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經濟圈的理想和掙扎：紅藍之外，他們要重掌經濟自主

【編者按】大浪不待人，一場反修例運動，攪動香港裏外，牽動大國神經。與14年雨傘運動不同，反修例運動沒有明顯的地區和時間邊界，或許說，這場運動至今仍在不同層面延續。然而，香港再回不去2019年5月的樣子。短短一年間，人們在心態情緒，在消費習慣上都有了明顯變化，而中港關係、警民關係、管治問題更面臨難以拆解的危機。我們在經歷的改變到底是什麼？香港正奔向何方？「反修例運動一年」專題將為你一一道來。

Jarvan以前總覺得，五一黃金周是一個發生在香港，但和香港人毫無關係的購物節。這個假期每年吸引大批大陸遊客來港消費，珠寶店、化妝品店、各大奢侈品牌前大排長龍，水洩不通，去年五一，他選擇宅在家裡。但今年，香港街頭出現了變化。響應網路行動，到各種「黃店」消費的人群取代了遊客，Jarvan也忙得天昏地暗。

他擔任義工的網購平台「重光號」，這幾天為過百項商品打折，收到的訂單量爆增七成，所有人都在倉庫裡忙進忙出，印表機不斷吐出商品明細。今年20多歲的Jarvan任職採購員，不過從1月開始，他業餘所有時間幾乎都在運營重光號。打著「抗衡中資產業」的旗號，重光號販售的商品清一色「非中國製」，例如香港小店「辣殺」的手工製麻辣醬、本地釀酒廠「少爺」的鹹檸啤、與設計師聯手創作的特別版重光打小人套裝等等。

「香港受到這麼多大商家與大財團壟斷，可以說是我們造成的。是我們養大了他們，再讓他們有機會用經濟規模打壓我們，」談起重光號成立的原因，Jarvan說：「經濟始終是表達意見的一種方法，我們的錢怎麼運用，自己是有選擇權的。抗爭的主線可能在街頭上，我們所做的是抗爭的第二條戰線。」

來到2020年5月，反修例運動已延續將近一年。經歷大規模拘捕檢控，再碰上疫情，表面上街頭抗爭暫時安靜下來，但其實，運動後方的「黃色經濟圈」已悄悄在各個社區紮根。這一場以政治立場推動的經濟實踐，最早由抵制反對示威、親政府的「藍色商家」以及與大陸有關的「紅色資本」開始，很快，支持運動和示威者的「黃色」開始壯大。去年6月百萬人遊行後，有網民整理反對示威的店舖，呼籲大眾抵制，一些市民開始撤銷在中資銀行的戶口、推動「金融業攬炒」杯葛中資股、罷搭港鐵；抵制行動不久後演變出「裝修」的暴力分支，吉野家、優品360、星巴克、元氣壽司等「藍店」生意急跌。到了7月下旬，網路討論區連登上出現抵制藍店時也應光顧「黃店」的討論，人們開始「撐黃罷藍」，其中以餐飲業最為明顯，黃色經濟圈漸有雛形。黃店牆上出現連儂牆，門口大排長龍，香港市民約吃飯，開始習慣問：「這餐廳是藍的還是黃的？」

運動在經濟層面找到另一個日常的戰場，人們開始組織起來。餐廳之外，類似重光號這樣的網購平台、多款黃藍店鋪資訊APP也應運而生，黃色的士台、黃色物流公司、黃色外賣服務、黃色年宵，甚至配對政治理念相同的僱主與員工的對接系統也一個個出現。關於黃色經濟圈的討論越來越多，概念也不斷擴大、轉變，但面對政治理念先於商業抉擇、大環境經濟下行與圈子內部衝突，經過幾個月實踐後終於有了雛形的黃色經濟圈，可以在香港長久生根嗎？

擺脫紅藍，建立一條「黃色供應鏈」

重光號的貨倉位於香港北邊的一座工業大廈。不像大廈裡的其他鄰居，他們沒有在門口貼上任何與公司有關的標誌，以免引來不必要的關注。去年11月，街頭衝突最激烈的時候，一直希望做點什麼的Jarvan透過連登上一篇名為「黃色經濟圈不能再拖 香港人要贏一齊贏！」的帖子，加入重光號的籌備工作。除了Jarvan以外，加入的義工來自不同背景，有會計師、電腦工程師、採購專家、商業顧問、家庭主婦、退休人士等等，大家紛紛拿出四位數字的資金啟動重光號，在工餘時間義務管理網店，並無支薪。

