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下）——人類當下的困境

【編者按】本文為華東師範大學劉擎教授自2003年起所撰寫「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2019年作品中篇，首發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欄目，有部分刪減。完整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發表。端傳媒經作者及平台授權，刊發全文未刪減版，以饗讀者。

面對全球氣候緊急狀態

森林在燃燒：從美國加州、巴西亞馬遜，到澳大利亞甚至在北極圈，大面積的山火失控。觸目驚心的圖片和影像傳達着氣候危機的凶兆，而這只是最可見的部分。

一個真相，即便十分可怕，如果是老生常談也會讓人漸漸習以為常，變得無動於衷甚至心生厭煩，或者乾脆懷疑和否認——直到震驚的時刻來臨。個體健康狀況往往如此，地球的安危也是如此。

現在這個時刻來了，絕非危言聳聽：有極大的概率，我們無法達成控制氣候變暖的預期目標。不是遲了，而是已經太遲了，就像狼群早已混入羊群，我們終於同意一起來「亡羊補牢」。

地球生態並不會毀滅，但將長期重病不愈（想像一下你將在醫院渡過餘生）。這甚至不是什麼「代際間正義」問題，而是當下年輕一代（或者足夠長壽的中年人）會遭遇的命運。可這麼悲觀的前景是不是最好秘而不宣？否則會讓人過於絕望。也許如此，除非你不相信長期住院的病人大多會自暴自棄。

這些感想是因為閲讀《紐約客》9月發表的長文，題為《如果我們不再假裝會怎樣？》，小說家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的核心論點令人沮喪，他相信「氣候大災難（apocalypse）即將來臨。要為此做出準備，我們需要承認我們無法防止這場災難」。這很難讓人接受。但在研讀了十多篇相關文獻之後，卻沒有發現有力的反駁論據。弗蘭岑很可能是對的。

2019年在（有記錄以來）最熱年份排名中位居第二，僅相差0.04度次於2016年（更反映趨勢的數據是，這個排行榜上最熱的前8名全都屬於2010年代）。地球開始「發燙」，格陵蘭冰蓋融化了3000億噸冰（淨損失），明顯高於近幾年的年度平均值2400億噸。9月22日，數百人聚集於阿爾卑斯山，為山上的冰川舉辦葬禮，宣讀悼詞。炎熱的夏季，法國和德國的核電站因為冷卻水的温度過高，曾被迫關閉核反應堆的運作。

《牛津詞典》的2019年度詞彙是「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其詞典定義是「要求採取緊急行動來減少或阻止氣候變化，避免由此造成的可能無法逆轉的環境破壞」。此前，英國、愛爾蘭和歐洲議會都相繼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11月《生命科學》（BioScience）學刊發表一份聲明，題為《世界科學家的氣候緊急狀態警告》，來自153個國家的一萬多名科學家聯署支持，他們「清晰而明確地宣告，地球正面臨氣候緊急狀態。為確保一個可持續的未來，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這要求一些重大轉變——轉變我們全球社會的運作方式，以及與自然生態系統的互動方式」。隨後這份聲明在「世界科學家聯盟」網站繼續徵集科學家聯署。

實際上，科學家的危機警報早已拉響。早在1992年，由美國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肯德爾（Henry Kendall）領銜，發表《世界科學家致人類的警告》，大約1700名知名科學家簽名。2017年11月，超過15000名科學家聯署發表了同題警告的「第二份通知」，發起人是美國生態學教授裏波（William J. Ripple），他也是今年這份聲明的主要撰稿者之一。

氣候危機意識也逐漸深入大眾文化。半個多世紀前的科普讀物《寂靜的春天》當時就引起轟動，後來出現了許多觀賞性更強的影視作品。2004年氣候災難電影《後天》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觀眾（雖然作為科幻片，其科學性屈從於虛構性受到幾位科學家質疑）。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在氣候公共教育的能力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在2006年主創的紀錄片《惱人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受到廣泛讚譽，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編撰的同名書籍曾連續數月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之首。由於戈爾在促進公眾環保意識方面的卓越成就，被授予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

經年累月的教育以及不絕於耳的警告，的確更新了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生態環境意識，也帶來了可觀的行動實踐。那麼，為什麼人類向「環境友善」生活方式的轉變還是遠遠落後於環境惡化的速度？因為獲得正確認知的過程過於緩慢，錯過了有利的行動時機。在對危機嚴重性的認識逐漸達成廣泛共識之後，問題已經積重難返而變得日益緊迫，這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提出難度極高的要求。

在氣候危機的認知方面曾經存在三個主要問題：氣候是否在持續變暖？「温室效應」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嗎？以及在氣候變化的成因中人為因素是否關鍵？對這些問題一直存在真真假假的辯論。所謂真辯論，是指科學家之間正常發生的觀點分歧。氣候和環境科學的發展受歷史條件的局限，在觀測工具、分析模型和判斷能力還不夠成熟的時期，還很難對相關問題做出理據充分的確定判斷，存在着一些合理分歧的空間。

這就讓「假辯論」有了可乘之機，利益集團（尤其大型石油公司）選擇性地慷慨資助對自身有利的研究，或者賄賂研究人員形成誤導性的觀點。更復雜的是，真假辯論有時相互交織，讓人真假難辨。1992年發表的「海德堡呼籲書」，旨在反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CPP）關於抑制温室氣體排放的報告，有4000名科學家聯署簽名（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1995年又有79名氣候及相關領域的科學家簽名發表《萊比錫全球氣候變化宣言》，否認「存在關於全球氣候變暖的共識」並反對「京都協議書」（後來發現，其中有幾位簽名者受到石油工業的資助）。這些事件與所謂氣候變化「懷疑論」和「否認論」有若即若離的聯繫。

