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大學時期在香港大學修讀社會學，並於1980年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在過去一年的對公眾講話中，林鄭月娥曾提到自己的專業背景，表示「我是讀社會學出身，我怎麼會不知道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這句話後來成為香港公眾討論其施政方針和治理政策時的必引之句。
社會學到底學的是什麼？學社會學的人如何理解社會矛盾？學社會學的人如何理解公義與平等？其實這沒有標準和統一的答案。但是香港社會為何對特首擁有這一專業背景多抱不以為然的態度，本文是其中一種回答。從中，讀者或可借鑑有關社會學的某一種理解；更重要的是，香港民間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具體是如何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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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說：我本身是讀社會學出身的。她說此話時，站在「香港的真相」五隻大字前，配上一幕幕抗爭者火燒雜物的場景，頗有「真理部」色彩。說來慚愧，我本身也是讀社會學的。不過還在讀，未出身。
讀社會學的人，會如何看世界？會如何了解衝突？會如何述說香港的真相？C. Wright Mills 說，讀社會學的人，要有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一、結構
自 Emile Durkheim 奠定西方社會學基礎以降，社會學的主要綱領，就是「社會是真實存在的」。個體有自己的力量和意志，但必然受到更大的力量所制約，或獲其協助。這些更大的力量主要是結構（structure）和文化（culture），當然還有物質。論者不斷爭辯結構和文化的定義，此處不深究。我們姑且定結構為人與人之間所建立的關係。某些關係會鞏固而成為制度，有些則相對鬆動。而文化則屬於意義領域。
絕大部分經濟學家都相信個體是解釋一切的根源。不論人類行為如何複雜，都可以化約為個體行為，或再化約為個體理性。部分心理學家則會把一切都化約為個人心理。一般稱此立場為個體（或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大部分社會學家都反對此立論。社會不是個體的總和。結構、制度、關係和文化的運作模式與形態，不能化約為個體的運作模式與形態。因為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例如在工廠裡，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形成不平等生產關係（或以威權武力維持，或以合約模式鞏固）。而這剝削關係，影響廠長和工人本身的行為（這裡特別用「影響」此相對空泛的動詞，以包含多種可能。相關的學術專詞叫「向下因果作用」(downward causation)），而不能化約為廠長和工人各自本身的行為。就如水由氫和氧組成，其形態卻不能化約為氫和氧本身。科學哲學稱之為「湧現」（emergence）。
既然讀社會學的人如此看世界，就不可能相信（舊）「獅子山精神」。「獅子山精神」的故事告訴你，只要肯努力，發奮上進，人人都可以有出頭天。李嘉誠白手興家就是個例子。這神話的潛台詞就是：如果你失敗，無法出頭，就是因為你懶，或你太蠢。這其實是「美國夢」的本土版。世上無人是白手興家的。當經濟擴張時，個人可以輕易因勢利導。當經濟收縮，或市場結構單一，被財金地產壟斷，則再多個人努力都可能徒然。所謂「獅子山精神」，只是有群幸運得以在順水行舟繼而早上岸的人，向逆水行舟的人講神話。而這逆流，可能正正就是由已上岸的人親手造成的。
讀馬克思的人都知道，階級儘管未必決定一切，但決定了大部分。當今得以在香港讀大學的學生，大部分都來自中產或以上家庭，草根基層屬於少數。何解？難道因為中產的孩子較聰明、更努力？你我都知道這是廢話。究竟在深水埗劏房的孩子能讀到大學的機會大一些，還是住海怡半島的孩子上大學的機會大一點？階級在於你擁有多少資本。
Pierre Bourdieu 還告訴我們，資本不單只是錢和樓而已，還有你的語言能力、文化素養、品味、生活方式等等。剛剛讀了一篇論文，分析美國華爾街的精英企業如何聘請新人。首先他們只會收常春藤大學畢業的學生，繼而面試時經常會看應徵者平時玩甚麼運動、聽甚麼音樂、有怎樣的lifestyle。如果還是覺得太抽象，可以去看看《上流寄生族》。導演奉俊昊本身也是讀社會學出身的。
我上兩個學期都協助教一科叫「社會問題」。在導修課上，我請學生做一個思考實驗：假若你是一個億萬富翁（身家大概九十億美金），所住的城市罪案率極高，經常有窮凶極惡的罪犯出沒，大部分地區設施破舊，而你又和城中政客相熟，你會如何拯救這個城市？學生一般會說成立慈善機構、社福設施，或下令自己的公司多聘請窮人。這些都是不錯的建議。但我說，其實問題可能喺個制度。一日政治制度不變、經濟結構不變，任何慈善都不能從根本改善問題。這個例子中的城市叫葛咸城，那個富翁叫Bruce Wayne。而他的選擇，是去做蝙蝠俠。但可能我們首先要問，他的財富從何而來？那些罪犯又因何故而成為罪犯？如果葛咸城有優秀的教育制度、健全的保健設施，和公道的政治體系，還會有小丑嗎？
這是讀社會學的人應有的世界觀。當見到有人飛黃騰達，不會完全歸因其才智和能力，而會看到其「成功」背後的種種助力：家底、資本、經濟環境；當看到有人貧無立錐，不會歸咎於其懶惰、愚蠢，而會看到其「失敗」背後的種種制約：出身、歧視、制度缺憾。讀社會學的人看待自己也應該如此：看到自己登上大位，不會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年年考第一真的很聰明。