避開中國製的商品，再避開支持政府的商家......這表示我們篩走了一堆本身可能很好賣的東西。

重光號的宣傳標語是「將抗爭融入生活」，Jarvan說，除了不賣大陸商品之外，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條「黃色供應鏈」，由製作、供應商、物流、銷售等方面都由黃色公司參與，從而抵制藍色商家與紅色資本。不過，將政治理念擺在利潤之前，顛覆傳統唯利是圖的經商邏輯，他們的實踐並不像當初想像的那麼容易。

「避開中國製的商品，再避開支持政府的商家，其實我們已經避開了香港市面上大概八成的貨品，」重光號的另一位義工Jason估算。「這表示我們篩走了一堆本身可能很好賣的東西，像是幸福傷風素、熊仔餅、合味道杯麵等等，這些商品本身可能會讓我們多做一點生意，但是我們不要它們。」

Jarvan補充，在籌備期間，他們花了大量時間尋找願意合作的物流公司，許多公司發現重光號的政治立場後婉拒合作，不做還好，一做才發現香港的經濟結構到底有多「建制」。「基本上在一個傳統由藍絲（編按：親北京、親政府人士）壟斷的行業裡，要找到肯幫你運貨的人已經是一個挑戰。」而如果自己組車隊，一架九龍、一架新界、一架香港島的起始資金可能需要十幾二十萬，對重光號來說也是很大的負擔。

網上零售在香港是一個門檻較高的行業。例如，王維基旗下的HKTVmall近日訂單不斷增加，但母公司香港電視2019年的業績在營業額大增57.7%至14.14億元的情況下，淨虧損仍擴大至2.9億元。而規模更小、經營時間更短的新興黃店，更是每天都面對現實與理念之間的拔河。

因反修例運動而誕生的網購平台還有「光時」。去年6月，一則連登帖子提議成立一個「200萬人的社運購物平台」，銷售日常生活用品、聘用被捕的抗爭者，透過消費力量支撐起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光時出現時，黃色經濟圈的概念尚未提出，隨著運動對於什麼是「黃」、什麼不是的討論越來越仔細，光時也遇到了抉擇時刻。

「很好笑，我們一開始賣得最好的商品是熱浪薯片跟津路烏龍茶，」光時義工Joanne說。根據黃色經濟圈對原物料產地、製造地點、供應商背景的仔細檢視，熱浪薯片是四洲集團產品，其太子女戴凱欣曾在臉書支持撐警集會，而津路烏龍茶是中國製造，都應該是黃色經濟圈抵制的對象。不過，如果將它們下架，光時便失去暢銷產品，營業額可能大受影響。

「我們一開始都好struggle，到底要怎麼取得平衡呢？我們盡量能做到的，就是找一些差不多的貨品，像是我們現在就進了一堆日本零食，取代了熱浪。」

Joanne透露，光時成立初期，便遭到香港物流協會的抵制。這個1996年成立的協會擁有超過100個會員企業，在國際與本地串連起密密麻麻的網絡，在講究聯繫的商界，遭到抵制幾乎是被賜死的前奏。「因為物流協會開名說不可以接我們的生意，有幾間已經進入商議階段的公司突然便說不合作了。」後來有人見到光時出現送貨困境，成立了一間叫做「隨心物流」的公司，他們物流才逐漸恢復正軌。香港物流協會回覆端傳媒查詢指，協會是做推廣工作，不存在抵制問題，之間可能「有點誤會」。

