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年輕總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這個非洲大國意味着什麼?

族群問題既成就了新任埃塞俄比亞總理,讓他以和平使者的立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又有把他拖進暗流湧動的漩渦的重重風險。


2019年10月11日,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塞俄比亞總理 Abiy Ahmed Ali 的照片於奧斯陸諾貝爾和平中心展出。 攝:Stian Lysberg Solum/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0月11日,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塞俄比亞總理 Abiy Ahmed Ali 的照片於奧斯陸諾貝爾和平中心展出。 攝:Stian Lysberg Solum/AFP via Getty Images

近年來,諾貝爾和平獎引起的爭議不少——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美國總統奧巴馬(歐巴馬),但其任上美國對外戰爭一日未停;2007年,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因倡導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獲獎,卻被曝出豪宅耗電量超出美國普通家庭的21倍。今年10月12日,和平獎頒給埃塞俄比亞(衣索比亞)總理阿比・阿哈邁德博士(Abiy Ahmed)。

這一次,頒獎詞本身便有些模稜兩可。該獎項是為了表彰這位非洲大國的新總理「為了和平和國際合作所付出的努力,特別是他在解決與鄰國厄立特里亞(厄利垂亞)的邊界衝突上的決定性舉措」。不過,諾貝爾頒獎委員會話鋒一轉,在頒獎詞的倒數第二段指出:「最近,舊有的族群的爭端再次抬頭,國際觀察者也看到有三百萬的埃塞俄比亞人流離失所,另有百萬的難民和尋求避難的人們從鄰國湧入。阿比・阿哈邁德博士作為總理,已經為提倡和解、團結和社會公正付出努力,但他仍面臨諸多挑戰…… 無疑許多人認為本年度的諾貝爾獎頒發過早;但諾貝爾委員會認為阿比阿哈邁德的努力是值得認可和鼓勵的。」

按照中國人的說法,「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一個萬眾矚目的獎項,頒發的理由不是言之鑿鑿的成就,而是帶有「鼓勵」的性質,自然不免引發爭論。但若追溯諾貝爾設立和平獎的初衷,是為了「促進民族國家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軍備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那麼這位埃塞俄比亞政治新星倒是名至實歸。

化解厄立特里亞問題

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的衝突和對峙來源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殖民時代。自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意大利人於1880年代在如今的厄立特里亞建立據點,通過兩次埃意戰爭,於1936年將埃塞俄比亞併入以厄立特里亞為大本營的意屬東非殖民地。二戰結束後的1952年,聯合國通過決議,將厄立特里亞以邦聯形式併入埃塞俄比亞帝國。六年之後,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便宣布撤邦設省,引發由學生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厄立特里亞解放陣線的抵抗運動,一直持續到1991年埃塞俄比亞北部的提格雷人(Tigray)推翻了軍政府。

因為與厄立特里亞解放陣線曾經並肩作戰,新的以提格雷人為核心的「埃革陣」(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EPRDF)執政聯盟允諾厄立特里亞人舉行公投決定自己的命運。但在1993年厄立特里亞公投決定獨立之後,兩國的邊界爭端不斷。1998到2000年間發生了戰爭。此後兩國互相操縱邊境地區的各種反政府力量繼續這場代理人戰爭,雙方死亡7到10萬人。一直到新總理阿比上台之後宣布放棄埃塞俄比亞一直堅持佔有的巴達美(Badme)地區,並親自到達厄立特里亞,與厄立特里亞總統握手言歡,這一曠日持久的邊界問題才看到曙光。

與厄立特里亞總統的握手之舉出人意料而具有決定性,為新總理的贏得了巨大的民心。就埃塞俄比亞的國家利益而言,與厄立特里亞的和解的後果之一,便是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通往厄立特里亞港口城市阿薩布(Assab)的公路重新開通(現在這一公路重新關閉,主要由於關税法律等問題需要兩國進一步協商)。實際上,作為東非的政治大國,埃塞俄比亞一直為沒有出海口而苦惱——毗鄰的厄立特里亞、吉布提和索馬里都是沿海國家,但由於歐洲列強殖民而引發的獨立運動,使得埃塞俄比亞成為內陸國家而需要向後者支付高昂的港口租借費用。和厄立特里亞的和解,幫助了埃塞俄比亞解決這一困境。

不僅如此,在此後數年,阿比也以一連串的和解行動出現在埃塞俄比亞各大媒體的頭條——與反政府的 Ginbot 7 組織和解、與奧羅莫人(Oromoo)的奧羅莫解放陣線(OLF)和解、釋放政治犯、承認流亡美國的埃塞俄比亞正教主教的地位,甚至在2018年10月26日與衝進總理府的士兵一起做俯卧撐(掌上壓),舉重若輕地消解了一場潛在的兵變;另一些行動則直接以其個人魅力和名聲為基礎,為埃塞現任政府帶來了財源,例如號召埃塞離散人群(特別是美籍埃塞俄比亞人)為國家作貢獻、發起為阿迪斯河岸景觀帶(riverside)項目的籌款晚宴、號召全民一起種樹以綠化整個國家等等。