二、人的能動力
結構主義者（structuralist）或集體主義者（collectivist）會相信結構決定一切，個體全無反抗之力。粗糙馬克思主義者也會相信階級決定一切。部分後現代主義者（postmodernist）和後結構主義者（poststructuralist）甚至會告訴你：你的意識也是被完全模塑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操控你的心智，以致你連自己受壓迫也不知道。由此引申的結論，其實就是解放和自由是不可能的。然而部分社會學家也會看到人的能動力（agency）。這個概念很難翻譯成正常中文，為求方便說，可以想想「英雄造時勢」中那個「造」的能力。我們相信結構和制度會制約我們，但不代表人因此就必然如機器中的小螺絲，毫無反抗之力。
Antonio Gramsci 告訴我們，統治階級建立文化霸權以統制人的意識和思想。然而霸權不是針插不入、密不透風的。文化場域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所爭奪的陣地。例如大台播放劇集愚民，不必然完全成功的，因為人會按其自身經驗和思考去解讀。Jamse Scott也告訴我們，儘管統治階級能製造「公開文本」去維持自己的權力，受壓迫者也能夠製造「隱藏文本」去反抗。反抗是困難的，但卻是可能的。
以前我講結構和能動力，總會說當中的辯論就是在於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其實這是個偽命題。個體和結構永遠處於辯證關係。以友情為例。我和你本是個體，當互相認識而成了朋友，建立起一段關係，也是某種結構，叫友情。這段友情不能化約為我們兩個個體本身。從此，我生活和思考時，這段友情會成為一部分。例如我決定週末有何可做時，會思考究竟是陪家人，還是找你去飲酒。然而，這段友情不是我的全部，也不能支配我的全部。按 Pierpaolo Donati 和 Margaret Archer 所說，我們可以以行動去培養之間「關係的善」（relational goods），例如信任、團結，但也可能造成「關係的惡」（relational bads），例如猜忌、嫉妒。這就是個體與關係（結構）的辯證關係。
放在更大的結構亦然。社會運動和抗爭政治的研究，訴說了一個又一個人民反抗的故事。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也有失敗但造就未來成功的。我是個批判實在論者（critical realist），我不相信結構決定一切，而相信人有改變世界的能力，有獨一無二的尊嚴。然而人之所以能改變，往往也需取決於多個因素互相銜接（conjuncture），以及無法預料的隨機變數（contingency）。我不信世界必然進步而走向光明，也不相信有人能預測未來會如何（你想要預測的話，可以去問問經濟學家，他們特別喜歡預測）。但我相信人必然有改變的能力，也可以有自由的意志。
我記得本科曾上過一課「政治思考」。我那一組的研習報告是有關傳統從何而來（「為何要dem beat？」）。我們說傳統是發明出來的，也是可以改變的。到了問答環節，教授問：在甚麼情況下會有改變的可能？我好像說了一些很有大志的話。他再挑戰，我支吾以對，最後不太忿氣說了一句：天時地利人和。然後他就不再問了。落堂後，他跟我說：當你講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候，我就無需要再問了。對不少人而言，天時地利人和可能是廢話。但批判實在論告訴我們：這就是事實。某現象之所以發生，就是有各種因素在某個時空匯集而成。因此社會學家的責任從來都不是去尋求人類行為的鐵律，繼而預測未來；而是尋找並確認那些因素究竟是甚麼、如何匯合、採取甚麼路徑，探尋當中的機制（mechanism）。預測不是社會學者的工作。所以批判實在論者不會是樂觀主義者，不相信人定勝天；我現在確實很悲觀，但批判實在論也告訴我不要太悲觀，因為人類的歷史事實上就是充滿變數的。
馬克思說：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self-selected circumstanc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existing already,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莫道螢光小，猶懷照夜心。在這意義上，我也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三、關懷
讀社會學的人，關心人如何在權力結構中掙扎求存。
某些公共社會學家特別關注弱勢社群和被壓迫者，要叫世人聽見他們的聲音。社會學的旨趣，是把隱藏的黑暗放在陽光下，拆解看似有道理的主流論述，挑戰一切權力和權威，理解人的種種處境。社會學的世界觀，應該就是人文主義、人本主義（humanism）。
當見到有人上街抗議，她看到的是一小撮人有組織有預謀發動的反政府行為；讀社會學的人所看到的，卻是人民在劇烈不公之下所爆發的怒火；
當見到警察血腥鎮壓人民，她看到的是優秀公僕竭盡所能維持公共秩序；讀社會學的人所見到的，卻是國家機器要消滅異見，政權失去權威而只能靠赤裸暴力；
當見到示威者被定暴動罪並被判入獄，她看到的是暴徒罪有應得、法治得到伸張；讀社會學的人所見到的，卻是個體反抗後被國家無情地鐵腕鎮壓、法治發臭。
當見到有示威者投擲汽油彈，她看到的是極端、近乎恐怖主義行徑；讀社會學的人所看到的，卻是個體在強權面前所發出的絕望悲鳴。
所以，她雖然讀過社會學，卻不屬於社會學，並再與社會學無關。
（莫哲暐，由香港走過倫敦再抵達加州，遊走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