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2019冠狀病毒疫情 疫時回鄉記

讀者來函:當無處可逃時,我們無法再逃離這個時代

我希望大家的憤怒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不要疫情一結束就什麼都忘了。


2020年2月1日,一名快遞員在武漢市一條街道上騎著自行車運送包裹。  攝:String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日,一名快遞員在武漢市一條街道上騎著自行車運送包裹。 攝:Stringer/Getty Images

【編者按】有話想說嗎?端傳媒非收費頻道「廣場」的「讀者來函」欄目歡迎各位讀者投稿,寫作形式、立場不拘,請來函community@theinitium.com,跟其他讀者分享你最深度的思考。

近日,在鋪天蓋地的疫情相關新聞裏,我驚訝地看到一個熟悉的地名,我的家鄉湖北紅安縣。新聞裏說,該縣有一名17歲的「腦癱兒」獨自在家6天後死亡,此前其家人因疑似新冠肺炎被隔離。

另一件令我頗感意外的事情是,最早爆出這則新聞的竟是「巫山童養媳事件」的當事人馬泮豔。2001年,巫山縣年僅13歲的馬氏被以童養媳的方式「嫁」給了比她大17歲的陳某,遭強姦後生下一女,後來兩人由當地政府工作人員辦理結婚登記,之後又生下一子。此事2016年經媒體報導後,一度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很難想像這種帶有萬惡舊社會氣息的事件居然堂而皇之地發生在「新時代」的中國,當時看完這則新聞之後,我的心情難以平靜,便以她的經歷為素材寫了一篇小說。

沒想到,當事人看到這篇小說後在微博上找到我,希求我為她寫一本傳記,她大概以為我是著名作家,其實我出的書根本就賣不動。給她寫傳記我認為是行不通的,就算真的寫出來,大概也不會有哪家出版社敢冒險出版,向她表示歉意之後,我把這篇小說掙來的一千塊稿費轉給了她,以求心安……看到馬泮豔轉發「腦癱兒之死」的新聞後,我便想在微信上問問她具體情況,她怎麼會認識那位被隔離的家長?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早在兩年前我就刪掉了她的微信。

事情要回到2017年的冬天,一場火災過後,北京發生了「清理低端人口」運動。由於專業記者的「缺席」,網絡上傳出各種真假難辨的小道消息。我當時在北京做編輯,就想利用週末的時間去住處不遠的一個流動人口聚集地看看,網上有消息說那邊的鄉政府貼出告示,要求外來人口三日內搬離村子。

進村之後,我還沒走幾步路,就被村裏聯防隊的人給盯上了,一個中年女人氣勢洶洶地要求我刪掉我剛隨手拍下的幾張照片,我不肯刪,她便打電話叫來四個大漢。他們走過來後一齊掏出手機朝我拍照,大聲詢問我是什麼人,命令我刪掉照片。後來中年女子打電話報警,警車過來把我們拉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民警倒是很和氣,一直在和我拉家常,不過他始終不理解我為什麼要跑去皮村,在打電話向我當時工作的公司確認了我的職業之後,他仍然忍不住問我,「既然你不是記者,那這件事和你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你來這裏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情急之下,我只好說了實話:「因為我有社會責任感,我想關心一下這個社會,不可以嗎?」此話一出,整個派出所的人都笑了。

他們笑了,我卻想哭。處理結果是在經過一番批評教育之後,我刪掉在皮村拍攝的照片,中年女人也要刪掉他們拍下我的照片。走出派出所,我沮喪到了極點,感覺自己很沒用,整個過程中我都很害怕,儘管我知道自己根本就沒錯。我意識到我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懦弱。

2020年1月25日,武漢市警方封鎖了其中一條道路,以限制人們離開。
2020年1月25日,武漢市警方封鎖了其中一條道路,以限制人們離開。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馬泮豔的微信就是在我的這種頹敗心情中刪掉的,我不忍心看她經常在朋友圈裏發的那些「慘狀」:媒體報導之後,她的境況看上去沒有什麼變化。