對氣候變化的認知困惑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得到澄清，大部分科學家對上述三個問題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2011年的研究發現，有97%的氣候科學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意見一致，而到今天科學家共同體已經達成了完全而明確的共識。即便如此，懷疑論和否定論的影響並沒有銷聲匿跡，當今美國總統本人就持懷疑論的立場。

在8月底聯合國的氣候變遷會議上，桑伯格（Greta Thunberg）大聲疾呼「How dare you!」。這位16歲的瑞典少女成為《時代》週刊的年度人物。無論是否喜歡她的憤怒言辭，她對事實的基本認知並不算偏激。

在11月的世界科學家聲明中有這樣一段話：「氣候危機已經到來而且正在加速，超出了大多數科學家的預期。它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命運的威脅比預期的更為嚴重。」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在3月出版了七位作者合作的研究專著《有見識的專家們》，受到《科學美國人》《衞報》和《紐約時報》的關注評論。作者通過長期的研究調查發現，與懷疑論和否認論的指控相反，科學家不僅沒有誇大反而會低估氣候變化的速度和威脅性。他們過於謹慎的主要原因是，寧願克制「偏激」的研究發現來維持當時主流的保守共識，也不願引發爭議。因為這會讓官員和公眾無所適從，將有限的科學分歧混同於「完全沒有可靠的知識」，會為「不作為的立場」提供藉口。

氣候危機的惡化還有一個特點，它的前半段像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温度上升、森林燃燒和冰川融化等趨勢只是逐漸加劇，但漸變過程會到達一個臨界點，然後會爆發急劇而不可逆轉的突變，這就是所謂「翻轉點」（tipping point）。比如温鹽環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突然大幅度減緩，即便不太可能完全停滯。如果完全停滯，就會出現類似電影《後天》中的可怕景象（儘管許多觀眾不理解，明明是氣候變暖怎麼結果會讓人「凍死」）。

11月28日《自然》雜誌發表倫頓（Timothy Lenton）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的文章，題為《氣候翻轉點：風險太高，不可對賭》。在文章列出的全球九大氣候翻轉點中，有半數以上極為活躍，其中幾個已經非常迫近。

在2019年，對於氣候危機的真實性、嚴重性和人為成因，已經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連「懷疑派」這個含混的術語已被美聯社、《衞報》等媒體廢棄，剩下的只有極少數「否認派」（實際上是「抵賴派」）。科學家的預警基本正確，缺陷只在於以往太過温和了。

當認知的障礙完全清除之後，人類需要刻不容緩的行動，再也沒有拖延的理由。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有高低兩個目標。2015年《巴黎協定》規定，將全球平均温升在本世紀內控制在2℃以內，這對於簽署協定的國傢俱有法律約束力。但在一些島嶼國家的要求下，還追加了一個更理想些的目標，努力爭取控制温升不超過1.5℃，但這個「努力爭取」並沒有約束力。

無論是哪一種標準，其中的温升幅度都不是與目前的水平相比，而是指「相對於工業化前的水平」。那麼現在是什麼水平？12月3日聯合國的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臨時聲明」告知：2019年（1-10月）的全球平均温度比工業化前時期高出大約1.1℃！這就意味着，實際上我們還剩下1℃左右的餘額可用（即便平均温度在來年有可能出現極微小的下降）。

要實現2℃以內温升目標，全球人為的二氧化碳必須在2030年減排20%，在2075年要達到「淨零排放」。我們做得到嗎？人類再也沒有拖延的理由，但有許多原因會嚴重阻礙所要求的行動。

回到《紐約客》的那篇文章，弗蘭岑認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滿足三項條件。第一，主要污染國家都要採取嚴厲的措施，關閉大部分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並徹底重組經濟。而且必須齊心協力，「如果德克薩斯人還在開採石油並駕駛皮卡車，即便把紐約市變成綠色烏托邦也無濟於事」。第二，這些國家採取的行動必須正確，政府的鉅額資金不會浪費，也不被侵吞。最後，絕大多數人（包括痛恨政府的許多美國人）都要無所抗拒地接受高税收，並嚴格管束鋪張的家庭生活方式。他們要對必要的極端措施抱有信心，不能將討厭的新聞當作假新聞置之不理，還需要為其他遙遠而受到威脅的國家以及後代人做出犧牲。「每天，他們都要思考死亡，而不是早餐。」

弗蘭岑對達成這些條件的可能性非常悲觀，因為不相信「人性不久後能發生根本改變」。他提到今年出版的新書《不宜居住的地球》，這本書的暢銷表明許多人都有悲觀的同感。但是，坦言悲觀的前景並不是主張放棄努力，就像宗教承諾的永恆救贖即便不再可信，人們也不會就此停止行善。他主張應當坦率承認我們達不到預期的目標，這樣才不會在希望落空後完全陷入絕望。力所能及的減排努力仍然有強有力的現實和道德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緩地球走上不歸之路的時間。

的確，實現預期目標會要求十分艱難的改變。弗蘭岑在文章中沒有明述卻暗含的一個論題是，應對氣候危機的努力會遇到合作困境，因為氣候是一項全球公共品（global public good），對此已經有大量的學術研究。杜克大學羅森伯格（Alex Rosenberg）教授9月底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對此做了通俗的闡述。

