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與民意變遷：四十年來中國輿情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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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三個歷史紀念日引人注目：以民主、科學為宗旨的「五四」運動迎來百年；挾「中華民族」以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產黨在大陸主政七十週年；三十年前震撼世界的「六四」事件，其相關歷史記憶也成長到了而立之年。

紀念本應帶來反思，但此時的大陸輿論，似乎正走向反思的反面：中國左派網民痛罵美劇《切爾諾貝利》，認為這部西方作品聚焦前蘇聯制度之惡，就是抹黑社會主義國家、黑中國。去年年底，大陸官民衝冠一怒，集體抵制NBA，因為任何外國公眾人物只要同情香港示威者，就等於抹黑中國。國內政商高層對中美關係期望極高，但一提香港，都深信那裏的運動背後絕對有境外勢力、特別是美國人搗鬼。

再看當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發推特，宣揚「美軍將新冠病毒帶入武漢」的陰謀論；一部分大陸網民發現武漢作家方方寫下的封城日記即將在國外出版，就大肆攻擊作家，認為她賣國求榮、把攻擊中國的口實奉送西方敵對勢力。副司長至今沒有實證，「鍵盤俠」沒幾個讀過方方日記，但「境外勢力」的狼子野心，他們不僅宛如親見，而且確信歷史悠久、昭然若揭。

本文無意探究所謂的「西方陰謀」，卻想從一個八零後知識分子的私人體驗和觀察出發，從「歷史記憶」的角度切入，管窺四十年來中國輿論場上陰謀論心態的沉浮。易言之，筆者希望通過這篇文字拋磚引玉，邀請你思考一個問題：今日大陸，到底是怎樣的公共歷史記憶，才讓「辱華」、「抹黑中國」、「境外勢力干涉」這套話語如此大行其道？

八十年代：反思與猛醒

探尋一個社會的「歷史記憶」，至少需要三重濾鏡：社會成員普遍熟悉的某條歷史敘述線、共享的相關理性判斷、還有潛在的某種情感偏向。比如，我們如果想了解中國社會關於毛澤東的歷史記憶，可以先觀察大多數人如何敘述毛澤東生平，然後看人們對毛澤東功過的理性評價，再看同一批人在選取事件、做出判斷的同時，對這位政治強人懷有什麼樣的情感。你會發現，人們對歷史的情感偏向和理性判斷經常不一致，而只有到了情感偏向這一步， 「歷史記憶」對現實的投射才算基本完成。

之所以強調「共享」二字，是因為只有多數人共享的歷史記憶，才能在轉折時刻引發一個國家的社會共振。同時，歷史記憶充滿錯漏和偏見，可以被宣傳機器、流行文化、紀念活動不斷重寫，比歷史本身更不穩定，卻比任何嚴肅的歷史研究都更容易影響民意。

在我的私人生活中，直接影響當下民意的歷史記憶，要從「文化大革命」開始說起。我父母的童年在「文革」中度過，和當時大多數青年一樣，他們堅信中國歷史的救星是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母親數次提到，1976年，她讀初中，在學校聽到毛澤東去世的消息，一路哭着回家，如喪考妣。「那是我第一次體會無依無靠、看不到出路的心情」，她對我說。

但不是每個人都像她一樣有領袖情結。三十年後，她和同事聊起這件事，同事悄聲回憶說，當年學校追悼毛澤東的大會上，自己哭不出來又不敢不哭，只能低頭假裝抽泣。

無論悲傷是否真實，1976年的中國青少年不斷被灌輸同一套歷史敘事，這套敘事宣稱，無產階級奪權之前，五千年中國歷史都是沒有出路的，因為除了無產階級之外，任何統治階級都無法給中國帶來真正的進步。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具有無可比擬的先進性，馬克思這麼論證過，新中國也這麼實踐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文革後期，這套歷史敘事已逐漸失效。比我父母年長幾歲的「知識青年」，在六十年代末被三番五次戲耍、折騰、傷害：他們先是滿懷豪情地做中央權力鬥爭和詩人政治的槍手，加入狂信、顛覆和殘殺的行列，繼而被當作不安定因素處理掉，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被輸送到廣大農村。 「上山下鄉」讓他們嘗遍民間疾苦，卻也奪走他們受教育的機會。鈍刀切肉一般，一代人的大好青春，在牧場、林間、農田裏慢慢被消磨。

