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疫區日記

我離開了被「緩慢」疫情籠罩的英國

一邊盯著香港疫情來勢洶洶,一邊感受英國比較冷淡的抗疫氣氛。在離開英國的前夕,這兩個時空,終於交匯了。


2020年3月14日,英國倫敦,隨著2019冠狀病毒的爆發加劇,一名女士在參觀白金漢宮時戴著口罩。 攝:Chris J Ratcliffe/Getty Images
2020年3月14日,英國倫敦,隨著2019冠狀病毒的爆發加劇,一名女士在參觀白金漢宮時戴著口罩。 攝:Chris J Ratcliffe/Getty Images

萬萬沒想到,我在牛津大學六個月的傳媒研究課程,會以這種方式匆匆結束。3月18日是我離開英國的日子,這比原計劃早了兩個月。課程有約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人,大多也都受到自己國家的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影響;在我登機返港時,只有約5位記者還留在英國。

倫敦希斯洛國際機場像是在上演「人類大遷徙」。當天,為了減少公共交通,倫敦部分地鐵車站暫時關閉,機場附近交通亦出現大混亂。我抵到機場時,已錯過航班值機時間,背負全部家當的沉重,壓得我寸步難行。滿臉徬徨,我到處張羅機位卻統統都滿座;後來網上找到昂貴英航直航,即晚可以離開,猶豫幾秒,已漲價200磅,最終單程機位價錢是1723磅(約15500港幣)。

機場雖然乘客不多,但上下混亂,只看大家所攜的行李就知什麼叫走難。「每個人行李都超重,簡直連家一起搬走。」卡塔爾航空地勤職員向旁邊同事抱怨。附近一堆乘客焦急地在地上翻箱倒籃,明顯不是優閒外遊的旅客。走難時多餘的身外物,立即被棄在垃圾桶:髮乳、風筒、薯片、朱古力……居然還有幾個乳罩。後面明知超重的長長人龍,早已取出信用卡準備好忍痛負超重罰金。

回想過去幾個月,在異國緊貼著家鄉的疫情的我,就像活在兩個平行時空一般:一邊緊緊盯著香港疫情的來勢洶洶,另一邊卻一直在感受英國比較冷淡的抗疫氣氛。直到在離開英國的前夕,這兩個時空,終於交匯在了一起。

藴釀

2019冠狀病毒疫情在2019年12月開始在中國湖北省爆發,香港在1月23日就有第一宗境外移入確診個案、在2月4日錄得境內傳染個案。自此,疫情便一發不可收拾,全面席捲香港。

1月適逢農曆新年假期,香港所有學校都延後開學,公務員開始在家工作。至2月,青衣康美樓懷疑因大廈排氣管漏氣而傳播病毒,約100多名居民凌晨被緊急接去隔離營暫住。北角美輪大廈的佛堂因有多名信眾受感染而關閉。香港一度出現口罩搶購潮:由於嚴重缺貨,口罩被搶至天價,後來更是一罩難求。其他米、鹽、廁紙及漂白水也成為香港人搶購目標。

身在英國的我,亦受不少香港朋友之託,到處在當地搜羅口罩及其他健康用品。但發現,我慢了一步,口罩早被亞洲人合力買光,只能買到一些維生素飲品沖劑,稍為替朋友盡點綿力。

但是,英國街道上沒有人戴上口罩,日常社交話題中亦鮮有提起冠狀病毒的疫情,課堂上亦只因內容需要討論新聞報導,才數次提及全球疫情。海外人士都禮貌地問我一句:「中國的疫情現在怎樣呢?」似乎對他們來說,那是專屬東方的疫情。

有一次,我向他們簡介了香港的感染情況,怎樣出現搶口罩、搶廁紙等情況,全港停工、停課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所有人際交流怎樣搬到了網上進行。這種科幻小說才會發生的情境,未經歷過SARS的他們感到陌生,難免會有一種「隔岸吃花生」的心態來看待亞洲的恐慌,引為奇談,但亦會對情況表達關心:「聽上去情況似乎很嚴重,對此很抱歉,希望你的家人安好。」

