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抗議現場：百萬人的怒吼，三十年前的幽靈

智利正經歷着自29年前皮諾切特將軍（Augusto Pinochet）的獨裁統治結束以來最嚴重的一場危機。

幾周來，一場示威席捲全國。人們的憤怒始於政府宣布首都地鐵票價上漲。而在當局決定部署軍隊以平息示威之後，暴力浪潮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催淚瓦斯的氣味在市中心久久不散，街道上遍布垃圾。如果你出門閒逛，十有八九要穿過巡邏中的軍隊或者逃逸中的示威人群。全國各地的交通嚴重中斷，幾乎所有商店都只在早上營業。根據國家人權研究所（NHRI）的數據，示威至今已有至少20人死亡。其中3人被軍方槍擊致死，2人被警察射殺，1人被軍車壓死，1人被警察毆打致死，11人死於搶劫過程中的火災，另外2人在示威途中被汽車撞死。此外，還有3000多人被拘留，600多人受傷，其中300多人是槍傷。

智利是如何掀起這場危機的？

憤怒的起源

10月17日，在票價上調0.04美元後，聖地亞哥地鐵的幾個車站燃起了火焰。接着，人們開始跳過地鐵閘機不付錢乘車。第二天人們醒來後，發現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ébastian Piñera）已經宣布這場抗議是違法的，從聖地亞哥也傳來了種種鎮壓抗議的傳言，人們感到緊張。在我居住的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當晚，大家在城裏舉辦了第一場「敲鍋遊行」（cacerolazos），這是在歷史上智利人表達抗議的傳統形式。

大約晚上9點左右，瓦爾帕萊索的街道被人潮截斷，街上的「Unimarc」超市被燒燬。大米、通心粉和狗糧被人們從燃燒的超市中拖出來，揮灑如雨，人們在這雨中載歌載舞，敲響鍋底。「我們完全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來參加示威遊行的雷內（René）對我說。她有節奏地敲着一口鍋。當時還沒人知道軍隊正在朝這裏進發。

在瓦爾帕萊索，和其他地方一樣，軍隊突如其來。人們一下子從開心轉為了恐懼和憤怒。軍隊介入鎮壓，喚起了人們對1973年到1990年間獨裁政權的創傷記憶和痛苦。那段歷史是46年來困擾智利社會的鬼魂。這個國家的深重創傷從沒能治癒。根據軍政府委任的瓦萊赫委員會（Comisión Valech，全稱監禁及酷刑國家委員會）發布於2011年的一份報告，執政18年的獨裁政府造成了3200人死亡和失蹤，40000人遭受酷刑，120000人因政治原因被監禁。目前估計只有40％的案件能被統計到，因此實際的數字還會比這個更高。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說法，有大量證據表明這些失蹤者已經在政府對反對派的清洗中遇害。

智利在1990年恢復了民主制度，但整個國家卻仍按照1980年憲法運轉，這就方便了政府用軍隊鎮壓社會運動。這個國家同樣繼承自獨裁政權的，還有極度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例如，智利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水資源完全私有化的國家，也是唯一一個許多地區因為採礦業的利益而得不到飲用水的國家。在智利，一半以上的人口無法獲得退休金，教育和優質醫療。這一整套經濟體系來自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米爾頓·傅利曼）與阿諾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的「芝加哥男孩」們——這些「男孩」來自智利的精英階層，被送到美國學習佛利民的理論。他們左右着獨裁力量的政策，並公開為專制統治辯護。在獨裁統治下，許多國有企業被私有化了，國家服務和支出也大幅度減少了。

