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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觀察:中澳間諜疑雲,當調查報導遇上新冷戰漩渦

王立強事件折射出的媒體和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愈發耐人尋味。


「叛諜」王立強聲稱自己在過去數年中,參與了一系列北京策劃的情報工作——辦理銅鑼灣書店案,滲透反修例運動,再到干預台灣大選和干涉澳洲內政。 攝:Steven Siewert/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via Getty Images
「叛諜」王立強聲稱自己在過去數年中,參與了一系列北京策劃的情報工作——辦理銅鑼灣書店案,滲透反修例運動,再到干預台灣大選和干涉澳洲內政。 攝:Steven Siewert/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via Getty Images

11月23日開始,多家澳大利亞媒體幾乎同時放出一枚震驚亞太地區的重磅炸彈: 包括歷史悠久的老牌報紙《悉尼先驅晨報》和澳大利亞主要電視公司之一的「九號電視網」(Nine Network)在內的多家媒體,同時放出文章和節目——他們採訪到了一位剛剛向澳洲政府「變節投誠」的「中國間諜」。

這位叫做「王立強」的不滿三十歲的男子在節目中聲稱,自己在過去數年中,參與了一系列北京策劃的情報工作——辦理銅鑼灣書店案、滲透反修例運動、再到干預台灣大選和干涉澳洲內政。節目中,記者、議員和情報專家將這位普通話帶有濃重口音的中國男人譽為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他的供詞,則被稱為是「獨一無二的供認」(a confession like no other)。

媒體上出現了一個豐滿的「叛諜」形象,但這個形象,又很快陷入了令人迷惑的漩渦裏。

從媒體「英雄」變回「小人物」

甫一開始,王的現身讓許多媒體趨之若鶩。畢竟,中國資深間諜叛逃澳洲,隨手奉上絕密情報,如此震撼的故事,上一次還是在2017年5月,那時,《紐約時報》得到美國情報部門的放料——「CIA在華情報網絡因內鬼被毀,多名線人被殺」的獨家新聞。

而這次王立強的出鏡,則把中國網軍、金錢滲透、干預選舉等等民間和有關機構近年來對中國的指控統統「坐實」。無怪,即便是在《悉尼先驅晨報》這份老牌的、持中間派立場的權威媒體的採訪中,也可以看出記者盡力剋制卻無法掩抑的激動——「他決定了要背叛世界上最強大和無情的威權國家」,在鋪墊了上百字王立強的心路歷程後,記者用浪漫主義的筆法寫下這句話。

在多家媒體訪談中,王號稱自己參與了一系列中港台地區的重大情報事件——他說自己曾經深度參與了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案,在其中負責組織將李波等人綁架回中國內地。他又指自己以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CIIL)職員的假身份在香港組織情報網絡,派人滲透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組織網軍攻擊民主派和獨派人士;他還說自己本來即將去台灣干預大選,捧韓國瑜上台,阻止蔡英文連任;他聲稱,「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在香港的重要情報機構,其老闆「向心」運營着香港和海外的情報網。

旅居台灣的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接受媒體採訪,並質疑王立強說法。

旅居台灣的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接受媒體採訪,並質疑王立強說法。攝:陳焯煇/端傳媒

但隨着時間推進,王的供認開始遭到質疑。

11月23日,《南華早報》記者John Power在推特上質疑王的「假證件」。在媒體展示的號稱是中國情報部門為王立強偽造的韓國護照上,韓文姓名一欄寫的是「曹京美」(Cho Kyungmi),而護照上的英文姓名則顯示為「Wang Gang」。兩個名字無法對上,後者也完全不像一個韓國名字。據此,有媒體人質疑——如果王確實是中國特工的話,為什麼為他提供假證件的部門會犯下如此業餘的錯誤?

11月24日,台灣資深情報人員、前情報局副局長翁衍慶提出了更為廣泛傳播的質疑。翁在網上發文指王立強的供詞不可信,並列出了十條原因,包括王年齡太小,與他號稱管理的眾多項目不相符;王身藏多份證件,是情報人員的大忌;王只會說普通話,而駐外情報人員基本都需要掌握外語,等等。

旅居台灣的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在王立強事件曝出後不久就接受了媒體採訪,他同樣質疑王立強的身份。在林榮基看來,王對銅鑼灣書店的了解,許多都來自已有的媒體報導,而且他對事件的一些描述,和林所了解的不符。林還指出銅鑼灣書店事件是經過中央專案組經手,和王提到的情況不一樣。