公共品的消費（受益）有兩個特徵，非競爭性和不可排他性。路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使用路燈的照明絲毫不妨他人使用（非競爭性），但我同時也無法排除他人使用（不可排他性）。實現《巴黎協議》的目標也是如此，一國無法單獨從中受益，除非也讓別國同時受益。那麼誰來為修建路燈支付成本呢？限制氣候變化的努力會面臨「囚徒悖論」：如果主要污染國聯合起來控制排放，美國就不必努力也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別的國都不願付諸行動，那麼美國甚至連嘗試都沒有意義。

所以，無論別國怎麼做，從「理性」自利的角度計算，美國最優選擇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個國家都會做同樣的理性計算，結果就導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災難。克服囚徒悖論的常用辦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強制。在沒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國自願合作，達成一致意見，形成嚴格而有效的監管和獎懲機制，確保共同遵守協定。但全世界有200多個國家，有效的合作太難了。

羅森伯格對合作困境的描述並無新意，但他提出一個有趣的辦法。想像一下你是生活在19世紀的富翁，發現周邊的馬路上沒有路燈，沒有任何人願意花錢修建。假設當時的路燈極為昂貴，貴得你無法獨自承擔，而窮人們也無力分擔。那應該怎麼辦？你應該去找愛迪生！花錢資助他的發明，讓他研發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燈，便宜到你願意獨自支付而免於夜間行走的不便。羅森伯格說，這就是科學技術的用武之地，現在應該想盡辦法去發明各種性價比極高的節能減排新技術和產品，其成本必須非常之低，以至於個別國家或公司願意獨自支付，因為這個成本仍然會低於它們擺脱惡劣環境所獲得的收益。於是，「減緩氣候變化的這項公共品，對於至少一個消費者（國家或公司）會變得如此有價值，以至於這個消費者願意獨自為自己購買，而其餘的人可以免費搭便車。」

這有可能嗎？羅森伯格並沒有把握，因為科學的發現和突破要藉助偶然的運氣。但他主張「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去增進科學使我們脱離困境的機會……去支持純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錢，去自由地傳播和回報科學研究」。

2019年，大自然和科學家都傳達了「氣候緊急狀態」的訊號。我欽佩弗蘭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付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對可能失敗的未來。同時懷着一絲希望，期盼我們時代的愛迪生，成千上萬個愛迪生。

優績主義的陷阱及其教訓

美國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醜聞。聯邦檢察官在3月對50人提出指控，名演員、商業領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賄（金額從5萬到120萬美元不等），為子女「購買」耶魯、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學資格。輿論譁然，美國兩黨政要也紛紛予以譴責。

公眾的憤怒無需解釋，因為這踐踏了美國人深信不疑的「優績主義」理想或「優績制」（meritocracy）原則：社會與經濟的獎賞應當依據才能、努力和成就這些「優績」（merits）來決定。人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公平競爭，成績優異者獲勝。因此，最好的大學應當錄取成績最出色的學生，收入最高的職位應當留給最有能力的人才。對美國人來說，這是不容挑戰的理想原則。

挑戰者出現了，他自己就是優績制競賽中的贏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他評論說，人們對招生醜聞的譴責完全正當，但並沒有觸及深層的問題，只看到有人破壞遊戲規則，卻沒有看透這個遊戲本身是一個陷阱。他的新書《優績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於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響。美國幾乎所有主要報刊、廣播電視和網絡媒體都發表了報導、採訪和書評。《紐約時報》刊登多篇評論，《新共和》和《高教紀事》還組織了專題討論。

作者的核心論旨是，現在「美國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為優績制沒有充分落實，而是優績制本身造成的」。優績制根本無法兑現它許諾的公平競爭與社會階層流動，在虛假承諾的偽裝下只是一個陷阱。這本書力圖闡明（如其副標題所言）「美國根本的神話如何滋養了不平等、瓦解了中產階級併吞噬了精英階層」。

馬科維茨對優績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首先，優績制固化了社會等級，折斷了人們向上攀登的階梯，實際上造就了新的世襲制。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為優績主義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於打破凝固的世襲等級，讓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憑藉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獨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是所謂「美國夢」的感召力所在。馬科維茨論證，美國社會的現狀是，精英階層能夠將優越的社會和經濟地位「代際傳遞」給自己的子女。這當然不能依靠被廢棄的世襲制度，而是通過教育。

教育本來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關鍵通道，但優質教育是稀缺資源，需要競爭才能獲得。爭奪優質教育資源是一個全球現象，在亞洲是如此（想想電視劇《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和《小歡喜》中的情景，還有上海「小學不讀民辦，大學就讀民辦」之類的廣告），美國也不例外。

無數家庭捲入焦灼的戰場，但精英階層最終會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這突出體現在著名高校學生的家庭階層分布。馬科維茨援引數據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和耶魯大學等名校，來自收入水平前1%富裕家庭的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了後60%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人數總和。目前在貧富學生之間的學業成績差距，已經超過了1950年代黑人與白人學生之間的差距。

早在1960年代，耶魯大學校長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曾明確主張，學校錄取要根據學生的成績而不是其家庭背景來，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襲。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為精英階層找到了保持優勢的秘訣：通過支付高額費用，讓孩子獲得最好的升學訓練，從幼兒園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種昂貴課外補習班和培訓項目，讓他們的子女在各級入學申請中獲得難以匹敵的競爭力。頂層富裕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是驚人的，每個孩子的累積花費可以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由此「維護了一個有效的世襲統治階層」。