經濟數據現實，易受危機和不穩定影響的經濟，使智利仍然是一個典型的拉美國家。2018年，智利GDP增長4％，2019年的預測增長則是2.5％。人們常常把智利稱為拉丁美洲的「小虎」或「小龍」，當作成功典範。但是事實上，智利的國民經濟主要依靠自然資源，比如銅和鋰的開發出售，智利充分利用了2008年經濟危機後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優勢。但對中產階級中最窮的一大部分人來說，這種繁榮已經消失了——智利的最低工資僅有424美元，而大學學費通常為每年5000美元。作為經合組織（OECD，全球36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成員國，智利是其中居民受教育水平最差的國家之一。在2019年的另一份報告中我們還看到，智利還是這些國家中男女教育機會和工資最不均等的四個國家之一。

在智利，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27.5％的財富。一半的退休人員每月收入不到200美元。而除了這些事實之外，智利從北到南的居民仍然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長年沒有人能夠解決它們，這其中包括了電價上漲、禁止墮胎、打擊手工業部門的新捕魚法、對少數族裔馬普切人（Mapuche）的暴力鎮壓、腐敗、勾結操縱藥品價格、極端工業污染、孤兒院虐童醜聞等等。更嚴重的是，智利政府對持續了10年的「大旱災」（Mega Drought）漠不關心，中部和北部地區的旱情不斷加重。農業部長安東尼奧·沃克本人也承認「有40萬智利家庭無法獲得飲用水」。可以說，儘管智利的GDP看起來令人鼓舞，但除此之外，在差不多所有領域，這個國家都面臨着持續的危機。

很多人的另一個抗議原因是他們拒斥現任政府。內政部長安德列斯·查德威克（Andres Chadwick）青年時代就和獨裁政權走得很近，並積極參與了對學生運動的鎮壓。現任總統皮涅拉則曾經在1982年被一道逮捕令嚇得暫時逃離智利，原因是他捲入了盜用塔爾卡銀行（Banco de Talca）管理的養老金的案件。近年來他則出現在巴拿馬文件的表單上。因此當他於10月18日宣布要把那些不付地鐵費用的人定為詐騙罪犯並威脅要使用緊急狀態來對付他們時，人們憤怒了。聲援聖地亞哥地鐵逃票者的團結遊行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在10月19日的晚上，在我居住的瓦爾帕萊索，人們用鍋碗敲出節奏。人們不分年齡聚集在一起。大家覺得過去受夠了。

當晚9點，士兵們帶着槍從卡車上蜂擁而至，能逃跑的示威者只能選擇逃跑，那些跑不動的則受了傷。聖地亞哥則悲悼她的首批死難者……

軍政府的幽靈

對民眾而言，出動軍隊令人震驚。軍人曾在過去發動政變殘暴地奪取了政權，現在他們怎麼能就這樣回來呢？ 20日，更多謠言流傳開來，有人說很多人被打死了，另一些人則開始討論宵禁。住在智利國會所在地首都瓦爾帕萊索的人們試圖去國會表達不滿，但示威活動還沒開始，軍警就開槍了。在這個時刻，智利見證了30年來從未見過的殘酷鎮壓。

這也是我第一次被用槍械瞄準。在遠離警察的地方，我當時在街角，一名警察走出隊伍，朝我們走來，他用步槍瞄準我們。我沒有動，直到我聽到我身後的牆壁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音，我才意識到他已經開火了。我像其他人一樣逃跑了。那大概是橡膠子彈，但就算是橡膠子彈也可以造成嚴重傷害。第二天在街上，我的腿就被橡膠子彈擊中了。但幸運的是我離射手很遠，沒有造成外傷。當然，這些事情在智利已經司空見慣得令人不安。連女演員瑪麗亞·帕茲·格蘭吉恩（Maria Paz Grandjean）也在離開劇院時被擊中頭部。

在一條推文中，一位瓦爾帕萊索的外科醫生表示，在他當值的過程中，見到了被普通子彈而非橡膠子彈打傷的示威者：「9毫米口徑，可不是普通的橡膠子彈！這兩天有很多人受傷。」

也正是在週日，宵禁開始了。六天內，軍方在每個城市發布了不同的宵禁時刻表，每個城市都要服從。在宵禁開始之後，每個人都必須回家。如果還有人留在街上，軍警就可以將其逮捕。如果這人逃跑，軍警就可以開火。在瓦爾帕萊索，每個人都必須在傍晚六點之前回到家裏。

