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武漢肺炎

武漢疫情:封城是最好的辦法嗎?

目前封城措施估計能減少25%的感染病例,但會製造更多恐慌,並將許多疫情埋在了公眾看不到的地方。


2020年1月25日,戴著防護服和口罩的藥房工作人員在武漢為顧客服務。 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5日,戴著防護服和口罩的藥房工作人員在武漢為顧客服務。 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武漢疫情危急,感染人數持續增長,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各國科研機構都在積極尋找對策。端傳媒記者從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ational Inistitutes of Health, NIH)獲悉,一款針對新型肺炎(2019-nCoV)的疫苗有望在三個月之內進行臨床測試。

主持疫苗開發的是NIH下屬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的Anthony S. Fauci博士。他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表示,相比其他流行性病毒,冠狀病毒有相對明確易懂的疫苗標靶。當年,研發SARS的疫苗需20多個月才展開臨床測試,而這一次能夠在短短時間內對新型肺炎進行疫苗研發工作,應歸功於迅速測定、公布病毒基因組序列的中國科研人員,「他們與世界共享了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2020年1月7日,中國科研人員檢出新型冠狀病毒,獲得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1月11日正式對外界公布。這為各醫藥公司隨後製作診斷試劑盒提供了重要依據。

然而在中國國內,確診卻需要漫長的行政流程。端傳媒綜合各大媒體報導,輝睿、捷諾等醫藥公司已在一月中旬向各地供應了十餘萬人份診斷試劑盒,而統籌權和確診權仍握在湖北省疾控中心手中。全武漢僅有三家醫院擁有確診資格,許多醫院面對潮湧般的患者,試劑盒卻供不應求。醫護人手緊缺,一些患者即便被高度懷疑感染冠狀病毒,依然無法就醫,延誤了疫情的控制。

感染人數急劇增長,疫情爆發近五十天時,武漢「封城」,湖北省其他城市也接着宣布檢疫隔離。專家預測,這次冠狀病毒的感染規模「會是SARS的10倍起跳」。

「很多人在武漢封城之前就逃離了」

「封城有可能會把事情變得更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保障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資深研究員Amesh A. Adalja對端傳媒記者說,這不僅製造更多恐慌,更將許多疫情埋在了公眾看不到的地方。

不僅是武漢,武漢周邊依然有許多較不發達的地區,住在那裏的多是留守老人和兒童,許多鄉鎮已經隔離,但疫情真正如何,外界能獲取的信息很少。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團隊以SARS和埃博拉疫情為例對記者分析。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利比亞爆發,政府在感染嚴重的地區設立隔離區,將數萬居民封鎖起來,由安全部隊看守,每日由全幅武裝的工作人員進行消毒和屍體掩埋工作。這種情況下,信息高度不透明,無法購買日常所需,居民完全陷入了絕望,最終引發混亂,許多感染者逃離或失蹤,一些隔離中心遭到劫掠。

2003年SARS在台灣爆發時,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封院,有一千多人留院隔離,這消耗了大量留守的醫護人手。台灣媒體曾評「院內發生種種慌亂與無序」,「和平醫院變成和平監獄」,「很多醫護人員趁機溜出醫院,十名院內的民眾也逃離,整個和平醫院頓時人仰馬翻,變成集中營。」

「你要考慮人的個體權利、自由和意志。」Amesh A. Adalja質疑,作為政府——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是否能簡單直接地暫時剝奪走這些權利。

況且,「很多人在武漢封城之前就逃離了,」他補充,這也降低了封城的有效性。

據蘭卡斯特大學、佛羅里達大學、格拉斯哥大學的數位學者分析,目前封城措施預計能減少約四分之一的感染病例。「目前實施的是99%的交通封鎖,到2月4日,估計只能降低24.9%的感染風險。」這份聯合報告中寫道,按照其計算模型,截至1月21日,武漢地區實際感染人數達到11,000多人,在2月4日將達到19萬人。

2020年1月23日武漢,居民戴口罩在超級市場購物。
2020年1月23日武漢,居民戴口罩在超級市場購物。圖:Getty Images

「封鎖是目前全面措施裏面的一小部分」

在中國,最近一次檢疫隔離發生在2014年甘肅玉門市的鼠疫,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倫理及人文學部總監、助理教授吳易叡對端傳媒介紹,「這看起來的確是有效的,因為規模小,上行下效。」

