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容不下溫和派？百年前的愛爾蘭自治運動如何走向激進

英國脫歐，導致北愛爾蘭與愛爾蘭之間的邊境管理問題再次浮出水面。談到愛爾蘭問題，大多數人的記憶中，都會浮現出1960年代北愛爾蘭共和軍（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的一連串恐怖襲擊。然而，當時的矛盾主要聚焦於北愛的不同派系之間。相反，華文世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愛爾蘭自治運動不斷激進化到最終獨立的過程，普遍未有著墨。20世紀初的大英帝國作為世所罕見的大帝國，在愛爾蘭獨立的過程中，卻屢屢面對極大的決策挑戰和鞭長莫及之感，最終失去對愛爾蘭的統治。雙方的決策和選擇，則種下日後種種和愛爾蘭統獨及暴力衝突的因由。這段歷史，對我們理解帝國型態和社會運動能有什麼幫助？

鎮壓與自治運動的升級換代

12世紀末起便被入侵，最終於1801年併入英帝國的愛爾蘭，歷史上因宗教背景不同、政治權力、經濟成果不平等，而激發過愛爾蘭（特別天主教信徒）民眾的多次反抗。然而，20世紀初時，愛爾蘭民眾卻「進化」成了戰士、殺手、甚至烈士。

1870年代起，愛爾蘭本土興起「自治」（Home Rule）議程，一群愛爾蘭裔的英國國會議員們，於畢特（Issac Butt）的帶領下，於1874年成立愛爾蘭國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企圖向英國國會爭取愛爾蘭自決——即維持在英國國內但成為代表愛爾蘭的政黨，在英國體制下自行立法及進行土地改革。該黨的理念成為愛爾蘭民眾的主流認知，位居政治領導地位長達四十多年。

當時，民間反對聲音仍偏向溫和。1912年，第三次愛爾蘭自治法案獲通過，將於1914年生效。大部分人都認為愛爾蘭即將和平獲得自治權。然而，大部份居住在阿爾斯特省（Ulster）的新教徒強烈反對自治法案，時佔全愛爾蘭僅29%人口的新教徒擔心以天主教徒佔大多數的愛爾蘭自治將使他們成為被犧牲的少數族群，所以大多希望繼續留在大英帝國。1913年1月，一個武裝民兵組織阿爾斯特自願軍（Ulster Volunteer）正式成立，其會員數亦短期內快速增長至十萬人。南方的天主教徒得知北方成立了武裝，便成立相對應的半武裝民兵組織愛爾蘭志願軍（Irish Volunteers）以作抗衡，此即舊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的前身。

面對愛爾蘭南北雙方的武裝化，英國政府內部亦對愛爾蘭自治有極大爭議。時任的自由黨政府雖打算強硬推行自治，甚至打算出動英軍強行鎮壓反抗自治的北愛爾蘭新教徒。但卻受到當地以新教徒為主的軍方反對，他們堅拒執行西敏寺的命令。由於文官體系無法指揮武官，西敏寺最終決定放棄鎮壓，並允許北方民兵繼續武裝自己。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三年。一群愛爾蘭人復活節星期一（4月24日）成功佔領了數幢位於包括都柏林郵局的建築物，並對外宣布愛爾蘭獨立，很快在極優勢的英國政權鎮壓下失敗。這是愛爾蘭人近代首次公開提出「愛爾蘭獨立」的行動。

這場運動對較溫和的愛爾蘭國會黨十分不利，同時把在1905年才成立的新芬黨（Sinn Fein）推上風口浪尖。新芬黨雖倡議復活節起義，但其創黨成員大多是溫和派，第三任黨主席格里飛夫（Arthur Griffith）曾提倡愛爾蘭與英國分開但承認英國國王為其宗主。所以復活節起義期間該黨員沒有參與。然而，英國事後把矛頭指向新芬黨，宣稱其需為復活節起義負責。結果導致在英國官方「加持」下，原屬「和理非」的新芬黨在民眾間的知名度大增。

