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廣場

閻連科:經此疫劫,讓我們成為有記性的人

在即將到來的被稱為戰爭勝利的萬人合唱中,讓我們默默站到一邊,成為一個心裏有墳墓的人;有記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天把這種記性生成個人記憶傳遞給後人的人。


2020年2月15日,武漢大雪,一位男士拿著雨傘在路上。 圖: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5日,武漢大雪,一位男士拿著雨傘在路上。 圖: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是閻連科2月21日在香港科技大學網絡授課的第一講,端傳媒獲閻連科授權,轉載全文。

同學們:

今天是我們科大研究生班網絡授課的第一講。開講前請允許我說些課外話。

小時候,當我連續把同樣的錯誤犯到第二、第三次,父母會把我叫到他們面前去,用手指着我的額頭問:

「你有記性嗎?!」

當我把語文課讀了多遍還不能背誦時,老師會讓我在課堂上站起來,當眾質問到:

「你有記性嗎?!」

記性是記憶的土壤,記憶是這土壤上的生長和延伸。擁有記性和記憶,是我們人類與動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別。是我們成長、成熟的第一之需求。我以為,許多時候它比吃飯、穿衣、呼吸更重要。因為當我們失去記性、記憶時,我們會失去做飯、耕地的工具和技能;會一夜醒來,忘記衣服放在哪兒了;會確真以為皇帝不穿衣服要比穿着好看得多。今天為什麼要說這些?因為新冠肺炎這場舉國、舉世之災難,它還沒有真正被控制,傳染還遠遠沒有過去和消失。然而這時候,湖北、武漢乃至全國別的省市和地區,家破人亡、滿門絕去的哭聲都還不絕於耳時,我們已經聽到、看到因為統計數字的向好,就開始自上而下、左左右右地準備歡慶的鑼鼓和高歌的亮嗓了。

一邊屍骨未寒的哭聲還未落下去,另一邊,凱歌在即,英明、偉大的呼聲已經響起來。

自新冠肺炎一步一步地走進我們的生活始,到今天,我們並沒有真正弄清因為新冠肺炎一共死了多少人——死在醫院是多少,死在醫院之外有多少。甚至都還未來及去調查、叩問這一些。也甚至,這樣的調查和叩問,會隨着時間的移去而終結,而永遠是個迷。是我們留給後人的一筆憶之無據的生死糊塗冊。我們固然不該在疫情之後如同祥林嫂,每天都在念叨着:「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坳裏沒食吃,會到村裏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但我們也不該一而再、再而三地像阿Q那樣兒,在捱打、羞辱和死至臨頭時,還依然相信自己是漢子,自己才是勝利者。

我們的個人記憶被規劃、取代和抹殺了。我們總是人家讓記住什麼的就記什麼,讓遺忘什麼的就忘什麼;讓沉默時沉默,讓歌唱時歌唱。

在我們的人生裏,在我們所處的歷史和現實中,無論是個體或家庭,還是社會、時代、國家的悲劫和災難,為什麼總是一個接着一個呢?為什麼歷史、時代的坑陷和悲劫,總是由我們成千上萬百姓的死亡和生命來承擔和填補?在諸多、諸多我們不知道、不追問、不讓追問就不問的因素裏,有一點,就是我們作為人——我們千千萬萬的百姓或螻蟻——我們自己太沒記性了。我們的個人記憶被規劃、取代和抹殺了。我們總是人家讓記住什麼的就記什麼,讓遺忘什麼的就忘什麼;讓沉默時沉默,讓歌唱時歌唱。個人記憶成了時代的工具,集體和國家記憶成了個人失憶或記住的分配和承包。試想一下,我們不去討論那些已經更換了封面、書號的歷史和久遠,單是最為眼前的二十年,和你們一樣,八零、九零的孩子都經過、記得的幾乎是舉國之災的艾滋病、非典和新冠肺炎,它們到底是人禍之災難,還是如唐山、汶川地震樣的人類還難以抗逆的天譴之劫難?在前者的舉國之災裏,人為的因素為什麼又幾乎如出一轍呢?尤其17年前的SARS和今天新冠肺炎的蔓延和肆掠,如同同一導演將同一悲劇的再次復排和出演,作為我們這些如塵埃一樣的人,我們既不能追問導演是誰,也沒有專業知識去還原編劇的念想、構思和創作。那麼當我們再次站在復排的死亡之劇面前時,我們至少可以問一問,屬於我們的上次悲演留下的記憶去哪了?

我們的記性被誰抹去、挖走了?!

沒有記性的人,從本質上說,就是田野、路道上的土。皮鞋願意把我們踩成啥樣兒,由那隻皮鞋的牙痕說了算。

沒有記憶的人,從本質上說,就是和過去生命割斷的木頭和板材,它們的未來是什麼物形和東西,由鋸子和斧頭說了算。

對於我們來說——對於我們這些因為熱愛寫作而讓生活有了意義的人,一生要靠方塊字活着的人——在線的科大研究生班的同學們,也包括人大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已經畢業和在讀的作家們,如果連我們都放棄了屬於我們個人的、來自血與生命的記憶和記性,那麼寫作到底還有什麼意義呢?文學還有什麼價值呢?我們這個社會還要作家幹什麼?你筆耕不輟、勤奮努力、著作等身,這和被人不斷牽線、調動的木偶有什麼差別嗎?記者不寫他親眼看到的;作家不寫他個人記憶、感受的;在社會輿論中,能說話和會說話的人,總是用純正抒情的國家腔調在念、在讀、在朗誦,那麼還有誰能告訴我們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作為個體的真實、真相和存在的血肉生命是什麼?

