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千帆：專制之下，為何仍需尊重憲法？——改良主義世界觀的回答

【編者按】本文是中國大陸近期關於「行憲」與「制憲」之爭的後續。張千帆教授在論戰之外，較為系統地論述了「行憲」或「改良」的基本立場。相關文章可參見《說說「憲法」和「黨員」那些事》《請認真對待憲法，別讓自己一無所有》；相反意見請參見張雪忠《憲法是什麼？——兼與張千帆教授商榷》《再論國民制憲》。

1905-1907年間，梁啟超代表改良派和汪精衞為首的革命派之間發生了一場關於國體與政體的辯論。前者主張不改國體（君主立憲）、只改政體（從專制到民主），後者則堅持非改國體不可。雖然鳴金收兵時各自都宣稱自己獲勝，但革命派顯然佔了上風。這其中或有梁啟超本人的失誤，譬如他引用盧梭的激進民主理論為保皇辯護，但即便沒有這類常識性錯誤，改良派也輸定了。

何以言之？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斬首，康梁等「混入體制內」的激進改良派流亡海外，張之洞、袁世凱等體制內原有的保守改良派則集體噤聲。這場辯論還沒開始，改良派已輸在出發點上——「老佛爺」慈禧都把你們的同夥斬首示眾了，你們還要為皇權體制辯護？不幸的是，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梁啟超恐怕是對的。如果當時實行君主立憲，中國或有可能避免之後百年出現的許多重大挫折。

歷史不會重演，歷史卻不斷重演。八九之後，中國的改革派也處於幾乎一樣的困境之中。事實上，今天的改革困境遠比戊戌之後深重；那個時候朝中還有務實改良派，但今天體制內已幾乎絕跡，至少外界看不到。今日中國無論是主張革命還是改良的人，其實都早已被體制邊緣化。改良派話語更温和，或許更為體制所容忍、相對革命派來說「混得更好」——這可能也是雙方齟齬不斷的一個原因。但在備受打壓和排斥的大環境下，二者心裏都憋着氣，批評和回應都不好聽，吵架在所難免。當然，這也是打壓二者的「老大哥」最喜聞樂見的。中國人本來即如孫文所說「一盤散沙」，經過數十年極權統治更是陷於人人自危的原子化狀態，近年來好不容易開始重建公民社會，但是在空間和資源不斷受到擠壓的大環境下，資源競爭、自我膨脹、相互嫉妒等人為造成的分裂，又使之處於無所不在的群體對抗狀態。革命和改良揮戈相向，折射出二者共同的無力和無奈。

在備受打壓和排斥的大環境下，改良派和革命派心裏都憋着氣，批評和回應都不好聽，吵架在所難免。當然，這也是打壓二者的「老大哥」最喜聞樂見的。

絕望才會製造革命

其實，只有在專制國家，「革命 vs 改良」才會成為一個話題。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改良早已制度化；只要民主機器不停運轉，改良每天都在進行中，社會衝突及時化解，所以不會發生革命。專制國家的改良進行不下去，陷入絕望的社會才會不斷製造革命者。一個專制、尤其是極權國家必然具有強烈的無政府傾向。這不只是因為脱胎於專制體制之中，無政府主義是極權的理論基礎和起源形態，而且極權的本性註定了它會扼殺一切改良通道，讓這個國家除了徹底推倒重來之外無路可走。

專制國家的改良進行不下去，陷入絕望的社會才會不斷製造革命者。

這種絕望心態早在2000多年前即已透露無遺，《尚書·湯誓》裏說：「時日曷喪? 予及汝皆亡」——你什麼時候滅亡啊？讓我們和你同歸於盡吧！絕大多數時候，絕望的思緒會隨着一代代人的物理死亡而消散。只有到政權衰落到極限的時候，才有可能爆發一場成功的革命。哪怕當權者最後幡然醒悟，也是因為革命已成大勢，而到那個時候，想要改良已不可能；這個體制在作惡無數之後，已經制造出無數革命者，為自己準備了充分的「掘墓人」。不幸的是，這樣的國家並不會因為革命而變得更好。