1971年，政變失敗的林彪乘軍機出逃，墜亡於蒙古温都爾汗。置身鄉野的青年們輾轉了解到這場撼動全國的政治地震，其中稍有政治敏感者，都不免感受到政治運動的表裏不一。1974年，在毛澤東直接授意下，「批林批孔」運動正式開始，曾經「永遠健康」的二號人物林彪，遭到宣傳機器和「群眾運動」的集體鞭屍。

不過，1976年春天，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悼念周恩來的時候，示威人士的矛頭並不明確。這場史稱「四五運動」的大反思背後，還是一個比較鬆散的政治聯盟，其中既有針對「四人幫」的「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也有直接質疑最高統治者的聲音。四五親歷者陳子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就曾回憶說：「一些省部級幹部子弟，四五前後已經徹底否定了毛，甚至有人主張用武裝的方式推翻現政權」。

文革結束後，如何重塑這段蹂躪全社會十年之久的歷史，成為執政黨面臨的緊迫課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文革期間備受折磨的中共元老們通過《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十年浩劫定性為「內亂」。1982年，中央官僚體系大換血正式開始。一方面，文革期間通過造反、結黨、打砸搶等手段進入權力中樞的所謂「三種人」被清理；另一方面，對「第三梯隊」後備幹部的選拔也迅速完成。

文革給中國留下的遺產不止反思一種，這在1981年陳雲的《提拔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一文中可見一斑。他將文革中趁亂上台的寒門子弟形容為「一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年輕人」，認為這批人得勢，乃是中共黨史上「一個痛苦的教訓」。不幸的是，元老們眼中的慘痛教訓，並不指向一個「任人唯賢」的未來。很多人反而因此更加信任自己的子弟，培養「第三梯隊」時也加意提拔「紅二代」人才。今天網絡上被稱作 「趙家人」的那個階層，基本得益於這條「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教訓。

如果說普通青年只是被權力泳池中潑濺出來的血水沾染，那麼紅二代就是在泳池中垂死掙扎、又不得不一直游下去的人。他們在山野間醖釀的志向和思考，也與普通青年截然不同。對他們中間汲汲於權力的那一群人來說，八十年代既意味着災難的結束，也開啟了重返權力中樞的征程，其痛定思痛的程度，不亞於電影《英雄本色》中周潤發在太平山頂含淚發誓：「我失去的東西，一定要拿回來」。

隨着他們的成長和奪權，文革期間你死我活的狼性，也慢慢注入近四十年來中國官場的血脈。

在普通青年的生命裏，八十年代沒有那麼苦大仇深。出於冷戰的戰略需要，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關係進入蜜月期。市場經濟和思想市場同步放開，青年們開始貪婪閲讀馬克思主義之外的西方思想精粹，一時間哲學書洛陽紙貴，其中痴迷者，甚至用「愛哲」等詞給自己的子女命名。一九八八年紀錄片《河殤》在中央電視台播出，把「黃土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對立起來，不談無產階級能否救中國，轉而接續「五四」傳統，大而化之地反思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結構性問題，引發全民討論。

八十年代中國社會歷史記憶的情感落點，是自省、懺悔、反思、希望。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槍聲，為這一系列情感敲響了喪鐘。

重建合法性：民族主義敘事成為主角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在距北京約二十公里的一條鐵路線上，民眾組成人牆，阻止兩個解放軍通信營向天安門進發。美國大使館駐華武官拉里·沃策爾正在北京城西北部調查中國軍隊的動向，他見證了當年示威者對待「境外勢力」的態度：一個解放軍軍官厲聲指控沃策爾竊取軍事機密，但當沃策爾向攔住火車的民眾尋求幫助時，卻遭到了嚴詞拒絕。拒絕的理由很簡單：中國人可以出現在這裏，但美國人不能；我們攔火車理所當然，你們則是在挑戰中國的國家安全。

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在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次致命的相遇。他總結道：「不管是天安門上絕食抗議的，還是在郊區攔住軍列的中國民眾，都首先把自己看作愛國者。他們無論對政府多麼不滿，還是強烈地認同自己的祖國，堅定捍衞國家利益，反對外來干涉。」

李潔明看得很準，但他忽視了那個時代中國民眾的另一層共識。文革時的「造反派」曾遭受軍隊的殘酷鎮壓，但在幾十年黨國不分的歷史教育下，大多數中國人依然相信 「人民軍隊為人民」，相信「軍民一家」。他們不怕本國的軍隊，因為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記憶中，解放軍從來都是「人民子弟兵」，是人民的一部分。他們拒絕幫助美國人的主要原因，恐怕如下：我們做主人的正在管教自己的子弟，你們外人瞎摻和什麼？