試想一下子,如果今天的武漢,沒有作家方方的存在和記錄,沒有方方用文字寫下她個人的記憶和感受,沒有成千上萬如方方那樣的人,通過手機傳遞給我們的生死哭喚和呼救聲,那麼我們會聽到一些什麼呢?會看到一些什麼呢?

2020年2月20日,武漢兩名工人在協和醫院外的路上運送貨物。
2020年2月20日,武漢兩名工人在協和醫院外的路上運送貨物。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在巨大的時代洪流中,個人記憶往往被視為是時代多餘的泡沫、浪花和喧囂,會被時代剔除、扔掉或甩到一邊去;會讓它無聲、無言如同從未存在過,從而在一個車輪流水的時代過去時,巨大的遺忘到來了。有靈魂的血肉沒有了。一切都安泰靜好了,能夠撬動地球那個小而有小的真實支點不在了。如此着,歷史就成了無依無據的傳說、遺忘和想像。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長有記性,擁有個人不被改變、磨滅的記憶,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是講一點真話最低的真實和證據。尤其我們寫作班的同學們,我們絕多都註定是要一生用記憶來寫作、求真、活着的人,如果有一天,連我們都沒有了那點兒可憐的真實和記憶,那麼這個世界上,到底還有沒有個人和歷史的真實和真相?

實在說,我們擁有個人的記性和記憶,即便不會改變世界和現實,那麼至少在面對統一、規劃的真實時,我們也會在心裏呢喃到:「情況不是這樣啊!」至少在新冠肺炎的拐點真正到來時,在巨大、歡慶勝利的鑼鼓中,我們還能聽到、記住那些來自個體、家庭、邊緣的哀嚎和哭泣。

個人記憶改變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讓我們擁有真實的內心。

個人記憶不一定能成為改變現實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謊言到來時,幫助我們在心裏打出一個問號來。至少說,某一天又有大躍進、大鍊鋼鐵的時代了,我們相信沙子煉不成鐵、畝產不能達到十萬斤,是人類最基本的常識之常識,而非意識創造物質、空氣生產糧食的奇蹟吧。也至少,某一天又有十年浩劫那樣的革命了,我們能保證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進監獄和斷頭台。

同學們,我們都是文科生,我們可能一生都是要靠語言去和現實、記憶打交道的人。於記憶言,我們不說成千上萬的個人記憶,就是集體記憶、國家記憶和民族記憶那樣的話,因為在我們的歷史上,國家記憶、集體記憶總是覆蓋、改變着我們個人的記性與記憶。在今天,就現在,新冠肺炎還遠遠沒有凝結為記憶時,而我們的身邊和四周,都已經開始響起高歌宏嗓、大肆歡慶的鑼鼓了。正是因為這一點,希望同學們、希望我們經過了新冠肺炎劫難的人,經由此一劫,都能成為長有記性的人;能讓記性生出記憶的人。

不能做李文亮那樣的吹哨人,就讓我們做一個聽見哨音的人。

在可預知的不久後,在鑼鼓喧天、詩文橫飛,開始喧天鬧地地歌頌打贏了新冠肺炎這場國家戰爭的勝利時,希望我們大家不是那些空洞高歌的寫作者,而僅僅是擁有個人記憶的實實在在的人。在鋪天蓋地的盛大演出到來時,希望我們不是舞台上的演員和朗誦者,不是為出演而鼓掌的人;而是站在舞台的最遠處,默默看着演出而眼含熱淚的一個柔弱無奈的人。我們的才華、勇氣和心力,如果不能讓我們成為方方那樣的寫作者,那麼至少在猜忌、嘲諷方方的人群裏,要沒有我們的身影和聲音。在最終要回歸、到來的靜好盛世裏,在海洋般的歌聲中,面對新冠肺炎的根起和蔓延,如果我們不能把疑問大聲說出來,而小聲的嘀咕也是良知和勇氣;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但一味地不言、不說和忘記,則不僅是野蠻的,而且是更為野蠻、可怕的。

不能做李文亮那樣的吹哨人,就讓我們做一個聽見哨音的人。

不能大聲地講,就做一個耳語者;不能做一個耳語者,就做一個有記性、記憶的沉默者。讓我們因為這次新冠肺炎的緣起、肆掠和蔓延,在即將到來的被稱為戰爭勝利的萬人合唱中,默默的站到一邊去,成為一個心裏有墳墓的人;有記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一天把這種記性生成個人記憶傳遞給後人的人。

2020年2月20日 北京

2020年2月14日,北京降雪,一名保安在幾乎空曠的購物區站崗並戴著防護口罩。
2020年2月14日,北京降雪,一名保安在幾乎空曠的購物區站崗並戴著防護口罩。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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