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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疫症、排外與管治危機

民間社會能否汲取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


2020年3月5日「驚蟄」,香港鵝頸橋一帶有大量市民「打小人」。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3月5日「驚蟄」,香港鵝頸橋一帶有大量市民「打小人」。 攝:林振東/端傳媒

曾被譽為購物天堂的香港,一些餐廳最近的「待客之道」,惹起了爭議。以「大陸人」或「普通話」來區分「客人」,甚至引伸「敵友」,邏輯上顯得有點莫名其妙,但其盛載的強烈情感,在當前中港的社會脈絡下,卻很可以理解,更值得深思。

倘若執著於「中」、「港」之間的矛盾是否算「種族」歧視,又或指責或辯解「港漂手足」/「中產和理」有沒有肩負「殖民者」/「左膠」的原罪,以至再次用「兄弟爬山」、「槍口對準政權」的權宜策略來處理分歧,恐怕都誤置了問題,亦同時錯失了一次徹底反思的機會。

歸根究底,今天我們社會面對的三大危機——疫症、「種族」排斥和管治合法性——三者均共同源自一種視他者(其他族裔或物種)為工具的權力關係:一方面毫無節制地進行剝削和宰制,另一方面則完全排拒相互依存與尊重。當這種獨尊工具性的生存邏輯,成為了政權管治的唯一原則,自然很快會失去不被尊重的民眾的認受;單一的政治利益計算,也難以真正「科學」地處理疫情,或「客觀」而「理性」地回應「中港矛盾」,問題必然積累,危機也早已寫在牆上。

接著需要思考的是:民間社會能否汲取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

三重危機 一個根源

去年2月13日,香港政府正式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引發軒然巨波。連續不斷的民間抗爭,轉眼已過了一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制度暴力與警暴輪番出現,積累大量民怨,中港政權陷入了管治的合法性危機。特區政府處處表現出完全臣服中央,甚至不惜與民為敵,加上中共控制的大陸傳媒有選擇性地放大香港抗爭者「親美仇中」影像,激化中港民眾之間的矛盾,兩地相互排拒的情緒升溫。

然而,反修例運動所觸發的管治與「種族」(排外)危機,仍未見底。去年12月武漢爆發、波及全球的「2019冠狀病毒病」,既揭示了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面對病毒時的脆弱,亦進一步曝露香港政權低劣的管治能力,削弱其所餘無幾的合法性——從大量民眾於防暴警察感染病毒後「開香檳」慶祝,以及林鄭於最新民調只剩9%受訪者的支持,可以清楚印證。更重要的是,疫症危機令早前種下的兩地相互排斥的「種族」矛盾,全面爆發。

2020年2月10日,中環香港站下班人士戴上口罩。

2020年2月10日,中環香港站下班人士戴上口罩。攝:林振東/端傳媒

去年下半年,也正是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全面爆發期,「中港矛盾」的表現,主要集中於香港民眾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和反感。然而,「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已大失民心的林鄭政權拒絕「封關」,放棄隔斷病毒從中國大陸進入香港的可能性,進一步刺激香港百姓對來自中國大陸民眾的反彈,終引起了一場有關「種族」歧視、但焦點卻可能錯置了的論爭。

在當代世界,疫症擴散、「種族」排外與政權的管治危機,並非中港獨有,而是全球各地普遍面對的問題。「2019冠狀病毒」的擴散,令發達國家如日本、南韓和意大利,亦不能阻止肺炎於社區全面爆發;數量日增的難民湧入,迫使長期倡議多元文化的歐美國家,也愈來愈傾向採用封關或排外的政策;而一些「民主大國」,如美國、印度、巴西和法國,儘管政府經由選舉產生,但仍然免不了陷入各種管治合法性的危機——特朗普成為美國史上第三位遭議院彈劾的總統;《公民身份修正案》和新《工會法》引發各處的示威和上億工人罷工,削弱印度莫迪政權的威信;處理亞馬遜森林大火的方式,令巴西總統於國內和國際社會的聲譽一落千丈;法國政府推動的退休改革,導致各主要經濟領域的大規模罷工。現在疫情在全球各地大爆發,進一步挑戰各國政府的執政與治理。換句話說,疫症、排外、管治合法性這三種社會危機,是當代人類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病毒、排外和管治危機,都有機會令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陷入險境,不分種族和物種,同樣受害。這些危機表面上互不相關,但其實源自一種相同的社會結構和關係,或一種透過不斷剝削、宰制他者,包括其他種族和動植物,視他們為只供我們所用的工具的現代人類存活方式。

廣泛馴化

人類學者 Ghassan Hage 於2017年出版的小書《種族主義是一種對自然環境的威脅嗎?》(Is Racism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Malden, MA: Polity Press) ,探討種族主義(racism)與人類宰制和歧視其他物種(speciesism)的關係。他的主要論點是:兩者其實十分類似(試想想現代社會對海上塑膠廢料與海上難民的態度),更是發展自相同的源頭,背後均是由一種他稱之為「廣泛馴化」(generalized domestication) 的人類生活方式所支撐。