這份錯放的信任之畔，悲劇已經釀成。郊區民眾沒能攔住行軍，與此同時，廣場上的青年正在為德、賽二先生招魂。與郊區民眾不同，他們普遍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好感和期待。休息時唱歌，他們既唱崔健的《一無所有》，也唱執政黨黨史神話中赫赫有名的《團結就是力量》。十年來在中國重獲新生的民主思想、和青年們對無產階級優越性的反思混在一起，鼓舞着示威人士的心，直到坦克隆隆開過木樨地，同為青年的軍人們「揚眉劍出鞘」，領命、舉槍、殺人。

美國西東大學學者汪錚認為，一九八九年的民意，讓執政黨意識到無產階級歷史敘事已經破產，直接促成了三年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的鋪展。隨着民間政治改革的希望被鎮壓，執政黨面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中國社會也面臨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機。作為回應，政府嘗試從民族主義中汲取養分、彌合鴻溝。九十年代以降，中國教科書談及近代史時，無產階級敘事退居二線，屈辱史敘事一躍成為主流。

以左宗棠在歷史教科書中形象的變化為例：新中國早期的教材裏，這位毛澤東的老鄉還只是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封建地主階級爪牙；九十年代教科書筆鋒突變，轉而強調他「收復新疆」的豐功偉績，把他塑造成抵禦沙俄帝國主義干涉、維護中國統一的漢族英雄。我至今記得教材裏的左宗棠像，旁邊有他的同僚楊昌濬詩句幫襯：「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從階級鬥爭到民族主義敘事的變化，折射出教材編寫者試圖轉移青年視線的居心。同時，東歐劇變和蘇聯的分崩離析，在中國社會引起劇烈的餘震。 一整套西方勢力「和平演變」的話語，被納入中國解釋蘇東劇變的官方敘事，用來制衡對外開放所導致的思想多元化傾向。

一條毛澤東語錄頗能寫照這套敘事背後的壯膽邏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絕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定律」。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崩塌，就這樣在官方敘事裏變成了西方勢力「搗亂」的結果，儘管一系列國內外歷史研究已經雄辯地證明，蘇東各國政權在倒台之前早就腐敗橫行、寡頭遍地，很多當政者已成為毛澤東所謂「人民事業」的敵人。

近期，這段毛語錄在社交網站上悄然回歸。又或許，近四十年來，文革時代的幽靈從未離開過神州大地。

不過我必須承認，新世紀以來，官方製作的流行文化產品，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的失敗經驗也不是一味迴避。2006年的央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就是一例。描述蘇聯興衰的第九集「風雲新途」邀請到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畢業的歷史學者徐天新、鄭異凡撰稿，最後五分鐘從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談起，探討貫穿蘇聯歷史的制度弊端，借羅蘭之口批判了蘇聯對外部世界的「信息封鎖」，認為沒有實現對外開放，是蘇聯解體留給中國的大教訓。

如今大陸鋪天蓋地的「民族復興」敘事，也在這部電視片裏初露端倪。「風雲新途」末尾展現莫斯科紅場上壯觀的閲兵場面，主題音樂豪邁而鋪張，旁白渾厚的男中音吟誦道：「今天的俄羅斯，已經走在了民族復興的道路上」。

同時期的中國，類似論調的羽翼日趨豐滿。1997年中共十五大確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全黨執政理念，以此取代佔據了主流意識形態近一個世紀的 「振興中華」。如果說天安門前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提供了一個無產階級反客為主的革命敘事， 那麼「民族復興」論調則代表了當代中國宣傳機器對這一敘事的顛覆，因為既然談到「復興」，新中國與舊中國就不可能對立，漢唐氣象、康乾盛世、改革開放，甚至毛澤東時代的種種成就，就必然會被嫁接在一起，通過宣傳機器的精心篩選一擁而上，重塑民眾的歷史記憶。

我還記得小時候追看電視劇《康熙王朝》時的心情。有一段劇情講康熙皇帝為了收復台灣，派能臣逼着福建沿海民眾內遷。民怨沸騰時，官員給不願拆遷的老百姓下跪，場面悲壯。電視機前，幼小的我對此深以為然，感歎皇上和臣子們用心良苦，恍惚間自己也成了明君聖主，胸懷天下、揮斥方遒，回頭再俯瞰芸芸眾生，覺得中國人不管不行，儘可成為領導人建功立業路上的代價，渾然忘了自己其實是被管的那一群。