第二，推行優績制的結果是貧富差距的擴大，結果瓦解了中產階級。由於工作職位和收入等級與教育水平密切關聯。可想而知，優績制會導致精英階層與中產階級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紐約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國曾經是全世界最平等主義（egalitarian）的社會，托克維爾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佔比，當時在美國不到10%（而在英國超過了20%），但今天上升到20%。在1950年代，CEO的工資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資的20倍，而現在達到了360倍。貧富差別的加劇帶來了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整個中產階級在過去半個世紀內不斷衰落，少部分進入上層和精英階層，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斷下降（這也使中產與底層人口的貧富差距相對緩和），結果形成了頂層與中下層之間嚴重的兩極分化。一個由中產階級佔據美國主導地位的「橄欖型社會」消失了。

第三，優績制的操作具有欺騙性。與傳統的貴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階層的興起具有道德的正當性，他們宣稱自己獲得的優越地位全靠努力奮鬥和聰明才智，因此這種地位完全是其「應得」。但馬科維茨指出，這是一個操縱性的作弊體制（rigged system）。精英階層不只用財富優勢獲得教育優勢，而且他們故意提高了社會職業的技能門檻。金融投資、律師、醫生和高新技術等高收入行業，都屬於「超級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對受僱者要求的資質極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學的畢業生，而普通學校的畢業生很難達到准入門檻。因此教育背景的優勢也就轉換為就業和晉升的優勢。

如果用體育競賽作比，馬科維茨似乎是說，精英階層在雙重意義上作弊。首先是在入學競爭中，他們的子女接受了昂貴而優質的強化訓練（這是中下階層完全無力負擔的培訓），這相當於包攬了最優秀的教練和訓練設置，因此獲得了競爭優勢。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就業競爭中改換了比賽項目，原來的比賽是（比如拔河之類）人人可以參加的項目，現在變成了（冰上芭蕾之類）未經特殊訓練完全無法入場的項目。這些新設置的項目對獲勝者的獎賞（收入）極高，但普通家庭的子女根本達不到准入門檻。馬科維茨相信，這些高收入行業的出現，表面上是新型經濟發展的需要，其實是精英階層有意為之——為了將普通人隔離在遊戲之外，來確保他們的絕對優勢，最終造成了無可戰勝的堅固壁壘。因此優績制的實際操作證明，所謂的機會平等和公平競爭是虛假的承諾，實際上是一個陷阱。

在揭露了優績制的本質之後，馬科維茨還闡述其有害的後果。他強調優績制同時對窮人和富人以及整個社會都造成了危害。在這場遊戲中沒有真正的贏家。

中產階級的損失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是優績競爭的失敗者，很難獲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級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機會。那些成功「逆襲」的勵志故事因為罕見才成為「新聞」，正如彩票的中獎者。他們只能做簡單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維持基本生活，卻無法為孩子負擔私立學校和課外培訓，也就難以期待下一代能改變命運。停滯的工資和上升的債務使他們被排除在社會經濟的繁榮之外。而這場競爭因為貌似「公平」，他們被淘汰出局的命運只能歸咎於自己，視為自己的「應得」。

實現美國夢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中產階級也就失去了進取精神。他們工作得越來越少，是因為沒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種「被迫懶散」（enforced idleness）狀態，感到自己是對社會無用的人。這種被排斥的感覺導致了普遍的精神沮喪。美國從2015年開始，出現連續三年的人口預期壽命下降，這是史無前例的，在發達國家中極為罕見。雖然很難斷定因果聯繫，但藥物濫用和抑鬱自殺的增加，以及預期壽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貧窮和中產階級的社區。

馬科維茨還呈現了一種格外反諷的圖景：優績競爭的贏家陷入了另一種悲慘命運。老派精英階層的特徵是閒散，因為可以不勞而獲。而現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級技能」的勞工，過着超級繁忙的生活。他們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貴的教育投資索要更高的回報。《哈佛商業評論》的調查顯示，高收入人群每週工作在50到80小時之間，而「極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達到每週100小時甚至更長。這是一個不斷自動強化的循環：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時間更長，而更長的工作時間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來證明其合理性。

於是，衣食無憂的精英們承受着嚴重的「時間饑荒」（time famine），損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質。而他們的下一代，從幼兒時代開始就被培養成有強烈進取心和競爭力的孩子，懷着與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帶着對失敗的擔憂和恐懼，精心籌劃自己的未來。精英階層生活在無止境的競爭命運中，必須付出極端的代價才能守護自己的特權地位。

這樣一來，美國社會落入了優績制的陷阱：一面是中產階級「無勞可做」轉向「被迫懶散」，一面是精英階層「過勞而獲」陷入「時間饑荒」。優績制本身成功了，但這場競爭中的成敗雙方都過着悲慘的生活。這很接近馬克思的一個論題，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資本家和工人同樣處於「異化」狀態。

在馬科維茨看來，優績制是一場騙局，實際上成為財富和特權世襲相傳的機制，造就了新的「貴族階層」，滋長了階級之間的對抗和怨恨。目前的不平等狀況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難以識別。的確，美國人崇尚的是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但這部著作提出一個警告：嚴重的結果不平等必定將破壞機會平等。作者相信，這種社會分裂的狀況會侵蝕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為特朗普的黑暗民粹主義提供推動力量。

那麼，我們如何擺脱優績主義的陷阱呢？馬科維茨並沒有給出強有力的對策。他承認轉變優績制的難度之高，相當於在大革命時代推翻貴族制度。他建議的改革方案十分有限，着眼於教育與就業兩大領域。首先，通過建立更包容和開放的教育體制來促進機會平等。比如，讓私立學校接受相當比例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否則無法享受捐贈的免税資格），以及政府通過公共補貼來鼓勵學校擴大招生。其次，促進中產階級的就業機會和質量。比如，在醫療、法律和金融等服務系統中，許多工作其實並不需要高等學歷就可以勝任。政府應當鼓勵增加這類中等技能的工作職位。