這件事對我的精神打擊很大,我決定離開居住了近十年的北京。2018年年底,我終於辭掉工作,回到我的老家紅安縣,打算靠寫作和翻譯勉力維生。這個決定裏有點「避世」的意思,我不想再活在風暴的中心,卻又無法衝風暴吶喊,不想再看到悲劇在我眼前一次次地重演。我想起來,馬泮豔的微信就是在我的這種頹敗心情中刪掉的,我不忍心看她經常在朋友圈裏發的那些「慘狀」:媒體報導之後,她的境況看上去沒有什麼變化,仍是一個人帶着患有自閉症的孩子掙扎求生。我真的沒法像大家那樣數年如一日地追逐新聞熱點,在越來越嚴格的審核制度下,我們在網上說過的話分明就像水上寫字,一邊寫一邊消失得無影無蹤。

回到家鄉之後,有兩三個記者採訪了我,大概因為我的經歷比較符合「逃離北上廣」這一流行的敘事,他們問我為什麼要離開北京時,我都會向他們提及清理低端人口事件。但我說得再多,他們的採訪稿裏也不會提及,因為「低端人口」這四個字仍然是高度敏感詞,在所有的出版物和網絡上都不允許出現,儘管這個詞曾多次出現在北京市政府的文件上。

敏感詞已經多到根本無法正常交流了,網友們不斷發明新的諧音和指代,有時幾天不上網就看不到大家在說什麼。其實又有什麼可說的呢?一個連「自由」、「民主」、「政府」、「國家」、「民族」這些最基礎的詞彙都要審核的網絡,還能形成什麼樣的有效討論?2019年這一年,我很少看新聞,花了不少精力譯完了喬治·斯坦納的一本學術隨筆,卻未想到,交稿之後便遇上了中美貿易戰升級。所有美國作家的書都拿不到書號,無法在國內出版。被譽為文學批評大師的喬治·斯坦納雖然精通德語、法語等多門語言,可惜到底是個美國人,於是這書的出版遙遙無期,我也拿不到原本就很微薄的稿費……我不由得問自己,一個人真的有可能逃離他的時代嗎?我們還能逃到哪裏去呢?

2020年2月3日,湖北省武漢一家旅館,一位穿著保護衣的員工負責接待。
2020年2月3日,湖北省武漢一家旅館,一位穿著保護衣的員工負責接待。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我漸漸意識到同代人的墮落和老一輩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北京的十年,也是我對同齡人逐漸喪失信心乃至徹底死心的十年。

我的避世,不單因為陰霾滿天,更因為看不到光究竟會從哪個方向照進來。以前我對同齡人抱有很高期望,我並不擔心上一代的腐朽,因為時間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然而,我漸漸意識到同代人的墮落和老一輩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北京的十年,也是我對同齡人逐漸喪失信心乃至徹底死心的十年。

他們當然也會在一般意義上批評政府,可一旦落在具體的人、事上,態度就變得曖昧,畢竟「大家都不容易」,這種看法太過普遍以致於他們都沒有意識到這裏面有一種徹底的妥協。譬如,我批評網絡審查員,認為稍有良心的青年都不應該從事這樣的「鷹犬」類工作,就有不少朋友說我太苛刻,這不過是一份工作,而且工資低,工時長,總之「也挺不容易的」。我終於意識到活在這些人中間,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評,他們用富有人情味的笑臉消解你所有的質問,並在不知不覺之間將你同化,到頭來,你反而成了那個不近人情、不知人間疾苦的人。在我最抑鬱的時候,我甚至認為,唯一正當的批評就是自殺。

當然,線上和線下也有不少表揚我的聲音,他們認為我很有勇氣,不止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很認同我在網上發表的觀點,但他們不敢轉發——這真叫我哭笑不得,我能發出來的話本就經過機器和人工的雙重審核,裏面還能有什麼「反動」言論呢?何況,我自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有許多話我不敢明說,尤其現在不時發生各種令人心寒的舉報事件,學生舉報老師,同行之間互相舉報,或者單純因為不同意你的觀點,就要舉報你。

有一回我在網上發表了令愛國人士反感的言論,便有人在網上人肉出了我的所有信息,並聲稱他已經給國安局打過舉報電話。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打了這個電話,當然我估計就算他真的舉報了我,國安局也不會找我:現在那麼多「間諜」,應該顧不上我這樣的良民,如果我都要被請去喝茶,那真不知他們要準備多少噸茶葉。話雖如此,我還是感到害怕,我擔心我真的會被看不見的眼睛盯上,便嚇得幾天都不敢上網。所以,如果連我這樣的人也要被譽為「勇士」,那是不是說明大家都已經懦弱到了極點?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青年已經未老先衰。一面喊着「人間不值得」,一面又拼命地在人間撈錢撈權。他們保守、軟弱、唯唯諾諾,總是惦記着已經到手的那點甜食。年輕人終於徹底退出了廣場,在廣場上跳舞的是那些身體硬朗的老年人。我想很多人,尤其是文藝青年可能沒有意識到,我們從小接受的那套教育比我們想像中的威力要大得多,不是讀幾十本世界名著,看幾百部外國電影就能化解的。在理解同時代的新聞事件時,很多人總是不由自主地滑向國家主義的立場上。