北京也很快做出了反應。11月24日,上海公安局稱王立強系涉案在逃人員,2016年因詐騙罪被福建省光澤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緩刑一年零六個月。同日,《環球時報》刊出社論「一個詐騙犯何以成了澳洲的寶貝」,指「這出令人作嘔的戲劇能夠在澳大利亞和西方表演得像真的一樣,矇騙了不少西方受眾,反映出在西方輿論場上敵視中國的氛圍受到了多大程度的強化。」,其後又放出據稱是王立強2016年因詐騙罪被起訴的庭審視頻。不過這個指控隨即被懷疑。畢竟,《環球時報》的民族主義立場被詬病已久,視頻的清晰度較差,也不足以作為鐵證。

王立強所供稱的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主席向心,卻剛好在王立強案出街的時刻身在台灣。11月25日,台灣內政部長徐國勇表示,中國創新投資公司主席向心及替任董事龔青已經被台灣調查部門留置訊問。這可以說是王立強事件出現後最令人驚訝的事態發展。目前台灣方面對兩人的偵查仍在進行中。11月27日的《環球時報》則報導了向心所涉及的多起民事糾紛和集資詐騙案件,指他曾經被商業詐騙「搞得很狼狽,損失了很多錢」,以證明向是一名「純粹的商人」。

不過,王的許多宣稱最終證明不算可信。11月29日,《澳大利亞人》報導稱,澳洲情報部門基本達成一致,王立強並非像他自己宣稱的那樣是情報網絡中的重要人物。隔日,前《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撰文分析稱,王立強要麼是個不那麼重要的小角色,要麼根本就是一個編造故事的人,他認為軍情繫統沒有任何動機聘請一個剛在安徽本科畢業的、學藝術的人,到香港擔任重要的情報工作。

當然,如果將同時間涉及中國的新聞放在一起看,王立強的曝光並非一個孤例。就在王的新聞出現之前不久,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就大規模報導了有關新疆再教育營的泄密文件;而之後的12月2日,澳洲媒體又開始關注從今年1月開始被中國官方拘留、並被懷疑從事間諜活動的澳大利亞籍人士楊恆均。

凡此種種,都讓新聞和情報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耐人尋味。

2015年6月17日,澳洲一個中澳官兵的簽字儀式上,一名拿著《自由貿易協定》副本的職員站在中澳國旗旁邊。

2015年6月17日,澳洲一個中澳官兵的簽字儀式上,一名拿著《自由貿易協定》副本的職員站在中澳國旗旁邊。攝:Lukas Coch - Pool/Getty Images

情報倒逼政治?

在王立強事件之前,澳大利亞官方和民間對北京的不信任感就已經加劇了。儘管中國是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但是根據2019年的一份最新民調,澳洲民眾對中國潛在威脅的擔憂,在過去數年中不斷提高。

2019年7月的廖嬋娥(Gladys Liu)議員事件是這種擔憂的一個小高潮。這位華裔自由黨國會議員被指責和北京的統戰網絡有關聯,她的回應支吾而笨拙,未能令媒體和公眾滿意,更是引發了爭議。儘管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公開為廖辯護,表明對她的攻擊是子虛烏,還指責攻擊帶有種族主義色彩。海外對華警惕並不新鮮,而這則包含有種族因素和地緣政治因素的對廖的指控,大概是混合了切實威脅和過度想像的其中一個例子。BBC報導稱,澳洲情報部門曾經建議自由黨,注意廖同北京之間可能的關聯。

儘管澳洲的對華強硬態度,在2013年開始的保守黨政府任內逐漸升温,不過,就算是上任總理特恩布爾曾經在2017年推動「反外國干預法」時說出「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這種話,並引起中國外交部的憤怒,他也仍然和中國保持着私人關係與生意往來。

隨着華裔群體的壯大,有關中國影響力的討論,在澳洲變得常常和族群問題掛鈎。就在前不久,澳洲廣播公司(ABC)還在援引一項新調查指出,華裔移民在很多問題上有更相信中國政府的解釋的傾向,但人權問題上更傾向於澳洲政府。與此同時,相當比例的受訪者認為澳洲媒體在報導中國問題時的負面傾向過強。與中國密切的貿易往來,和國內擁有龐大的華裔群體,使得澳洲在處理對華關係時面臨着非常複雜的情況。曾任多年公務員的學者姜雲(音譯)就在一篇近期的文章中主張,澳洲不能只在擁華或反華的二元對立中選擇,這種簡單化的處理方式將會傷及澳洲自身的利益。