在他看來，這兩個方面的改革是相互促進的，重建更平等的社會秩序會讓所有人受益。精英階層能夠（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以收入和地位的下降，換取更多的閒暇時間，而中產階級則通過收入和地位的增長，得以重返美國社會生活的中心。他構想的改革並不是一場激進的革命，去推翻優績制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是採用了過去福利國家的政府干預路線。

《優績制的陷阱》獲得了廣泛的讚譽，但也出現一些批評。幾位評論者指出，馬科維茨將超高技能和高技能職位的增長，歸因於精英階層的蓄意操縱，這完全沒有說服力，而且涉嫌陰謀論。就業結構的變化是全球化和數字革命的產物，當代社會和經濟的複雜性，需要高技能的人才來運作，因此教育投入的回報也在增加。

馬科維茨揭示了嚴重的不平等對社會造成巨大危害，令人信服。但追究優績制導致不平等的責任是錯置了嫌疑對象。優績主義從未承諾結果的平等，促進機會平等和階層流動在邏輯上無法提升結果平等。杜克大學榮休教授斯達頓（John Staddon）在Quillette網刊發表的評論指出，即便在一個極端理想的機會平等環境中，天賦才能（natural talents）的差異仍然會在競爭中產生等級差別，無論競爭的目標是什麼。

當然，嚴格的機會平等必須矯正不平等的起點，可以通過補償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線。但在每一次比賽的起步線之前，還存在更早的起步線，而補償的要求總是可以正當地向更早的階段延伸——從大學錄取延伸到幼兒園入學，一直追溯到遺傳天賦這類「道德任意」（morally arbitrary）的運氣因素，這會走向類似「運氣均等主義」的道路，主張「敏於抱負、鈍於天賦」。但我們很可能會發現，「抱負」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與遺傳有關，那麼徹底的補償措施只能走向（姑且稱為）「基因平等主義」的絕境，否則嚴格的機會平等仍然無法實現。

改變競爭的目標也只能更換獲勝的人群而不是等級結構本身，在狩獵時代可能是體力（身強力壯）的等級，而在今天的信息技術時代可能是數學才能的等級。矽谷的程序員和公司的裝卸工在500年前的等級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種等級來取代另一種終究也無法達成平等的結果。

顯然，競爭是優績主義的界定性特徵，即便是公平的競爭，結果也只能造成等級差異。我們崇尚優績制並不是出於平等的理由，而是因為自由與效率。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原則，優績制有其無可替代的長處：最有效地發掘、選拔和使用社會最需要的人力資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個社會受益。「優績」（merit）的確立當然取決於特定社會的功能需求，其內涵會隨文化和時代而變化。但無論是騎馬射箭、吟詩作畫，還是工程設計，一旦被確立為「優績」，就成為競賽的目標，最終會讓特定的擅長者勝出。

在我看來，馬科維茨對於優績制是否應當導致平等的問題缺乏融貫的立場，這使得他無從選擇究竟是放棄優績制還是改善它。他最初提出了新穎的挑戰性論點——美國目前嚴重的困境並不是因為優績制還不夠完善，而恰恰是它成功運轉造成的。但依據這個論點，只有徹底拋棄優績制才是擺脱困境的出路，但他建議的促進機會平等的對策，實際上選擇了對優績制的改善。馬科維茨在一次訪談中坦言了自己的猶疑不決。他一方面深信優績制的陷阱危害廣泛，但同時又感到在許多領域（比如他自己從事的學術研究領域），我們很難想像如果完全拋棄優績主義是否還能維繫。而這種猶豫藴含着深刻的啟發，促使我們思考平等主義理想的獨立維度——平等無法依賴優績主義實現。

這部著作傑出的貢獻在於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兩個重要觀點：讓優績制的競爭成為壓倒一切的最高原則，會導致社會的分裂，進而危及西方社會賴以生存的民主政治體系。此外，嚴重的結果不平等也將損害機會平等，反過來會侵蝕優績制本身的原則。但馬科維茨的核心主張帶有含混的暗示，聲稱優績制是資本主義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來可以有一個更美好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優績製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資本主義的邏輯所驅動。

優績主義的霸權源自資本主義經濟的競爭邏輯和效率最大化原則，這造成了當代西方社會新的危機。但西方社會不只崇尚單一的資本主義邏輯。馬科維茨將我們帶回政治理論家持久爭論的難題：如何應對在自由與平等之間、效率與公平之間、資本主義經濟與憲政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的內在張力？尋求兩者調和的努力實際上貫穿於整個現代歷史。當今西方社會再次陷入平衡失調的困境，這個教訓告誡人們：優績主義無法單獨應對平等與自由之間的緊張，在這兩種核心的現代價值之間，我們無法二擇其一。

資本主義的未來

今天西方思想面對的一個重要命題，是如何在當代條件下重新構想自由與平等的關係。傳統左翼的大政府主導的福利國家政策有其明顯的弊端，否則很難有「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興起，及其里根-撒切爾的「黃金時代」。但在經過2007年金融危機的教訓之後，資本主義仍然在放任自由主義的延長線上滑行，貧富差距依然不斷加劇，階級裂痕仍在日益深化，正在危及西方國家根本的社會政治基礎。