如果供應商不是黃的，其實長久來看黃色經濟圈是不存在可持續發展的。

同樣因為網絡而苦惱的，還有在中環經營家族生意「東歐餐廳」的Daniel。

Daniel家的餐廳有19年歷史，賣傳統烏克蘭菜，平均一個月要用掉一噸的薯仔（土豆）。他們過去都找中國供應商拿貨，薯仔從中國農場送到中環的餐廳門口，1公斤收費14港元。「如果供應商不是黃的，其實長久來看黃色經濟圈是不存在可持續發展的，」Daniel發現：「例如我的餐賣60元，我當我賺20元，另外40元是成本，其中一半用來交租和負擔人事，一半用來拿貨。如果你的貨都是中國來的，那其實有20元是給了對家，跟你賺的一樣，這樣有什麼意思？」

Daniel最近一直在研究怎麼取代大陸貨源。他發現了北海道的男爵薯仔，請人在日本的朋友到農場洽談，談好了送到香港碼頭1公斤10元，但前提是要買滿一整個貨櫃、15噸。薯仔在陰涼處可以存放半年，Daniel透過集合了約250個黃店老闆的WhatsApp群組，詢問大家要不要日本薯仔，大家紛紛響應，「但他們只需要15公斤一個月， 這個規模太小了，倚靠我們的網絡，要從源頭取代供應，很難搞呀！」

Sam對此感同身受。在旺角，他經營「陸陸雞煲」長達八年，餐廳見證了香港大型社會運動的進程，雨傘運動時佔領旺角的人潮就在餐廳附近，反修例運動時他也響應罷工，成為示威者爭相「懲罰」消費的黃店。不過直到今天，陸陸雞煲所使用的蔬菜還是全部來自中國大陸。

根據政府數據，香港有九成食物要靠進口，其中最大來源地是中國，其中以蔬菜、豬肉、牛肉及淡水魚類佔比最高。「香港也有菜，但是成本好高，在這樣的營商環境下你都是將費用轉嫁給消費者而已，」Sam說。

之前他每天都在想，會不會有一些人組織車隊，幫黃店送外賣、幫光時送貨呢？會不會出現自己的物流供應鏈，讓香港不需要再使用順豐快遞呢？或是真的要買菜了，會不會有人開始大規模耕種呢？「黃色經濟圈要持續，需要好多底層的基礎結構支撐，」Sam說，但黃色經濟圈之所以在「光復」供應鏈中遇到那麼多阻力，背後其實顯示了香港長久以來的經濟問題。

盤根交錯的藍色權力圈

香港的商業結構長年與權力結構盤根交錯，結成一張複雜的利益網絡。香港政治學者方志恒對端傳媒分析指，要討論黃色供應鏈的困境，必須先追溯在香港駐紮多年的「藍色權力圈」。

1983 年，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被調派到香港，負責處理香港主權移交的工作。回到北京後，他向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與總理趙紫陽呈上了收回香港的錦囊，提出了「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的工作方針。「簡單來說，就是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控制住香港的資產階級，你就可以控制住香港，你可以說這很粗疏，但是其實它是準確的，因為香港最大的力量的確是資產階級。」

方志恒指出，北京抓住了這個核心，由80年代開始統戰香港商界，而穩定、爭取、拉攏香港資本家，成為北京對港政策的核心原則；而這個核心原則，也成為回歸後北京如何設計香港政體的主要考量。「北京要建構資產階級的管治聯盟，所以特首選委會的設計是商界有接近半數的議席，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也確保了資產階級係最少能拿到三分之一。」

企業一有了多元化，就會擁有比較高的相對自主性，不受牽制，便可以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利益先行，香港資本家也逐漸與北京形成共謀，壟斷了香港政經權力，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抗衡力量。「客觀效果就是，一，香港民主運動因為沒有資產階級支持，而沒辦法跨階層，力量有限；二，是從此之後，北京便透過商界做為他的代理人去管治香港，讓中國能繼續維持『港人治港』的假象。」

「所以香港的企業沒有自主，經濟就不會自主；香港的經濟不自主，香港也就不會自主。」在方志恒看來，在「藍色權力圈」之外另起爐灶，是香港的一條出路；而要另起爐灶，一方面要拓寬供應鏈，另一方面則要在圈內互相支援。

