與疫情密切相關。

首先,中國成為製造業中心是世界各國把製造業「放到中國」或由中國生產其中一部分工序(通常是最後一步)的結果,不是中國完全自己發展而來的。全球化理念中,在地理意義上一國土地上生產的商品並不能簡單地視為「該國的產品」。美國3M公司在中國設厰生產口罩是把口罩「放在中國生產」,不是「中國的口罩」;中國進口中間產品組裝呼吸機出口,雖然「made in China」,但不能視為「中國的呼吸機」。在製造業全球化邏輯中,各國有責任按照商業規則,不加限制地讓商品流通。但疫情中,各國發現商品不是「無國界產品」,商業邏輯被「國家需要」取代,在中國國境內生產的商品變成「中國的產品」,關鍵物資被中國控制。

對美國這樣的「資本所屬國」而言,這比一般意義上的「卡脖子」更令人懊惱。一個國家無法生產某樣必需物資,被生產國「卡脖子」無話可說。但現在情況是明明可自己生產,只是成本利潤等原因放到另一國生產(有時只差裝配一步),最後反而被「卡脖子」。美國過度依賴中國製造,自釀惡果。可以說,前幾十年賺的錢,今天一下子賠得差不多。

其次,科技轉移。進入九十年代,美中之間形成了規模之大史無前例的科技轉移。龐大的科技轉移的幾個來源都和全球化有關。第一,把工廠搬到中國生產,讓中國先邊做邊學,再邊學邊做地從無到有建立現代化製造業。第二,人員流動全球化讓中國派出大量學生到美國學習科技,再在外國公司實習工作,再轉移到中國。第三,資本全球化讓中國可購買美國的先進科技公司,也可用千人計劃等「買回」美國巨額投資的科研成果。第四,信息和科技交流全球化可讓中國方便地從公開信息中獲取最新科學知識。以上流程大致是合法的,此外美國還控告中國盜竊知識產權等。如果沒有全球化,這麼大規模的科技轉移根本無法做到。在這次疫情中,中國發展疫苗的水準和美國不相上下,令人印象深刻,但這些生物技術幾乎都是通過科技轉移被中國掌握和國際水平同步的。

最後,鋭實力影響西方內部政治。由於經濟上的糾纏,中國可利用經濟干預民主選舉和言論自由,從內部影響美國政策。由於人員流動全球化,中國可動員僑民甚至中國裔公民影響美國輿論。由於媒體全球化和互聯網,中國可收購外國媒體,利用「大外宣」和社交網絡影響美國輿論。在這次疫情中,中國外交戰狼一出,跟帖無數,就是一例。以上問題在疫情中暴露無遺。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問題對美中兩國是不對等的,理由不必詳述。

於是,美中註定無法繼續在現在這種體系中「和平地競爭下去」。這是美中爭霸和美蘇爭霸的本質不同。

2020年5月24日,紐約時報用頭版刊登了因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的一千個死者的姓名和簡介。

2020年5月24日,紐約時報用頭版刊登了因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的一千個死者的姓名和簡介。圖:紐約時報

第三,人民互相好感的消失。

有人認為中美貿易的壓艙石是貿易關係。筆者喜歡構建主義的角度,認為是人民間的互相好感才是。當年美蘇對立看似很嚴重,但在歷史上,美蘇(和俄羅斯)沒有深仇大恨。兩國從未打仗,沒有佔領過對方領土,沒有殺過對方人民。相反,二戰中還曾並肩作戰,即便在冷戰最激烈的年代,雙方依然可在二戰紀念日找回共同回憶。兩國人民在文化歷史上的認同是雙方守住底線,沒有直接衝突的深層次原因。

在西方國家中,美國政府歷史上對中國人民是最友好的,沒有侵佔中國領土,也沒有殺過多少中國人,反而不斷幫助中國。這不用多說。這裏希望指出的是,從1930年代開始,美國人民也是對中國人民最友好的人。

筆者曾撰文分析熊貓形象在西方和中國的塑造過程,指出美國人如何「捧紅」熊貓。熊貓在中國本並不廣為人知,而且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公眾眼中,熊貓本都不是「可愛」的動物。它變得「可愛」是美國人露斯(Ruth Elizabeth Harkness)和美國傳媒塑造的功勞。1936年,露絲把出生數周的熊貓幼崽「蘇琳」(Su-Lin)帶到美國,經美國傳媒大篇幅報導渲染其「可愛」,所到之處大受歡迎,掀起熊貓熱潮。美國成為最熱愛熊貓的國家,熊貓也這樣才在中國也變得「可愛」。如果沒有美國人,熊貓說不定就不是中國「國寶」了。