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往往激發左翼思想的回潮。英國《衞報》6月刊登著名記者貝克特（Andy Beckett）的長篇文章《新的左派經濟學》，介紹了一個「跨大西洋的左翼經濟學家運動，正在構建一種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性方案」。對現實的不滿是普遍的，連英國保守黨的財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也承認，市場經濟如何運轉的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裂痕已經打開了，「有太多的人感到這個體系對他們不利」。許多左翼經濟學家認為，當今資本主義出現了類似1930年代危機的前兆，開始了各種新的構想和規劃，從主張社區財富自治的「社區所有制」，到追求更平等的經濟權力的「民主經濟」等等。其中一部分人屬於（工黨影子內閣財政大臣）麥克唐納（John McDonnell）組織的網絡，為工黨的左翼經濟政策提案出謀劃策。還有許多人活躍在這個網絡之外。

左翼經濟思潮也在美國發生影響。皮尤中心6月發布的民調顯示，美國人當中仍然有55%的比例對「社會主義」持有負面態度，但表達正面觀點的人群比例已經上升到42%（當然，美國人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更接近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在民主黨候選人競爭下屆美國總統的初選辯論中，如何應對不平等成為一個重要議題，出現的提案包括財富税（Wealth Tax），加大所得税區間的税率差，提高遺產税，以及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紐約客》10月發表報導披露，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的財富税方案受到了皮凱蒂（Thomas Piketty）名著《21世紀資本論》的啟發，而具體方案的設計者是34歲的法國經濟學家祖克曼（Gabriel Zucman），他是皮凱蒂指導的博士與密切的合作者。

新一期《外交事務》（2020年1/2月號）發表專輯「資本主義的未來」，旨在清算它「正在面臨的自身缺陷」。其中，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塔克（Todd Tucker）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合作發表文章，譴責富豪精英們利用體制保護自己的利益，揭示種種危機的徵兆，但他們的解決方案仍然是大幅增税，堅持「資本主義的拯救取決於税收」。更為激進的英國左翼經濟學家法恩布拉（Miatta Fahnbulleh）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耗盡了其潛力，現在需要社會主義的方案才能適應當代世界的現實。

美國歷史學家穆勒（Jerry Muller）則表達了對激進左翼方案的質疑。他批評「巴黎經濟學派」（皮凱蒂和祖克曼等）支持的沃倫和桑德斯的財富税方案，稱之為「新社會主義運動」（neosocialist movement），已經越過社會民主派的傳統邊界，斷定這場激進運動將嚴重損害投資與企業創新的能力。他指出，從亞當·斯密開始，資本主義最偉大的捍衞者都承認有必要克服其弊端，以此維護政治安定與社會和諧。而資本主義最偉大的批評者，也總是敬佩其驚人的增長和創新能力，成功的進步運動從來都致力於「馴化市場」，而不是廢除它們。然而，「新社會主義者們」的計劃與此不同。他們厭惡不平等現象，但解決方案就是簡單利索地「剔除頂端的離群值」。他們漠不關心企業是否能保持活力，以及能否將其收益用於公共投資。「他們不關心鵝的健康，因為他們的經濟學家假設，金蛋的供應是無止境的。」穆勒將這場運動稱為「妄想」。

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提名的競爭還在進行之中，財富税等平等主義提案的前景需要由選民來決定。在法國，馬克龍總統已經在2017年的經濟改革方案中取消了財富税，而在民眾抗議運動之後仍然堅持不能恢復，理由是「鼓勵投資和確保勞有所獲」。英國議會選舉中工黨遭受重創有多重原因，但左翼的經濟方案顯然還需要對選民形成足夠的感召力。
思想具有改變歷史進程的力量，左翼思想的歷史實踐記錄並不令人樂觀。貝克特在文章中回顧，在1930年代經濟衰退到二戰之後的時期，許多商界領袖認識到需要一種更加平等的經濟，並與工黨建立密切合作。但隨着經濟與社會逐漸穩定，撒切爾主張的右翼方案便顯示出更強的吸引力，商界人士也隨即改變了立場。那麼，左派如何才能讓人們抵禦右翼政策的誘惑？追求的目標究竟是「終結」還是「轉變」人們所熟悉的資本主義？對此新的左翼經濟學家們仍然存在分歧。

在貝克特的報導中，有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線索。幾位年輕的左翼經濟學家，提出了新的「以社會為中心」的視角：尋求一種「適應社會的經濟」而不是「屈從經濟的社會」。他們期待出現一種不同以往的「更為良性的資本主義」，這是一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新的世界觀」。

讓經濟學回歸社會也是皮凱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著《資本主義與意識形態》（原作為法文版，英文版將於2020年出版）。米蘭諾維奇在書評中談到，皮凱蒂學術研究的特徵體現為一種「方法論的回歸」，就是重返經濟學原初和關鍵的功能——「闡明利益並解釋個人和社會各階級在他們日常（物質）生活中的行為」。而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的主導範式，卻是把所有人都當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為者，「從經濟學中清空了幾乎所有社會內容，呈現了一種既抽象又錯誤的社會觀」。

也許，缺乏社會內容的經濟學，恰恰呼應着40年來漠視社會的資本主義模式，這才是資本主義根本的病症。

在2019年的思想討論中，一個反常識的事實正在浮現。人們熟知的常識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平等主義與資本主義具有內在矛盾。但這種常識掩蓋了一個被忽視已久卻重要的事實：在現代條件下，資本主義必須依賴最低限度的社會平等才可能維繫，否則將無法存活，更遑論繁榮。原因並不複雜，資本主義需要社會的存在，而社會的整合依賴基本的平等。如果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終將造成社會的分裂甚至崩解，那麼資本主義也將無處安身而瓦解。