「香港是沒辦法百分之百與中國切割的，」方志恒說，「但經濟自主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企業本身有九成的供應商都來自中國，那它有很大的機會將被控制。如果你能將對中國供應商的依賴減至三成，那企業因為政治立場受到箝制的可能性便會變小。」黃色企業踏向自主的第一步是轉移對中國的絕對依賴。「企業一有了多元化，就會擁有比較高的相對自主性，不受牽制，便可以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方志恒最近也投入了黃色經濟圈的實踐中。他與媒體創作人陳家宏等共同成立的香港永續經濟聯會是香港第一個非建制商會，成立三年，據方志恒表示，目前有50幾個會員，其中規模最大的企業在香港有超過百年歷史，不過考慮到安全問題，這些會員至今未公開名字。這一陣子，方志恒幾乎天天出門拜訪黃企，「告訴企業他們是有選擇的，你可以跟台灣、日本、東南亞、全世界入貨，不需要完全依賴中國」。他也透過商會的「和你薦」平台，介紹企業給更多人認識，甚至把企業推向國際市場。

黃圈裡面大部分是微企，要他們發揮更大的作用，首先他們要發達。

「黃圈裡面大部分是微企，要他們發揮更大的作用，首先他們要發達。他們發達，企業愈做愈大，才可以有更加多力量貢獻運動，商會做的事情就是幫他們賺錢，」方志恒說，商會也試圖在黃色經濟圈中疏通一個互助系統。

「像我們有個印刷商，那我們就所有人都找他印東西，有個人開會計師樓，那就所有人一起去他那邊報稅，有一個文具供應商，那就全部人都去找他買文具。好像一個互助的生態系，大家互相介紹生意給大家，以抵抗政權的打壓。」

社區連結還是內部鬥爭？

除了商會以外，在做黃色經濟圈串連工作的，還有黃店電子預售券及香港中上環區的外賣平台「香港街」。香港街的負責人阿豐與另外兩名同事從去年10月起便在香港各區尋找黃色小店，邀請它們加盟成為平台商戶——顧客在「香港街」上購買電子券，扣除一元手續費後，金額在數天內便會轉予小店。

「小黃店面對最迫切的問題其實是資金短缺，很容易周轉不靈，在疫情底下一個星期少了幾千塊生意，他們已經撐不下去了，電子預售券能讓它們預先收取一筆應急資金，渡過難關，」阿豐說。成立至今，香港街有超過150間黃店加盟，售出超過六位數字的電子預售券。

隨着加入的商戶越來越多，香港街逐漸成為許多小店的資源調配平台。和方志恒一樣，阿豐也認為，黃色經濟圈要繼續成長，圈內鬆散的個體之間的連結與協作非常重要。最近，他開始和香港另外10個黃店外賣組織商談合作。「我們希望能創造出一種規模經濟，畢竟黃店相對比較分散，重要的不是大家競爭，而是一起尋找共贏的空間，再創造新的商業價值。」

與傳統商家互相競爭不同，他們在各自的平台上推薦同是黃色經濟圈裡的同業，為合作夥伴提供折扣，希望在疫情影響下，能將對黃店的衝擊降到最低，同時讓黃色經濟圈的互助網絡繼續擴大。

光時最近宣布了「黃店合作計劃」，進口泰國商品的「阿布泰國生活百貨」成為光時的供應商之一，而零食網購平台「瓹窿瓹罅」則與光時一起聯乘售賣產品。東歐餐廳加入中西區黃店折扣券平台「山下黃舍」，只要集滿18個黃店消費印花，就有機會獲得餐廳的500元折扣劵。另一邊，重光號發起「一人一黃店challenge」，呼籲大家在社交平台上介紹各行各業的黃店，在疫情下共度難關。陸陸雞煲則是與光榮冰室、渣哥、水門泰式雞飯專賣店、米走雞、申子居酒屋等各區黃店一起，成為黃色電召客貨車平台「CALL4VAN」的外賣夥伴。

而五一連續假期期間，由「香城Online」、「香港良心guide」、「民間記者會」等各種民間團體聯合舉行的黃金周支援黃店計劃，連結了超過2300間黃色商戶加入行動，提供消費折扣。

響應黃金周活動的陸陸雞煲老闆Sam說：「為了鼓勵大家去相對不出名的黃色小店消費，這個星期顧客在其他黃店消費的單據，可以拿來陸陸雞煲當作現金券使用，上限100元。我覺得這是比提供折扣更能鼓勵互助與刺激消費的方法。」

主辦單位估計，黃金周活動在四天連假中吸引40萬消費者響應，創造了超過1億港元商機。這令中聯辦在三個星期內第四度就香港內部事務開腔，發稿批評民主派極力炒作黃色經濟圈，是罔顧自由市場規則、人為製造社會撕裂、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

鬥黃一直都有，這幾個月尤其是，我認為是運動好像安靜了下來，進入了死局......

