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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1998:惡法危機、巴布亞暴動,與印尼的街頭怒火

年輕一代對蘇哈托體制重回的恐懼,讓當年的運動一代顯得沉默、左右為難,不合時宜。


印尼連日引發大規模示威。 攝:JUNI KRISWANTO/AFP/Getty Images
印尼連日引發大規模示威。 攝:JUNI KRISWANTO/AFP/Getty Images

剛過去不久的9月23日和24日,在印度尼西亞全國範圍內,爆發了199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街頭抗議遊行。

此次遊行由印尼各地的學生發起。在雅加達、日惹、萬隆、泗水、班達亞齊等印尼主要城市,都有至少上萬人上街示威,不少城市更引發激烈的警民衝突。警察使用水炮和催淚彈試圖驅散人群。在南蘇拉威西,有兩名學生死於鎮壓。

在遊行中,學生們總共提出了七項訴求。根據《雅加達郵報》的報導,這些訴求,其一是要求停止《刑法法典修正案》《礦業法》《土地法》《懲戒程序法案》和《勞動法案》的修訂; 撤回《印尼肅貪委員會法》和《自然資源法》; 通過反性暴力法案和家政工人保護法案;其二是要求移除眾議院選出的有問題的印尼肅貪委員會(KPK)領導人;三是禁止印尼軍隊和警察人員擔任民政公職;四是結束巴布亞和其他地區的軍管,立即釋放在押的巴布亞政治犯;五是要求結束對社會運動人士的起訴;六是撲滅加里曼丹和蘇門答臘的森林大火,並嚴懲相關責任公司並吊銷其許可證。七是切實應對侵犯人權的行為,並對侵犯人權者——包括最高政府官員進行審判,並立即恢復受害者的權利。

學生們還呼喊着口號,要求總統佐科(Joko Widodo)會見民眾,當面回應訴求。但在佐科邀請學生閉門會見之後,學生們拒絕了請求。

七項訴求,折射出目前印尼政治空前複雜的多稜形勢。臭名昭著的非婚性行為法案吸引了絕大多數眼球,可學生示威的實際訴求遠超過此。「我們受夠了」——遊行是年輕人對於一群面目模糊的政治精英的指控。根據印度尼西亞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安德烈亞斯·哈索諾(Andreas Harsono)的觀察,「示威遊行來自持續積壓的問題,農民聯盟和土著聯盟也是重要的參與群體。」

98遺產:剛健又尷尬的明星一代

1998年之前,印尼全部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都指向一個敵人,「所有人在蘇哈托面前都是進步的」,無限擴張的極權統治反倒統一了四分五裂的反對陣線。長達三十二年(1966 - 1998)的,稱為「新秩序」(New Order)的蘇哈托統治從骨子裏侵蝕了這個國家,長期觀察印尼的澳大利亞記者David Jenkins在《蘇哈托和他的將軍們:印尼軍隊政治》一書中提到,「蘇哈托時代以恐怖和擴張來保證國家被掌握在當局手中。」政府把共產主義幽靈當作靶子,來鞏固政權的兩個支柱——恐怖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印尼建立了一套軍隊深入參與統治的政治結構。軍隊不斷宣稱自己是政府的一部分,因為他們為了捍衞國家完整、打擊分離主義做出了巨大貢獻;警察不是獨立的民事機構,而是軍隊的一個分支,用於維護秩序——可能主要是蘇哈托「新秩序」的「秩序」。盤根錯節的親信網絡在軍方、警察、政府、商界搭建起來,根深蒂固的腐敗和繁宂的官僚體系讓人民不堪重負。與此同時,1990年代,中產階級子女在西方的影響下開始通過大量非政府組織參與政治,1998年5月,蘇哈托在金融危機、學生運動、政治危機中匆匆下台。學生運動很難說是新秩序政權瓦解的直接原因,但積極參與政治的民主精神持續鼓舞着後人。

此次示威中,日惹和雅加達的組織者們都在致敬1998年的學生運動。9月22日晚,我打開instagram時,發現幾乎所有日惹的朋友都在story(24小時後消失)上轉發來自同一個匿名賬戶#gejayanmemanggil(意為「Gejayan召集」)的一張極簡樸的海報,上面寫了街頭集會的集合時間、地點。這種動員極具紀律性和自發性,且難以追蹤。Gejayan是日惹一條三岔路口,1998年5月,學生和軍隊在這個路口爆發了激烈衝突,一名學生死亡。同時,9月23日和24日的時間點也暗合了1999年9月24日在雅加達市中心發生的悲劇(Semanggi II),當時過渡政府賦予軍隊根據軍事利益自由行使國家緊急狀態的權利,大學生Yun Hap被槍殺。與1998年學生運動的標誌性事件特里莎克私立大學槍擊案(Trisakti shootings,四名學生被槍擊死亡)相比,這些悲劇尚未被廣泛紀念。對這些悲劇的致敬,更加凸顯98精神的深入人心。