如今回想《康熙王朝》的片尾曲《向天再借五百年》，真是一語成讖。一個君王自認為可以給人間帶來「太平美滿」，於是就想再統治中國五百年，這不是秦始皇長生不老的瘋話嗎？近幾年官方把河北雄安新區稱作「千年大計」，在我看來真是和 「向天再借五百年」異曲同工。

九十年代末，港台影視作品早已進入調侃國史人物的階段。反觀大陸，官方剛剛允許《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天下糧倉》、《漢武大帝》、《鐵齒銅牙紀曉嵐》等電視劇在全國熱播。這些作品 「小罵大幫忙」，對政治強人、明君賢相的崇拜溢於言表。《雍正王朝》背後，更有知名左派學者何新坐鎮，將雍正的剛愎個性解釋為改革陣痛期的無奈選擇，雖失借古諷今之風骨，卻頗有借古喻今的熱誠。

與此同時，「南面之學」、「帝王之術」，以及為權臣翻案、用歷史教中國人「做人」的思想和書籍，也在市場經濟時代的讀者中流行起來。張居正、曾國藩、李鴻章、胡雪巖，這些曾經被批倒批臭的古人搖身一變，紛紛從建國後的垃圾堆裏直起身來，邁入成功學的門檻，化身為中國職場和官場的一代宗師。

現在看來，九十年代人們對舊中國故事的追捧和沉迷，簡直是一場全社會心理療癒的行為藝術。八九之後，主人翁做不成，政府又不允許人民彼此相愛，此時用一點精神勝利法，把自己代入明君賢相、或者至少是權臣奸相的世界，似乎也理所當然了。兩年前我在古根海姆美術館偶遇畫家劉小東1998年的作品《燒耗子》，看到畫中兩個油頭粉面的青年在河邊燒着老鼠放鬆交談，皮鞋鋥亮、衣服廉價，表情裏既無自尊也無同情，剎那間夢迴九十年代的歷史現場，領會到一代人理想破滅之後的空虛心境。

曾經自詡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執政黨，也借復興論調改頭換面，成為中國歷史和漢族文明的代言人。當那首《歌唱祖國》響徹北京奧運開幕式現場時，所有強調階級鬥爭、敵我觀念的歌詞統統被裁掉。小女孩的假唱讓億萬國人動容， 人們只聽到「勝利」、「高山」、「平原」、「黃河長江」等字眼，暫時忘記了那句「軍民團結鬥志昂揚，誰敢侵犯我們就叫他滅亡」。執政黨拿出空前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在歷史記憶深處湧動的民族主義，也借國師張藝謀的手筆，釋放出動人心魄的一面。

「小白兔」與「戰狼」：民族主義敘事的癌變

2015年，一部講述中國當代史的網絡動畫《那年那兔那些事》在國內外各大平台上線。動畫用小白兔形象代指「人畜無害、致力於世界和平穩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白兔的故鄉是「種花家」，諧音「中華」。世界其他國家也被安上了小動物的腦袋：美國當然是白頭鷹，暱稱「鷹醬」；蘇聯是一頭毛熊，操東北口音，蘇東劇變後分身成三頭熊，分別代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朝鮮和韓國則化身為「棒子」，詞源是中國民間對朝鮮族的蔑稱「高麗棒子」，形象亦非動物，只是兩根需要大國保護的肉棍。

或許因為大連韓國人較多的緣故，兩根肉棍說話都有大連腔。

每到片尾，2011年首發的搖滾歌曲《追夢赤子心》就響起來，歌中唱道：「向前跑，迎着冷眼與嘲笑，生命的廣闊不歷經磨難怎能感到」。和這首歌一樣，動畫裏可愛的動物造型，奠定了報喜不報憂、勵志不敗興的敘事基調：你能想像一隻卡通小白兔餓死在夾邊溝、在武鬥中被流彈擊中、在牛棚裏被剃陰陽頭、在北京木樨地被帶着鋼盔的其他小白兔槍殺，或者只是靜靜躺在武漢的居民樓裏咳嗽，因為沒有呼吸機而在親人面前死去嗎？

這部動畫的擁躉，多半出生於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近二十年。他們對建國以來的苦難缺乏體會、興趣很低，反思就更難。每集片尾，主創都會伴着勵志的歌聲，邀請觀眾欣賞一些真實的歷史照片，體會祖國昔日崛起之不易，現在又是多麼的優秀和富強。這無非是經過漫畫包裝後的「憶苦思甜」，與文革期間的宣傳口徑沒有本質區別。