一個有趣的分析角度來自拉伯籌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的教授 Tony Walker。他在一篇針對王立強事件的評論中指出,王立強事件乍一看像是1954年蘇聯高級特工佩特羅夫叛逃澳大利亞的事件,但其實又不相似。在舊冷戰中,澳大利亞和蘇聯沒有商貿往來,沒有那麼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而今天的中國是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他認為澳洲必須提防北京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的滲透。但同時他也提醒,和佩特羅夫事件後保守派利用冷戰情緒撬動工黨席位類似,在王立強事件背後,也許也存在澳洲的安全部門和保守派陣營用間諜風波突出自己的存在感及打擊工黨的可能性。

對澳洲政界來說,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是仍在爭議中的論題,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澳洲需要和中國保持一定距離,比如精通中文、對華親善的前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就曾經指出澳洲要降低對中國的經貿依賴。但另一方面,以什麼姿態應對中國,是否要將中國當作潛在敵人,則又在政策層面缺少普遍共識。11月底的一場公開活動中,陸克文便指責自由黨政府應對中國挑戰時過於使用蠻力而不夠靈活,他警告對中國力量的擔憂不能變成國內種族主義的獵巫行為。

研究中國問題的澳大利亞學者倪凌超在2019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澳洲的對華政策要設置底線,但又不能將中國完全推到對立面。他認為一方面中國的黨國政體變得更加強力,對社會的控制加強,這些變化是違反和挑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的,而澳洲過去一直受惠於這個自由世界秩序;他指出新疆的大規模拘禁問題、對港和對台更強硬的態度、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單邊行為,都意味着中國的威權主義模式在加劇,澳大利亞將面對更大的壓力,同時中美爭霸將給澳洲帶來更多的風險;他認為不能把中國當成敵人,但是澳洲需要在外交上更堅定立場,維護自由底線,並且提倡團結更多國家維護集體安全。他還認為澳洲應該倡導「多元中國」的概念,去爭奪「中國」的定義。

2019年8月16日,悉尼馬丁廣場舉行的聲援香港爭取民主的請願。

2019年8月16日,悉尼馬丁廣場舉行的聲援香港爭取民主的請願。攝:Saeed Khan/AFP via Getty Images

對澳洲人來說,處理對華政策的前提仍然是和美國保持穩固的聯盟關係。在特朗普個人風格的影響下,這一聯盟關係也許會受到影響,但卻未有從根本上動搖。2019年的澳洲大選反映出選民在這方面更信賴保守的自由黨。但相比普通民眾,澳洲政商精英的對華態度,恐怕要温和不少。

有趣的是,在整個王立強事件中,最強調新聞專業主義的《紐約時報》,從一開始就高度相信王立強的證供。由幾位紐約時報資深駐外記者共同撰寫、刊登於11月29日的一篇分析認為,人們應該相信王立強的故事,因為「他向澳大利亞當局提交的避難申請中包含一份長達17頁的詳細陳述,其中的一些內容已經受到世界各地執法機構的嚴肅對待。」這篇分析還批評澳洲政府對華沒有「劃定明確的邊界」——「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仍堅持認為這個國家不需要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一項新出台的反外國干預法案几乎沒有得到執行,嚴格的保密緻使議員和專家都缺乏他們所需的深度信息。」

與之相似的聲音,則包括與情報部門關係密切的前特種部隊成員、長期以來主張對中國更加強硬的澳洲現議員Andrew Hastie,曾經稱書商受到中國壓力而推遲出版自己研究中國繩頭的著作的作者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以及前軍事情報部門官員Paul Monk,他撰文認為要鼓勵更多像王立強一樣的人叛變,才能最終像冷戰中打敗蘇聯那樣取得勝利。

無論王立強所交代的內容是否真實,無論他是否是中國特工,在許多地方,對中國的警惕,已經隨着這場間諜疑雲加深了,隨之而來的則是更富象徵意義卻其實規劃已久的行動——12月1日,澳洲政府推出一項8800萬澳元的項目,以整合多個情報部門的資源,成立一支新的反間諜力量——情報部門收穫了更重要的位置和更多的資源。

台灣對向心夫婦的調查,目前還沒有得出結論,但相比王立強,也許他們才是這場疑雲中更大的看點。

當媒體走入新冷戰

王立強事件折射出的媒體和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隨着中美鬥爭而變得愈發耐人尋味。

從各家媒體的「成果」看,多少能夠覆盤出王立強事件的媒體報導方式——似乎是有人同時聯絡到多家媒體「喂料」,再組織媒體共享一些港台的採訪資源,比如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在《60分鐘》的節目中出鏡,他的話亦在《悉尼先驅晨報》被引用(台灣外交部否認採訪時的題目有關間諜案)。而從最終刊出文章的效果看,各家故事結構上的差異也不大。

