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疫時回鄉記

斷貨的米鋪和停擺的習俗:「封城」傳聞中的潮汕春節

這就是阿甘本所謂的「例外狀態」,日常生活被擾亂,公共秩序失衡,安全感缺失,人人處於自危中。


2020年1月26日,廣州南站。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1月26日,廣州南站。 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封城」半日

這次新冠病毒肺炎洶湧來襲,鎮上沒人搶醋,改為搶米囤米了。

我的家鄉在潮汕地區一個叫鹽鴻的小鎮上,小鎮地處粵東,位於潮州、饒平、澄海三地的交界地帶。324國道橫穿過小鎮,將小鎮劃分為南北兩片,北邊是蓮花山南麓,山腳下坐落着廠房、汽修店、商鋪等,南邊是居住區,往東與饒平接壤,沿着國道再走大約半小時車程,就是福建漳州了。小鎮由鴻溝和鹽灶兩個鄉組成,生活着大約五萬餘人口。我所在的鴻溝鄉有四個行政村,村民是南宋末年自福建南遷過來的林氏後裔,整個鄉都姓林。我家世代就居住在這裏。

2003年鬧非典的時候,我讀初中,家裏沒網絡,環境相對閉塞,除了電視、報紙和口頭傳播,並無其他可以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我印象較深的是,鎮上有人在廣州讀大學,因為感染被隔離了,一時人心惶惶,電視每天都在播「白衣天使」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了鍾南山的名字。大家以為中考必考的時政熱點,最後都落空了。搶醋搶鹽的事時有發生,家裏也跟風買了板藍根。鎮上一家醋廠的老闆就是從那時開始發家的。非典最嚴重的時節,醋價瘋漲,從一兩塊一瓶,漲到了二十塊一瓶。

沒想到許多年後,醋可殺死病毒的謠言還是滿天飛。我爸幾年前告別了水產養殖業(他養了二十多年的牛蛙),曾在非典時期發家的醋廠裏做過工。他常年從事體力勞動,身強體壯,一人可頂兩個工。醋廠活不重,工作環境衞生,伙食也不錯,那陣子他體重增加了不少。可惜醋廠工資不是很高,我爸幹了幾個月,就轉去裝修隊,做起了木工的老本行。

這次新冠病毒肺炎洶湧來襲,鎮上沒人搶醋,改為搶米囤米了。事情的起因,是1月26日上午廣為流傳的一份文件,汕頭市政府發布通告,宣布對市內公共交通系統(包括船隻、公車、出租車、網約車等)實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外來人口進入(途徑汕頭的高速不封路)。微信時代,消息流傳極快,整個汕頭市區包括底下的村鎮都炸開了。1月23日武漢封城時,我在武漢的朋友驚恐萬分,「逃離武漢」一下子成為微博上的熱門話題。我沒想到的是,「封城」(在普通人眼中,交通管制就是「封城」)這麼遙遠的事竟會讓自己碰上——要知道汕頭這個港口城市,和武漢的距離足足一千公里。

2020年1月27日,廣州一間超市的貨架上食品已被搶購一空。

2020年1月27日,廣州一間超市的貨架上食品已被搶購一空。攝: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大年初二那天,按照習俗我陪妻子「回孃家」。我們打的車停在村委會門口,司機靠着一輛白色的吉利在抽煙。上車後我不經意間瞥見他戴上了口罩,一問才知,網約車公司有規定,疫情時期必須戴口罩,輕則扣分,重則停運。我在半路上看到交通管制的消息,頗為震動,和司機說起這件事,他說,現在區和區之間也開始(對過往車輛車主、乘客)測體温了,高速路口查得更嚴。隔着口罩,司機聲音聽起來有些嚶嚶嗡嗡。春節期間網約車有補貼,但他並不想跑,聽聞消息,他有些如釋重負。