族群政治的隱憂

這些眼花繚亂的以和解、團結和愛的名義的舉動和公開演講,構成了新總理的鮮明政治形象——阿比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28次「愛」。特別是埃塞俄比亞受過教育的青年一代,更是沉浸在這位政治新星的光環之中而對他讚賞不已。

人們固然可以將以上種種舉措歸根於新總理上任之前調停衝突的豐富經驗,或者聯想到他的宗教背景——阿比是一位虔誠的五旬節派(pentecost)基督徒而並非埃塞俄比亞占主導地位的東正教,而五旬節教派以宗教熱忱和強大的動員為特色。但是,要理解他的政治舉措在埃塞俄比亞民眾心目中的得分或失分,則有必要對阿比上台之前以提格雷人解放陣線(TPLF)為核心的埃革陣聯盟(EDRPF coalition)的政治遺產以及總理的奧羅莫人身份和族群問題稍加介紹。

對於埃塞俄比亞一般民眾和外來投資者(特別是為數眾多的中國投資者)而言,近些年的埃塞政局並不算穩定,而奧羅莫人作為一支重要族群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構成了埃塞政局的重要變數。

埃塞俄比亞總理Abiy Ahmed Ali。

埃塞俄比亞總理Abiy Ahmed Ali。攝:Minasse Wondimu Hailu/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根據埃塞俄比亞的2007年人口普查,奧羅莫人佔埃塞俄比亞總人口約34%,超過了另一主要民族阿姆哈拉族(28%)和之前執政核心的提格雷人(6%)。1991年,當提格雷人解放陣線作為邊疆的反對力量與軍政府(1974-1991)作戰時,並沒有預料到軍政府迅速冰消瓦解。在1991年的憲法中,提格雷人解放陣線為埃塞俄比亞設計了以民族政治集團為單元的政體,形成了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EPRDF)——這個政黨由提格雷人的提格雷人解放陣線(TPLF)、阿姆哈拉人的阿姆哈拉民主黨(ADP)、奧羅莫民主黨(ODP)以及南方人民民主運動(SEPDM)組成,實行民族區域聯邦制,即主要族群的居住地域成為聯邦的一個州(kilil)。在憲法中,又特別強調保障居住在首都的奧羅莫人對於土地資源、發展的權利。

埃塞俄比亞雖然是非洲的政治大國,但是經濟上卻靠後,遠不如相鄰的肯尼亞(肯亞)等國的發展水平。埃革陣執政之後,其顯著特點為以集權的方式發展經濟,在總理梅萊斯(Meles Zenawi,1995-2012年任總理)任期內,推行了一系工業化政策。但在他去世之後,政治上的集中導致了提格雷人之外的族群政治集團對於提格雷人解放陣線不滿。2016年,在首都附近的比紹夫圖(Bishoftu),也是奧羅莫人聚居的地區,在一年一度祈禱神祇帶來豐產的儀式上,出現了反對提人陣的口號,隨後出現警察與民眾的衝突和集會群眾的互相踩踏,死亡人數保守估計超過50人,直接導致埃塞俄比亞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實際上,之前阿迪斯阿貝巴城市發展的規劃(Master plan)即牽涉到園區佔地和補償問題,奧羅莫人首當其衝;而作為反對提格雷人的政治力量,奧羅莫人又扮演了衝鋒陷陣的角色,與阿姆哈拉人的反對力量彼此呼應。2016年導致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事件,不過是一些族群集團經濟上被邊緣化的政治反應而已。

陰謀論與國家未來

在埃塞俄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奧羅莫人實際上與其他族群處於混雜居住的狀態。我在首都逗留期間,卻常常強烈感受到奧羅莫人的族群意識。

阿迪斯阿貝巴在阿姆哈拉語中是「新鮮的花朵」之意,也有皇帝孟尼利克二世為在温泉洗浴而建造的行宮;而温泉之奧羅莫語「芬芬」(finfinne)便是奧羅莫人稱呼這座城市的方式。在參加一位阿姆哈拉老婦人的75歲壽宴時,在熱情的賓客教我阿姆哈拉語(例如「先生」是「ato」)之後,她的奧羅莫女婿——一位法官對我說,他們「教的不對」,隨即教我用奧羅莫語說一遍(「先生」為「obbo」),並開玩笑說這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我在阿迪斯阿貝巴也拜訪了離十字架廣場(meskel square)不遠的奧羅莫文化中心。奧羅莫人並沒有像阿姆哈拉人或提格雷人那樣悠久的書面歷史,文化中心陳列的器物大多在50年到250年之間,但館員卻告訴我,奧羅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因為他們奉行一套名為「gadda」的制度。根據這套制度,奧羅莫人一般分為5個單元,每個單元的首領輪流做聯盟的首領,8年一輪,一期40年,通過計算有多少期,便可以推算出奧羅莫的文明起點。這種平等主義的方式甚至也出現在奧羅莫的政黨政治中。館員告訴我,這樣的方式「比美國的民主制度更民主,」因為不會出現老布什的兒子繼續當總統的局面。此外,他還告訴我,把奧羅莫人稱為「蓋拉」(Galla)的敘事方式,即奧羅莫人是從阿拉伯半島渡紅海來到埃塞俄比亞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這是阿姆哈拉人在書寫歷史時對於奧羅莫人本土身份的否定(這也是奧羅莫海外反政府組織的說法)。