要全盤採信北京的指控,認為王立強純粹是一個詐騙犯,是有難度的。比如中國官方為何對王立強的揭發和調查沒有下文?為何不能說明他是如何在信息系統全部電子化的今天偽造證件離開中國的?偽造證件的來源又是什麼?北京至今沒有給出一個合適的全盤故事來說明情況。

然而,要採信澳洲媒體人寫下和拍攝的原始故事和分析,把王立強看作一個少有的深度參與諜報工作又叛逃倒向自由民主陣營的中共特工,亦無可能,他充其量會是某種情報工作的「外包服務商」。但問題在於,為何這樣一個說服力看起來明顯不夠的故事,能夠說服一批「深度調查報導」記者和資深媒體人,讓他們做出一批被人詬病為帶有鮮明政治議程的節目和文章呢?

問題在於,為何這樣一個說服力看起來明顯不夠的故事,能夠說服一批「深度調查報導」記者和資深媒體人,讓他們做出一批被人詬病為帶有鮮明政治議程的節目和文章呢?

在多家媒體的訪談中,王立强號稱自己參與了一系列中港台地區的重大情報事件,但隨着時間推進,王的供認開始遭到質疑。

在多家媒體的訪談中,王立强號稱自己參與了一系列中港台地區的重大情報事件,但隨着時間推進,王的供認開始遭到質疑。攝:Steven Siewert/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via Getty Images

我們不妨稍微回顧幾年中主流媒體對中美情報戰的報導。

從2015年《紐約時報》報導中國「處決美國中情局線人」開始,許多報導就採取了類似的模式——一兩個情報部門的人士「放料」給媒體,媒體將其加工為一個能夠通讀的故事,再交給讀者。因為情報系統的保密性和中美之間問題的複雜性,面對這些「喂料」,記者幾乎是不可能去進行傳統新聞中需要做的事實核查和驗證工作的——媒體總不可能打電話給中國某機關單位,問他們是否有成員因為幫中情局做線人而被槍斃。事實上,美國一邊的情報部門也不可能提供足夠資料向記者證明他們掌握的情報為真。結果就是,如有友人所說,《紐約時報》在這一類報導中,呈現了一條在實際可核查可驗證程度上,類似於「韓國情報機關宣稱金正恩槍決美朝談判代表」的新聞。至於這位宣稱被槍決的仁兄之後是否有可能突然出現,就只能交給時間說話了。

而王立強事件對媒體做出的事實核查要求,難度顯然比中美諜戰要小得多。比如,在《60分鐘》節目中,一位情報專家帶攝製組去銅鑼灣書店實地考證王的說法的真偽,這位情報專家稱,檢驗一個人的證詞的真偽,在於他能不能提供發生的事情的細節。然而,如之後林榮基所說,王並沒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超出既有媒體報導的細節——甚至可以說,他給出的故事細節遠遠不如《端傳媒》所刊載的林榮基萬字自述。那麼在這方面,並不通中文的澳洲調查記者們,採用了什麼樣的事實核查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判斷正確呢?

也許王立強事件反而折射出的尷尬和諷刺現實是,北京所建構的海外「軟實力」,恰恰要依賴於西方社會中的新聞專業主義傳統、開放的公民社會,與能夠與政府、情報部門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衝動保持距離的「第四權」。

也許王立強事件反而折射出的尷尬和諷刺現實是,北京所建構的海外「軟實力」,恰恰要依賴於西方社會中的新聞專業主義傳統、開放的公民社會,與能夠與政府、情報部門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衝動保持距離的「第四權」。而當冷戰強度的新聞輿論機器開動起來,或西方媒體自身「自暴自棄」地加入「腦補」故事的行列,公民社會也被「情報化」和「鬥爭化」時,北京努力建構已久的海外影響力和軟實力,就很有可能瞬間變得無效。

如果「新冷戰」真的如許多人預言的那樣狂奔下去,那麼我們就會在未來的世界上,一邊見到不斷加強的各國民族主義狂潮和對「主權」與「利益」的不斷強化的主張,另一邊見到無法快速「脱鈎」的全球化體系下仍在流動的人和物不斷成為強化了的主權的獵物和犧牲品(雖然也許都並不無辜)。媒體和新聞專業主義也很可能是後者中的一員。在可見的未來,中美的爭奪對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必然會不斷升級,捲入更多利益相關方、更多國家機器、更多複雜的網絡和關係,因此我們仍然需要,也應該擁有具備獨立調查和判斷能力的媒體。只是,什麼樣的媒體和什麼樣的媒體人,可以應對這個未來?而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才能試圖履行這樣的責任?

(楊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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