讓我更沒想到的是,「封城」只維持了很短時間,到下午通知便撤回了(外媒還第一時間報導了汕頭block down的新聞)。這期間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群眾上街,衝進店鋪、超市和商場囤搶大米。封城帶來的恐慌,讓大家都失去了理智。我也不免緊張起來,一到城裏就給我媽發微信語音,讓她先去買米以防萬一。她回覆我,鎮上米鋪斷貨了,挨着公路的商鋪大門緊閉,老闆估計是想趁機哄抬米價,所以對外宣稱沒貨,賣不了。聽罷,我趕緊上網下單,買了幾十斤大米。

以往我對這類公共事件並不上心,但是今次不同,疫情洶湧,連空氣中也似乎瀰漫着恐怖。隨着時間流逝,那種恐怖的感覺愈發強烈。可笑的是,我睡了個午覺起來,「解禁」的新聞就傳開了。本地電視台滾動播報,大意是敬告市民,汕頭暫不交通管制,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後正常運營。丈母孃讓我把下的單取消了。我鬆了一口氣。

這個「朝令夕改」的事件很快就成為輿論焦點。我們當然明白「封城」的不得已和解禁背後的輿情壓力。只是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民眾的反應實在過於劇烈了。這是一種災難應激:反正無論如何,首先要保證温飽,天會不會塌下來,誰知道呢?

潮汕向來是個典型的男權社會(因此也一直被「污名化」),大部分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內。我周邊很多同齡人甚至年紀更小的女性,婚後就成了全職家庭主婦。老一輩遵守的家庭分工,流傳下來成了一項默認的規則。汕頭封城的消息不脛而走,我在東北的師妹發微信問我情況如何,她說在他們東北,即使足不出戶,家裏屯的白菜豬肉也夠撐上個把月了。我回覆說潮汕的媽媽們可不是這樣,她們每天必到市場買菜,魚蝦蟹,都圖活的、新鮮的。所以從生活習慣來看,不難理解為何封城會引發主婦們傾巢出動。據說有個大媽一口氣囤了600斤大米,解禁的消息一出,欲哭無淚。

2020年1月23日,一班航機飛抵武漢機場。

2020年1月23日,一班航機飛抵武漢機場。攝:Leo Ramirez /AFP via Getty Images

二、恍若隔世

我爸下午出去打牌消磨時間,碰上鎮上派出所的警察巡邏,亮出手銬警告聚眾打牌的人。一夥人很快收攤,作鳥獸散。

疫情開始緊張的前兩天(1月20日),我從北京坐飛機回來。飛機上除了我,還有個年輕人也戴着口罩,就坐在斜對面,全程咳嗽不斷。揭陽機場大廳裏戴口罩的人寥寥無幾。一回到家鄉,條件反射似的,心理就不自覺地鬆懈下來,我甚至感到了一絲逃離危險地帶的愉悅。潮汕平原不見冷,空氣甚至有些悶熱,我索性摘了口罩。回家路上,天清氣朗,和霧霾時期的北京全然不同。

我在家安然度過了兩天,22號,情況變得嚴峻,網上的疫情通報頻繁更新,但鎮上仍舊祥和安靜,日常生活並沒有受到影響,也幾乎無人戴口罩。直到汕頭確診一例、傳聞一年一度的遊神賽會(潮汕話叫「營老爺」)取消了,鄉民才騷動起來。

正月初一早上,村頭廣播響起,播音員操着本地方言,播報疫情情況,宣傳病毒防護知識和相關的注意事項。汕頭市民政局下發了一項緊急通知,呼籲停止聚會、走訪和群體性活動。這在往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潮汕人極為重視春節拜年的習俗,講究「客情」,大凡拜年,禮品裏必帶雙柑(柑大於桔,因此也叫大桔,潮汕話與「大吉」同音),換柑是春節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互贈吉祥之意。以前每到年底,我爸都會買一筐柑放家中備用,便於走親訪友。但今年,這筐柑派不上用場,恐怕要爛掉了。