在印尼這次街頭運動中,網絡自發動員是非常重要的宣傳渠道。圖為社交媒體上廣傳的宣傳海報。

在印尼這次街頭運動中,網絡自發動員是非常重要的宣傳渠道。圖為社交媒體上廣傳的宣傳海報。圖:網上圖片

但另一方面,對1998一代明星運動分子的失望和苦澀也瀰漫在這次示威中。

二十年過去,印尼的民主化看似已取得巨大的進步。今年已近五旬的98一代明星運動分子也紛紛成為政界中流砥柱,一些人當選為國會議員和地區長官。但新秩序留下的問題從未得到系統性清理,當下的政權裏除了新秩序遺留的軍方、腐敗、寡頭結構,更有積重難返的族群問題。曾經熱切反對新秩序的98一代「海報男孩」們為了實現政治抱負,已經逐漸融入了一個無法清算自己的政權。「在軍隊進入巴布亞開槍的時候,他們都保持了沉默,而這種沉默,傷透了年輕人的心」。

Budiman Sudjatmiko就是一名在1998年前後非常活躍的學運領袖。他創立的民主人民黨(Partai Rakyat Demokratik),曾經在社會運動的動員上有着重要作用,卻在改革運動後的第一場國會選舉(1999年)中顆粒無收。2004年,Budiman轉投具有更多政治資源的鬥爭民主黨(當今的執政聯盟成員),自2009年起擔任了十年的國會議員。在巴布亞分離主義的問題上,他採取了更同情巴布亞人的態度——承認軍隊在巴布亞的暴力行為,反對把印尼官方推動的「印尼國家團結統一(NKRI)」信條僵化理解,希望能為疏導分離主義情緒留有溝通的餘地。但與此同時,他又反對巴布亞的獨立公投,擔憂印尼將陷入族群內戰的「巴爾幹化」過程。多元文化、社會民主、同情弱小的立場,在他身上越來越難與棘手的當下相容。

如今,網上仍然流傳着Budiman和印尼左翼文學家普拉姆迪亞(Pramoedya Ananta Toer)的合影,振興印尼農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內容也掛在他的網站上,但這些都不能夠挽救他在公眾眼中日漸保守的形象。而在另一邊,他的左翼政見也無法成為鬥爭民主黨這個執政的「大帳篷」政黨的意志。他的左右為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七月,總統佐科曾公開暗示,「是該讓98一代的運動分子當部長了!」聽眾席竟發出了歡呼聲。98轉身一變,成為金光閃閃的政治資產,卻也離一種有活力的政治想像越來越遠。

98遺產另一面:寡頭漩渦中的民主制

今年5月的大選中,平民總統佐科第二次阻擊帶有蘇哈托時代色彩、乘着伊斯蘭政治浪潮的前將軍普拉博沃(Prabowo),印尼被繼續視為東南亞威權國家民主轉型的典範。但對新秩序政權的結構性清算難言成功,印尼的寡頭制仍根深蒂固。除了新秩序時代的眾多商業大亨依然叱吒風雲,像盧虎(Luhut Binsar Pandjaitan)和維蘭多(Wiranto)這樣的軍方大佬也搖身一變,擔當起了總統身邊重要的部長職位。

蘇哈托倒台後,數任總統都盡力在程序上去除新秩序的痕跡。蘇哈托通過軍事政變上台,在他創立的新秩序時期,軍隊被賦予了「國防」與「政府」的雙重職責,維繫着政權穩定,也負責政策的執行。在98年的改革運動之時,傳將發起兵變的普拉博沃(蘇哈托的前女婿)被時任過渡總統哈比比剝奪了軍權。2002年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在任總統時,國會經由投票,決定不再為軍方和警察保留席位。2004年始,軍方和警察被正式禁止參政,不得投票,也不得參與選舉和擔當文職。

可這並未阻止軍方要人以「退役軍人」的身份走向政治前台——甚至就連佐科·維多多也不太願意阻止。比如,四星將軍維蘭多曾經幫助哈比比於1998年「妥善」處理了普拉博沃,削掉了他的兵權,主動減少了軍隊對印尼政治的干預。然而在98年以後的「改革年代」中,維蘭多自己就投入了政治,曾競選印尼正副總統,失敗後轉投佐科陣營,現在是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他在東帝汶的人權紀錄是劣跡斑斑的,至今卻未遭受審判。

