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新冠肺炎 評論

李子:「華人、中國人、武漢人」——疾病中的集體污名與社會矛盾

你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否會輪到你自己。


2020年1月23日,春節前的北京,一名警察在廣告前站崗時戴著防護口罩。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3日,春節前的北京,一名警察在廣告前站崗時戴著防護口罩。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華人=鼠疫」的1900年

一百多年前的美國舊金山,在腺鼠疫的威脅下,市政下令把整座中國城嚴嚴實實地封了起來。

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讓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的其中一種,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一般由小型齧齒類動物身上的跳蚤攜帶,並在密集的居住地四處傳播。被帶有鼠疫桿菌的跳蚤叮咬後的人,會被細菌侵入淋巴腺。歷史上,腺鼠疫曾經在多個地方的文明裏寫下了記錄,讓6世紀的拜占庭帝國面臨崩潰,更在中世紀的歐洲殺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麼,1900年舊金山的鼠疫,為什麼又特別針對中國人和中國城?

19世紀末,在中國華南地區爆發了腺鼠疫疫情,法國人亞歷山大·葉爾辛(Alexandre Yersin)從香港的病人身上分離出了致病菌,並以他的姓氏來命名。1899年,有兩名香港腺鼠疫患者乘坐輪船抵達了舊金山港、並在天使島(Angel Island)上被隔離、最後死去,並沒有爆發疫情。然而,輪船上寄生的老鼠,卻很可能保留了鼠疫桿菌。這些老鼠隨着貨箱和行李混入了舊金山,並在不經意間引發了疫情在中國城的大爆發。

恐懼立刻在舊金山開始蔓延。隨之而來的,是將「中國」以及「中國人」劃上了等號。不顧華商群體的反對,更罔顧底層華人勞工的感受,舊金山市政宣布在中國城周圍建立崗哨,將中國城直接「封城」,切斷食品供應,並挨家挨戶排查病例並強制消毒。關鍵是,所有的一切行動都是針對華裔的,歐洲人後裔並不受影響。而華人家庭為了不讓這些「狼檢察官」(wolf inspector)發現、導致人財兩空,會把家中的病人藏起來,這又加劇了病情的擴散。

「中國人=鼠疫」,在那個年代,用疾病將一個少數族裔污名化,可謂是「排華」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證着美國人對於華裔移民「骯髒」「易病」乃至「虛弱」的印象。然而,「骯髒」與「疫病」的背後,折射的是華工群體整體的社會地位。

「中國人=鼠疫」,在那個年代,用疾病將一個少數族裔污名化,可謂是「排華」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證着美國人對於華裔移民「骯髒」「易病」乃至「虛弱」的印象。但諷刺的是,因為中國城被「封城」,他們請不到小工和廚子——當時舊金山60-80%的家政服務是由華裔提供的。商界積聚的不滿和鄰州「關閉州界」的威脅,讓舊金山和加州不得不向聯邦政府求助,從疾控中心派來官員方才開始真正解決問題。

然而,「骯髒」與「疫病」的背後,折射的是華工群體整體的社會地位——中國城常年過度擁擠、居住條件糟糕,鼠患橫行,為疫病創造了傳播的條件;而美國當局對於華人群體的歧視與打壓,又客觀造成了華人群體的不配合,沒有文件的非法移民不得不在潮濕骯髒的閣樓甚至地下室裏蝸居。這些都不是將中國人「封」起來可以一朝一夕解決的問題。

2020年1月27日,武漢的一個家庭望出窗外。

2020年1月27日,武漢的一個家庭望出窗外。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疾病中的地域、族群、階級

面對傳染病威脅,封城並不是什麼罕見的措施。然而,與「封城」隨之而來的,是更多諱莫如深的恐懼,乃至莫名其妙的責備。面對新型冠狀肺炎的肆虐,許多人不去就事論事地責備武漢政府處置不力,反而將矛頭對準了普通市民甚至是中國人。

「都怪武漢人」「誰叫你們不乖乖呆在家裏」,甚至指責患者因求醫無門而四處奔波,「得了病還到處亂跑」。在中國國內,河南、湖南省界一些民眾,自發地將兩省交界的道路毀壞或者用大石塊攔住;在香港和台灣,不乏言論表示,應該禁止全部大陸人進入,要對中國大陸「全面反向封城」……

將病和特定的人群劃上等號,是地域、族群、階級矛盾的反映,亦加深了族群和階級矛盾。疫病本來就是一種「失常」的存在,有時候是「外來」的、「侵入」的,天生就帶有與「他者」捆綁的趨勢。

疫病本來就是一種「失常」的存在,有時候是「外來」的、「侵入」的,天生就帶有與「他者」捆綁的趨勢。而在他者化的語境下,攜帶疫病的人、或者處於疫病危險中的人,都會被「非人化」。