比如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我的很多朋友一上來就擺出「外國勢力操控」、「西方間諜蠱惑」這類冷戰時期的話術。因為我們從未行使過遊行的權利,從未聽說過「公民不服從」原則,甚至連最基本的納税人意識都沒有。我讀大學時,有一個同學因為不滿老師的言論私底下向我抱怨「國家花錢養着他,他卻天天在課堂上抨擊國家」,聽得我瞠目結舌。這類觀點我後來遇過太多次以致於完全提不起反駁的興趣。在他們看來,我們能夠豐衣足食,全靠國家恩賜,只有國家長治久安了,才能有個人的幸福。

2020年2月3日,湖北武漢的鳥瞰圖。
2020年2月3日,湖北武漢的鳥瞰圖。圖:Getty Images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嘲笑那些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理想真的不比你的沒有理想更可笑。

「腦癱兒慘死」的新聞在網絡上發酵了兩天,縣政府已經成立了聯合調查組,且迅速罷免了事發鎮的黨委書記和鎮長。然後,我們知道,就再也沒有然後了。類似的事件不是第一次發生,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中國人還沒有學會把殘障人士和未成年人當人看,何況那些殘障的未成年人?誰還記得那個走丟的深圳自閉症兒童慘死於託養中心的新聞?誰還記得蘭考縣七名被燒死的棄兒?在互聯網碎片信息的衝擊下,我們的記憶已被改造成魚的記憶,我們的憤怒從來不會過夜。

前兩天,黃岡市衞健委主任也被火速免職,頗有點就地正法的意思。消息出來後,又有許多人發出大快人心的感歎。可是喜從何來呢?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再次被巧妙地轉化為某地某人的具體問題,似乎只要丟棄幾顆螺絲釘,機器就能重新恢復運轉。難道我們還不明白,誰落馬都毫無意義,整片草原都是他們的,這些騎手去哪裏都能找到奶和肉。我們需要的是更本質、更持久的問責,我們需要去認識、理解並嘗試實現真正的現代文明。

疫情現在仍處於擴散之中,新聞裏頻頻傳來各地醫院醫療物資告急的消息。我的家鄉這次疫情也很嚴重,已經有專家指出黃岡的疫情可能比武漢更嚴重,因為中國的醫療資源和其他資源一樣,是向省會城市高度集中的,地級市裏就沒有幾家像樣的醫院。這時候我的這些話,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合時宜的,我在朋友圈裏已經見到好幾個人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目前最重要的是幫助前線醫療人員渡過難關,其他一切追責都應延後!殊不知,此時不追責,事後還能追得上嗎?

我雖然說了很多喪氣話,但現在的確不是喪氣的時候。現在我甚至認為我們必須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不行,就兩代三代四代,但千萬不要停下手中的鋤頭。很顯然,我們是無所作為的一代人。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可以多長一點志氣,而這種志氣是需要我們去培育和影響的,正如我們的父輩造就了膽小如鼠的我們,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有所作為。我不是樂觀,卻只是悲觀了太久,伏爾泰說得好,「我之所以笑,是因為不想哭。」

我當然不是號召大家去做什麼驚人動地的大事,我也斷然沒有這樣的能量,但我相信我們不能放棄現在,因為放棄現在就放棄了未來。我希望大家的憤怒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不要疫情一結束就什麼都忘了;我希望我們的青年可以老得更慢一點,不要那麼快倒向自己的對立面,不要再奢望可以退到不與時代發生關係的書房、家庭或田園中;我希望那些灰心、沮喪甚至已經罹患抑鬱症的朋友可以早日恢復健康,不要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自己身上,多找找環境和體制的原因,要知道任何個體的痛苦中都有結構性的關鍵因素;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嘲笑那些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理想真的不比你的沒有理想更可笑……我希望我的希望終於不再只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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