交通管制的通知和民政局的文件只隔了一天。逢上春節,大量的年輕人和學生返鄉,相對家中長輩,他們的安全意識較強,漸漸就形成一個信息交換的網絡。疫情是隨着口罩佩戴和型號等各種知識的普及而升温的。上面的政策一下達,鄉民便警惕起來,鎮上藥店和診所的口罩很快脱銷了。丈母孃在城裏跑了兩趟藥店也沒買到口罩,只能用減少外出,連原本預定的正月初二的團圓飯也取消了,改在家裏吃。我在網上搶到三盒N95口罩(準備返京時再用),所幸家裏還有我大妹為了裝修買的幾包口罩,暫時能頂一陣子。

初一下午落起了大雨,直到深夜也沒有停歇的跡象。一家人宅着,哪裏也沒出去,吃飯、睡覺,刷手機、看電視,討論疫情。我爸下午出去打牌消磨時間,他不抽煙不喝酒,只喝工夫茶,平時除了幹活,沒有其他娛樂。放在往年,打牌的節目會保留到返工為止——幾天後,閒聊時我爸說他在鋼筋鋪看人打牌,碰上鎮上派出所的警察巡邏,亮出手銬警告聚眾打牌的人。一夥人很快收攤,作鳥獸散。警察拍了照,我爸站在一旁,沒被拍到。

我們鎮上本來就沒什麼年味,小時候還能看到扛着冰糖葫蘆沿街叫賣的外省人,還有賣氫氣球和玩具的小販,但近些年少了,只有每年正月初十、十一遊神的時候,小販才會多起來,今年遊神取消,不要說年味了,連一個邀請親戚朋友聚會的藉口也沒有了。

奶奶「食伙頭」,有時在大伯家吃,有時來我家吃,天氣太冷或者太熱,就自己做飯。老人家不識字,雖然經歷過非典,但當我們囑咐她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時,她並不相信。我只好給她看宣傳視頻,講解這次疫情的嚴重性,告訴她鄰鎮已經確診了一例,是我的高中同學,年前去了武漢,現在和家人都在醫院隔離了。加上鄉里各種新聞和小道消息不斷,老人家似懂非懂,漸漸知道自己也沒法置身事外。

我和妻子是去年國慶在鄉里祠堂擺的喜酒。按照鄉里習俗,這算「新喜事」。年初四當天晚上迎神我得去提燈(潮汕方言叫「掛燈」,祈求人丁興旺);年初十遊神,還要抬神像巡遊。對這些習俗,我有些抗拒——一想到要在腰上扎着紅繩在人群中游走,不免感到尷尬。誰知道初一當天,鄉里的老年人協會發了通知,大意是為響應政府防控疫情的號召,等神活動改由老年人協會代為祭拜,其他村民切勿圍觀。不過隨着疫情升級(廣東在1月23日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迎神不得不停掉,正月初十、十一的社日活動亦隨之取消。

從我有記憶起,遊神這項習俗就未停過。從正月初九晚的祭神開始,持續到正月十一才結束。我在小說裏寫過遊神,但那是90年代發生的事了。當年我還很小,政府取締封建迷信活動,鄉里的遊神首當其衝。大批的武警特警在鎮上集結,演變為流血的暴力衝突。警車被村民掀翻在地,警察逃進老爺宮,鄉民點燃一種叫「企腳銃」的炮仗扔進去……許多年過去,那種原始的、野蠻的民風早已消失不見。這次活動取消,並沒有遭到村民反對。回憶起二十來年前的暴力場景,竟有些恍若隔世的感覺。

2020年2月1日,廣州,市民在商店外排隊買口罩。

2020年2月1日,廣州,市民在商店外排隊買口罩。攝: 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三、無濟於事