互助、共享，黃色經濟圈的社區連結看似強壯，但其實也有著搖搖欲墜的時刻，誰才是「真黃店」，誰比誰「更黃」，早前不時引發討論。重光號剛出現在大眾視野時，曾被人標籤是「藍店」，也有人說他們「食人血饅頭」、「發國難財」的騙錢商舖，而相對較晚表明立場的東歐餐廳，表態的時機也曾被人質疑。

「鬥黃一直都有，這幾個月尤其是，我認為是運動好像安靜了下來，進入了死局，你出來示威又不是，不示威，政府又慢慢清算你，所以大家都開始罵其他人，就其實都是你做得不好，所以運動被逼到死角，」Daniel說。

早前處在風口浪尖的，是香港最有名氣的黃店之一「龍門冰室」。有自稱「龍門冰室前員工」在網上踢爆冰室老闆張俊傑表面好心幫手足，實則利用手足謀財。網路上，黃店迅速站隊，一時之間，「不割蓆、不篤灰」與「不要教條主義、有問題就要罵」的兩個極端，在網路上吵得不可開交。

顏色以外，黃色經濟圈能打開我們對生活的想像嗎？

「這個討論可以往後站一步，問究竟什麼是黃色經濟圈？根本訴求是什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客席副教授許寶強對端傳媒表示。

許寶強分析，現在對於黃色經濟圈的想像主要有兩類，一是將它是為社會運動的其中一條戰線，是一種向政府施壓的手段，另一種則是由根本反思香港過去的政經結構，從而建立更理想的生活型態。

許寶強認為，黃色經濟圈目前仍主要停留在前者的想像，以狹義的身份政治做區分，如反對警察，對抗外來自中國的威脅。「這體現在兩種抵制的對象，一種叫做藍店，一種是紅色資本。」但許寶強強調，黃色經濟圈長遠不應該只從狹義的政治身份來分界，建立公義的理想社會、重建經濟運作的方式、反壟斷、慶祝多元、民主平等，才應該是黃色經濟圈的真正該思考的價值。

目前來看，兩種想像時有重合的地方，但也是有矛盾。「黃色經濟圈打擊的政治壟斷集團，剛好也是經濟壟斷集團，但是這是很危險的，像是李嘉誠，大家說他是『最大黃絲』，但他始終在經濟上面打斷了很多我們生活選擇上的可能性，他也是整個壟斷集團的一部份。」

黃色經濟圈的抵制力量，在去年一定上衝擊了一些被認為親建制的公司的表現，而這些企業也是香港長期的壟斷企業。美心集團因太子女伍淑清反對示威的言論而遭杯葛，拖累主要股東牛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的全年業績。根據牛奶公司報告，來自美心的分部盈利貢獻按年大跌22%至8200萬美元，影響集團的盈利能力。

不過，回顧黃色經濟圈將近一年的討論與發展，香港街的阿豐認為，反修例運動至今並未令壟斷與多元的議題浮上檯面，大家針對一些大集團，主要還是因為他們在運動中的表態。「我會希望討論漸漸將重點由『黃色』擺至『經濟圈』，開始去思考壟斷對我們生活的影響。不是說我們要淡化顏色，而是黃色經濟圈本來便是政治與經濟的結合，要能夠持久發展，需要在經濟上有自由與選擇。」

現在想想，我們走出來是告訴所有人，香港人可以有選擇...... 你可以選擇一間餐廳，就像我們希望在政治上能擁有選擇一樣。

阿豐記得，17年前，SARS之後，有資金背景的連鎖店逆市擴充，取代了小本經營的商店，伴隨著自由行和旅客的擴張，香港變得愈發單調，在價值上沒有了選擇，香港人也感覺逐步失去了自己的街頭。「為什麼黃店和小店好重要，因為香港需要有特色的商店，需要各種不同的價值，維持香港的多元性，」阿豐說。

