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子：“华人、中国人、武汉人”——疾病中的集体污名与社会矛盾

“华人=鼠疫”的1900年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旧金山，在腺鼠疫的威胁下，市政下令把整座中国城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

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的其中一种，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一般由小型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携带，并在密集的居住地四处传播。被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叮咬后的人，会被细菌侵入淋巴腺。历史上，腺鼠疫曾经在多个地方的文明里写下了记录，让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面临崩溃，更在中世纪的欧洲杀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么，1900年旧金山的鼠疫，为什么又特别针对中国人和中国城？

19世纪末，在中国华南地区爆发了腺鼠疫疫情，法国人亚历山大·叶尔辛（Alexandre Yersin）从香港的病人身上分离出了致病菌，并以他的姓氏来命名。1899年，有两名香港腺鼠疫患者乘坐轮船抵达了旧金山港、并在天使岛（Angel Island）上被隔离、最后死去，并没有爆发疫情。然而，轮船上寄生的老鼠，却很可能保留了鼠疫杆菌。这些老鼠随着货箱和行李混入了旧金山，并在不经意间引发了疫情在中国城的大爆发。

恐惧立刻在旧金山开始蔓延。随之而来的，是将“中国”以及“中国人”划上了等号。不顾华商群体的反对，更罔顾底层华人劳工的感受，旧金山市政宣布在中国城周围建立岗哨，将中国城直接“封城”，切断食品供应，并挨家挨户排查病例并强制消毒。关键是，所有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华裔的，欧洲人后裔并不受影响。而华人家庭为了不让这些“狼检察官”（wolf inspector）发现、导致人财两空，会把家中的病人藏起来，这又加剧了病情的扩散。

“中国人=鼠疫”，在那个年代，用疾病将一个少数族裔污名化，可谓是“排华”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证着美国人对于华裔移民“肮脏”“易病”乃至“虚弱”的印象。然而，“肮脏”与“疫病”的背后，折射的是华工群体整体的社会地位。

“中国人=鼠疫”，在那个年代，用疾病将一个少数族裔污名化，可谓是“排华”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证着美国人对于华裔移民“肮脏”“易病”乃至“虚弱”的印象。但讽刺的是，因为中国城被“封城”，他们请不到小工和厨子——当时旧金山60-80%的家政服务是由华裔提供的。商界积聚的不满和邻州“关闭州界”的威胁，让旧金山和加州不得不向联邦政府求助，从疾控中心派来官员方才开始真正解决问题。

然而，“肮脏”与“疫病”的背后，折射的是华工群体整体的社会地位——中国城常年过度拥挤、居住条件糟糕，鼠患横行，为疫病创造了传播的条件；而美国当局对于华人群体的歧视与打压，又客观造成了华人群体的不配合，没有文件的非法移民不得不在潮湿肮脏的阁楼甚至地下室里蜗居。这些都不是将中国人“封”起来可以一朝一夕解决的问题。

疾病中的地域、族群、阶级

面对传染病威胁，封城并不是什么罕见的措施。然而，与“封城”随之而来的，是更多讳莫如深的恐惧，乃至莫名其妙的责备。面对新型冠状肺炎的肆虐，许多人不去就事论事地责备武汉政府处置不力，反而将矛头对准了普通市民甚至是中国人。

“都怪武汉人”“谁叫你们不乖乖呆在家里”，甚至指责患者因求医无门而四处奔波，“得了病还到处乱跑”。在中国国内，河南、湖南省界一些民众，自发地将两省交界的道路毁坏或者用大石块拦住；在香港和台湾，不乏言论表示，应该禁止全部大陆人进入，要对中国大陆“全面反向封城”……

将病和特定的人群划上等号，是地域、族群、阶级矛盾的反映，亦加深了族群和阶级矛盾。疫病本来就是一种“失常”的存在，有时候是“外来”的、“侵入”的，天生就带有与“他者”捆绑的趋势。

疫病本来就是一种“失常”的存在，有时候是“外来”的、“侵入”的，天生就带有与“他者”捆绑的趋势。而在他者化的语境下，携带疫病的人、或者处于疫病危险中的人，都会被“非人化”。