美國人對熊貓的熱愛是對中國人好感的投射。在1930年代,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恐懼(美媒讚揚中國「反共」)、日本侵華(九一八事件)後對中國的同情、美國在經濟危機後與中國經濟關係加深等因素,美媒全面轉變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態度,從「黃禍」變成(作為弱小民族)的同情,對中國人有特殊好感。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好感一直保持,正如美國一直是(中國以外)對熊貓最熱情的國家。這種特殊好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深層次」因素。在中國傳媒中,美國很多「反華分子」,比如《時代》雜誌之父亨利盧斯(Henry Robinson Luce),但其實真正面目是「反共派」,對中國人非常好,始終懷有特殊情結。1989年,老布什不願過分制裁中國,原因之一也是「制裁會傷害中國人民」。

疫情襲來,美中關係最大變化就是人民間的好感正在急劇消失。

在美國立場。此前,美國人民和中國沒有深仇大恨。平心而論,無論香港還是新疆西藏,甚至台灣,都和普通美國人都沒有太大關係。政客言論在美國人心中也沒有多大波瀾,中國議題從來不是美國大選中心。疫情導致十萬美國人失去生命,這是二戰以來美國死人最多的單一事件,是911三十多倍。5月24日,紐約時報用頭版刊登了其中一千死者的姓名和簡介,極具有衝擊力。正如編輯所言,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數字。美國人看到可能如何想?

誠然,這麼多美國人遇難不能歸咎中國。但病毒最初在中國爆發,中國政府也有一定失誤,加上政客煽動,叫美國人完全認為和中國無關,這是不可能的。現在美國處處傳出「歧視亞洲人」新聞,筆者也被人怒吼過。這種歧視行為當然不對,但絕非不可理解。更何況,美國這麼慘,中國外交戰狼居然反客為主,炮製假新聞把疫情推到「美國軍人播毒」上,美國輿論「反華怒潮」更達到高峰。一向幫中國說話的美國左翼媒體又被中國通通趕跑。

當然,站在中國立場,美國政客抓住中國不放,有人還要中國賠償,在中國普通人中也掀起了反美怒潮。中國持續幾十年的反美宣傳無法阻止中國人湧向美國,現在倒一下子達到如此效果。這些正好印證了筆者所言,疫情粉碎美中最根深蒂固的壓艙石,撕破了雙方關係最後一道防綫。

從以上分析可知,白宮報告不會停留在「競選語言」上,即便民主黨上台,情況也差不多。民主黨總統擅長拉攏盟國打外交戰,對中國可能更不利。

美國的手段,中國的弱點

最後說一說美中對抗的美國會打什麼牌?其實在報告中說得很直白。但筆者希望點出幾件最重要的。

首先在軍事和外交上。美國對中國尚有明顯優勢,但中國急起直追,又不肯加入美俄中三方軍控協議,只會逼得美國提前動手。這是最令人擔憂的。中國在外交和輿論上本應低調,問題是現在戰狼當道,「推力」比特朗普還大。

其次在金融上。美國手握金融武器,無論美元還是金融體系都對中國有絕對優勢。美國參議院已通過議案,將加強審核中國公司在美國的上市資格,特朗普又命令美國聯邦控制的基金撤出中國。不少中國公司準備回香港二次上市。然而,香港又是美國下一步的目標。

第三,在經濟上,美國會加緊撤出中國,縮短產業鏈,特別是關鍵戰略產業。在這方面日本和歐洲的憂慮都差不多。「脱鈎化」固然有陣痛,但關鍵還是是否下定決心。在貿易上,美國會要求中國繼續嚴格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在衰退時勢下對中國非常不利),同時展開下一階段的談判。