「現在想想，我們走出來是告訴所有人，香港人可以有選擇。」光時的Joanne總結他們將近一年的組織行動時說，「你不是只能去連鎖餐廳吃飯，你不是只能光顧大財團或是中資機構。你可以選擇一間餐廳，就像我們希望在政治上能擁有選擇一樣。擁有選擇就是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當從供應商、物流夥伴都能擁有選擇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黃色經濟圈可以發展到多深。」

許寶強想像，運動如果朝這方面走，很難退燒。一切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從身分認同到可持續的經濟力量

在理想的生活和政治型態建立以前，這些黃色經濟圈裡的吵鬧與拉扯，或許還要繼續，黃店們也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今年4月中，重光號踏入營運的第三個月，平台上的商品由400種增加到1200種，生意好的時候平均一天能做幾十單、約五位數字港元生意，淨利率約兩成左右。這個成績目前讓他們租到一間有辦工室的倉庫，並聘請9位受社運影響的兼職員工。他們也正式開設了「小額資助計劃」，希望幫助18歲以下的有需要人士購買糧食或日常用品。

光時剛剛度過半週年紀念日，累積聘請超過31位手足，累積總訂單量超過2400張。不過，光時的訂單量一直不穩定，他們平均一天需要有200張訂單才能維持最理想的營運，但有時候只能接到幾十單。而另外，半年裡，他們負責營運的50多位義工來來去去，只剩下10幾位留下。Joanne說，他們發現，單純靠義工來管理平台不太可行。

「我們始終是一盤生意，所以我們都有想過是不是可能請一些不是那麼直接受社運影響的同路人做管理。因為始終如果要做大的話，不可能永遠只倚靠義工的。」Joanne說，「我們現在有點，進退兩難吧。」

Daniel則在擔心，黃色經濟圈因為內鬥而影響發展前景。「如果現在2020年，我們還說好了，黃色經濟圈就是這麼大了，不接受藍轉黃，不再給新的黃店加入，那你不是黃色經濟圈啦，是圍爐小圈子而已。整件事發展成這樣很令人洩氣。」他也擔心政府可能不久後強推23條立法，到時候一切會怎麼樣呢？不過，Daniel還是覺得，他們可以見招拆招，「香港是有好多聰明人的地方，特別是黃色圈子，你要用小刀鋸斷一棵大樹，始終是要比人聰明。」

疫情也大大打擊了Sam的雞煲生意。他現在還能維持收支平衡，但夏天，雞煲的淡季即將來臨。「從一個做生意的角度來看，我們都經歷過高峰與低潮期，雞煲的高峰期在香港早就過了，未來是你無法預測的事情，你不知道夏天來了之後會不會好一點，可能有一天，我們已經不見了、關門大吉了。」Sam想一想，又覺得關門這件事沒有那麼嚴重。「就算我們關門了，黃色經濟圈的理念也不會消失，這個連結會一直持續下去。」

如果黃色經濟圈能組織起來，如果香港有幾千間黃企、黃店，每次一動員就動員到超過百萬人，這個連結是很大的力量。

方志恒認為，黃色經濟圈的出現，意味著是多年來一直沒有進入北京管制聯盟的小資本力量的覺醒；一大批以往可能因為商人的保守性、不會在政治中表態或參與的企業，在去年走了出來，他們鬆動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建立的香港政經結構。

「去年6月到現在，其實是香港共同體的覺醒時刻，而黃色經濟圈正是香港共同體大浪潮底下的其中一環。」方志恒說，而接下來，就看這種由身分認同而連結的力量，可以怎樣形成持續的、循環的經濟力量，他想像，那將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如果黃色經濟圈能組織起來，如果香港有幾千間黃企、黃店，每次一動員就動員到超過百萬人，這個連結是很大的力量。它有可能改變社會與政權的角力，讓香港的民主運動有機會突圍，打破原來的階級侷限。」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Joanne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