毫無疑問,這些對於族群主體意識的強調,是和土地、資源分配和以族群為基礎的政治動員密不可分的。在阿迪斯阿貝巴大學的校園,有三位年輕的奧羅莫學生與我閒聊,看我對奧羅莫歷史感興趣,便站在宿舍門外一直向我強調憲法上規定的奧羅莫人的權益沒有得到保障。如果他們的理解是正確的話,那麼現在的政治危機,在相當程度上就是憲法危機。

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之後,在面臨巨大族群政治壓力之下——執政的埃革陣選擇支持奧羅莫人阿比擔任新的總理,至少在效果上緩和了直接反對執政集團的壓力。

在此之後,埃塞俄比亞人陷入到新總理是否受到舊的政治力量左右的辯論之中(而外界的觀察家則陷入了阿比是否走民粹路線、擅長演和解大戲的辯論之中)。答案似乎是否定居多,至少新總理與厄立特里亞的和解舉措,是與在領土問題上毫不讓步的已故總理梅萊斯的立場南轅北轍的。

不過,在我接觸的年輕人中,對阿比及其政策後果形成了判然兩立的局面。一位在上一任總理馬利亞姆執政期間總得不到創業機會的年輕人告訴我,之前若不是執政黨的成員,便得不到10%的税收減免政策;而現在總理取消了這一黨派門檻,他也得以創辦旅遊公司,參與市場競爭,現在已經發展到手下僱傭10名導遊、每名導遊與一位司機配對接待遊客的規模。另一些年輕人告訴我,阿比改革了教育制度,認為教育是造成埃塞俄比亞落後的根本原因,他特別將三年職業教育改為四年,以增加年輕人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我在埃塞俄比亞邊疆省份更是感受到了阿比重用年輕幹部的腳步。一些老資格的縣長或關鍵部門(教育、農牧業、健康)的主管被撤換,代之以受到過高等教育、甚至在大學裏任職的講師。重視經濟自由化、重視教育,的確為總理在年輕人中加分不少。

反對的聲音仍然集中在族群政策的實施後果上。許多奧羅莫人得到提拔,而這些奧羅莫人在具有豐富歷史感的阿姆哈拉人看來,不過是一些性情急躁、性格粗鄙甚至只懂得為自己族群謀利益、不懂為埃塞俄比亞謀福利的官員。阿姆哈拉人還認為奧羅莫人只會把經過他們居住地區的車輛推翻燒燬,但卻沒有建設性的政治舉措。事實上,在從阿迪斯阿貝巴出發經過奧羅米亞州、阿法爾州通向吉布提的公路上,常常有號稱奧羅莫工人黨的奧羅莫人攔車要過路費、要不就把一些拉木炭的貨車上的木炭強行拉走,加價賣給阿迪斯阿貝巴的經銷商。一位長期在奧羅莫地區生活的阿姆哈拉人告訴我,十年前她上學的時候,一年級到八年級就開始分班,阿姆哈拉人學習阿姆哈拉語、奧羅莫人學習奧羅莫語,九年級之後統一學習英語。奧羅莫人的男人都喜歡娶阿姆哈拉的女人。如果娶了阿姆哈拉族的女人,則孩子在選擇族群身份時,往往選擇奧羅莫人,因為在政府中任職的多為奧羅莫人、得到福利的也往往是他們自己。

另一位阿姆哈拉人告訴我,阿比上台之後重用奧羅莫人,已經得到了「白蟻」的外號;特別是在首都的土地權屬問題上,人們懷疑最近全國頒發的身份證上取消族群身份,其用意是暗中轉移原來屬於阿姆哈拉人的土地到奧羅莫人名下;而四周被奧羅米亞州環繞的阿迪斯阿貝巴市,正在變成一種叫 Genfo 的食品。Genfo 是由大麥或小麥製成的粘團,中間凹陷處放上黃油和紅辣椒粉的混合物,有時候加上一些酸奶調和辣味,食用時用手揪下一小塊就着蘸料吃。人們認為,阿比會帶領奧羅莫人把中間的蘸料吃掉,最終把首都變成奧羅米亞州的一部分。這些多少帶有陰謀論色彩的政治比喻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正反映了後梅萊斯時代的埃塞俄比亞政治氛圍——族群問題既成就了新任埃塞俄比亞總理,讓他以和平使者的立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又有把他拖進暗流湧動的漩渦的重重風險。埃塞俄比亞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內部的族群分化問題,這對任何政治家都不啻為複雜的挑戰。無論如何,讓我們為埃塞俄比亞這個歷久彌新的國度的平穩發展和繁榮祈禱吧。

(老燈,埃塞俄比亞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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