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幻滅的美國回收夢：是誰扯斷了垃圾回收的產業鏈條？

今年夏天，紐約華埠的活動家陳家齡（Karlin Chan）忙於抵制市交通局的「龍哮（The Dragon’s Roar）」雕塑。他將其比作「一堆堆積的錫罐」。華埠一位商人王先生（King Wong）看到雕塑設計圖也嗤笑道： 「這個雕塑是中國人需要靠撿錫罐瓶子來維持生計的意思嗎？」

這不是誇張，中國拾荒者從1990年代起，就成了紐約城的一景。他們多數都上了些年紀，一言不發地捋遍鬧市的街道，從公共垃圾桶裏收集瓶瓶罐罐，再送去回收點兑現5美分一個的押瓶費——無須技能、語言、背景調查，也沒有上下班時間和年齡限制。拾荒成了很多移民、無業者、尤其是其中的老年人的自發維生選擇。他們被稱為「食腐動物」（Scavengers），經常從骯髒的公共垃圾箱收集瓶子。其實，在紐約這樣做是違法的，投入公共垃圾箱的垃圾屬於公共財產。

在紐約城，有超過一萬名拾荒者，而在西海岸的舊金山（三藩市）、洛杉磯、西雅圖等華人聚居的城市，也有許多人以拾荒為生，並有年輕化的趨勢。他們構成了世界垃圾回收生產鏈的末端之一，美國城市制造的數以億噸計的、零散街頭的廢棄物就是靠這樣的方式得到了收集和分類。當然，拾荒者不只有中國人：拉美的無證移民、落魄的老兵、無家可歸者也在其列。

拾荒所得幾何？紐約華埠長年流傳着靠拾荒買豪宅的傳說，但實際上杯水車薪。2011年，紐約時報刊出過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位35歲的年輕拾荒者撿瓶子每週能賺400美元，相當於一年兩萬。網站 Canners.NYC 曾跟蹤採訪了七名拾荒者。其中一對墨西哥夫婦全年無休，一年可以賺到四萬美元，他們開着車幹活，免於在回收點和街道之間頻繁而緩慢地往返。而拉着小拖車的84歲的中國移民Ma，平均每月只能撿到56美元多點。而近日會說普通話的網紅「郭傑瑞」（Jerry Kowal）親身試驗，3個小時才尋獲價值1美元的廢品。

自中國大陸2017年起祭出「國門利劍」等一系列急剎車政策、不再進口多類固體廢物後，全球垃圾循環經濟鏈條發生了一場巨震。在過去的20多年裏，中國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垃圾進口國。自1992年以來，中國進口了全球垃圾總量的45%。其中，全球72%的塑料垃圾都流向了中國。

然而，巨震之後，美國拾荒者們這微薄的收入也不再牢靠。今年8月初，加州最大的回收商 rePlanet 倒閉，關閉了全美近300家回收中心，很多靠步行拾荒的人必定會因此被迫退出。僅加州一地，過去五年中就有40%的回收中心關閉，只有一半的瓶罐回收款被領走。而這只是靠經濟激勵運轉的美國城市垃圾處理鏈條所發生的連鎖式斷裂的一個局部。

回收政策：生命循環和維生裝置

拾荒客所處的經濟生態，即美國的城市垃圾分類系統，建立在政策輔助的市場機制之上。

獨棟住宅的居民們每週將分類好的統一規格垃圾桶放在路邊。他們繳費給市政或者私營垃圾收集公司負責處理。用戶的繳費和可再生資源的價值，則保證了這個系統的正常運轉。

而公共場所的垃圾，則根據城市和州的法律有不同的處置。以瓶罐為例，全美十個州頒布了瓶罐回收法（Bottle Bill），政府通過瓶裝飲料的批發商向零售商收取5美分上下的押瓶費（Redeemable Deposit）。這筆押瓶費隨後又算在購買者頭上。想退回這筆錢，就得把瓶子拿到回收公司的回收點。

通過這種「庇古税」（Pigovian tax）性質的政策，政府設置了一個物質激勵，讓有意收集瓶子的人可以通過回收獲得一筆小小收入，不願意循環再利用的人則付出小小的懲罰。不過，這筆錢只解決了收集問題，回收公司還需負責處理，除了政府支付的處理費外，回收物的利潤就對回收公司至關重要了。當然，在理想情況下，政府不用出太多錢，只需要執行押瓶費政策，就能保證相當的回收率，而撿瓶子的人和回收公司也可以各自獲利。

這根經濟鏈條通過出口固體廢棄物的集裝箱伸向發展中國家，在營利的推動下繼續脈搏的跳動。美國出口的相對高質量廢塑料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國製造」高性價比商品的重要原材料基礎。這些塑料制商品再出售獲利（很多都回售到美國），就完成一個經濟生命體的大致循環。循環經濟簡直就像魔法：城市的環境更好了，誰都不用吃虧，還增加了就業。到今天全球範圍內，整個循環經濟產業的價值高達2000億美元。

然而，這個巨大的經濟生命體的健康難免遭到挑戰：塑料是原油的衍生物，直接受國際石油價格波動的影響。當再生原料價格接近新原料時，回收動力就不足了。

回收經濟向來的優越表現鼓勵了更多的垃圾生產，好像垃圾總能被處理掉，變廢為寶是總體趨勢。勢能就這樣日漸積累。

21世紀以來，美國的頁岩油革命導致的低油價已經讓一度蓬勃的回收市場備受壓力。另一方面，回收經濟向來的優越表現，卻已鼓勵了更多的垃圾生產，好像垃圾總能被處理掉，變廢為寶是總體趨勢。勢能就這樣日漸積累。其實早在過去些年，很多一度建立垃圾回收經濟的美國城市，都已經悄悄吃了虧。從1990年到2011年，美國各級政府已經補貼了15.6億美元在城市垃圾回收上。