改良者的「灰色世界」

前一段時間關於行憲還是制憲的辯論，未必能被歸結為改良—革命之爭，但是性質和清末那場國體與政體之爭類似。制憲派要一切推倒重來，行憲派則主張立足現行憲法，落實其中規定的某些重要權利，等條件成熟再論制憲不遲。對於前者，制憲是一切改良的前提；對於後者，制憲只是改良水到渠成的結果，人民在爭取政治權利過程中獲得的自治經驗，是制憲獲得實質意義的前提。二者不僅態度、策略和主張不同，而且世界觀乃至人生觀也不一樣。

作為一個奉行懷疑主義的改良者，我不認為任何特定立場有絕對的對錯之分，但是每個人都應當為自己的立場負責，起碼要知道自己堅持的究竟是什麼，因而在站隊之前似有必要弄清以下討論的問題。當然，這裏談論革命與改良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這些概念都是有意義的——改良者真想改良，而不只是要和當權者勾兑；革命者則真要革命，而不是躲在背後慫恿別人革命。

談論革命與改良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這些概念都是有意義的——改良者真想改良，而不只是要和當權者勾兑；革命者則真要革命，而不是躲在背後慫恿別人革命。

眾所周知，改良者温和，革命者激進。但造成這一差別的原因除了個性之外，在根子上是因為改良者的世界觀是立足於個體的現實主義，革命者的世界觀則是往往立足於整體的理想主義。這並不是說革命者不注重現實中的個體——革命行動肯定是要靠一個個具體的人去做工作，也不是說改良主義沒有理想——事實上，二者的理想目標未必有什麼實質區別。

然而，改革者眼裏的世界就是一個個現實而多面的個體。他也會抽象——「體制」、「人民」、「合法性」之類，但是他永遠不會忘記抽象背後的具體實在。因此，他的世界永遠是灰色的（如果不是彩色的話），而不是非黑即白。歐美體制是「好」的，那只是淺灰色的另一種說法，絕不是說歐美體制或其政治現實沒有問題，也不要因為有點問題就否定整個體制；中國體制或許「不好」，但也絕非一片漆黑。一個再惡的體制也有好人，而他不會對這些好人視而不見。

雖然改良者有時可以容忍革命派，革命者卻往往不能容忍改良派，認為他們販賣的「虛假希望」遮蔽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構成了革命成功的障礙。

革命者未必不認同體制內有好人，但是他一定要在個體現實之上，昇華出一個黑白分明的抽象。一個體制在本質上或是善的，或是惡的。一個惡的體制就是絕對惡的，其中有個別好人非但無濟於事，而且會誤了革命的大事，讓人對舊體制心存幻想。因此，雖然改良者有時可以容忍革命派，革命者卻往往不能容忍改良派，認為他們販賣的「虛假希望」遮蔽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構成了革命成功的障礙。

改良主義的過程論：以香港基本法為例

兩種世界觀造就了截然相反的過程和策略主張。改良是連續漸進的，力求在現體制內推動點滴進步；革命則是斷裂的，要求推到重來之後另起爐灶。改良者也有遠大目標，但關注的是當下現實；只要現實能有一點進步，或哪怕是一點進步的希望，那就值得自己一點一滴去推動，不斷接近目標。革命者則把目標設為起點，在某個既定目標實現之前，一切所謂的「進步」都是自欺欺人。

制憲與行憲之爭清楚體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過程論。制憲論認為現行憲法純粹是專政的幌子，只有「人民制憲」之後才能有意義地行憲。行憲論則堅持，哪怕是「幌子」也有價值，只要一小部分落到實處就是價值；看看他們多麼害怕這個「幌子」——害怕到自己不敢說、也不敢讓別人說的地步，就知道「幌子」有多麼大的價值。人民也只有在行憲過程中學會民主自治的經驗，將來才能有意義地制憲，避免讓「制憲」成為民粹煽動家實行獨裁的幌子。