當時的一名記者兼國會議員Stephen L. Gwynn認為，復活節起義前，20分之19的愛爾蘭民眾支持「相忍為國」等待戰後自治。然而，復活節起義後，英國在都柏林快速槍決了十六名起義領袖，點燃了民眾怒火，反而推動了愛爾蘭民眾對獨立民族國家的想像。英國當局認為在戰時槍決幾名武裝反抗者沒什麼不合理。但在不少愛爾蘭人眼中，被處決的都是獨立運動的烈士。結果是，本來「愛爾蘭志願軍」組織的人數相對北方民兵都為數甚少，但復活節起義後大幅增長，且新人普遍較為年輕。接受「留英自治」的老人和「建立獨立愛爾蘭國家」的年輕人的認知分歧，在復活節起義後開始激化。

復活節起義後，大批愛爾蘭革命分子被捕入獄。然而，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被困在同一地方，在監獄中得以討論各種原則、戰略戰術、並組織起改善囚犯待遇的抗議活動。加上部分參與復活節起義的倖存者其後選擇加入新芬黨，終於使得在1910-1918年間已三次贏得國會議席補選的新芬黨，漸由溫和派轉向為支持武裝反抗的激進政黨。

倫敦強硬，溫和派失勢

一次世界大戰的進行，惡化了愛爾蘭的局勢。1918年初，由於兵源不足，英國決定在愛爾蘭推行徵兵令。這一決定受到愛爾蘭工黨、職工總會、包括新芬黨在內的民族主義政黨及天主教派的強烈反對。多個組織隨後集體提出「被動式抗爭」，以不合作運動爭取愛爾蘭自治，包括取出銀行存款向政府經濟施壓、鐵路工人罷工癱瘓交通、郵局、公務員及警察罷工，以及感召參與英軍的愛爾蘭籍軍警等等。1918年4月23日，愛爾蘭境內的鐵路、港口、工廠、電影院、報社、商店，甚至政府部門及生產軍需品的軍工廠全面罷工，驚動全國。罷工組織者總體是和平的，他們呼籲不應攻擊支持英國的軍警，認為這種「消極抵抗」不單能阻止倫敦把「恐怖主義」的罪名套用在愛爾蘭人身上，亦能迫使英國當局抽調人手維持基本服務。。

然而，面對愛爾蘭的強烈反對聲音及社會不穩，倫敦並未作出太大讓步。愛爾蘭總督法蘭奇公爵（Lord French）於1918年5月突然宣布找到新芬黨與德國合謀「顛覆英國」的證據，並以「叛國罪」拘捕了新芬黨73名領袖及知名黨員。這一手段本想阻嚇民眾，反而由於證據的不足及荒謬拘捕，進一步激發大量海內外愛爾蘭民眾的不滿。這場史稱「德國秘謀」（German plot）的鬧劇亦使相當多民眾認為透過和平方式爭取自治的努力已全數失敗。而大批創黨的溫和高層黨員被捕，更加把新芬黨推向激進行動。
即便大量新芬黨領袖被捕，愛爾蘭仍成功阻止英國徵兵。而各種因素疊加下，新芬黨在1918年12月的英國下議院選舉中橫掃愛爾蘭地區，打敗自1870年代便是愛爾蘭第一大黨，主張自治也同樣反對徵兵令的愛爾蘭國會黨。次年1月21日，挾著選舉大勝結果的新芬黨直接宣布愛爾蘭獨立。愛爾蘭的衝突局面隨即更加惡化。

確實，大批原愛爾蘭解放軍成員於復活節起義失敗後加入新芬黨，逐漸改變了新芬黨對暴力鬥爭的態度。然而，直至1919年初，仍有為數不少民族主義武裝成員拒絕過度使用武力。而宣布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也不追求武力升級。宣布獨立更像是種表態，期望透過協商爭取更大自治空間。

