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新冠肺炎 評論

鄧聿文:中國脆弱之處

中國輿論近期三件事,一個關乎公共健康安全,一個關乎特權和社會平等,一個關乎貧富、慈善和社會救濟,非簡單巧合,而具很強的象徵性。


2020年1月22日,春節前夕,一名中國警官在北京火車站站崗時戴著口罩。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2日,春節前夕,一名中國警官在北京火車站站崗時戴著口罩。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初中國的輿論場,被三件事情佔據——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播,隨著確診和死亡案例在20至22日激增,中國互聯網的注意力已幾乎完全流向這裏;而僅在三、四天前,另一起熱度延燒的還是故宮奔馳女(開車進故宮尋樂)事件;一週前(1月13日),43斤女孩吳花燕(為照顧弟弟極度節儉)的死亡也引起了廣泛的悲痛和批判。

儘管三者的起因和性質不同,一個關乎公共健康安全,一個關乎特權和社會平等,一個關乎貧富、慈善和社會救濟,但它們幾乎同一時間出現在中國的輿論場,卻非簡單巧合,而具很強的象徵性。

武漢肺炎事件早在一個多月前即有媒體留意,但它引起當局和大眾的嚴肅重視卻是在近日。早期當局信息披露不夠及時透明,而該病傳播速度在近期突然加快,從病毒「出國不出省」,到截止22日已在中國多個城市確診400多起病例,致死17例,台澳港先後確診,病毒「人傳人」的特性被證實⋯⋯這些都讓人聯想到17年前的那場SARS——關口之外統統嚴戒,關口之內伴隨春運人口遷徙,恐慌心理激增。

故宮奔馳女事件則完全是由私人在社交媒體的炫耀式展示,而變成一起公共事件的。它指向的是特權。誰能夠在故宮這種嚴禁汽車進入的場所開着象徵身份的奢華大奔(奔馳)進去拍照?當媒體曝出此女為某「紅色高幹」的孫媳婦後,它點燃了中國社會早已潛伏的對特權階級的高度不滿,這個特權階級不是一般的富人或者官僚階層,而是維繫中共統治的紅色「貴族」。

吳花燕事件則是一個關於花季少女因長期貧困和營養不良而離開人世的悲涼故事。在她病逝後,當自媒體將她僅有43斤(47磅)重的照片,與當地腐敗官員為躲避調查而將收受的幾千瓶名貴茅台倒在自家下水管的照片,放在一起對照時,強烈的視角反差刺激了人們的神經,這個故事也就變成了對腐敗和社會不平等的控訴。腐敗在此不僅僅指向官員,更指向慈善組織。

2003年5月2日,廣州市發生SARS疫情期間,農民工在火車站外等著回家。

2003年5月2日,廣州市發生SARS疫情期間,農民工在火車站外等著回家。攝:Christian Keenan/Getty Images

類似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現。自SARS、三鹿奶粉大頭嬰兒、有害疫苗等事件發生之後,公共衞生問題在中國境內已經變得天然敏感,雖然在那之後跨地域的公共衞生事件未再流行;因炫耀出現的全民圍觀近年則發生過多起;至於慈善和社會救濟,在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之後,人們對它的信任至今未恢復。

由於政府的強力維穩和彈壓,中國正在加速進入人心浮變的社會動盪期,它不是以街頭和廣場抗議的形式出現,而是表現在日常生活和心理層面。

但這些同類事件幾乎同時出現,且先後成為熱搜,表面看是一種巧合,從邏輯而言卻是一種必然。它們意味着當下的趨勢:由於政府的強力維穩和彈壓,中國正在加速進入人心浮變的社會動盪期,它不是以街頭和廣場抗議的形式出現,而是表現在日常生活和心理層面——幾乎人人都感覺自己是受害者,都迫切需要且謀求改變現狀。繁華與殘敗並存,狂歡與下沉共生,過去或許不容易引起注意的事情,都能輕易觸發人們的心理情緒,而被圍觀成公共事件。

但除了像肺炎這樣需要自救的情況之外,很多時候人們確乎只在、只能圍觀。

談及武漢肺炎,部分網民很愛用「美國流感致千多人死亡」來「觀照」,以顯示「美帝之水深火熱」。確實,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近日發布的最新估計:從2019年9月29日至今,美國至少有1300萬人感染流感,其中12萬人住院接受治療,死亡人數達到6600人。然而用這一數字比照肺炎的人或許不清楚,流感在中國的嚴重性其實一點不低(有非官方數據指或每年逾8萬人致死),而肺炎的死亡率更高出數倍,因此需要更多的重視、投入人力物力。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流感並未引發民眾的極度憂慮和不安,而肺炎引發的恐慌則是肉眼可見的。除了因為流感在醫學上比肺炎能夠有效預防及治療之外,美中社會結構和社會情緒及對政權和政府的信任度的不同,也構成了人們對同一種公共衞生問題的不同反應的宏觀社會背景。