中國突然停止進口垃圾，不啻於循環經濟界的一場海嘯。據喬治亞大學估算，中國的垃圾禁令將在2030年前造成全球1.11億噸垃圾無處可去。禁令導致了回收物的買方市場，收入吃緊的美國城市和回收企業瞬間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已經將減少廢棄物作為施政目標的城市（比如說加州對申請州府撥款的城市有50%垃圾回收率的要求）只得用政府經費填補這個缺口，否則沒有企業願意做這件事，而同時也需要給拾荒者更多的激勵來提高回收率。

廢棄物回收的經濟生命體突然病倒了，政府政策扮演起維生裝置的角色。

城市們紛紛出台政策應對這場海嘯。很多城市選擇減少或者退出垃圾分類回收，直接填埋或焚燒。舊金山一直是美國垃圾回收的領頭羊，他們離雄心勃勃的2020年「零填埋」的目標本只有一步之遙，然而廢棄物行業的海嘯讓城市不得不調整計劃、增加填埋量；舊金山還在八月急令全面禁止其機場出售塑料瓶裝水；加州也成為全美首個提出禁止所有塑料製造商生產一次性用品的州；紐約州立法禁止了免費塑料袋；俄勒岡州的瓶罐回收率在海嘯中逆勢上揚，原來這座城市幾年前把押瓶費提高到了10美分，有更多的州也考慮做同樣的事。——但問題是，生命維持裝置能令循環經濟起死回生嗎？或者，原來的循環經濟生命體是否有缺陷呢？

環保美國夢：在鯨背上建造房子

美國城市的垃圾循環經濟已在這場海嘯中，露出了兩處致命軟肋。

首先，整個市場機制下循環經濟的根本支點是廢棄物的價值。

這包含兩含義。一來，只有市場價值高的廢棄物才能獲得回收，比如在全美，儘管居民每週都得把塑料瓶分類放置以待回收，但塑料的回收率其實只有9%，集中於瓶罐類的 PET 和 HDPE 塑料，其他很多類目的廢棄物更加得不到充分回收。這不僅讓整個回收系統看起來作用遠不如表面所見，更是在市場價格變動時讓現有的體系也岌岌可危。比方說，今年年初，紐約州長簽署了新的法案，把押瓶費的範圍擴大到了果汁、咖啡及其他非碳酸飲料的包裝，雖然拾荒客們非常歡迎，但卻招致回收企業的強烈反對。因為回收行業將需要應對更多的可回收廢料，而其中有市場交易價值的很少。企業的成本增加、利潤減少，業務將無以為繼，最終反過來損害循環經濟的零件。政策在真金白銀的經濟規律面前顯得有點有心無力。

二來，廢棄物除了市場價值以外，還有一塊隱藏「價值」即其負外部性——即處理過程中對人造成的影響。不同的人對這部分影響的消化能力不同。根據經濟規律，這部分「負價值」會自動流入成本最低的處理者手中——通常就是人權和管制的窪地，就像王久良《塑料王國》所展現的那樣。即便在美國國內，也是最底層的移民拾荒者和私營垃圾回收商的臨時工在承受最高的外部性。然而這部分負外部性的影響並沒有因此消失，它們最終會在經濟鏈條的某個環節回歸而影響整個平衡，近年所發生的正是這樣的情形。但是市場和政策的慣性讓它們很難預見和預防這些變化。

其次，更根本的宏觀問題是，美國的循環經濟已經在全球經濟中空心化，而全球化本身所依賴的舊秩序正在變化。

美國今天的垃圾政策和循環經濟體系起步於1980年代，在1990-2010年之間蓬勃發展。這一時期廢塑料一路高揚的價格顯示了其旺盛活力，循環經濟曾經利潤豐厚，相關塑料製品市場也高奏凱歌。

作為其生長土壤，該時期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逐漸走向強健穩定，中國加入國際市場更是為剛剛起飛的循環經濟提供了巨大消化器官。美國的廢塑料轉性再生工業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向低成本的中國遷移，使得美國國內逐漸失去了完整的廢棄物循環工業體系。

把整個國家的城市垃圾分類建立在全球化市場的基礎上，就好像在一條浮出水面的鯨魚背上建造房子。

然而，全球化的代價之一，就是具體經濟活動不得不在更廣闊的政治經濟生態下運行。很多在微觀條件下本來不顯著的因素，也會成為「灰犀牛」或「黑天鵝」。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轉型壓力、環保方面的國際合作和承諾都可能是進口垃圾禁令的肇因。甚至可以猜測，中國原來進口廢棄物每年需要消耗上百億美元的外匯，十年就是上千億，外匯的緊張、進口垃圾禁令和國內垃圾分類政策的強推，是否存在可能的關聯。

無論具體緣由為何，把整個國家的城市垃圾分類建立在全球化市場的基礎上，就好像在一條浮出水面的鯨魚背上建造房子——它一動不動時，人們以為這是一座永存的島嶼，而當它翻身時，所有既定的假設都得改寫。

無奈的是，從命令、控制，和官僚機構的監督轉變為市場導向的激勵設計，本是一種優化。而且，從單一國家的自我消化到全球產業鏈，也提高了效率，增加了全社會收益——經濟的力量如同瀉水置平地，自動配置資源，並非個體和城市能左右，政策只能順勢而為。時至今日，已經穩定了幾十年的全球政治經濟大環境正在發生活躍的震動，或可能更大的轉變在後面等着。而此時美國垃圾循環經濟所經歷的陣痛，日後看來可能像是歷史的先聲或縮影。

（草茅，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公共行政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