從梅毒在各個語言中的俗語就可見一斑:英國人稱之為「法國病」,法國人稱之為「意大利病」,荷蘭人稱之為「西班牙病」,俄羅斯人稱之為「波蘭病」,中東人稱之為「基督病」……而「隔離」(quarantine)這一詞,最初也來源於意大利語 quaranta,即在瘟疫的威脅下修築堡壘,將自己與「外來人」隔絕開來。

而在他者化的語境下,攜帶疫病的人、或者處於疫病危險中的人,都會被「非人化」。武漢人不再是人,而是行走的病毒,需要嚴防死守;而他們的需求、他們的困境,則被選擇性忽視了。

這一方面和疫病本身的特質相關。人們對於疫病和死亡的恐懼,常常和對於病症的認知捆綁在一起。在結核桿菌被發現之前,肺結核(彼時被稱之為「癆病」)是一種極度「浪漫」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上層、文化階級才會得結核病;濟慈、雪萊、肖邦等鼎鼎大名的文化人,亦為此病增添了一份憂鬱而神秘的色彩。

但當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將結核桿菌分離並培養出來、證明肺結核是一種通過空氣傳播的疾病之後,肺結核的面貌一下就改變了。據估計,在18-19世紀,世界上大約有80-90%的人攜帶結核桿菌,只是有的並未發作。肺結核病人被送到遙遠的山區進行隔離、療養,一般人避之不及。而當西方世界衞生、醫療、營養條件提升之後,許多人到死也不會受潛伏的肺結核的困擾,反倒是密集城市裏居住的貧窮人口成為了肺結核的受害者。肺結核遂與骯髒、貧窮的生活捆綁起來。

2020年1月24日,香港街上有不少人都戴上口罩保護自己。

2020年1月24日,香港街上有不少人都戴上口罩保護自己。攝:陳焯煇/端傳媒

現代化下的「健康」理念構建,與不被納入現代醫療體系的人

人們對於傳染病的恐懼和對傳染病人的「污名」如影隨形。不管是肺結核、艾滋病,還是甲肝、乙肝等,都難逃世人怪異的眼光,以及和「生活方式」的聯想與捆綁。

在現代衞生體系和操作下,對傳染病的大規模消除,成為了「現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個人在「健康」與「衞生」方面的注重,成為了現代公民的天職。一個健康的人,理應保持乾淨衞生,生活檢點,飲食剋制,信任現代醫療手段,有病及時就醫,等等。從公共衞生到個人衞生的轉向,乃是新自由主義語境下對於個人的要求——一個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理應為自己的健康負全責;而健康則越來越成為市場上的商品,成為昂貴的「生活方式」,需要用金錢去購買。

但面對傳染病的無力,有多少是「個人努力」和「責任」可以解釋的呢?誠然,不打麻疹疫苗和亂吃野生動物自是咎由自取;然而,在海鮮市場討生存(又沒有賣野味)的小商販呢?在消息滯後的情況下沒有防護的醫生和護士呢?有染病症狀,卻無力負擔醫療成本、從而選擇不去就醫的低收入家庭呢?(雖然中國政府承諾會全面承擔新冠肺炎的治療,然而若是求診結果只是普通肺炎,還是有可能花去相當大一部分治療的成本,對於沒有醫保或者只有基礎醫保的群體來說是巨大負擔。)

從公共衞生到個人衞生的轉向,乃是新自由主義語境下對於個人的要求⋯⋯而帶有種族、階層的集體污名,為消除疫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亦加劇了社會矛盾。

《外交政策》前日發文分析了武漢抗疫的難點——由於這種病主要攻擊的是中老年、抵抗力低的群體,重症病人很大一部分原本就有其他的併發症或者累積的病症,這在低收入群體中更加常見。而這部分人客觀上又更不易進行溝通,獲取信息能力也更差、防範意識更低,也會更輕易被所謂的「中醫/民間偏方」給迷惑。這些困境的成因很複雜,不是他們自己能夠左右的。與其將指責放在他們身上,不如去思考如何才能夠把他們也納入現代醫療體系。

就像20世紀初在舊金山中國城討生活的華裔勞工一樣,他們所處的客觀條件,成為了他們被瘟疫「污名」的原因。而這種帶有種族、階層的集體污名,為消除疫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亦加劇了社會矛盾。

大疫當前,社會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扶持所有的群體,將疫病從整個社會中驅除,而不是劃線了就完事——不管是物理上的 ,還是心理上的。因為你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否會輪到你自己。

(李子,佐治亞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博士生,世界史碩士)

拓展閲讀:「澎湃思想市場」1月27日文,「封堵武漢人」:從防疫話語到地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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