「馴化」指人類視其他種族或動物為工具,將其宰制、剝削、改造或教化,為我所用,也就是把被認為是可資利用的或有害的他者,改造為對馴化者(domesticator) 有價值或無害的對象。馴化也可以是一個人類企圖以「文明」—— 例如積累「民主」或「法治」、「包容」、「理性」等政治正確的文化資本——降服野獸本能的過程,一個沒完沒了、持續不斷的過程。當這種嘗試改造他者為己所用的邏輯,成為了一種普遍的人與人、人與其他動植物的關係,以致於馴化者的存在價值,完全建立於為了工具化他者而活,就構成了「廣泛馴化」這種人類棲居於世界的生存方式。

馴化(domestification)的拉丁詞源是 domus,意指營造一個家的實踐,而 domus 與宰制(dominus) 亦共享同一詞源。因此,Hage 指出,馴化其實意指透過宰制其他種族或動物,製造一種家的感覺(hominess)。就像我們把帶點野性的貓狗,訓練成溫順的家庭寵物。在這馴化危險物種或異外的社會力量的過程中,除了工具性的考量和建基於暴力的宰制外,還包含了一種渴望擁有一個家的情感,或追求於我們棲居的世界上建立家的感覺。換句話說,馴化是一種透過主宰改造他者而產生有用價值、滿足情感的棲居於世的方式,當中往往被表現為相互有利或雙贏的關係,也就是一種理想中的和諧家庭關係。然而,Hage 強調,這並非是馴化者意圖掩蓋「雙贏」背後的宰制和暴力的真相,而是同時包含工具性考量和情感需要的「廣泛馴化」這生存方式本身的特性。

2020年2月4日,一名乘客在即將關閉的羅湖站等待列車。

2020年2月4日,一名乘客在即將關閉的羅湖站等待列車。攝:陳焯煇/端傳媒

除了追求一種家的感覺以外,另一種支撐「種族主義」或物種歧視的情感基礎,是對「逆向殖民」(colonial reversal)的擔憂或驚恐。Hage 以「恐伊斯蘭」(Islamophobia)為例,說明種族主義往往由殖民歷史模塑而成,並一直把這種宰制關係延續至當代世界。對殖民者或馴化者來說,廣泛馴化的成功與否,是一種關涉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們擔心,那些不能被規限管控(contain)或同化(integrate)的他者,例如被比喻為「獨狼」的「恐怖主義者」,一旦失去對其宰制的主權和能力,受殖者(colonized)或被馴化者(domesticated)有朝一日將會來一次「帝國反擊」,取殖民者或馴化者而代之。

Hage 進一步分析,如果並非以純學術的視野描述和定義種族主義,也就是不追求純理論的精確度,以此探問中港民眾的矛盾是否屬於「種族」歧視,而是把實存的種族主義,理解為所有將一個特定身份的群體問題化、邊緣化、看成罪犯、令其不安,又或加以排拒、歧視、剝削的操作;並接受這操作所建基的,是一種內容含混任意、自相矛盾、甚至遠離事實的歧視特定他者的邏輯,包括依據國族主權劃分的疆界或依據種族階級區隔的排外,又或是由馴化者的角度出發,工具性地把其他種族分類為有用及有害的歧視措施,以至於因應移民、旅客或寵物數目日增而產生的數量種族主義(numerical racism)等等。循這角度,我們就可以理解,種族主義與物種歧視其實共享同一個根源,也就是產生自同一種社會結構和人類存活方式,是與管治宰制和資本主義剝削緊密連繫的廣泛馴化,一種工具性地棲居於世界的生存邏輯。

互惠與共生

廣泛馴化本身並不是問題,也不必然引起種族主義或對其他生命的貶抑、歧視或過度(甚至滅絕式的)剝削。Hage 引用尼采指出,剝削或工具性利用,其實是人類世界的一種不可或缺的關係,也是生命(權力)意志的體現。問題在於,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廣泛馴化成為了唯一被認可和倡議的生存方式,排拒其他人與人、人與獸的關係。

對 Hage 來說,除廣泛馴化以外,存在另外兩種人類棲居於世上的生活方式。第一種是互惠(reciprocal),第二種是共生(mutualist)。「互惠」建基於存在個體間能清楚劃分的邊界,是一種超越工具性計算的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的禮物互換關係。「共生」則並不假設存在先驗的個體間的清楚邊界,即反對將自我和他者、人和其他物種分割看待。「共生」接納自我中有他性、人性中混有獸性,所有人都同時是馴化者及被馴化者,只是以不同的混合形式、不同的混合程度存在。

