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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中資銀行的羅家聰:這是「上面政治圈壓下來的事」

2005年加入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兩年後升任首席經濟及策略師,多年來點評中港經濟毫無禁區,直到2010年,壓力開始來了。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 攝:林振東/端傳媒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報紙的財經版面都是羅家聰的分析。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惠譽,在7個月內再次下調香港信貸評級,先由「AA+」降至「AA」,再調至「AA-」,澳門的比香港還要高一級,他說,或涉政治因素居多。中國公佈首季GDP負增長6.8%,羅狠批,數字不可信,因中國當時為疫情重災區,但投資及製造業全面停頓,衝擊度應較官方數字更嚴重。

他目前待業,但手上至少十個專欄,一周十篇稿,日常還會收費應邀到不同傳媒節目,分享對經濟大環境的見解。一寸光陰一寸金,早前有記者約訪,他回一句,「Unless it’s paid, I won’t spend that long」(除非付費,否則我不會花太多時間)。這次端傳媒約訪,他對時間抓得嚴格,預計下午5點完成一個直播節目,跟記者約定5點03分在路上等,要求5分鐘內完成拍攝,半小時完成訪問,最後被抓著談了近兩小時。

羅家聰今年44歲,在2005年加入交通銀行香港分行,任職財資市場分析員,兩年後已升任首席經濟及策略師,他持續看淡後市,與當時股市走勢大相逕庭,最終準確預測金融海嘯的危機,自此有港版「末日博士」的稱號。聲名鵲起,寫專欄及訪問的邀約接踵而來,高峰時一日現身六間電台、電視台分析經濟,有他的座談會總是座無虛席。

在中資銀行待了14年,去年10月,羅家聰突然離職,其時反修例運動正越演越烈,他未有披露詳情。兩個月後,他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才透露自己是「被要求辭職」:「他們覺得由香港人代表中資銀行發言並不適合。」香港政府一直揚言,示威活動打擊經濟,但羅家聰高唱反調,認為2003年SARS一疫的影響更甚,公司管理層不高興,他在內部傳閱一篇批評政府的評論文章亦是導火線。他在該報導中說,各種舉措反映中資銀行有一個範圍更廣的政策調整,正是逐步「清洗」(Purge)香港人,不再聘請本地年輕人。

香港金融業「染紅」之說,一直甚囂塵上,羅家聰現真身實名批評,霎時間惹來追訪。不過,他撰文說,「港媒多捉錯用神,以八卦手法處理追問離開細節,儼如勞資糾紛」,強調重點在外媒關注的制度問題。事隔數月,羅家聰向端傳媒透露,於公司架構而言,他的職位「上三層就是CEO」,其離職過程卻在十分鐘內完成。怕人再次錯失焦點,他直白道,「我現在說,不是一個機構的事,而是在上面政治圈壓下來的事。」

各有所需的年代

羅家聰快人快語,他說自己與交通銀行之間,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徹頭徹尾也是互相利用的關係」。

1998年,羅家聰於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畢業。在亞洲金融風暴陰霾下,香港步入經濟衰退期,失業率由97年年底的2.5%,上升至98年年底的5.7%。工作難找,他埋首學業,碩士、博士學位陸續到手。2003年再畢業之際,又遇到SARS,雖兩次短暫進出政府當合約公務員,但亦曾一度失業近8個月,更試過寄出1000封求職信才找到一份短工。

2005年,交通銀行來港上市,羅家聰終得一紙聘書,工作是研究數據,分析經濟大環境。他介紹,大型銀行會按需要及研究範疇設置不同的研究團隊,但交銀香港則要囊括股票、外匯、房地產等市場,研究範疇無仔細劃分,其提供的分析,對內會供投資部門參考,對外亦會用作吸引新客戶、新資金。

羅家聰在早年訪問中形容,銀行指定工作量不多,只需提交即日市況報告及一周市況分析,「基本上早上10點打後,我便沒有工作」,深明長此下去,「老闆第一個炒人,一定炒你先」。他自行撰寫分析文章,主動投稿至本地報章,一躍成為當紅分析員,公司當時也樂見其成。

在羅家聰眼中,每個年代,中國政府皆有一個指令(mandate)。

交通銀行是首間在港上市的國有銀行,中國財政部是主要股東之一,其後同類銀行一間接一間來港上市。當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達兩位數高速增長,2005年,中國政府推出首輪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又稱匯改,希望將人民幣推向國際化。

在羅家聰眼中,每個年代,中國政府皆有一個指令(mandate),那個年頭,就是希望透過中資銀行與外面接軌,當年內地的金融從業人員還很封閉,「(大陸)派很多他的人下來,學習外面的一套」。