哪怕是「幌子」也有價值，看看他們多麼害怕這個「幌子」——害怕到自己不敢說、也不敢讓別人說的地步，就知道「幌子」有多麼大的價值。

香港《基本法》是另一個例子。《基本法》建立在《中英聯合聲明》基礎上，在某種意義上說英國也間接參與制定，但《基本法》就其法源而言，是全國人大給香港製定的一部立法，並非香港人自主「制憲」的產物。然而，這並不能否認，《基本法》總體上是一部不錯的立法，而且在香港也落實得比較到位。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香港人沒有投票通過《基本法》，就應當拒絕承認《基本法》的正當性。當然，《基本法》或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譬如沒有規定「雙普選」。制度缺陷直接產生了「送中條例」這樣的惡法，並且在民眾的連續大規模抗議之後，港府仍然沒有實質性回應民眾普遍關心的政治訴求。

在這種情況下，「時代革命」的口號或許深得制憲派之心，即從總體上否定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相反，行憲派則僅主張立即修憲，革除現行《基本法》的弊端並及時回應香港民眾的政治訴求。回歸22年來，儘管具體議題上存在爭議，但香港法治與自治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僅僅因為尚未實現普選而一筆抹煞，顯然是荒謬的。理性的解決方式是肯定現體制的成就，在此基礎上修修補補。

在政治策略上，革命派的理想模式是「廣場革命」，讓民眾持續性地大規模遊行示威，直到港府在巨大民意壓力下同意民眾訴求。改良派則希望儘早從非常規的街頭政治回歸常規性議會政治，讓不同派別的立法會議員等政治精英發揮更大的作用，選民則可在即將到來的11月立法會選舉中用選票表達自己的訴求。由此可見，改良派更傾向於精英政治，革命派則鍾情於草根政治。

改良主義的保守性

顯而易見，改良派是保守的，革命派是激進的。既然體制一片漆黑，革命者便「破字當頭，不破不立」；改良者則恐懼「只破不立」，力求「隻立不破」、或儘可能「少破」。部分改良派經常談論英美「保守主義」，那是因為英國政治傳統中有值得保守的自由。但革命者認為，「保守」在中國又是一個虛幻，中國政治無論是傳統還是現實都不存在值得保守的東西。改良派則堅持，即便中國（包括香港）當下也有值得保守的成果，保守即守成。改革四十年問題很多，但也不能說一無是處、毫無建樹；改良的目的不是拋棄已經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維護既有成果的基礎上解決體制問題。好比半杯水，不管水有多滿，總是有水的；改良是要把水添滿，而不是把舊水倒掉，更不是把杯子砸掉。

由此亦可見，改良者與革命者對現實的評價也截然不同。革命者認為，體制是一切罪惡之源；在一個罪惡的體制下，沒有最糟、只有更糟，因而當務之急是變革舊體制。某種意義上，這和「砸碎舊世界」、「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是一個邏輯。現實已經一片漆黑，怎麼折騰都不可能更黑。改革者則認為，現實固然黑，但完全可以更黑。哪怕一個黑暗的體制也有它的功效，只是它存在的時候，人們只看到它的黑暗，而看不到黑暗消失之後可能出現「更黑的黑暗」。到那個時候，人民很快就會憎惡「自由民主」給他們帶來的水深火熱，飢不擇食、迫不及待地選擇更嚴厲的專制，百年輪迴就會再度重啟，而這是革命者和改良者都不願意看到的。

哪怕一個黑暗的體制也有它的功效，只是它存在的時候，人們只看到它的黑暗，而看不到黑暗消失之後可能出現「更黑的黑暗」。

改良派不接受「民主恐懼論」，但也不會在條件成熟前斷然否認舊體制的合法性，而是會在承認現行憲法文本合法性的基礎上要求言行一致、落實文本。畢竟，言行不一是現體制最忌諱人言的尷尬，也是它被人民抓在手裏的最現成把柄。為什麼不先最大程度地利用這個把柄？至於將來是繼續改良還是推倒重來，還是讓那個時候有了革命能力的人民自己決定吧。

改良主義的人性觀

既然生活在一個灰色世界，改良者對人的評價也是有「灰度」的，不會一概肯定或否定，也不會以自己的標準要求別人。生活在現實中，尤其在一個不良體制下，他明白人生不易，懦弱、恐懼、明哲保身等一切「國粹」都是人之常情，不會求全責備，只要不主動作惡就好。革命者則自認為天命在身、真理在握，鄙視平常人性中的一切婆婆媽媽。既然體制現實一片漆黑，革命的大方向總是一貫正確的，凡是不主動支持革命者，即便不是罪惡的，也至少是「錯誤」的。