在新芬黨內部，1919年初就多次考慮把部分好戰派成員送到美國。新芬黨提倡的政策更多是孤立分化政策，例如拒絕為加入軍警的愛爾蘭人（甚至包括其家人）提供服務，不邀請他們到訪家中及參與社交活動等。這時期的愛爾蘭解放軍傾向遊說目標家人，甚至恐嚇，要求加入/正要加入英國駐愛爾蘭政府工作的愛爾蘭人離職。當然，他們也有對他們認為刻意針對或主動挑釁的政府機構人員、都柏林警察及皇家愛爾蘭警察隊進行針對攻擊、暗殺等手段。回顧1919年，愛爾蘭全境有18名警察被殺。

無法妥協的帝國

面對愛爾蘭愈演愈烈的自治訴求，英國駐愛爾蘭文官體系的決策搖擺，是事態走向失控並激化的重要原因。

新芬黨宣布愛爾蘭獨立的時間，確切卡到英方要害。由於一戰剛結束，倫敦當局的重點全放在戰後巴黎和會談判及重新劃定歐洲勢力版圖中。加上龐大的殖民地帝國亦面對軍力重新部署：一戰結束後，軍部為盡早減省軍事開支，訂立了至1921年時把390萬軍隊大幅減員至25萬人的計畫。無論西敏寺還是英國軍部都焦頭爛額。愛爾蘭1919年間大致平穩的局面， 亦給了英國決策當局假象——直至1920年年中，倫敦當局都一直假設，只要給予都柏林的愛爾蘭總督府一些時間，愛爾蘭的麻煩便能一如以往般順利解決。

在當時，英國決策當局在愛爾蘭有三項最高目標。其一是維持愛爾蘭於大英帝國體系中；其二是信守1914年國會通過的「自治承諾」；其三是尋求愛爾蘭境內新教徒能夠接受的「自治」方案，防止內戰爆發。

英國的決策官員或文職官員，雖然不介意在必要時向民間展現帝國的武力優勢，但在經歷長達四年的一戰後，顯然不希望短期內再引發一場戰爭。加上後來都柏林的愛爾蘭總督府仍有保持與新芬黨的溝通管道，倫敦當局亦決定相信愛爾蘭地方當局的決策。但另一方面，倫敦在愛爾蘭未來的政治安排上沒有什麼妥協空間——在阿富汗和英屬印度因邊界線爭議而於1919年5月開打的第三次英阿戰爭，讓倫敦當局大量放權予立場偏向「鷹派」的愛爾蘭總督裁決當地事務。加上英屬印度亦出現持續的示威反抗，贏得一戰的英國，威權心態更重。倫敦的考量大概是，如果對近在帝國咫尺的愛爾蘭讓步，恐怕會讓帝國重要的殖民地印度得到錯誤信號。所以讓步空間極為有限，主流意見也不會同意帝國向「小而落後」的愛爾蘭群眾讓步太多。況且在一戰後，蘇維埃俄國崛起，工人運動和各海外殖民地運動不斷，1919年初，蘇格蘭格拉斯哥工人走上街頭抗爭，要求加薪及減低工時，英國直接把坦克這一戰時「最新科技兵器」部署在街頭，與工人民眾對峙。

面對愈演愈烈的自治訴求，愛爾蘭政府在倫敦的默許下決定武力升級。1919年初，英國首相勞萊·佐治（David Lloyd George）把愛爾蘭政府內的「鴿派」布政司肖特（Edward Shortt）撤換。

而面對大批愛爾蘭籍警員離職，和針對軍警的攻擊，英國決定徵召「特別後備軍」，即「愛爾蘭保安團」（Black and Tans）。這是後來的名首相、時任軍部大臣的邱吉爾的提議。該保安團主要的工作就是對付愛爾蘭共和軍。保安團一方面把愛爾蘭共和軍稱為「謀殺幫」，認為對方只是極少數極端份子，無視對方的極大民眾支持基礎；另一方面，參與鎮壓的低級警員及軍人時有失控，向一切他們認為有罪的人進行報復。保安團的加入，導致1919年間雙方較溫和的衝突全面到了1920年夏季時全面激化。