此正是當下中國的脆弱之處。儘管在外媒的鏡頭中,遇到公共危機中國人仍然是「相信黨相信政府」,但不少人潛在地對官僚機構依然是半信半疑甚至高度不信任的狀態。這種低信任度讓民眾認為,只要出了問題,政府就傾向於隱瞞真相。除了政府及警方「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情況外,如胡泳所言,「謠言」也開始成為一種逼迫公權力採取措施的抗議手段,儘管有時人們並無確切根據,但對事件的某些判斷會成為永遠無法被解答、卻又持續存在的影響。

通常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基層官員依然缺乏快速通報、馬上反應的動力;另一種是地方政府可能並非有意隱瞞事實真相,因為對一種不明原因的新型病毒的確認是需要時間的。

對於肺炎危機,通常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在中國的管理體制中,基層官員依然缺乏快速通報、馬上反應的動力,通報數比境外確診案例回推的數字要少太多。另一種看法是,有了SARS的教訓後,地方政府可能並非有意隱瞞事實真相,因為對一種不明原因的新型病毒的確認是需要時間的。然而,當下體制會滯遲事情的處理也應是不爭之事實。

可確定的是,在強調維護最高領導人權威的體制下,任何事情和問題想在全局獲得官僚機構的重視和解決,都必須先引起最高權威的注意和指示,只有在他做出明確的指示和要求後,相關職能部門或政府才會採取積極的行動或迅速動員起來。

要想獲得最高權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須在事情變得嚴重或惡化後才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事情解決的最佳時機很可能會被耽誤,或者滯遲問題的解決。

然而,要想獲得最高權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須在事情變得嚴重或惡化後才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事情解決的最佳時機很可能會被耽誤,或者滯遲問題的解決。儘管官僚機構要獲取完全信息都很難避免滯後效應,但在中國這種什麼事情都等最高領導人拍板的情況下,即使下級不想隱瞞信息,信息的上達比起一般的威權體制來,時滯效應也會更嚴重,更別說同民主體制相比。

2020年1月21日,在春節夕的北京火車站,一名中國女孩戴著防護口罩,等候登車。

2020年1月21日,在春節夕的北京火車站,一名中國女孩戴著防護口罩,等候登車。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武漢肺炎事件就鮮明地體現了這個特點。人們看到,中國當局對此事的重視,是在習近平有了明確的指示和要求後,而習之所以有此指示,很大可能是因為內部信息顯示事情已經比較嚴峻,需要動用全國力量,而非僅僅武漢一地可以防堵的。

儘管官僚機構要獲取完全信息都很難避免滯後效應,但在中國這種什麼事情都等最高領導人拍板的情況下,即使下級不想隱瞞信息,信息的上達比起一般的威權體制來,時滯效應也會更嚴重。

此種體制及處理方式,一旦動員起來,雖然有它行動效率高的一面,可也存在一大風險,即在喪失前期最佳解決時機導致事情惡化後會否出現失控的局面。根據鍾南山院士的說法,該冠狀病毒的傳染性不如 SARS 厲害,因此在全國動員後很有可能在短期內控制住。但假如它在傳染過程中發生變異則令人難測,而即使能在短期內控制住,也難以知曉其他衍生事件是否也能被「有效」控制。

而隨著對群體事件的嚴打嚴控,公共危機今後可能將越來越多地被故宮奔馳女子、吳花燕這種個體事件引爆。雖然就事情本身而言,尤其是吳花燕的案子,是小概率偶發的,但其折射出的貧富分化加劇和社會畸形不平等,以及大眾對官僚機構和公益組織的一種廣泛意義上的信任缺失,卻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

隨著對群體事件的嚴打嚴控,公共危機今後可能將越來越多地被故宮奔馳女子、吳花燕這種個體事件引爆。

事情還在於,社會對特權的容忍度越來越低。任何對社會不平等的關注和不滿,都與特權有關。中國的大小特權更遍地皆是。這種事情如果多次刺激人們的神經,會喚起他們對特權的記憶和憎惡。

有鑑於此,網絡時代特權者行使特權會更小心更隱蔽,然而,總有「缺腦筋」的人控制不住炫耀之心。官方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有時也會介入處理相關炫耀者,可是,要維持社會的統治,它又必須有意識地強化特權機制,這便導致惡性循環,繼而加重人們對特權和社會不平等的惡感。

有人曾寄希望於諸如貿易戰和貿易協議的外部壓力撬動中國變局,但當局如果借勢使用,亦有可能將其變為對統治有利。中國的控制機制使社會看起來很牢固,不用擔心變局在某個時段發生,但確乎,堤壩上的蟻穴已經很多了,雖然還未打通連貫。

「社會」變得越來越脆弱,自然會累積越來越多的預警,只是從另一個角度看,若人和人的言論在這體系下始終一文不值,而壓制始終可以船過無痕的話,能變的終究有幾多?

(鄧聿文,獨立學者,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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