網上流傳着一段野豬在北京二環路上狂奔的視頻,夜幕漆黑,路燈昏黃,黑褐色的豬鬃猙獰豎起。

我家附近的蓮花山温泉度假村被徵用為隔離區,自武漢返鄉的本地人、疑似感染者被隔離在那裏。鎮上傳聞有人從湖北宜昌回來感染了,消息傳得極快,引起了恐慌。後來經過衞生院檢測,體温正常,無發熱咳嗽等症狀,現在正被隔離在度假村。有人還將自己隔離期間的「佛系」生活發在抖音,每日更新,也算一種苦中作樂了。

過年,在外工作的家人都回來了,家中十幾口人,喧鬧、擁擠,從早到晚說話聲不斷。我宅在家無事可做,沒法寫論文,書也讀不下去。這種無所事事,帶有一種耗費生命的毀滅感。因為宅着太無聊,有人在微信群裏發了數大米和葡萄乾的照片。這種特殊時期的黑色幽默,有種讓人看了覺得好笑,又不知如何是好的無力感。

初二晚上,我和妻子戴口罩下樓買奶茶,街上空空蕩蕩的,除了無人看守的夾娃娃機店和零星幾家服裝店、鞋店還開着,其他店鋪一律關閉。奶茶店倒是生意很火,三四個年輕人在店裏喝奶茶,都沒戴口罩。我們去美宜佳便利店買東西,老闆娘戴了口罩(露出鼻子),店裏有她的兩個孩子,兒子在收銀台寫作業,女兒拎着一隻口罩,來回地躥。一位老婆婆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進進出出的顧客。從她的外表和穿着打扮可以判斷,她不是潮汕人,可能是老闆娘的婆婆或者母親。我用普通話提醒她戴口罩,她一臉慈祥地笑着,也沒當回事。

正月頭幾天我不敢出門,只盼着能儘早返校,回歸正常的生活,哪怕在宿舍裏待着吃外賣,讀書寫論文,也是好的。然而很快,這種希冀就被無限延宕,成了一個奢望。

奢望的源頭,和學校發生的事情有關。在我們放假回家的這段時間,由於疫情升級,學校將我們兩棟博士生公寓樓的一二層徵為醫學觀察區。我們那棟住進了二十幾個從湖北、武漢返校的學生(有武漢旅行史、居住史和接觸史的群體)。宿舍樓的微信群炸開了。樓裏那些春節留校沒回去的同學反應最為劇烈。大家在群裏發言,要求學校將已經入住的這批人轉移到空樓,有人提醒我們注意,公寓樓所有樓層是共用一個通風和下水道系統的——非典時候,香港一棟居民樓住戶集體感染,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不轉移,等到大家集體返校,後果將不堪設想。

樓長轉達的消息是,學生服務中心開了會,最後決定動員湖北、武漢返校學生集體搬至另一棟樓(那裏曾是我們學院辦公樓,去年底騰空了)。很快我們就收到了學校的通知:離校學生的校卡禁用了,所有返校學生必須第一時間激活校卡,再進行信息登記。儘管如此,大家還是不放心,覺得有必要儘快推動轉移的進度。我擬了封投訴信,在微信上向國務院辦公廳留言說明了情況。

慶幸的是,到了晚上,學校發了春季學期延遲開學的通知,先前未經我們同意而徵用的樓層也將騰出來。大家彷彿躲過一劫,微信群裏的氣氛也稍稍鬆弛了。

信息時代最方便的是,你可以遠程參與到某個事件之中,也可能由於捲入其中而無法脱身。寫投訴信時,我有些擔心,畢竟疫情剛開始時,有八個所謂的「造謠者」被處罰了(事後證明,這八人並無造謠)。我一方面害怕自己可能措辭不當,信息不到位,又怕後續有其他情況,會讓學校有關部門給盯着。但仔細一想,學校層面的做法不合理,我為什麼不能投訴呢?

