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我在牛津大學六個月的傳媒研究課程，會以這種方式匆匆結束。3月18日是我離開英國的日子，這比原計劃早了兩個月。課程有約十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人，大多也都受到自己國家的疫情和防疫政策的影響；在我登機返港時，只有約5位記者還留在英國。
倫敦希斯洛國際機場像是在上演「人類大遷徙」。當天，為了減少公共交通，倫敦部分地鐵車站暫時關閉，機場附近交通亦出現大混亂。我抵到機場時，已錯過航班值機時間，背負全部家當的沉重，壓得我寸步難行。滿臉徬徨，我到處張羅機位卻統統都滿座；後來網上找到昂貴英航直航，即晚可以離開，猶豫幾秒，已漲價200磅，最終單程機位價錢是1723磅（約15500港幣）。
機場雖然乘客不多，但上下混亂，只看大家所攜的行李就知什麼叫走難。「每個人行李都超重，簡直連家一起搬走。」卡塔爾航空地勤職員向旁邊同事抱怨。附近一堆乘客焦急地在地上翻箱倒籃，明顯不是優閒外遊的旅客。走難時多餘的身外物，立即被棄在垃圾桶：髮乳、風筒、薯片、朱古力……居然還有幾個乳罩。後面明知超重的長長人龍，早已取出信用卡準備好忍痛負超重罰金。
回想過去幾個月，在異國緊貼著家鄉的疫情的我，就像活在兩個平行時空一般：一邊緊緊盯著香港疫情的來勢洶洶，另一邊卻一直在感受英國比較冷淡的抗疫氣氛。直到在離開英國的前夕，這兩個時空，終於交匯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