嚴重的不平等會導致社會的崩解嗎？西方社會的分裂和政治極化與近年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有關。對這些現象的成因，學術界存在不同的解釋。而皮凱蒂更強調其經濟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歐洲與階級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國的低收入人群中有70%支持脱歐，但他們並不比精英階層更加排外。更簡單的解釋是，歐盟經濟以區域間競爭為主，這有利於流動性最強的富裕階層，如果不消除嚴重的不平等，民族主義的分裂社會的效應將會持續下去。

民粹主義也是如此。在《資本主義與意識形態》中，皮凱蒂研究發現，半個多世紀前西方左翼政黨推進的社會民主派議程相當成功，這使他們所代表的經濟中下層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實現了向上流動，成為教育良好和較為富裕的中產或中上階層。但這改變了左翼政黨內部的社會結構，成功向上流動的左派領袖們成為新的精英，皮凱蒂稱之為「婆羅門左派」，脱離了那些未能改變命運的下層群體，使後者淪為 「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這是滋生民粹主義的重要力量。

「不被代表的」人群，恰恰代表了人口中相當比例的「被淘汰出局的人」「被迫懶惰的人」「被遺忘的人」和「失去尊嚴的人」，他們被排除在任何有意義的「自由競爭」遊戲之外，身處同一國度，卻感到自己是「祖國的陌生人」。被排斥的群體會通過民主政治所有可能的方式表達他們的絕望、憤怒以及反抗，終將開啟一場「新的階級戰爭」——這是林德（Michael Lind）教授最新著作的書名（The New Class War）。

當前西方一些國家已經出現這種危險的徵兆，成為左派、中間派和保守派共同關切的問題。因此，即便資本主義的捍衞者可以對（左派訴求的）平等的內在價值無動於衷，也無法忽視平等對於維繫社會基本完整性的工具性意義。「資本主義依賴平等」這個反常識的事實正逐漸迫近人們的視野，而平等的「最低限度」也必定高於半個世紀前的水平。

當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危及社會整合本身的時候，反思與約束資本主義的「無社會」甚至「反社會」傾向的努力正在興起。2019年出現了多種在「資本主義」之前附加限定詞的構想，探索具有約束性的（包括「人民的」「共同善的」「利益攸關者的」以及「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新模式呈現為一種趨勢。

在《外交事務》的專輯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米蘭諾維奇的文章《資本主義的衝突》，這也是他新著《唯有資本主義》的縮減版。對於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他做了三個歷史階段的類型劃分：最初是19世紀興起的古典資本主義，隨後是從二戰時期到1980年代初盛行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曾主導了西歐和北美的福利國家制度，最後的階段是晚近40年的「自由優績制的資本主義」（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他認為在優績制資本主義中，社會要比古典資本主義時期更加平等，女性和少數族裔被賦予更大權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福利條款和社會轉移支付也被用來促進平等，減緩了財富與特權集中所造成的最嚴重破壞。這些措施繼承了其前任社會民主主義版本的做法。

但是，在全球化和新技術的影響下，經濟不平等開始增加。資本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佔比一直在上升，這意味着資本和資本家正變得比勞動力和工人更重要。在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超過90%的金融資產，而美國的基尼係數從1979年的0.35上升到今天的 0.45左右。上層階級有優異的教育背景，收入也往往很高。他們相信自己贏得的地位是源自他們的「優績」，但這掩蓋了他們從體制和社會趨勢中獲得的優勢。精英階層通過金融資本的代際轉移，以及對子女教育的巨大投資，導致了「統治階級的再生產」。

這些觀察與馬科維茨的看法相似，但米蘭諾維奇同時強調了全球化的影響，包括工會的削弱、製造業工作的流失以及工資的停滯。相當一部分大眾感到幾乎沒有從全球化中獲益，因此將全球貿易和移民湧入視為自己苦境的根源，這與少數精英的感受有極大的差異，結果是嚴重的社會對立。精英階層變得更加隔離戒備，而社會其他階層越發怨恨。

在米蘭諾維奇看來，對於自由優績制的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危機在於「一個自我永續的上層階級的出現，伴隨着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它未來的命運取決於是否能夠進一步演化，進入一個「更先進的階段」，米蘭諾維奇稱之為「人民的資本主義」（People’s Capitalism）。在這個階段中，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之間應當有更平衡的分配。這將要求「拓寬資本所有制」，遠遠超出目前10%的頂層人口。同時，需要讓頂級學校和高薪工作變得更加開放，不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

在應對不平等的問題上，人民的資本主義與早前的社會民主主義類型有相似之處，但主要着眼於尋求在金融資產和技能方面提升平等，而不是收入的再分配。與後者不同，前者只需要温和的再分配政策，因為社會已經達成了更充分的基線平等（baseline of equality）。為實現更大的平等，仍然「應當發展税收的激勵措施，來鼓勵中產階級持有更多的金融資產，對非常富有的人群徵收更高的遺產税，改善免費公共教育，並建立公共資助的選舉競爭」。這些措施的累積效果將會使「資本和技能的所有權」在社會中更加分散。

左翼經濟學家在倡導「人民的資本主義」，而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提出了「共同善的資本主義」（common-good capitalism），出自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他11月在一所大學的演講中，抨擊了自由放任主義那種「不加以引導的市場會解決我們的問題」的觀念，認為這種老辦法根本行不通，因為它無法建立勞資雙方在義務和權利之間的平衡關係。雖然「老辦法」可能會帶來GDP和利潤的增長，但它本身不會帶來「有尊嚴的工作」。他批評當前的政府政策只追求經濟增長，指出「這種增長常常只能讓股東受益」，卻犧牲了新的工作和更好的薪酬。