在9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後,維蘭多突然在印尼推特上成了熱門話題。他在發布會上批評群眾集會只會消耗能量,稱大規模的抗議也因修法延後而不再具有意義。在這之後,一句調侃的話在推特上廣為流傳,這句話說:「從1998年到2019年,除了維蘭多,沒有什麼是永恆的(Tidak ada yang abadi kecuali Wiranto. -1998 -2019)」。人們發現,時至今日,維蘭多在電視上向公眾講話,對群眾集會強硬表態的樣子,跟1998年如出一轍——就連發型都一模一樣!網民感慨,他們與父輩們一樣,仍直面維蘭多這名退役軍官。

印尼連日引發大規模示威,防暴警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印尼連日引發大規模示威,防暴警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攝:DAENG MANSUR/AFP/Getty Images

在更晚近的表態中,維蘭多指控近期學運的目標是要阻止佐科完成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宣誓,儼然佐科的代言人。另一位四星將軍盧虎,現擔任佐科政府的海洋統籌部長,管轄海洋事務與漁業部、能源與礦產資源部、交通部、旅遊部,是經濟發展議程的中心人物。盧虎曾與普拉博沃私交甚篤,自軍隊退役後甚至一度共同創造商業帝國。在2014年的總統大選中,盧虎支持佐科,因而和普拉博沃日漸疏遠,但仍被認為是兩大陣營間的調解員。軍人在佐科政府中的位置,仍然舉足輕重。

沒有政治背景,讓佐科能將自己塑造成乾淨的政治素人,變為競選優勢,但也讓他在施政中因缺乏強有力的黨派支持而處處受限。佐科自2014年上任起,就建立了一個頗受他信任的私人前軍官網絡。盧虎、維蘭多等支持他的軍政大佬從任期開始就與他一起工作。與普拉博沃同樣出自新秩序政權的維蘭多與盧虎,成了本被視為新秩序政權反面的佐科的左膀右臂。

軍隊儘管在法律上退出了政治,卻依然是印尼政治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一份民意調查顯示,軍隊是印尼最受歡迎的官方機構。就像蘇哈托時代一樣,印尼軍隊仍然通過基建計劃和鄉村項目參與到國家發展的政治議程當中。除了倚重軍政大佬,佐科還曾提議應允許60名軍官在不退役的情況下任職於民政部門。繼承自新秩序時期的印尼軍隊仍未改變隊伍龐大、臃腫不堪的舊習,退伍軍人的就業因此成了頗為嚴峻的社會問題。業內人士以退伍軍官可能走向宗教極端主義、轉投反現任總統陣營為由,為軍官重返政治的設想背書。這再次引起批評者對軍官干政再次興起的擔憂。

印尼連日引發大規模示威。

印尼連日引發大規模示威。圖:Rangga Purbaya

「懸浮」的巴布亞

今年的8月17日,也是印尼獨立日當天,全國各地紅白旗飄揚,歡慶七十四年前漫長反殖民鬥爭的勝利。而在東爪哇省首府泗水市,警方暴力闖入一大學宿舍,拘捕43名涉嫌將印尼國旗扔入水溝的巴布亞學生。除肢體衝突外,被逮捕的學生頻繁被罵「猴子」和「豬狗」。

警方抓人兩天後,巴布亞兩省示威不斷,爆發了該地區多年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大量政府建築物被燒燬。各地巴布亞學生也自發組織遊行:「如果我們是猴子,就不要逼猴子升起紅白旗」。與此同時,改編自印尼最著名的作家普拉姆迪亞的傳奇小說「布魯島四部曲」第一部的電影《人世間》(Bumu Manusia)正在熱映,男主角明克(Minke),印尼土著反殖先鋒的形象,正是在白人的課堂上中獲得了自己的名字monkey。

這就像另一個「太陽底下並無新事」的故事,像明克一樣,巴布亞人也飽受來自優勢族群的歧視,不過這回是爪哇人。巴布亞的政治活動家Filep Karma於2014年在著作《我們好比半獸:在巴布亞的印尼種族主義》(Seakan Kitorang Setengah Binatang:Rasialisme Indonesia di Tanah Papua》中描述了他在梭羅讀大學時的真實經歷,「我經常聽到我的朋友叫巴布亞人為『猴子』。」

位於印尼最東邊的巴布亞過去曾為荷屬新幾內亞,在1945年印尼共和國獨立後的十五年,荷蘭仍在當地大規模投資和傳播巴布亞民族主義,「西巴布亞共和國」於1961年12月1日宣布建國,印尼首任總統蘇加諾認為印尼的建國合法性來自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宣稱要接收「荷蘭從馬達加斯加到新幾內亞所有的群島」,對巴布亞擁有主權,西巴布亞建國後八天,印尼軍隊入侵西巴布亞,之後這塊土地由聯合國接管。遲至1969年,西巴布亞(那時叫伊裏安)才在一場被高度操縱的全民公投中加入印尼共和國。