當時印象比較深刻是一名在海外機構工作的亞洲記者,直言疫情已經令亞洲人失去理智:「其實病毒死亡率很低,大約只有2% 左右(現時數據由 1.4%至3.4%不等,但未有統一說法),而且死的只有老人家。大家可否先看清楚數據,才開始恐慌?」她提出在課堂中討論傳媒責任問題:「到底是否傳媒在製造恐慌?他們有沒有足夠報導去講解病毒數據?」

我在香港當了十多年醫療記者,立即指出香港亦有極多報導提及新冠病毒死亡率比SARS低,但已有專家指出,這不是輕視新冠病毒的原因。「就算年輕人的死亡率很低,但染病之後始終要佔用醫療資源,當中更不乏重病者需要使用人工肺等科技,香港的醫療系統根本無法負擔。更無人想看到醫護人員會因此而折損。」我急急回覆。

後來,這個討論不了了之。類似看法也解釋了,為什麼世界衞生組織最近特別向年輕人發出警告,希望他們不要輕視疫情。總幹事譚德塞特別向年輕人呼喊,解釋他們面對新冠病毒時並非「無敵」,而且,若他們能自我約束,或可拯救年長人士的生命。譚德塞說,新冠病毒也可導致年輕人入院數星期,甚至奪命 ; 即使他們沒有嚴重病徵發病,但仍可繼續傳播病毒,他們選擇去哪些地方,將關乎其他人的生死。

在工作中認識多年的幾位SARS專家,包括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和港大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疫情期間,一直忙得人仰馬翻。我雖然身在海外,亦不時和他們討論全球疫情發展。

事實上,早在3月1日,何栢良教授和我討論時,已提醒我要注意英國的爆發情況。當地寒冷天氣持續保持在10度左右,新冠病毒像當年沙士一樣在香港夏天便自動消失的機會很微,他擔心地表示:「英國的寒冷天氣一直持續至起碼五月,未到夏天也不會回暖,不足以令疫情減慢下來。」數天之後,何教授傳來歐洲各地爆發疫情的上升趨勢圖,再次提醒我減少外出:「留在牛津,盡量避免出倫敦,避開人多的地方。而且,是時候開始慢慢在家儲備一二星期左右的糧食。」他還特別指出當地防疫意識薄弱,恐怕已出現社區爆發亦不自知,坦言「擔心英國會步意大利的後塵」。

3月4日,意大利的情況急轉直下,我才開始從其他記者口中感受到不少鄰近的歐洲國家,開始人人自危。英國當時確診病患人數是87人,《Daily Mail》當日的頭條是「沒有回頭路」(The Point of No Return),斷言英國疫情可能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專家相信社區已出現持續人傳人的情況。

當時英國正採取圍堵(Containment)式第一階段的防疫計劃。不過,正如英格蘭公共衞生署所宣布,並非所有出現2019冠狀病毒症狀的病人都會進行檢測:「因為化驗的資源應該集中在高風險人士身上」。根據署方的安排,只有曾直接接觸確診病患、或曾到疫情嚴重的地區外遊的人士,才需要接受新冠病毒的化驗。其他具新冠病毒病徵但情況輕微的患者,只會建議他們自行回家接受隔離。

英國不少媒體批評這項安排,要求署方提升每天的檢測容量。亦有專家警告英國疫情已在社區人傳人個案,相信不少隱形帶病者在到處播毒。

輕視

雖然傳媒的警告讀著驚心動魄,但英國普通人的生活,似乎還是感受不到疫情的嚴重性。當時,英國還如常舉行各類型的大小型球賽,除了數千球迷現場狂歡,全國上下不少酒吧亦有人聚集觀賽。

我的一位朋友為捧愛隊,冒險地戴上口罩眼罩全副武裝地去酒吧觀賽,結果被旁邊的英國人取笑,問他「是否太怕死了?」幸好這次不算惡意。事實上,當時亦有不少報導和網上片段可見,戴口罩的亞洲人在當地受到歧視,試過慘被出言辱罵,更不時被人投以奇怪眼光,所以即使好不容易買到口罩亦不敢戴。