「種花家」的勵志故事，是「選擇性記憶」的結果。它旨在用執政黨的功勞簿告訴普通人，只要跟我共榮辱，你也可以做到黨國不分。在這部動畫構建的世界觀裏，每次針對執政黨的所謂「冷眼與嘲笑」，乃至那些為民請命、卻質疑到中共合法性的不和諧音，都被看作針對全體中國人民的「別有用心」。每集結尾，「憶苦思甜」的影像伴隨着「向前跑」的激昂音調，把黨與人民、屈辱史敘事和每個人的奮鬥史混為一談，潤物無聲。

看罷「種花家」的敘事，反觀「小粉紅」和左派人士的二重唱，他們眼中「冷眼與嘲笑」者的輪廓變得清晰：美劇《切爾諾貝利》是冷眼，因為它揭露了蘇聯制度之惡，卻沒有歌頌社會主義國家舉國體制的優越性；NBA是冷眼，因為籃球聯盟管理層沒能像中國的宣傳機器那樣打壓組織內部支持香港的聲音，辜負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武漢作家方方的疫區日記雖然本身不是嘲笑，但作家竟允許西方人把它譯成外文出版，這就相當於給西方反華勢力提供了嘲笑中國的資本。

一言以蔽之：他們的「戰狼警告」不在意真相，只在意外國人的「冷眼與嘲笑」。真相可以被遺忘，「冒犯」黨國的言行則必須銘刻肺腑、不可輕易原諒。

我讀大學時，書店裏曾經出現一本《中國不高興》，作者是一群強調對抗思維、以理工科背景為傲的評論家。他們指斥文革後的反思傳統為「文藝腔」，嘲笑人文學者的「終極關懷」，對所謂的西方文化和金融霸權大加撻伐，哀歎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只生產背心褲衩，呼籲政府大力支持包括軍工在內的重工業的發展。他們淡化前三十年的傷痛，假裝傷口已經癒合，轉而強調奮鬥史、屈辱史在當下的延續性，認為中國面對的世界依然群狼環伺，只有重整軍備、敢於亮劍，才是躋身世界一流大國的唯一道路。

那時的我深信這個國家的思想市場足夠寬廣，容得下左右互搏，辨得出是非真假。但現在看來，「左右互搏」的空間，還是來源於奧運會後相對開放的政治氣氛。2009年的中國政府正在對外宣揚「和平崛起」理論，後來又改成語氣更温和的「和平發展」。反駁《中國不高興》的論者都自信滿滿地說，滲透全書的「敵我意識」是在給政府幫倒忙。同時，我正頻繁參加一個文史哲主題的讀書會，會上最強調同情心和個人尊嚴的朋友們，幾乎都讀理工科。

不幸的是，淡化民族情緒、推動民主改革的聲音，近十年來越來越邊緣；與此同時，關於屈辱、仇恨、對抗的歷史記憶則不斷被放大，在當下中國如雷貫耳，震得萬馬齊喑。如今， 「中國不高興」的粗糙論調日趨精細化，在所謂的「中國學派」和少壯派外交官中間開始佔據主導地位。

據路透社報導，二零一九年，主席習近平曾在備忘錄中直接授意外交官們拿出「戰鬥精神」來。去年八月，以發表好鬥言論聞名的趙立堅從巴基斯坦調回北京時，一群年輕同事在外交部門口熱烈歡迎他。《環球時報》英文版更在今年四月十六日發表社論，稱 「過去三十年中國堅持的『韜光養晦』原則與『戰狼』外交並不矛盾，後者只是沒那麼謹小慎微罷了」；又說，「中國處於從屬地位的日子已成往事……西方所看到的『戰狼』外交，其實是中西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結果。當西方無力維護自身利益之時，就只能訴諸一種歇斯底里的流氓外交，以保全他們正在喪失的尊嚴」。

這套論述完全用中國傳統的面子思維和文革以來的敵我意識理解對手，向民間洶湧的排外情緒伸出橄欖枝。它清楚地表明，「戰狼」和「小白兔」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是民族主義敘事癌變後充溢中國輿論胸腔的毒瘤。兩個形象如此激昂、如此簡明扼要，以至於憤怒的國民們每天起床入睡，都誤以為胸口充實、頭腦豐滿。
真理是筆直的，狂信和憤怒也是筆直的。官方民間悠悠之口每天噴出狂信和憤怒，卻以為自己說出的是字字珠璣的真理。