盧比奧對當前政治的左右兩派都表達了不滿，因為右派只注重維護商界謀利和股東投資回報的權利，卻忽視他們對於工人和國家應有的義務，同時也忽視了工人分享收益的權利；而左派熱烈呼籲每個人獲取收益的權利，也強調商人有義務分享他們的成功，卻很少談論工作的義務和商業界的權利。盧比奧所構想的「共同善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由企業的體制」，其中勞資雙方都享有權利也履行義務：「工人履行他們工作的義務，也享受他們工作的收益。與此同時，企業享有創造利潤的權利，也要將足夠的利潤重新投資來為美國人創造有尊嚴的工作。

盧比奧敏感於「缺乏有尊嚴的工作」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有深遠的文化與政治影響。目前的資本主義將造成人群的對立、社會的衰敗和國家的破裂。因此，他聲稱自己的目標並不是在左右之間開闢「第三條道路」，而首先是防止這個國家的瓦解。如果需要治理的國家將不復存在，那擊敗政治對手的競爭也毫無意義。致力於「共同善」和社會的融合，以及強調權利與義務的平衡等，都是社群主義思想的傳統口號。盧比奧試圖以社群主義的老辦法來約束放任資本主義的努力未必奏效，但他明確地意識到當下的危機及其緊迫性。

施瓦布（Klaus Schwab）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和執行主席，12月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我們想要什麼樣的資本主義？》，他選擇的答案是「利益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這是他在1971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施瓦布認為，資本主義存在三種不同的模式，西方企業奉行的是「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模式，其根本目標是追求利潤，在新興市場興盛的模式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其特點是由國家制定經濟發展的方向。而他所倡導的「利益攸關者資本主義」與前兩種模式不同，是將「私營企業視為社會的受託人（trustees of society）」。文章批評了主流的「股東資本主義」追求短期和狹隘的利益，論證在當前新的社會與環境的挑戰下，他主張的這種「更具社會意識」的經濟模式是回應這些挑戰的最佳方法。

施瓦布正在準備一份新的《達沃斯宣言》，包括三項指標。首先是確立包括「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要素在內的「共享價值的創造」，作為企業標準財務指標的補充。第二項指標是調整企業高管的薪資，依據的標準是決策能否促進長期的共享價值的創造，而不只是符合股東利益（這造成過去高管薪資的飛速增長）。最後要求大企業理解，它們自身就是「我們共同未來的主要利益攸關者」，必須發揮其核心能力、創業精神和專業技術，與其他利益攸關者攜手合作，共同改善世界狀況。

參加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楊安澤（Andrew Yang），在初選競爭中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Human-centered Capitalism）。他反對「重利輕人」的主流經濟模式，認為「勞動力參與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收入中位數」以及「壽命預期」這些指標要比傳統的失業率和GDP更準確地衡量經濟的健康發展。在他的競選策略中，最受人矚目的是「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提案，承諾給每個18-64歲的美國人發放月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這個方案聽上去匪夷所思，但他以（被美國人迷信的）亞裔數學能力論證了其可行性。自由紅利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向亞馬遜、谷歌等科技巨頭公司徵收增值税。

在美國人的常識中，加税是傳統左派的方案，但楊安澤的思路與此不同。他以阿拉斯加州政府給本州居民發放的津貼作對比，這項津貼來源於石油公司的部分利潤。因為油礦本身是該州居民的共同財產，由此獲得的利潤理應分出一部分讓共同財產的每一個所有者（無論貧富）共同受益，它的正當性依據完全不同於所謂「劫富濟貧」的加税。以此類比，高科技公司使用了我們每個人的「數據」，由此獲得的利潤也理應由用戶共享。值得注意的是，楊安澤在競選中提出了「數據財產權」的概念，主張「數字數據應當被當作一種財產權（a property right）」。

雖然楊安澤沒有充分論述全民基本收入與數字財產權之間的關聯，但在他競選網站關於「數據作為財產權」的陳述中包括三項主張，其中之一就是主張「讓人們分享由於他們的數據產生的經濟價值」。這藴含了一個新穎的理念：企業在創造經濟價值的時候，使用了網民們有形或無形的共同財產，由此獲得的利潤應當無差異地讓所有相關者分享。這是一種基於共同所有權的普遍受益觀念，不同於傳統左派的思路。所以，楊安澤有理由宣稱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進派」（Not Left, Not Right, Forward）。無論他是否成為民主黨最終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理念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提案將被人銘記。

波蘭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的名著《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曾指出，經濟原本嵌入社會之中，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等要素從社會「脱嵌」出來，使市場成為脱離社會而自行運轉的機制，經濟也從其作為「社會生計策略」的實質性涵義，轉變為「理性決策」的形式涵義，形成了危及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波蘭尼的分析診斷有許多可疑之處，更不用說他構想的拯救方案了。

然而，在此後75年資本主義的演化進程中，他提出的問題總會有再次引人注目的時刻。或許，當下的西方社會正在面臨一個「波蘭尼時刻」。而最低限度的平等——讓人們達到准入門檻，邁入有希望的公平競爭，並從中普遍受益的基本平等——成為維護社會融合的一項不容忽視的要求。

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曾不斷面對平等主義的挑戰，也在這種挑戰的壓力下演化更新。西方主流思想將激進平等主義視為烏托邦式的幻想，對其可能的災難性後果始終抱有警覺。然而，注重機會平等的自由競爭，若完全無視相對的結果平等，也很可能造成另一種災難。當今的資本主義再次面臨平等主義的巨大壓力，如何應對這場考驗關乎其命運。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