「這次武漢面臨的問題就複雜得多,」吳易叡補充,武漢是超級大城,本身為交通樞紐,「封城本來就沒有那麼容易。」並且,「中國人民的自我意識已經高漲,雖然很多視頻上還可以見到許多人覺得『依靠黨就沒事』,但中國人的身體還是最誠實,他們用各種方式逃離。」

並且,「中國人普遍對國內的醫療水準不具信心,醫鬧、殺醫、號販子……這些都是在制度外部衍生出來的現象。在這種極端不信任的氣氛下封城,會有什麼後果,這幾天的新聞就看到很多了。」

農曆新年到來,中文社交媒體上依舊一片恐慌。許多在病患疑似感染卻求醫無門的信息在流傳,而武漢各個醫院因醫療資源緊缺,物資告急,已經繞開政府程序,宣布接受公眾捐贈。與此同時,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照常上演,歌舞小品照舊,似乎已與武漢分處兩個世界。

疫情也依然在向世界各地蔓延。美國境內已發現第二起感染者。這位六十多歲的女性患者在十餘天前從武漢返回芝加哥,當時並未出現任何症狀。

「目前看來,封城是必要措施。如果不封鎖,事實上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密歇根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Shoou-Yih Daniel Lee對端傳媒記者說。

若強行將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在SARS期間的封鎖境遇與武漢對比,Lee認為有一些牽強。「醫院畢竟是一個機構,能夠活動範圍比較小,感覺真的像是一個監獄。封鎖一個城市感覺不一樣,你平時也是在城市裏活動。」

但Lee強調,「封鎖是目前全面措施裏面的一小部分」,「假如當初發現時沒有封鎖消息,就提早開始追蹤,沒有讓它擴大,不至於造成這一步,不需要封鎖整個城。」

且在封城的情況下,「醫護人員能做的有限。」「病毒感染,沒有任何治療方式,只能舒緩症狀,譬如說呼吸困難就要接受人工呼吸器。像感冒一樣,你去看醫生,醫生不是治療感冒,而是在照顧症狀。」Lee亦在互聯網上關注武漢從流出的各個醫院的視頻,以了解現場情況。「他們在日以繼夜地幫助病人舒緩症狀,希望身體自然復原。」

目前,最可能的結果也是「希望時間把這個事情帶過去」。待春夏季節到來之後,病毒自然消退。

不過,在哈佛大學化學生物博士後、華人學者田禾眼中,雖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於SARS、自限性更強,且尚未出現百人級別的超級感染者,「意味著大部分患者可以挺過這一關」,但另一方面這也代表著冠狀病毒可能變成和流感一樣「與人長期共存」的局面。

她認為新冠肺炎的重症比例和死亡率,和流感比高很多,「如果幾年來一次,對人心和經濟的打擊比封城、封省影響更大。」田禾認為眼下要儘可能阻止春運返程高峰形成:「高校要推遲開學,工廠應推遲開工,疫情嚴重地區的封鎖應該適當延長,在結束封鎖後要繼續執行一段時間的體温檢測。」她也想到了勞工階層的權益保障問題,「(企業)應鼓勵身處次要疫區的員工推遲報導,遠程辦公。因這次災害推遲開工的企業員工,企業不得開除或降低考評。」

「在第一道防線還沒有徹底失敗之前,還是不要考慮退守第二道防線吧。」她這樣總結。

美國曾經歷過SARS(2003)、MERS(2014)和埃博拉病毒(2016)的侵襲。如果倒回二十年前,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做的很少,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團隊說。防疫程序是在屢次的經驗和教訓中逐步完善的。時至今日,美國備災和應對辦公室(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衞生與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均有相關的項目和團隊在進行防疫,每年花去數百萬美金。「美國有比較好的報告系統和檢測系統,」且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更像「一個國際單位」,Lee補充,「常常派人到其他國家進行防疫工作」,這都讓他們有時間做好應對措施。

中國曾經在SARS之後建立了傳染病監測和應對系統。官方媒體頻頻宣傳,中國已建成「下至縣城、上至國家級的四級疾病預防控制系統」,同時還有「不明原因肺炎」的直接上報機制,各級醫院可以直接將疑似病例上報至中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但可惜的是,在2020年,這一套系統依然沒有阻止新型肺炎的爆發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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