武漢封城後最初十天，中國輿論場短暫開放，客觀公正的追責報導層出不窮。李文亮醫生去世當晚，「我要言論自由」的話題曾在微博上曇花一現，民間要求問責的聲音前仆後繼，紀念李醫生的活動、艾芬醫生的訪談，野火般在網上流傳。隨着民怨四起，今年二月十五日，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下發的內部文件警告說：「各級要充分認清『信息疫情』比『病毒疫情』危害更大……對敵對勢力的攻擊抹黑和不實信息堅決批駁和抵制」。

從這份文件來看，就連本該保持清醒的中央政治中樞，似乎也在試圖把自己的錯誤，裝點成他人的「冷眼與嘲笑」。

那段時間我夜不能寐，祈禱這次悲劇中仗義執言的人士，不會像2003年非典時期的發聲者那樣被迅速遺忘。封城十天未滿，陳秋實消失了，兩週之後，李文亮醫生死了。

還好李醫生的微博賬號仍在，像一盞孤燈。微博下的留言板，成了普通中國人的哭牆和樹洞，留言數量近百萬，至今還在增長。人們紀念他臨終前那句「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也分享自己的喜怒哀樂，連早安晚安、戀愛分手、結婚離婚、失業破產，都忍不住要跟李醫生講講。被中國政府點名批評的《紐約時報》四月十三日發文記錄這段正在發生的動人歷史，提醒整個世界，中國還有相當數量的普通人記得這位吹哨人，珍惜他所擁抱的言論自由。

與此同時，中國官方重塑歷史記憶的運動已經開始。一百年來的屈辱史話語、七十年來的舉國體制、三十年來的愛國主義教育、八年來的領袖權威，在李醫生死後快速集結，民間追責的聲音，漸漸被抗議西方抹黑中國的吼聲淹沒。挾「中華民族」以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執政黨，正在把抗疫經驗轉變為制度自信的新論據，極力淡化疫情早期的刻意隱瞞、舉棋不定、敷衍塞責。

四月四日清明，政府號召全社會集體哀悼這場國難。在這場官方搭台的精神淨化運動之前，李文亮和其他十三位抗疫犧牲者剛剛被評為烈士，曾經參與訓誡李醫生的兩名警察也受到警告處分。那天上午十點，我如鯁在喉，因為我知道，作為政府公關的追責行動已經結束，官方再不會讓步，更不會向公民道歉。舉國哀悼的儀式，或許就是選擇性失憶的開始。

一切災難都有結束的那一天，能看到這篇文字的讀者，都是這次災難的倖存者。倖存者要前行，學會忘記是一堂必修課。全民哀悼給了每個人告別過去、輕裝上陣的機會，而政府最希望民眾甩掉的包袱，就是追責的包袱，是它自己的惡行和失誤。

當下美國疫情糟爛不可收拾，各地歷史學會和檔案館紛紛發起故事徵集活動，號召普通人把這段時間的經歷用文字、視頻、圖片等形式記錄下來，為後世存照。我不知道中國是否有檔案機構發起了類似的徵集活動，但我確信自己正在經歷一個重塑歷史記憶的新節點，同時想起劉震雲母親回憶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饑荒時說的話：那些苦哈哈的日子，不提也罷。

我同情苦難的親歷者，理解有人不願追責、不願回頭看的心情。但輿論場上層出不窮的「戰狼警告」，讓我擔心這段歷史，會像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香港「反送中」運動一樣，在大陸只留下一種公開的聲音。我同意一個武漢人的評論：除了方方日記之外，武漢還有太多親歷者的故事需要被銘記；但我堅持認為，作為武漢人一手資料的方方日記，尤其是官方刻意淡化的那部分，和任何人的經歷一樣，值得向全世界公開。

為什麼要公開？正是因為自信、自尊和自愛。中國如果真想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國家，就不能只擴大影響力，卻對制度問題和相應的責任避而不談。這群好不容易站在世界舞台聚光燈下的國民，不應該死死地把國家榮辱和執政黨的榮辱綁在一起。他們急需與中國國際地位相匹配的開放心態，急需「健康社會」必備的自嘲精神、反思精神。在更多人選擇閉目塞聽的當下，他們需要用行動向世界宣告：中國政府也會犯錯，但中國人民並不色厲內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