疫情來勢洶洶的情況下,3月10日,學院仍安排從牛津前往倫敦開會的課程,還有到倫敦市中心地帶金絲雀碼頭參與午宴聚會。出發前一天,我曾向學院查詢會否因應疫情而改期,或作特別交通安排,負責人只回應「一切也如期進行,沒有計畫要改動」。其他參加者也私下安撫一兩句,叫我「放鬆一點,不用太緊張」。

2020年1月28日,倫敦的泰晤士河堤岸附近,遊人都戴著口罩。

2020年1月28日,倫敦的泰晤士河堤岸附近,遊人都戴著口罩。攝:Justin Tallis/AFP via Getty Images

於是,十多名全球各地的傳媒代表,坐完火車再逼tube,全程兩小時車上人逼人,卻沒有人戴口罩。倫敦地鐵通風差,我在車上時,只覺得到處暗藏殺機,看着那些毛毯坐位,覺得簡直是千年病菌的温床,想起也覺心寒。

是日,席間的國際話題竟然是韓劇《愛的迫降》。來自巴西的女記者居然也和港女一樣,迷上了利正赫,真是始料不及。座中,沒有人戴口罩,奪命的冠狀病毒只約略在席間被談論了一下,沒有引起太大的迴響。

當日英國的確診人數已升至359人,死亡數字是6人,但那時,大家仍然感受不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正在威脅全球。

我有提醒其他記者,原訂兩星期後3月25日的學術研討會,有可能出現變數。這一句組群中的交流,立即令負責人出來澄清,強調學校沒有任何停課,所有會議將如期進行,更暗示我「說出口的消息要準確」。只是我緊跟疫情在各國的發展情形,很難想象英國會「倖免於難」。

當時,外界不少批評英國抗疫反應緩慢,熟悉當地文化的資深傳媒行家亦解釋,這種處理方式大致也合國情。因為政府認定了任何強硬的大型隔離政策都不會成功,大幅改變英國人生活習慣只會惹來民意反彈,最終亦無法監測,只能依賴國民理智、自律。

轉捩

3月10日,我們前往倫敦參與會議的當日,英國保守黨議員以及身兼防疫決策圈之一的衞生部政務次官多麗斯(Nadine Dorries)確診染疫。據報,她確診前曾與首相參加同一活動。到3月11日,英超足球聯賽的倫敦勁旅「兵工廠隊」(Arsenal)也宣布因球員及職員曾與確診病例有過接觸史,而成為全歐第一支「自主隔離」的足球隊。對於熱愛足球文化的英國,亦已開始討論是否應在疫情之下停辦球賽。

在此陰霾籠罩的氣氛下,首相約翰遜在3月12日宣布,英國防疫政策由圍堵(contain)轉向至減慢(delay)感染,並向公眾明言,疫情是當代最嚴峻的公共健康危機,「有更多家庭將會失去摯愛」。

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Patrick Vallance)其後為政府拒絕仿效封城等防疫措施辯護時指出,政府目標是嘗試壓低及拖長疫情高峰,以免短時間內有大量病人壓垮醫療系統,主力醫治重症患者,讓症狀輕微者自行康復。他估計,此病將變成每年的季節性感染,並認為,當全國六成民眾感染康復後,便可建立「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長遠可減少認傳播。

走得最突然的是一名移民美國不久的記者。3月14日美國宣布將擴大入境限制,將不再接收非美國公民從英國及愛爾蘭入境。

當時,政策細節未明,由於移民不久,尚未有綠卡,她急得翌日便要立即跳上飛機,希望趕在3月16日政策生效前趕回親友身邊。「情況如此急轉直下,我不得不在總統宣布封關後的短短三小時內,作出返國的決定。很多遺憾,也來不及和很多人說再見了,非常抱歉。」她發了一個訊息到我們組群,解釋了她的決定。於是,大家漏夜趕去酒吧和她作一個簡短的告別。

