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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中聯辦主任換將背後,到底有何種考量?

駱惠寧的首要使命,是整治北京在香港的治港系統,不折不扣地貫徹和落實習近平的治港決策和部署,建立一個信息上情下達的暢通機制,向北京反映香港的真實情狀。


2020年1月6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履新,於早上10時半現身會見傳媒。 圖:端傳媒
2020年1月6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履新,於早上10時半現身會見傳媒。 圖:端傳媒

將一位毫無港澳工作背景、已經退居二線的前省委書記重新擢拔重用,北京的這一舉措,引發外界廣泛關注和好奇。

輿論對中聯辦換將其實早有預期,人們關注的不是習近平會不會換將,而是讓誰坐在這個火山口的位子。但不管如何大膽的想像,直到人選公布之時,人們都不會想到是駱惠寧——他剛剛被任命為全國人大財經委的副主任不到一週,既不屬於浙江系或福建幫,之前的工作也和港澳事務沒有交集,且也不是來自和香港說同一語言的臨省廣東。

除了財經、法院和一些技術性比較強的行業和領域,北京選拔官員會要求相應的專業或工作背景,而對省委書記和省長等封疆大吏的任命,一般不講究專業和工作背景,而是唯忠誠和可靠。不過,香港是一個特殊的地方,眼下又處於非常時期,過去的中聯辦主任及其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基本是由港澳系統或者出身廣東、和香港有關聯的官員出任,只有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許家屯例外,後者在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前,是江蘇省委書記。

有種看法據此認為,駱的任命,走的是許家屯的路子。兩者的確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許能夠履職香港,跟當年姬鵬飛的推薦分不開,後者主管港澳事務,是許戰爭年代的老同事。另一關鍵區別,則是兩者背景和時代的不同,許做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香港尚未回歸中國,因此,其工作更多帶有統戰性。但現在香港已經回歸中國22年,北京正在收緊對港管治權,中聯辦正是代表北京在香港行使管治權的機構。因此,在「西環治港」的趨勢下,中聯辦主任會比當時的新華社社長更不受港人歡迎。

外界正是基於香港當下時刻的特殊性,普遍認為北京如要換將,即使不從港澳系統找,也應該會任命一位熟悉香港事務的官員主持中聯辦工作。但現在習近平劍走偏鋒,打破常規,將這位看似不可能的人選派駐在如此重要位置,讓外界不得不猜測,此舉有何用意?

在經歷香港半年抗爭後,北京考慮將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換下,可以肯定,駱惠寧最初不在習的人選考察範圍內,換上他是臨時的決定。

北京公布消息後,我在推特上做了個小調查:習近平啟用駱惠寧,意味着對香港是更嚴厲,還是會有某種程度的退卻,為2020年的雙普選做鋪墊,抑或有第三個選項?推友的回覆主要有五種意見,一是認為對香港只會更嚴;二是認為駱是個過渡性人物;三是認為北京目前最想要的是信息的準確性和命令的可達性,任命駱是要把香港真實民意傳達給決策層;四是認為在此非常時期,對港管治需要的是政治家,而非辦事員;五是認為習近平無人可堪重用,只好在退居二線的官員中挑選一位。上述五種意見基本囊括了外界對這次中聯辦換將的看法。

有兩點很清楚,如果說,在經歷香港半年抗爭後,北京考慮將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換下,那麼可以肯定,駱惠寧最初不在習的人選考察範圍內,換上他是臨時的決定。有消息說,習身邊人向其推薦了駱,而駱主政山西時查處當地官場腐敗以及對經濟的發展也讓北京滿意。故習用駱,看重的正是後者主政中西部兩個落後省份的經歷,及所體現出的能夠貫徹北京意圖的政治素質,而是否有港澳工作的背景並非重點和必要。

假如這個說法準確,習對中聯辦應對香港最近半年抗議運動的表現應該很不滿,而非像官媒報導的那樣,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調動,北京對王志民的工作是認可的。北京對王的公開批評固然可能不會有,但在此關鍵時刻換馬本身說明中聯辦和王的工作沒有得到北京特別是習近平的滿意。事實上,就香港抗議對北京造成的後果而言,王作為處於第一線的指揮者,應該是嚴重失職。不管是外界傳言的中聯辦一再誤導北京決策,還是王缺乏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不能臨危處亂,都表明他下台是遲早之事。