如今,即使礦產資源極其豐富,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金礦Freeport,巴布亞仍是印尼最貧窮的省份之一。「自由巴布亞運動」(Free Papua Movement)和「西巴布亞聯合解放陣線」(the United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West Papua)的民族自決和獨立願望此消彼長。2001年,西巴布亞被劃為特區,享有更大自治權。2018年12月,24名印尼建築工人遭分離武裝「西巴布亞解放軍」綁架處決,引發軍事重壓,幾萬平民被迫離開家園。絕大多數爪哇人、巽他人、馬來人乃至於華人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去巴布亞——從雅加達飛往巴布亞的票價,經常與飛往歐洲的票價相當。

「在理想的印度尼西亞,一個來自巴布亞的男人住在雅加達,他為政府工作,娶了一個來自西印尼的巴當(Padang)女人。他們一起開了家小餐館,僱用一名年輕的巽他婦女。他們的常客有爪哇人,巴達維人(Betawi)和其他族群的人。」這是印尼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Eka Kurniawan在幾年前為情景喜劇《減法家庭》(Minus Family)第二季寫的劇本。這樣的情節一方面展現出印尼對於身為多民族國家的自豪和迷戀,一方面也暗含了一個難以協調的根本矛盾,「我們是多,我們是一」,可「多」如何可能是「一」?在「多」融為「一」的過程當中,哪些「多」必須變少,哪些「多」變得更多?

印尼連日引發大規模示威,防暴警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印尼連日引發大規模示威,防暴警以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攝:Ed Wray/Getty Images

為了平穩掌舵這個族群、語言、文化都極複雜的國家,「改革派」總統佐科大打基建牌,試圖以去意識形態化的「經濟發展」平衡各方,可是這種中庸之道在處理族群問題時更像用茶壺在滅火。他面臨的是一個更持久,也更深層次的歷史、政治的結構問題,留學爪哇的巴布亞學生,不僅是巴布亞,東印尼的學生,因為膚色、語言、或者其他習慣的區隔,都有過身為「二等公民」,被叫「猴子」的身體經驗,不知道佐科有沒有想過,這種對「繁榮、進步」的強調也可能因給邊緣地區人民冠上一頂摘不掉的「落後」帽子,反而強化了國內的種族主義?今年大選,佐科在巴布亞獲得了壓倒性的78%選票,他也似乎盡心盡力,保證每年至少去巴布亞兩次——根據《雅加達環球報》的統計,他在今年大選前共去過巴布亞12次。但是,巴布亞人如今和雅加達的關係卻無比緊張。

9月26日晚,著名運動分子、導演Dandhy Laksono因「不當的巴布亞言論」被逮捕,暗合了七條訴求中的第五條「終止起訴社會運動人士」似乎是軍方和警察最不會讓步的事情。Dandhy Laksono今年大選前在油管上放出的重磅紀錄片《性感殺手》(Sexy Killer)描述了在整個印尼,豐富的自然和礦產資源是如何被雅加達的權貴們分割,環境破壞的血腥代價又是如何被底層嚥下。從巴布亞的土著到北爪哇海的漁民,所有人無一例外地被捲入和拋棄。

巧合的是,就在Dandhy被捕的幾天前,他與「98一代」的Budiman就巴布亞問題展開了一場公開辯論。Budiman苦口婆心地講述獨立公投可能為巴布亞和印尼帶來的危險,Dandhy則一再強調印尼的軍事統治對巴布亞人民所帶來的傷害。Youtube視頻的評論區,滿是讚揚Dandhy有理有據的留言。當年在鏡頭前羞澀地喊出終結蘇哈托政權口號的Budiman,如今雖仍以98分子的身份獲得尊敬,卻已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到今天,巴布亞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在可見的很長一段時間的未來可能依然如此,其豐富的礦產資源讓美、澳始終虎視眈眈。七大訴求中,進步人士只提到「結束軍管」這一層,誰也無法預測結束軍管之後會如何。即使再舉行一次公開透明的公投,巴布亞兩省的人口結構也因為80年代以來大規模的人口轉遷工程(Transmigrasi program,從荷蘭時期就開始的大型人口轉移計劃。將人口從密集的島嶼如爪哇和巴釐遷往邊緣島嶼進行農業開發,在「新秩序」政權時期)而永久地改變了,現在島上爪哇人的數量可能和巴布亞人相當,問題只會更加棘手。

(克明,一個關心印尼的寫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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