民眾還不得不忍受軍隊的無處不在。其中不少人在軍政府時代失去了父親或母親。24日，我在宵禁前5分鐘遇到了59歲的護士瑪麗亞·瓦倫蘇埃拉（Maria Valenzuela），宵禁時間在逼近，她站在路上和海軍陸戰隊第31步兵營的士兵們爭吵，幾乎要哭出來。她請求士兵讓路放自己回家並對他們尖叫道：「我父親曾經被折磨，我曾經被折磨，我的兄弟曾經被折磨，我不喜歡你們，你們在大馬路上！我受不了了！」這樣的苦痛歷歷在目。在此之外，人們還必須忍受歧視言論。總統的妻子告訴她的一位朋友，「我感覺我生活在外國人、外星人的入侵中」。這段話外泄之後，很多人寧願相信這是假新聞，但總統府很快就證實了其真實性。

在沒有領導，沒有中心訴求的情況下，社交網絡在凝聚運動動能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人們分享着各種笑話和段子。例如，一則10月27日發布的笑話席捲了整個網絡：「皮涅拉總統就像一場聚會中最讓人受不了的那個大兄弟！每個人都希望他趕緊走！但不！他就想賴到最後！「

隨着抗議發展下去，大公司、小企業和公路網都癱瘓了。政府為使用軍隊找到了更多理由。但顯然，越多使用軍方來鎮壓，抗議也就越強烈。

「外面的條子，兇手！」22歲的抗議者哈維爾（Javier）大喊着，我們在街頭相遇。他是學海洋生物學的學生。「我們希望改變一切。我不得不貸款付學費。我們被迫支付個人養老金（AFP），可大家都知道我們將再也見不到我們的錢！ 這個政府在我們這裏又偷又搶。我們希望很久了，然後什麼也沒到來。而一旦人們團結起來，他們就向我們派遣軍隊。我們不會離開！ 智利已經甦醒了！」。

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伴隨着搶劫。最初是針對大型連鎖超市，10月25號之後開始擴散到小商鋪。無論如何人們都不能忽略這些行為。在運動中，最貧窮的人們喪失了理智。任何他們可以立刻衝進去的地方，就是潛在的搶劫對象。從平板顯示器到嬰兒用廁紙和尿布都沒能倖免。這種實實在在的貧困和狂熱，對智利這個每十年就向其人民許諾它將很快成為發達國家的國家而言，實在是令人尷尬。智利政府不斷嘗試利用這些搶劫來證明自己鎮壓的合法性——我親眼目睹了軍隊從一些地方撤離，以方便人們去盜竊，這有時持續幾個小時。瓦爾帕萊索是重災區，因為搶劫太多，這座城市被起了「狂暴之城」的諢號。在搶劫中，不少商鋪被焚燬。而據報導，火災中有多人死亡。

既然運動沒有領導者，訴求又多樣，政府便開始煽動盜竊，從而把運動參與者移送刑事法庭。洗劫活動與和平遊行同時進行。警察的鎮壓卻集中在示威人群，這是民眾難以理解的。

商人團體則自行組織起來以保護倉庫並轉移庫存。胡安（Juan）的美髮沙龍「 Pichara」被破壞。他幾乎失去了所有的財產：「沒有人會幫助我們。我們是一家小公司，我們通過努力節省每個智利比索才開拓的生意，現在我們又得重新開始了。」

在許多城市，人們都體會到了物資短缺——糖或麪粉等基本食品價格正在上漲。很少有商店在14點後營業，而在商店入口和自動取款機處，人們排起了長隊。

但人們仍然支持運動。因為在官方暴力下太多人受害，群眾因此保持緊密團結。胡安向我們證實了這一點，儘管他被搶劫，但仍同情搶劫他的店鋪的人：「他們是窮人。我們則是中產階級。政府想分裂我們，好繼續讓一切像從前一樣。」