突如其來的疫情,正式在英國響起警號,她亦成為我們中間最先離開的國際記者。短短的見面道別之中,一改以往輕鬆氣氛。大家也不敢如常地擁抱吻別,改為舉杯互祝平安就好。

自她之後,其他國際記者全部都受故鄉的疫情影響,各有打算。其中,來自歐洲其他國家的記者,在看見意大利的慘況之後,難免有些「唇亡齒寒」之感,對英國採取相對温和的防控措施表示氣憤。

一對來自土耳其的傳媒夫婦,收到消息,土耳其很快將禁飛英國,急得四處張羅機票離開。「英國明顯做得不足,基本上是什麼也不做,恐怕遲早害死旁邊的鄰近國家」,土耳其的女記者說。北邊的挪威,全國上下禁止外出,身兼母職的記者只能漏夜回國,趕回子女身邊陪伴照顧。「本來我也不想走,可是幾個孩子天天停課在家,我總不能不理他們。」

另外有記者特別分享捷克的防疫工作,在當時環境做得特別嚴,也特別新奇,封關之後,上千軍警會巡視邊防,違反隔離令的人還會被罰款。同時,疫情亦開始蔓延至非洲,當地出現零星的確診個案。組內幾位來自非洲的記者亦開始加入緊張之列,每天看著確診病患數字上漲,擔心該國出現大爆發。

我亦到了思量自身去留的關口。校園十室九空,無事可做,又有開始社區爆發,隨時全國封鎖;留下當然有染病風險,但最怕是即將沒有回港航班,或全球禁飛。再三思慮,如果房租滿約,最終卻無法回港,屆時恐怕要淪落街頭,於是我把心一撗,提早回港。

當時,香港專家包括何栢良教授,亦已經開呼籲英國讀書的港人子女盡快回港。醫管局前總裁梁栢賢更認為,港府應要求英美等國加強控疫措施,避免大量輸出個案,結果增加香港抗疫負擔。

恐慌

在離開前的兩天,3月16日星期二,我終於在英國初嘗何謂肅殺的氣氛。兩個月前在香港上映、以及早期在歐洲各地出現的景象,遲遲地在英國出現了。晚上7時左右,牛津市中心最繁忙的位置居然水靜河飛,冷冷清清,只淨下天空一片深邃綻藍,襯著深街昏黃的街燈,彷彿進入了一種虛疑遊戲。

當晚,約翰遜被一直批評「佛系抗疫」之後,突然「加碼」宣布緊急措施,建議民眾「避免與其他人有不必要的聯繫」,上酒吧餐廳戲院那些活動可免則免,而有病徵人士應全家自我隔離十四天,特別是長者更應當自我隔離,留在室內,避免外出。

但是,約翰遜沒有明確宣布學校停課,也未有實施更嚴格的旅遊管控和封城措施,再一次引起社會非議。相較起周邊正在加緊控制的歐洲國家,英國措施顯得太遲、太寬鬆。

不想製造恐慌的初衷,很快已經無用了。超市旋即出現搶購潮,消毒用品、罐頭食物、意粉等貨架旋即清空。亂中還是有點民族尊嚴和自律。

課程中的日本記者剛巧在超市看見最後四包意粉,上面有字板寫著「所有人都喜歡意粉,請不要多拿」。但是剩下幾名依然留守英國的記者在電話另一頭,又拜託他全買下了。於是,他默默地承受身邊眾人指責的目光,捧走了當天的最後四包。這位日本記者覺得,這是特別尷尬經歷,他說:「作為日本人天生擁有維持社會和諧的民族性,對這次搶購經歷真是畢生難忘」。

此時,課程內的國際記者,雖然不少已經急忙地離開了英國,但大家仍在組群中各自匯報國家的抗疫情況,成為互相打氣的平台。奧地利的記者表示,他一直以為自己身處富裕之地,這輩子第一次感受到全國上下充斥著這樣蕭條緊張的氣氛。「所有人都停工停課,任何人走到街上都有犯罪感,各自迴避陌生人眼神……不過我寧願大家反應過敏,也比輕視疫情更好。」他說。為了他五歲的女兒可以有健康的將來,他笑言希望人類感同心地忍痛一時,「只要齊心一點,有機會可以戰勝的。」