倫敦方面此時任用的新地方官員一方面加強鎮壓力度，另一方面保持與新芬黨內各主要領袖的溝通管道，期望透過慣用的「胡蘿蔔與大棒」方針，一手硬，一手軟，驅使對方妥協。最低限度上，他們也期望利用優勢軍事力量配合溝通，軟化新芬黨內部的立場。但英國未有想到，放任鎮壓的策略激化了愛爾蘭境內的不滿和憤怒。英國政府內部及軍方高層對這種做法並非沒有質疑，但部分人（如邱吉爾）亦認為英軍的報復性攻擊是很自然，甚至認為可以藉此阻嚇愛爾蘭人。面對追捕和鎮壓，共和軍則發展出「跑著打」的游擊戰術，並慢慢發展出日後有名的「飛行小隊」（Flying Squads），機動攻擊英國軍警。

英國當局並未完全放棄過和平解決紛爭。溫和派領袖Gwynn曾經聯同新芬黨的部分溫和派人物及商界領袖，嘗試於同年8月24日舉辦一場「和平探索會議」，會議上出席的講者大多附和英國當局提出的「以英國為宗主國」的愛爾蘭自治方案，然而會議未能接受英國提出南、北愛分別自治的方案。最終唯一取得的共識，只是釋放首位被英國送往軍事法庭審判而被關押的共和軍指揮官MacSwiney。然而，倫敦當局一直拖延，最終MacSwiney於十月死於獄中，這對英國當局的形象又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 ——再也沒有人願意相信愛爾蘭的衝突能夠透過和平協商處理。

暴力升級的不斷循環

1920年，愛爾蘭自治運動方面最終通過決議以攻擊「愛爾蘭境內可對任何向英王效忠的軍事力量」。這一決定如何得出如今仍不清楚，但有一個說法是，很多人擔心一旦讓步，英國將對新芬黨秋後算帳，長痛不如短痛乾脆。

面對愛爾蘭方的升級武力，及因被暗殺恐懼和復仇心態強烈而愈發失控的軍警，英國軍方高層在1920年12月批准「官方報復手段」，全面宣布實行軍法管治：一切為武裝人員提供協助的當地民眾亦會受到懲罰，軍方還出動騎兵搜查各個村落鄉鎮，強制審問每個男性公民，拘留所有「疑似共和軍成員」。這種大規模下鄉搜查在1921年初多次進行，然而無效，英軍的官方紀錄提到「這種行動若要有所成效，唯一做法是把所有年青男性拘捕直至其能提供足以證明自己清白的證據」。

相較共和軍較多針對軍警的攻擊行為，英軍的報復性暴行和針對平民的攻擊帶來更大的反感。1920年11月發生在都柏林的「血腥星期日」即是一例：當日較早時，11名英軍情報人員因資訊外洩在住所被共和軍射殺。同日都柏林巿內因一場球賽，有大批民眾於克羅克公園（Croke Park）聚集。英軍以「共和軍槍手可能會在會場內出現」為理由包圍公園，並突然對民眾開槍，最終導致14人死亡及過百人受傷。

這些事件給了共和軍大量宣傳機會，以建立「愛爾蘭民眾對抗外敵的自衛軍」形象，以合理化其武力行動。共和軍在使用武力對抗軍警時大都經過精心計算，確保其暴力行為符合大部分愛爾蘭民眾的承受程度。當政府機關加諸過度武力於人民，甚至平民身上，民眾對原政權的支持便會大輻消退。不少研究顯示，政權對被管治者的鎮壓通常只有反效果，把和平示威者轉向支持暴力。