抗爭仍未結束

即使沒有領導人，沒有工會和政黨統一領導，智利人民也很清楚他們在反對什麼——軍隊、警察和政府。在過去的幾天內，人們給出了三項訴求——撤軍並停止暴力鎮壓、改變源自獨裁政府的憲法，以及整個政府下台。

在三項訴求中，更改憲法無疑是最重要的，而政府正在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智利人民要求制定新憲法，因為現行憲法仍然是獨裁時期訂立的，人們認為這很不合理。其次，人們認為這部憲法不能提供足夠的民主保證。政府能夠輕鬆地宣布緊急狀態，向軍隊求助以及實行宵禁。最後，智利憲法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掛着各種鎖的保險櫃，這些鎖層層緊扣，使人們無法投票改編社會制度。這些「鎖」當初是為了確保獨裁的繼承者們保有他們的特權。例如，智利憲法認可水作為私有財產，從而阻止人們將水資源重新公共化。在一個缺乏水資源的國家，私有的企業界可以在水資源上自由投機，以此自肥，哪怕犧牲基於國際法的水權這一普遍人權。

其實，智利總統皮涅拉絕非一個業餘的政治家。他的上一個任期是2010至2014年。而如今，自危機爆發以來，他每天都在對群眾講話——每次講的都不一樣。

兩週前，就在危機爆發前，皮涅拉宣布「智利是真正的民主綠洲」。10月19日，當人們開始在地鐵中逃票抗議，他又說地鐵逃票者是「犯罪」。21日，他宣布「我們處於戰爭狀態」。隨後第二天，他又提出一項「社會協議」，增長了最低收入和退休金。接下來的10月23日，他為「缺乏遠見」而道歉，24日則宣布「社會在正常化」。

10月25日星期五，搶劫突然減少。這天一早，街上的氣氛明顯變化了。在社交網絡上，有人再次發起示威，警察試圖鎮壓示威活動，但沒有成功。下午6點，勝利初具規模。聖地亞哥的示威活動規模超過120萬人，是智利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抗議。在瓦爾帕萊索，智利國會被疏散，以防示威者的反覆衝擊。晚間，總統表示：「我們都聽到了聲音，我們已經做出改變」。

接下來的星期六，為了回應週五的規模巨大的示威，政府開始試圖安撫民眾。在瓦爾帕萊索等一些城市，宵禁被取消了，總統表示他已經要求所有部長辭職，以組建新政府，「以有能力回應這些新的要求」，「我們處於一種新的現實中。僅僅一個星期，智利變得不同以往。」

然而，政府的行動很有可能為時已晚並且缺乏誠意。智利人的要求遠遠超過增加最低收入，增加最弱勢的人的退休金，降低每週工作時長，增加最富有的人的税收。在一週之內，智利人已經撕爛了所有保守黨政府的改革誓言。但如果人們希望確立新的憲法，那又將是一場戰鬥，一場終結獨裁的幽靈和它帶來的必然暴力的戰鬥。

一週之內，憤怒使智利損失了14億美元。緊急狀態越延長，死傷者的積累就越多。警力再次被高機動性的、挑釁的示威活動淹沒。直升機在城市上空飛行，用探照燈照亮城市。一整週，無處不在的敲鍋打鐵的聲音伴隨着音樂響徹雲霄。這是在1973年被獨裁統治謀殺的歌手維克多·哈拉（Victor Jara）的歌曲：《在和平中生活的權利》（El Derecho De Vivir En Paz）。

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的手機不斷振動。各種不同的Whatsapp小組告訴了我新的進展，分享了卡明斯街（Cummings）街壘燃燒的照片，當我完成本文時，催淚瓦斯的氣味一直鑽進房間並刺痛了我的鼻子。一則新的關於抗議者被槍殺的謠言已經流傳了幾小時，現在無從確認，但人們將舉辦一場悼念活動。

（翻譯：Cather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