在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特別主持了一個兒童記者會,由一眾兒童記者向她發問,並解釋為什麼防治疫情和每一個人息息相關。丹麥的記者聽完記者會後,在組群內分享感受:「我為她(首相) 舉行兒童記者會這件事感到自豪。實在太温暖了。她用簡單的語言向小朋友解釋他們為什麼不用恐慌,但必須認真做好防疫措施。我們需要更多這類型式的溝通!」另一名提倡女權的記者打趣地回應:「對!這真很cool。世界真的需要更多女性成為領導人!」

其他歐洲地區的人也表示,正在習慣居家辦工、用zoom 開會、天天叫外賣、排隊買日用品的生涯。我笑言,這種生活香港人都已經經歷數月了。轉發到群裏的《金融時報》文章,讚揚香港和新加坡在抗疫首階段取得成功,該報提供了一個全球感染數字的圖表。香港和新加坡那一條向下滑的曲線,惹來了大家羨慕的眼光。

2020年1月28日,倫敦希思洛機場的乘客不少都戴上口罩。

2020年1月28日,倫敦希思羅機場的乘客不少都戴上口罩。攝:Daniel eal -Olivas/AFP via Getty Images

返鄉

很多在英國的留學生都決定離開,海外學生亦的確有理由擔心生病:身在外地,醫保多數不包新發病毒,英國會否提供治療及隔離食宿,都沒有一個定案。並非每名留英學生都如外界想像般來自富有家庭,不少來自貧苦家庭的學生也是憑自身努力考取獎學金出國。修讀課程的印度記者也坦言,一旦在此病了,恐怕家人破產也無法支付醫藥費。這些憂慮都是真實的。

「好像在逃難一樣。」在機場遇到一名24歲的容小姐,她在倫敦大學修讀碩士課程,有感英國防疫意識薄弱,比原訂計劃提早兩個月回香港。她覺得可惜,但「感覺英國很快會爆大獲,抗疫政策來得太慢太寬鬆了!還是回家比較安心。」

3月23日,約翰遜再進一步收緊措施,在電視演說上頒佈禁足令,呼籲市民留在家中,違者面臨警方執法。所有非必需的商舖須即時關門,宗教場所亦不例外。除喪禮外,亦禁止兩人以上公眾場所聚會,婚禮、洗禮等儀式亦禁進行。他表示,將會在三周後,即下月11日,再檢討措施。目前英國的死亡人數已經突破300人。

這一返鄉潮卻也打擊到香港的防疫。眾多留學生不惜代價地湧回香港,有不少明明戴着隔離手帶的人士,卻不肯乖乖地留家隔離14天,四處城中亂跑,令人不安。多名本地專定已經指出,海外輸入的病例將會成為香港新增確診病例的另一戰場。

與此同時,公立醫院疲於奔命的醫護人員,亦在社交網站紛紛展示紙牌,寫著「為了你,我堅守崗位。為了我,請你堅守在家」的呼籲,希望大眾減少外出。政府則先後宣布,公務員再次在家辦公,非香港居民乘飛機從海外國或地區抵港,將不得入境,機場停止轉機服務,甚至推出備受爭議的「禁酒令」,限制食肆暫時停售酒類。

早就有專家提醒,疫情持續時間可能以年計,大家到底有多大決心將防疫工作變成日常,恐怕將會成為全球疫情控制的關鍵。

昨日(23日),是我居家隔離的第三天,身體此前已開始出現輕微流感病徵。

我自行通知衛生署,送院化驗,結果未知,此際心情忐忑。作為醫療記者,自覺小心,懂得病毒的特徵和如何防範,病毒卻是防不勝防。

(2020年3月25日更新:我的檢測結果出來了,是陰性,但收到消息,課程中另一名在國外的同學卻確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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