2020年5月19日,深圳一家華為旗艦店內,顧客正在參觀。

2020年5月19日,深圳一家華為旗艦店內,顧客正在參觀。攝: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第四,在科技上,隨著美國製造公司撤出中國、嚴打「千人計劃」、禁止中國兼併美國高科技公司、緊盯科技盜竊,以後或會限制中國學生從事敏感行業。可預期,超大規模的技術轉移將告一段落。中國轉移了多少不得而知,但以後就只能靠自己。科技轉移還有兩個「漏洞」,一個是香港,一個是台灣。香港漏洞將會被補上,台灣如何處理不得而知,但業界芯片製造最高階的台積電答應在美國設厰,已是政治考慮多於經濟考慮了。

美國已經把大量中國科技公司列入實體清單,但特別針對傳說中的軍工背景企業華為。這不但因為美國一直認為華為是大規模科技轉移的參與者,還因為華為科技水平在中國科技公司中最高,又強在最敏感的基礎電訊工業。美國不斷推動盟國禁止華為。5月15日,美國工業安全部出台新規定,要求使用美國技術或設計的半導體芯片出口給華為時,必須得到美國政府出口許可證 ,留有120天寬限期,華為可先大量採購頂住一陣。但以後大概率要靠自己設計的芯片或用中芯和台灣聯發科製造的芯片。以美國的金融壟斷地位,若此舉無效,甚至可規定和華為做生意就要被美國封殺。總之華為命運堪憂。

第五,地緣政治上。這是美國最多「板斧」的地方,主要因為中國弱點多,「五獨」(台、港、疆、藏、蒙)都是美國的牌。這裏簡單討論香港。

雖然香港相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不斷下降,但扮演「中西首席代理人」的角色在中國能控制的地方(大陸和澳門)找不到替代品,其他潛在代理人又是中國無法直接控制的(如新加坡和台灣等)。中國一直試圖分散對香港的依賴,假以時日或可成功,但現在為時過早。成為中西代理人的關鍵是中國和西方都認可,不是中國自己說是就是。目前香港對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功能,金融中心和科技轉移,都依賴美國對香港的支持,否則香港做不了「紐倫港」。在中國保證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承諾下,美國通過《香港政策法》,把回歸後的香港繼續視為與中國大陸分別對待的地區,承認特殊關税區地位的關鍵。

對此,中國也心知肚明。逃犯條例風暴爆發後,香港反對派能以「攬炒」迫使港府撤回,美國在香港反對派遊說下制定《香港人權民主法》是關鍵。這就是中國知道利害關係的明證。但撤回後,香港反對派在對整個體制不滿的憤怒支配下,繼續以攬炒要求「五大訴求」,「時代革命」,風暴繼續。其實,即便在反對派區議會選舉大勝後,如果疫情沒有擴散全球,中國大概也會任由林鄭藉助「抗疫」去收拾殘局。

四月底,港澳辦、中聯辦威脅DQ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是最近香港局勢驟然惡化的號角。這基本和美中關於疫情責任爭吵同步。可以說,正是中國感到美中關係不可逆轉地變壞,反對派又醖釀在香港立法會選舉取得35+,這在中國眼中無疑是最惡劣的時閒點爆發要「奪權」的「顔色革命」。這才要突然出手要搞掂香港。此後中聯辦宣告有對香港政府的「監督權」、借考試威脅整肅教育界、借頭條新聞整肅香港電台等,刀刀見血,都預示著中國會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最終搶先控制香港。這就是人大出手「港版國安法」的直接原因。

在美中對抗熱烈的當下,美國對香港事態不可能袖手旁觀,不可能像以往那樣「譴責兩聲,笑笑走開」。正如美國安全事務助理奧布萊恩說的,一定會根據《香港人權民主法》制裁。美國國務院已於5月27日正式向國會報告,認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從而美國此前根據《香港政策法》對港的特殊待遇之後都有可能取消。

此外,制裁相關人員和機構是大概率,停止高科技輸出大約也會有。但是,除了要妥善處理美國在香港利益外,還有一個重要考慮是,和六四時考慮是否制裁中國一樣,如果制裁香港太過分,最受傷的只會是香港人。無論如何,美國在香港問題上可運用手段相當多,若香港有超過六成人下決心與中國硬抗到底,「裏應外合」,中國也非常頭疼。如此螺旋式的矛盾上升下,攬炒可能無奈成為香港的命運。

總而言之,在往後幾年,美中高強度對抗是常態。即便換了民主黨總統,美中關係再也無法回到從前。如果美中只是輿論戰、法律戰、外交戰和貿易戰,即便再激烈,或許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擦槍走火甚至爆發熱戰的可能都存在。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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