習近平任命駱惠寧,看重的是後者主政中西部兩個落後省份的經歷,及所體現出的能夠貫徹北京意圖的政治素質,而是否有港澳工作的背景並非重點和必要。

時至今日,面對香港這種局面,如果習認為治港系統需要政治家而不是辦事員,中聯辦主任應該有政治家的膽識和行動能力,這確實意味着北京治港思路的一大轉變。從該角度看,是否具有相關專業和工作背景,不是關鍵,有當然好,沒有也不會受太大影響。因為政治人物的主要職責不是去搜集信息,而是根據信息做出決斷,同時制定行動方案。

中聯辦的職能當然主要是提供信息和建議給北京,讓後者決策,但中聯辦主任同時要兼有政治家素質,就不能只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議,而是在向北京提供信息和建議的過程中,讓高層感覺信息是可靠的,建議是踏實可行的,能夠着眼大局提出和解決問題,領會北京意圖,貫徹北京決策,臨危不亂,行動果斷。

駱惠寧是否像習近平希望的具有此種政治素質,他以往治理青海和山西的經歷似乎並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這點。但對習而言,中聯辦對信息的謊報和扭曲,可能與該機構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權力體系有很大關係。理論上,任何權力體系運行久了,都容易形成封閉體系,治港系統尤其如此,因為它是從地下系統演變而來,至今還帶有這個特點,而且還賦予了某種情報治理色彩,這就使得它在獲取和傳遞信息時容易扭曲和失真,不能提供真實的民情和民意。

駱的局外人身份可以讓他少受或不受利益的羈絆,儘可能廣泛地同香港各界交往,避免從治港系統的特定角度篩選信息,從而有可能使他和治港系統的既有勢力產生矛盾或衝突。雖有可能受到後者排斥,但他帶着尚方寶劍,在強調政令統一的政治生態下,作為習近平改造治港系統代表,他會忠實貫徹習的旨意,加速中聯辦的改造,至少這會是習選擇駱的一個出發點。

因此,駱的首要使命,是整治北京在香港的治港系統,不折不扣地貫徹和落實習的治港決策和部署,建立一個信息上情下達的暢通機制,向北京反映香港的真實情狀,儘快穩定香港局勢。習近平暫時應該不會對現有的治港政策作大的調整和變動,而是待香港情形變化再相機抉擇行事。

駱惠寧任治港系統最高長官,有可能是北京要給港人營造一種「善意」,前任王志民作為北京強硬路線的代表,已經在香港失去民心,若繼任者繼續其強硬態度或者更強硬,只會持續刺激港人的反叛之心。

儘管北京對香港的管治在「一國兩制」的後半段會進一步收緊,但這不意味着下一步會對香港採取更嚴厲的態度。尤其結合習在新年祝詞表達對香港的「祝福」來看,我傾向認為,習派駱任治港系統最高長官,有可能是要給港人營造一種「善意」,前任王志民作為北京強硬路線的代表,已經在香港失去民心,若繼任者繼續其強硬態度或者更強硬,只會持續刺激港人的反叛之心,讓香港更不得安寧,這不符合習近平現階段的治港意圖。

他需要一個「安靜」的香港,以便騰出手解決其他棘手問題,包括國內不斷下行的經濟。當然,習也不會在香港反對派的壓力下表示退讓,這樣有損其權威,即使他原本想退讓。所以,中聯辦主任的位子需要一個政治家式的官員而非辦事員,不代表治港方式和政策一定會強硬,所謂「政治家」,在此表示的應該是處事果斷,方式靈活,敢下決心,敢負責任,既有原則,又懂得折衷權變,而不是單純的威嚴。在此非常時期,習啟用駱,要的是後者治理兩個省的經驗,能穩定香港局勢,不使它進一步失控和惡化。

若上述分析合乎邏輯,比起王志民,駱惠寧的到任可能有助於化解京港矛盾和對抗。駱今後在執行北京的治港旨意過程中,或會展現和突出其懷柔的一面,而模糊或減少強硬色彩。不過,香港的管治權歸根到底掌握在北京手上,中聯辦的權力終究有限,假使北京無意滿足香港反對派的雙普選訴求,縱使駱惠寧長袖善舞,使出渾身解數,最多也只能延緩最終決戰的來臨。

就此而言,選擇誰做中聯辦主任,並不改變香港長期博弈的走向。把香港帶向和平、穩定和繁榮,此乃駱惠寧註定完成不了的任務,如果北京賦予了他這個使命的話。

(鄧聿文,獨立學者,政治評論員,曾任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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