他記得,在俗稱「炒房」的投資部門,內地人的佔比起初不足一成,後來越來越多內地生來港當管理培訓生(MT);大陸官員、金融機構要員不時來港問意見,「哪個人就不說了,有些大名,報紙看到的也會來」,交流的形式官方、私下皆有之,有的在銀行會議室,有的在飯局。

羅家聰透過銀行或其他渠道受邀,亦是座上客之一,而內地有關人士主要想學習的,是金融體系國際化,「有什麼風險?如何做?有何建議?」

中環中心地下外的銅牛雕塑。

中環中心地下外的銅牛雕塑。攝:林振東/端傳媒

關係變質,始於2010年。

在他看來,施壓的時間點與時局大有關連。

羅家聰說,他過往評論一向無禁區,那一年他公佈交銀香港不會評論中國事務。當時迴響不大,翻查資料,只有一間媒體報道相關消息。回首舊事,羅家聰說,公司採取的理由是「大陸事務屬總行範圍」,他當下反應是,「ok,總行範圍,那你講吧,make sense(合理)的。」

按羅家聰的理解,這個香港分行的決定,「不是銀行的意思,是共產黨壓下來。」原因是公司對其研究部門一向撒手不管,「明明一向沒有看你的東西,但突然說,你那天說了什麼,你為何這樣講,你知道是外面的壓力。」

在他看來,施壓的時間點與時局大有關連。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經濟騰飛10年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開始逐年回落,由2010年的10.5%,逐年下跌至9.5%、7.9%。「他不覺得你真的可以唱得冧他(他不覺得你真的可以把他說倒),但事情開始壞時,他不想你加把嘴,」羅家聰分析。

「當經濟差的時候,共產黨本質就開始出來了。上升時不怕你唱,差就不要唱淡,跌(的時候)你不要說他趴了。」

中國市場推手

與此同時,面對快速飆升的中國資本,香港金融市場也產生變化,越加偏重內地。

所謂金融機構不是只做自己的事,政治上有mandate(指令)下來。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

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開放市場,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緊接而來是歐債危機,羅家聰這樣形容市場看法:「有一輪是這樣說,當美國唔掂,歐洲唔掂,得佢掂。(當美國不好,歐洲不好,只有他好。)」

他無法否認,「客觀形勢,他(中國)是高增長。在商家而言,在投資回報的增長速度,那些年代是快的,達雙位數。外圍所有成熟市場一定是單位的,先進市場無可能不是雙位的,一比之下一定無得比。」

但羅家聰更加在意的是,「香港一向是國際金融中心,全世界的生意也做,為何只做他的?市場是globalized的,你要做國際金融中心,你不可以只做亞洲市場,一定要serve美洲、歐洲。」

香港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攝:林振東/端傳媒

他認為,港府及中資銀行亦熱中於中國市場,不時推出相關金融產品。

「一路而來的政策、說法,他的approach很清楚。你看看以前的施政報告,怎樣開放給大陸的市場,北望神州。」

「所謂金融機構不是只做自己的事,政治上有mandate(指令)下來。譬如人民幣想搞國際化。他要到處發人民幣債,周圍賣通街,叫中資的個個幫他sell。身為中資,你無法說,他叫你做,你不做。共產黨打本給你,你無法不跟著做。」

產業洗牌,從業員的構成也生變。「換血」之說,難以量化,羅家聰當時負責研究部門其中兩個職位的招聘,他發覺人事部發來的履歷,總是內地人,而內地同事的佔比,從過往一整個部門只有數人,逐漸變成每個部門旗下的每個小隊至少也有一人。

「1980年代共產黨想你(香港)回來時,已想著全部人換大陸人了,趕走你班友,這是時間問題而已。」羅家聰說。

撕破面子的年代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是轉捩點,打破表面的平衡,一切不同了。

中資銀行的生態向來不一樣,羅家說,早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交通銀行曾要求員工現身反佔領集會,還會點名計算人數。他沒有出席,「無去,無即時後果,幾年之後有。」內部電郵,不時傳來國家主席習近平或內地銀行行長講話,羅家聰會回覆一句,「Read(已閱)。」

時移世易,往日只針對「中國事務」的封口令,範圍變得越來越大。「一路收緊,貿易戰不要講,佔中不要講,越來越多不要講,講講下,什麼都不要講。」

「原因?有什麼要解釋呢?不用問,叫你不要講就不要講。」

生計是問題,羅家聰選擇待在公司。「原則清楚,你請我,我知你遊戲規則。明白的。我的profession是econ、finance(我的專業是經濟、金融),你不鍾意講佔中,那我不講,無所謂。」