不過，儘管大部分溫和派愛爾蘭人較為同情共和軍，並在面對英國或維持統一派面前傾向沉默，但過份使用武力也會導致民心離散。比如1922年，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的天主教群眾在經歷了持續兩年的暴力衝突後，最終選擇向警察當局寄出大量帶有共和軍資訊及應對建議的信件，導致大批在北愛地區的共和軍成員被捕。普遍民眾對暴力的厭惡，放諸四海皆同，是以武力的使用必需具有合理理由。

其實，即便到了1970年代北愛爾蘭，亦有相同情況：若和平示威者在抗爭初期便遇到管治當局的鎮壓，通常的後果就是示威及政治暴力的雙雙升級。畢竟，社會運動是一個讓被忽視的社會問題得到展現的舞台，鼔舞人民認信「反抗」的概念。社會學家Jack Katz便提到，一旦民眾在參與社會運動間看到他們習以為常的，對社會運作的幻想和假設被打破，便會引起情感上的反映（通常是憤怒），這時他們會漸漸認為現有的管治者已失去管治合法性，並促使他們作出行動改變不公平的體制。

帝國的挫敗

各種內外形勢影響，加上過度自信，無論是倫敦還是都柏林總督府都一直以為可以透過軍警優勢逐步清查「恐怖分子」，讓愛爾蘭衝突得以回復正常。雖然持續收到有關游擊戰的傷亡報告，但倫敦當局一直未能判斷出究竟愛爾蘭發生的是場戰爭，還是較小規模的民眾反抗衝突。於是，英國方面也從未有制訂系統的「平亂」計劃，在使用各類軍警時也沒有統一的策略方針，很多時候都放任軍警自己判斷，導致大量「以暴制暴」事件發生。

雖然，英國在1921年加強了在愛爾蘭的情報收集系統，並成功清查、甚至切斷共和軍的大量武器來源。然而，當衝突持續到1921年5月時，英國當局已經面臨國內大量壓力，而且該年大選後，南愛及北方的阿爾斯特省分別出現兩個下議院，倫敦終於得出結論：南愛爾蘭的抵抗和共和軍的游擊戰術短期內不會停止，甚至可能長期延續。愈來愈多聲音認為在愛爾蘭繼續作戰只是大量浪費金錢和人力。加上英王喬治五世也對愛爾蘭保安團愈發廣為人知的殺戮形象感到反感。6月22日，喬治五世在貝爾法斯特發表演說，呼籲愛爾蘭雙方停止衝突，並應尋求和平解決事件，得到許多響應。24日，倫敦當局同意向新芬黨提出會談，新芬黨的高層考慮到游擊作戰其實難以無限期持續，因此同意和談。雙方於7月9日簽訂和約。同年12月6日，英國政府再協定南愛爾蘭26郡將於一年內成立「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至此愛爾蘭的獨立戰爭宣告結束。然而，共和軍及部分新芬黨員，包括新芬黨時任黨主席迪瓦里拉卻對未能全境統一而極力反對，為一年後自由邦與反對條約的愛爾蘭共和國死忠支持者們的愛爾蘭內戰埋下伏筆，並且影響著一百年後今天的北愛地位問題。

「運動武力升級」往往涉及雙方的決策，一方的錯誤判斷或決定，往往引來反彈。正如一方使用更強的武力鎮壓，必然會招致另一方選擇升級反抗。英帝國看似擁有全球霸權，但在面對愛爾蘭的自治訴求時，當權者的錯誤判斷與過度自信、對手下濫用武力的默許，仍然導致倫敦忽略了自己作為外來政權的地位，在處理上不夠謹慎，推出更大的民間不滿，而選擇加入支持對方的陣營。如何在適當的時機取得互信理解，停戰讓步，釋出真正善意，才能達致和平與政治穩定。但這種善意，只能由當權者提出。當權者拒絕讓步，容許武力升級時，後果只會日益嚴重。

（玕隱，對閱讀歷史有濃厚興趣的空間規劃迷途小書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