廣泛馴化往往透過工具化他者,以滿足自己;共生的存活方式,則指他者其實在「自身」之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這棲居世上的方式,則指涉我的存在需要與他者同行——透過貢獻自身作為他者的禮物,或他者以自身作禮回饋,建立工具性計算以外的互惠關係,也就是不同種族的人、不同的物種,均可看作為相互贈予對方的禮物,而非純粹的被利用的工具。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關係中,通常都同時包含互惠、共生和廣泛馴化三種存活方式。例如狩獵社會既有獵人對野生動物的工具性利用(廣泛馴化),亦有獵人對野生動物作為自然界的禮物的感恩和尊重(建基於長期禮物饋贈的互惠關係);而獵人與獵物亦相互共生——沒有獵物,也不會獵人,反之亦然。「獵人」可能會成為野獸或病毒的「獵物」,被狩獵的野獸或圍堵的病毒,也可能同時是「獵人」。

現代社會的主要問題,是廣泛馴化抑壓了其他的存活形式,壟斷了棲居於世的所有生活的選擇,以至於在廣泛馴化這框架以外的任何問題,都無法被提出,遑論被處理。因此,Hage認為,我們不能只循馴化者的角度,提出應如何管理資源、改造人獸,以遏止疫情或解決移民問題;也不能僅透過理性認知,嘗試拆解種族主義、物種歧視的二元思考和行動習慣,因為這是一個包含情感動力的實踐問題。況且,二元思考和實踐本是人類棲居於世的其中一種能力,無法避免、不該失去。

如果問題不在於廣泛馴化的存活方式,而在於現代資本主義將廣泛馴化轉化為壟斷一切的邏輯,排拒其他兩種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相處的關係,那麼,危機的出路,顯然並不是要完全拒絕廣泛馴化,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工具性利用和宰制,而是反對讓它成為唯一的生存或棲居於世的方式,使互惠、共生也能在現代的人與人、人與其他物種的關係中鼎足而立,抗衡廣泛馴化的專橫獨斷。Hage 帶點希望地總結,今天已有越來越多人接受工具性考量以外的另類生存模式。如何把這種多元的社群倫理考量,轉化成與大多數人相關的政治行動,促進多元的生存模式和人與人的關係,是當前的危局下極之值得思考的問題。

2020年2月29日,荃灣光榮冰室外貼出的待客告示。

2020年2月29日,荃灣光榮冰室外貼出的待客告示。攝:林振東/端傳媒

回到香港 與狼/螂共舞

借用 Hage 的分析,當代中港以至全球的疫症、排外和管治合法性的危機,亦可理解為根源自「廣泛馴化」排拒「互惠」、「共生」而成為人類棲居於世的唯一生存方式。對病毒的懷疑載體——包括人或其他動物--的排拒,以至基於「抗疫」的工具性思考或保衛家園的情感關注而產生的「種族」主義,背後都可能隱藏著一種廣泛馴化的壟斷實踐。

中港政權在面對疫症和種族/排外危機中的表現,徹底呈現其廣泛馴化的工具性邏輯——僅僅把所有人和其他物種,看作為可否為我所用之物,完全根據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計算,訂定政策採取行動,例如將有否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區分為有用或有害、對病毒的載體也因應經濟的需求調節抗疫隔離的強度。中港政權之所以陷入深重的管治合法性危機,也源自排拒了「互惠」和「共生」的社會關系和人類生存方式,絲毫不尊重他者的生命選擇,尤其是「馴化者」眼中的無用或有害的他者,也就是政權眼中的「暴徒」或警察口中的蟑螂(曱甴)。

以其他動物作為比喻,是所有種族分類的普遍呈現方式,「獨狼」(也就是政權眼中的「暴徒」或「恐怖主義者」) 、蟑螂(曱甴)、病毒/細菌及其載體,代表了對馴化者而言無用甚至有害的形象,是不能管治、不能同化的危險他者。當中港政權對民眾或其他物種的生命目標毫不尊重,對自然和抗爭者沒有絲毫感恩,只以「獨狼」/「暴徒」、蟑螂(曱甴)、病毒/細菌等比喻其無用或有害性,對可資利用的「種族」或「物種」則賜以政治庸酬,既不承認自身也有其所批評的對手的「狼性」或「螂性」,也不承認他們眼中的「暴徒」或「曱甴」亦擁有人性,將二元對立推向極端,視眾生如工具,貶抑不同「種族」或「物種」的生命選擇,自然無可避免會失去民心,以致管治的合法性。

有關種族歧視的爭論,如果能夠回到根本,或許可以長出新的視野。如果只從嚴格的學術意義爭論排外自保是否等同「種族」主義,或只採用廣泛馴化作為參照,開列全面接受或全面拒絕的兩極選項,也就是支持政府的廣泛馴化獨大的工具性邏輯,或完全不容任何工具性的考量及馴化的操作,恐怕難以為既存的危機提供可能的出路。當民間的反抗亦剩下工具性的思考,又或完全拒絕廣泛馴化的生存方式,漠視他者——不同種族、身份、物種——也是有其自身生命目標的主體,就等同排拒了互惠、共生與馴化的多元共處的可能性。這大概是民間在回應疫症、種族排外和政權管治失效等危機時,需要儘量避免的。

參考書目: Hage, Ghassan (2017): Is Racism an Environmental Threat? Maden, MA: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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