生活在一個灰色世界，改良者對人的評價也是有「灰度」的，不會一概肯定或否定，也不會以自己的標準要求別人。

換言之，革命者天生是不寬容的。而信奉自由主義的革命者會認為自己是寬容的，因為他們也主張思想和言論自由之類，但是非黑即白的世界觀讓他們無法真正做到寬容。法國革命是標準的自由主義革命，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是一部偉大的經典自由主義文本，但其中的一條即足以讓一場自由主義革命走向暴政。這就是受盧梭影響至深的第6條：「法律代表公意」，而在盧梭的理論裏邊，多數人代表的「公意」就是「正確」；如果這次你不幸屬於少數，那你只能自認是一個遺憾的「錯誤」。這樣，原本是你多得一點還是我多得一點的政治遊戲，可以討價還價；現在變成了是你「正確」還是我「正確」的路線鬥爭，只能決一死戰。利益是可以妥協的，原則則是不可妥協的。大革命剛開始，相識不久的不同階層或陣營已成死敵，而這場奉行「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也很快走向了斷頭台。

正如不寬容源自對真理的自信，寬容的根源是懷疑。改良者是相對寬容的，因為他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灰色世界，而對不同事物的灰度把握，不可能有十足自信。事實上，他知道自己也是一個灰色的凡人，而不是上帝；他不可能譏諷別人是一個「錯誤」，因為他自己就經常犯錯。他不會像革命者那樣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以貼標籤的方式去評判別人。在他眼裏，任何人都既不是一貫正確的上帝，也不是一無是處、不可接觸、不可改良的「罪人」。其實，即便像剛去世的那位前總理那樣的不折不扣的「罪人」，假如他真誠公開悔罪，仍然會得到許多人的寬諒。

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改良者有傳統儒家的底色，相信「人性善」——或更準確地說，現實世界當然充滿着惡，但是他永遠不會放棄任何人改邪歸正的可能性，因而對所有人（包括執政者在內）的改良抱有希望。這也是為什麼我曾經為中國大陸高校中因言獲罪的左翼學生說話，認為他們雖然觀念糊塗，但是言論和人身自由必須受到尊重和保護。我的這一立場曾受到一些自由派的批評，他們認為這些「左派」不分老少就是一群不可悔改的告密者、誣陷者、造反派——總之，是自由主義的死敵，為他們辯護無異於養虎為患。

現實世界當然充滿着惡，但是改良主義者永遠不會放棄任何人改邪歸正的可能性，因而對所有人（包括執政者在內）的改良抱有希望。

然而，一個真正的改良主義者從來應該就人論人、就事論事；我不認為我關注過的那幾位左翼學生告過密，或將來必然會成為一個告密者。即便他們當中有人會變成那樣，我仍然不會放棄他們——畢竟，他們還年輕，還有足夠的改變人生和觀念的機會。從策略上說，拒絕年輕人永遠是一個失敗者才犯的錯誤，這樣只能把他們推到極左或極右的革命陣營裏。試想，如果當年胡適等自由派能更加重視北大圖書館的那位管理員，中國歷史甚至可能為之改寫。

對於改良者的寬容，革命者會譴責為是非不分、迂腐乃至虛偽。既然對錯分明，那麼敵我陣線也是清楚的——把改革的希望寄託在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身上，無異於與虎謀皮。改良本身是和現體制妥協的綏靖主義，而在革命者看來，這種妥協除了延緩和分化革命力量之外，沒有別的作用。在「改良」過程中，改良者自己被體制收買；即便不做它的積極吹鼓手，也是一個被收買之後「悶聲發財」的消極不抵抗主義者——我不認可這種論斷，但它確實對改良派敲了一記警鐘：近墨者黑，你會不會應驗革命者的預判，在自以為改變體制的過程中被體制染黑？

如果說改良派易妥協，那麼革命派則是決絕的。改良派是謹小慎微、優柔寡斷、自我懷疑的，常常擁躉甚眾但缺乏號召力和行動力；革命派則義無反顧、斬釘截鐵、不容置疑，做事雷厲風行而不計後果，隊伍短小精悍而富有戰鬥力。革命派的決絕依然來自其對真理在握的自信：如果你對自己的合法性、正當性、正確性有自信，那還妥協什麼？難道向錯誤乃至罪惡「妥協」嗎？革命邏輯註定了其話語會充斥道德判斷和自我正確的教條。