从梅毒在各个语言中的俗语就可见一斑：英国人称之为“法国病”，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荷兰人称之为“西班牙病”，俄罗斯人称之为“波兰病”，中东人称之为“基督病”……而“隔离”（quarantine）这一词，最初也来源于意大利语 quaranta，即在瘟疫的威胁下修筑堡垒，将自己与“外来人”隔绝开来。

而在他者化的语境下，携带疫病的人、或者处于疫病危险中的人，都会被“非人化”。武汉人不再是人，而是行走的病毒，需要严防死守；而他们的需求、他们的困境，则被选择性忽视了。

这一方面和疫病本身的特质相关。人们对于疫病和死亡的恐惧，常常和对于病症的认知捆绑在一起。在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肺结核（彼时被称之为“痨病”）是一种极度“浪漫”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上层、文化阶级才会得结核病；济慈、雪莱、肖邦等鼎鼎大名的文化人，亦为此病增添了一份忧郁而神秘的色彩。

但当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将结核杆菌分离并培养出来、证明肺结核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之后，肺结核的面貌一下就改变了。据估计，在18-19世纪，世界上大约有80-90%的人携带结核杆菌，只是有的并未发作。肺结核病人被送到遥远的山区进行隔离、疗养，一般人避之不及。而当西方世界卫生、医疗、营养条件提升之后，许多人到死也不会受潜伏的肺结核的困扰，反倒是密集城市里居住的贫穷人口成为了肺结核的受害者。肺结核遂与肮脏、贫穷的生活捆绑起来。

现代化下的“健康”理念构建，与不被纳入现代医疗体系的人

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恐惧和对传染病人的“污名”如影随形。不管是肺结核、艾滋病，还是甲肝、乙肝等，都难逃世人怪异的眼光，以及和“生活方式”的联想与捆绑。

在现代卫生体系和操作下，对传染病的大规模消除，成为了“现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个人在“健康”与“卫生”方面的注重，成为了现代公民的天职。一个健康的人，理应保持干净卫生，生活检点，饮食克制，信任现代医疗手段，有病及时就医，等等。从公共卫生到个人卫生的转向，乃是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对于个人的要求——一个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理应为自己的健康负全责；而健康则越来越成为市场上的商品，成为昂贵的“生活方式”，需要用金钱去购买。

但面对传染病的无力，有多少是“个人努力”和“责任”可以解释的呢？诚然，不打麻疹疫苗和乱吃野生动物自是咎由自取；然而，在海鲜市场讨生存（又没有卖野味）的小商贩呢？在消息滞后的情况下没有防护的医生和护士呢？有染病症状，却无力负担医疗成本、从而选择不去就医的低收入家庭呢？（虽然中国政府承诺会全面承担新冠肺炎的治疗，然而若是求诊结果只是普通肺炎，还是有可能花去相当大一部分治疗的成本，对于没有医保或者只有基础医保的群体来说是巨大负担。）

从公共卫生到个人卫生的转向，乃是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对于个人的要求⋯⋯而带有种族、阶层的集体污名，为消除疫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亦加剧了社会矛盾。

《外交政策》前日发文分析了武汉抗疫的难点——由于这种病主要攻击的是中老年、抵抗力低的群体，重症病人很大一部分原本就有其他的并发症或者累积的病症，这在低收入群体中更加常见。而这部分人客观上又更不易进行沟通，获取信息能力也更差、防范意识更低，也会更轻易被所谓的“中医/民间偏方”给迷惑。这些困境的成因很复杂，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左右的。与其将指责放在他们身上，不如去思考如何才能够把他们也纳入现代医疗体系。

就像20世纪初在旧金山中国城讨生活的华裔劳工一样，他们所处的客观条件，成为了他们被瘟疫“污名”的原因。而这种带有种族、阶层的集体污名，为消除疫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亦加剧了社会矛盾。

大疫当前，社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扶持所有的群体，将疫病从整个社会中驱除，而不是划线了就完事——不管是物理上的 ，还是心理上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下一次是否会轮到你自己。

（李子，佐治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博士生，世界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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