但反修例運動牽扯的效應,無法避而不見。

反修例運動期間,被示威者焚燒的一間中資銀行。

反修例運動期間,被示威者焚燒的一間中資銀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港府強調,示威嚴重打擊經濟,早在去年8月,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正處於「外憂內患」情況,受中美貿易戰及政治紛爭影響,引述有人形容像「海嘯」來襲,她稱較SARS帶來的經濟下行或金融風暴嚴峻。

羅家聰不同意,對外受訪時表示,2003年SARS一疫的影響更甚,惹來不滿。導火線還有一則他在內部傳閱、刊登於《信報月刊》的文章,該文由香港業餘天文學家楊光宇撰寫,名為〈大清亡國公債成貿戰新武器〉,文章末段談及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想強行通過修訂逃犯條例,羅家聰估計是要求他離職的觸發點。

最終,管理層關上房門,直接道明來意。羅家聰說,工作多年,雙方熟知彼此脾性,沒有任何爭執,他自行辭職了事。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被離職的結局早在預計之中。但羅家聰認為,這次事件性質不同了,過往只限於部分評論範疇要封口,這一次採用的理由卻是,「(香港)政府調子與你不同」,「政府的調,(公司)一向不管的。為何分析員講的,要與政府一樣?一向也沒有,但突然煞有介事告訴你有問題了。」

「不需要你說話時,價值就不在,找個藉口處理你,就是這樣簡單。」

羅家聰認為,北京形象在香港已經壞了,毋須再做任何形象工程,也不介意「擘面」(撕破臉)了。他分析,2014年佔領運動的訴求停留在普選,但反修例運動甚至有部份聲音趨向港獨、推翻政權,一方面說明了過去的策略失敗,另一方面也催化中國政府不再顧及香港獨有的地位,而採取強硬政策。「他起初想從教育做起,扯(國)旗唱(國)歌,但發覺洗了多年,14年仍有黃之鋒,洗腦教育徹底失敗,洗不到就撕破臉了。」

出路

去年10月離職,至今待業。羅家聰寫專欄、上節目,收入反而更勝從前。那香港又有何出路?角色、定位又如何?

「當立法夾硬來(強硬來)、執法胡亂來、司法被凌駕,兩制實已玩完。」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

中港經歷撕破臉皮之後,去年底開始有消息傳出,中央打算向澳門「送大禮」,支持在當地設立證券交易所,不少市場人士看作是政府淡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羅家聰認為,這與過往打造上海為金融中心的做法無異,但十多年來也未算真正成功,而澳門無進出口,以賭業為主,兩者仍無法取代香港的地位。

他強調,中國與外資需要香港這個落腳地來交易,因香港制度準則與外國接軌,「為何這麼多錢進入香港都是這個原因。因為入得香港的體制,有AML(Anti-Money Laundering,反洗錢)把關。把關了,過得銀行一定是乾淨。」

外資對於香港制度的信任,源自對內地的不信任,然而,這樣不代表香港地位牢固,近日越來越多資金離開香港。羅家聰的其中一篇文章為訪問補遺了一點,「錢走事小,因每逢跌市衰退本港皆為外資提款機⋯⋯熊市大規模流走,流量雖勁但會回頭」,但問題在於香港是否仍是香港,因兩制建立,在於「怕私產被共產」。在他筆下的香港,「當立法夾硬來(強硬來)、執法胡亂來、司法被凌駕,兩制實已玩完。」

羅在文中斷言,外資最怕這種無規無矩,「這種錢走才得人驚,如水喉漏水般細水長流,一走無回頭」。

濃霧下的維港兩岸。

濃霧下的維港兩岸。 攝:林振東/端傳媒

羅家聰解釋,國際金融中心主要扮演兩個重要角色,傳統是為實體經濟吸引資金,有融資作用,較為新興的是成為資產管理中心。他說,香港倚靠內地市場,但中國實體經濟開始衰落,香港無可避免受到影響。新冠病毒疫情來了,還帶來隱憂。羅家聰分析,各國發現供應鏈過長,影響甚深,加快去全球化的步伐,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日漸被南亞國家取代,資金流通的中介、投資基地亦由香港轉往新加坡。

而作為資產管理中心,香港岌岌可危的法治狀況也讓人擔憂。「(香港)不講法治,樣樣也不講了,人家好難信你,把錢放在這裡。呢條水都無埋就瓜得(如果這些資金都沒了就死了)。」

羅家聰說,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某程度建基於中國崛起。「金融中心角色是跌watt了(能量跌了)。他(中國)沒落了,你的角色會越來越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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