然而，革命話語表達的道德高位，是一般革命者難以企及的。革命領袖——無論是精神的還是實際的——往往是善於自我保護的靈活應變的煽動家，革命主力則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可失去資源不多的底層群眾。他們需要非黑即白的極簡化認知，來指導自己的生活和行動，而黑白分明的革命世界觀恰恰滿足了他們的需求。革命派需要對複雜的灰色世界進行簡化、誇大、抹黑一部分、描紅另一部分，來製造一個截然分明的理想主義世界觀，並以此來說服更多的人加入革命隊伍。極簡主義是革命和極權共享的認知起點，這是為什麼革命具有內在的極權化傾向。一個真誠的自由主義革命者應當引以為戒。

相比之下，改良派雖然也可能造謊，為了推動改良而製造願景和希望，但是改良的現實主義取向約束了其謊言的規模。在高尚、極簡而富有衝擊力的革命謊言面前，相對誠實的改良話語顯得木訥、囉嗦而無力。改良派的信眾一般也是温文爾雅的沉默大多數，和咄咄逼人的革命群眾恰成對比；後者人數少，但音量大。

革命派另一個不自覺的傾向，是容易站在道德高位上要求甚至譴責他人，改良者則更多訴諸自我並反思自我。

革命派另一個不自覺的傾向，是容易站在道德高位上要求甚至譴責他人，改良者則更多訴諸自我並反思自我。無論是左還是右，革命話語都離不開「人民」這樣高大上的整體主義概念；任何對「人民」的質疑都會激怒他們，因為假大空的整體主義話語是一切不負責任言論的保護傘；這套話語的製造者從來躲在傘後煽風點火，鼓動別人衝鋒陷陣、流血犧牲，自己則充當督戰隊和評論員。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為革命的代價是巨大的，革命的境界是一般理性人達不到的。

相比之下，改良的代價無論對主張者還是推動者來說都小得多，因而是改良者可以承受的。改良者並不高看自己，也不高看「人民」；一旦分解成現實中的個人，「人民」必然是卑微渺小的，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什麼都不能做。改良主義的目標是現實的，每次一小步，而邁出這一步是具有正常理智和道德境界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因而改良者無需求諸他人。自己說的，自己去做；志同道合者歡迎加入，道不同者亦不必強求，順其自然而已。

為何仍要尊重憲法？

這次制憲—行憲之爭表明上是變革策略之爭，實質關係到我們對憲法乃至對我們自己的態度。改良主義者會選擇尊重這部憲法——至少其中自己認為值得尊重的部分。革命者會認為這很「搞笑」，因為政府根本把它當作一張廢紙，哪裏值得半點尊重？改良主義的回應是：你把問題搞錯了，我是問你自己怎麼對待這部憲法，沒問你政府怎麼看待它。如果你的回答是「自己怎麼看有屁用」？那麼我們的對話到此為止，因為我們在世界觀這個大問題上並沒有共同語言。

憲法是我們的，我們對它的態度決定了憲法和我們自己的共同命運。

憲法不只是政府的，世上每一個政府都不會自覺尊重憲法；在任何政府看來，憲法都是要捆住它手腳的「負資產」，因而是不可能主動接受的。如果你我因此也不尊重憲法，那麼世上每一部憲法就真的都成了一堆廢紙。歸根結底，憲法是我們的，我們對它的態度決定了憲法和我們自己的共同命運——這就是改良主義世界觀的一個自然推論。

當然，世界觀也是一種價值觀，終究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我選擇改良，你可以選擇革命；這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們要清楚自己選擇的究竟是什麼，並對它負責任。經過數十年極權洗腦之後，這個民族的許多人（甚至絕大多數人）或已失去辨別是非和常識的能力，把穩重當虛弱，把保守當獻媚，把激進當勇敢，把口炮當雄辯。如果當它走到命運的十字路口再次選錯了道路，那也只有認命。但只要有一點現實的可能，一個真正的改良者就不會放棄；「盡人事，聽天命」，僅此而已。

（張千帆，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