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一月底開始，中國宣布武漢等肺炎疫情嚴重城市封城，各國紛紛嚴陣以待，祭出對中國斷航、限制中國民眾入境等措施，希望能透過守住邊境，擋下疫情的入侵。當各國的邊境管制措施開始發生效用，擋下第一波從中國延燒的疫情時，第二波疫情卻從意想不到的歐美國家開始向外蔓延，從三月初開始，歐美各國的病例開始急速竄升，並且隨著歐美國家密集的全球航班流竄全球。
在世界各地的防疫模式中，台灣以快速對中港封關、對病患接觸者進行詳細疫調的「防堵式」防疫工作聞名，在三月之前，都成功將確診人數壓在百人以下。
但自疫情擴散到歐美，並在三月中開始出現失控情況後，台灣才開始對歐美進行封關。各國政府封關速度不如對中國一般果決，引發「太相信歐美、只對中港等地封關快」的質疑聲浪，是否真的如此？
除了以數據檢視台灣的封關時機，將產生另一嚴峻的問題：在全球化時代下，各國對疫情實施的「封關封城」決策時機，若僅以各國境內的確診人數作為主要判斷依據，是否足夠？觀諸台灣從一月以來歷次重大封關決策，通常都是以當地確診人數加上其他要素來決定，而該「要素」通常都是以當地確診案例數字、死亡數字與當地政府相關政策為準。而在台灣國內，這確實衍生了是否「對歐美封關太慢」的質疑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