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武漢封城已經過去了20天。當天，中央宣布免去了蔣超良湖北省委書記，馬國強武漢市委書記的職位，以上海市長應勇和濟南市長王忠林分別接替。新書記們履新後第二天，2月15日，求是網罕見地公開了2月3日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的講話，緊接着新華社次日轉載並全文公開講話。講話第一段再三強調，習近平早在1月7日 「就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並前後三次就疫情做出指示。
中央試圖對外傳達一個信號：中央早已知情，而武漢的地方官員仍在淡化病毒的威脅。為何要通過公開國家領導人在最高權力機關的講話來對地方官員進行攻擊呢？答案其實就藴含在威權政體韌性和能夠延續的秘密中。
合法性危機和問責制度
威權政體的合法性還有另一個重要來源：問責制⋯⋯但這並不意味着威權政府會致力於改善問責制度，因為問責成了領導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威權政府天然存在合法性問題，因為合法性的核心是「統治是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缺乏多黨競爭和平等投票權的威權政府會長期面對不斷顯現的合法性危機。然而研究威權政體的學者在社會調查（比如亞洲政治態度晴雨表ABS）中發現，中國民眾對政權的信任和支持很高，甚至長期超過大部分民主國家。許多學者都深入探討了其成因。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依靠意識形態，克里斯馬領袖和群眾運動來維持合法性。然而在毛的末年，群眾運動無法維持，毛個人的權威在林彪事件後嚴重受損，意識形態也因為糟糕的社會經濟狀況而失去吸引力，民怨沸騰，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在短暫的過渡期後，鄧小平主導了改革開放，確認了新的合法性來源，也就是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除了經濟發展，還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如道路交通，失業和醫療保障，公共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