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學校要求我們不要提早回校,開學時間另行通知。這種未知,往往帶有「等待戈多」的荒誕。我有同學原本訂了正月初三的票回去,打電話到學校一問,被勸退了,無奈只好退票,安心在家待着。

初四,我實在憋不住了,和妻子跑出去買腸粉當夜宵,恰好碰到一名小學同學。他跟我打招呼,我差些沒認出來。蒸腸粉的機器熱氣騰騰,我們各自站着,很是尷尬。後來我和他攀談,才知道他這些年一直在養牛蛙。他問起我爸,我說,已經不養了,現在給人打工。牛蛙養殖是我們鎮上一大產業,飼料供銷商、蛙農和買家形成密切的利益鏈,遇上這種天年,牛蛙養殖幾乎被拖垮,簡直要人命。我想起小時候,父母經常因為什麼時機賣蛙而爭吵,養蛙的人太多了,供求鏈不穩定,蛙價瞬息萬變,有時候相差一兩天,就賣不出好價錢。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無論如何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之後的幾天,國內的確診人數不斷攀升,從一兩百,到上千,再到破萬。各種消息撲面而來,好的壞的,攙雜着生命讚歌和死亡敘事:各地的醫護人員奔赴武漢抗擊疫情,某出版社出版了一位詩人寫的抗疫詩集(人稱「瘟疫詩人」);黑心商家制造假冒口罩發國難財;醫療物資緊缺,醫生護士用文件袋自制防護面罩,海外留學生群體自發捐贈口罩、防護服馳援國內醫院;上海遊客和武漢遊客在日本機場吵了起來(「人民內部矛盾在境外爆發」),疫情隔離與地方主義話語纏結不清;防疫專家的話被媒體曲解,有人被誤導,忍痛將愛貓愛狗摔死;老人家因為醫院床位不足,只能自行在家隔離,怕拖累親人,最終跳樓身亡;而關於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發表疾控中心疫情研究論文的新聞,更是在網上掀起了滔天巨浪……科學、公共防衞和政治相互牴牾,構成了真假難辨的羅生門。

2020年1月28日,北京的道路上有行人路過。

2020年1月28日,北京的道路上有行人路過。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這一場疫情,暴露了國家治理的漏洞,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問題叢生:政府管理能力,突發公共危機的應急能力,醫療資源的供應,媒體報導傳播的失衡,民間的自發組織空間……一邊是醫護人員眾志成城抗擊疫情,一邊是網民對武漢慈善總會和湖北省紅十字會的質疑;一邊是活在虛假烏托邦中的愚眾,一邊是呼救無門、過着「次要生活」的人民。

我在失眠的夜裏翻看手機,不斷刷新的各種疫情新聞,虛虛實實,叫人幻滅。四千萬網民觀看火神山、雷神山兩座醫院的施工直播,為「萌化」的叉車醬和剷車醬們打榜,這樣的「雲監工」簡直叫人匪夷所思。那些日夜趕工、流血流汗的鮮活個體呢?直播的鏡頭可曾對準過他們?

這場疫情牽動了億萬人的心,寰宇同此炎熱,無人能夠獨善其身。有人悲觀地說,如果魯迅活到今天,見此世相,會發現從醫從文,都無濟於事。作為一名小說作者和文學研究者,我時常深陷自我懷疑,面對社會危機,我能做什麼?馬克斯·韋伯說「以學術為志業」,但這份志業,更多指向一種反思和批判精神,我們熟知各種概念和套語,操起理論板斧時胸有成竹,但在複雜的現實狀況面前,往往卑微渺小、無計可施。

無人知曉疫情什麼時候能結束,也無人敢保證自自己不會被感染——已經有案例顯示,你可能在沒有任何症狀的情況下就中招了。這就是阿甘本所謂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日常生活被擾亂,公共秩序失衡,安全感缺失,人人處於自危中。

網上流傳着一段野豬在北京二環路上狂奔的視頻,夜幕漆黑,路燈昏黃,黑褐色的豬鬃猙獰豎起。有人驚呼,這不是《釜山行》開頭的翻版嗎?現實魔幻,見怪不怪,可是這頭驚恐無助的野豬,它能跑去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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