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 深度

專訪史文:《中國不是敵人》反對特朗普「零和」政策,但並不意味著支持中國

「我不同意中國政府試圖讓這封信看起來支持中國的做法,或者暗示這封信支持中國的努力……公開信並沒有半點這樣的意思。」


2013年5月27日,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尼隆和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釣魚台國賓館的會議。 攝:Alexander F. Yuan-Pool/Getty Images
2013年5月27日,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尼隆和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釣魚台國賓館的會議。 攝:Alexander F. Yuan-Pool/Getty Images

7月3日,一封名為《中國不是敵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的公開信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五名聯署發起人都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領軍人物——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文(Michael Swaine)、前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和前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公開信批評特朗普政府現行的對華強硬政策,認為這樣的政策過於強調「零和衝突」,實際上並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這封公開信在華盛頓、乃至美國內外都激起了廣泛討論,不出數日,年輕一代中國事務學者潘文(John Pomfret)同樣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回應,批評公開信對華態度太過温和。而軍方和情報領域色彩鮮明的「鷹派」人士,也在網絡上聯署公開信——「Stay the Course on China」,鼓勵特朗普政府堅持現行強硬對華政策。

在五名發起人當中,史文更多地關注亞太安全議題,在數十年的研究生涯裏,作為前蘭德公司高級政策分析師、現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他出版了十多部有關中國與亞太安全政策的專著。近年來,史文曾多次發表對台灣、南海主權爭端等問題的看法。一方面,他的主張無疑是從美國國家利益作為出發點的;另一方面,他的主張大多體現出一種温和、理性的傾向,試圖避免加劇美中在亞太地區的進一步對抗。

例如2011年中國大陸、台灣與美國三邊關係面臨嚴峻挑戰時,史文認為美國應該在台灣問題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充當兩岸關係緩和的中間人;在2015年南海問題聚焦輿論關注的時候,史文建議美國應在南海問題上緩和地區緊張局勢,消除戰略誤解,增強各爭端方的互信,同時積極推動與盟友國家的合作以達到南海地區非軍事化的目的。他對亞太安全事務的歷來觀點,也可以在此次公開信中見到一些影子。

對於史文來說,這封公開信的意義更多地在於「破」而不是「立」。亦即他和四位同行、乃至目前近兩百名聯署人所參與的這項工作的意義,是為了表明,華盛頓在對華政策上並不存在共識,特朗普的「零和」強硬政策,也遠沒有達到政、學、商界主流一致認可的地步。

他並不諱言,這封公開信發表後遭到很多反對,但認為任何有建設性的批評意見,都有助於拓寬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他同樣不掩飾對「接觸」戰略的偏好,但他對於諸如「熊貓擁抱者」的標籤、或者「接受中共資助」的批評不屑一顧,認為只有缺乏論據的情況下,才會淪落到人身攻擊的水準。

耐人尋味的是,史文同時也警惕地同中國官方的立場保持距離。雖然在後者的宣傳中,他作為發起人之一難免「入鏡」,但在於端傳媒的訪談中,他明確地表示,這封信是否意在支持北京、讓人忽視中國所做的「非常令人憂慮、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事情?——沒有半點這樣的意思。

作為五十年代生人,史文是當前美國比較有代表性的老一代中國專家,曾有研究者將其視為美國第三代中國問題專家的代表人物,上承費正清、史華慈、白魯恂等第一代和謝淑麗、黎安友等第二代,與蘭普頓(David M. Lampton)、何漢理(Harry Harding)、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等人並駕齊驅。

和他們的前輩一樣,這一代人目睹了中國和東亞自20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巨大變化,在觀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持更加穩健的態度,或許因此難免被新一代學者視為保守,這也是此次公開信相關爭論的一個潛在因素。但在美中關係進入歷史性轉折點之際,尤其在貿易戰曠日持久、而且台灣問題有可能被捲入漩渦的背景下,他們的焦慮是不言而喻的,同時也是真切的。

端=端傳媒
史=史文

關於公開信:任何回應都有助於討論

端:《中國不是敵人》這封公開信發表之後,您收到的反饋如何?

史:可以說,公開信目前已經收到了各種各樣的回應。其中一些回應非常積極。剛開始公開信有100個聯署人,現在幾乎翻了一倍,徵集到的簽名已經達到200多個。這些聯署人有的來自中國研究領域,有的來自外交和國際關係領域,也有的來自商界。

此外,我自己也收到了很多積極的反饋,無論是通過電子郵件或推特發送的消息,還是那些一起發表公開信的同事們告訴我的。

端:我們看到有一些反對這封公開信的聲音,甚至採用了相同形式,例如Stay the Course on China,鼓勵特朗普堅持現行的對抗政策,您如何回應這種訴求?

史:是的,同時也有一些負面回應。您剛才就說了其中一個,那是一封反面回應的公開信。同時也有兩三篇署名文章對公開信有所批判,其中一篇是美國記者潘文(John Pomfret)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

我對這些反對聲音的觀點是:這都沒關係。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任何針對公開信的回應都是好的,因為任何回應都有助於推動事關中國政策的討論。特別是在今天的美國,這是非常必要的。

這封公開信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清楚地表明,華盛頓的政策圈、學術圈和商界,並沒有在對中國採取強硬的「零和政策」上達成共識——即使「零和政策」目前得到特朗普政府和國會中許多人的大力支持,但這封公開信存在的本身就表明了,很多人在質疑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在這一點上,華盛頓並沒有共識。

這封公開信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清楚地表明,華盛頓的政策圈、學術圈和商界,並沒有在對中國採取強硬的「零和政策」上達成共識。

端:公開信發表後,一種聲音認為,聯署者都是對決策層沒有什麼實際影響力的邊緣性人物,所以公開信的意義非常有限。您怎麼看待這種聲音?

史:我認為對公開信的此類貶低,基本上都是荒謬的。如果您看一下誰聯署了這封信,那些人曾經是誰、現在是誰,就會發現這些人都是在美國的商界、學界、政界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人士。所以我覺得任何宣稱這封信沒有影響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端:公開信發表後,中國官方對此持非常讚賞的態度,《人民日報》等媒體多次介紹公開信的反響,其中也包括介紹您本人的言論。您對此怎麼看?

史:的確,中國政府對公開信的反應是非常積極的,他們在新聞發布會和其他地方都說過,這封公開信代表着對中美關係的理性態度,我同意這一點。

但同時,我不同意中國政府試圖讓這封信看起來支持中國的做法,或者暗示這封信支持中國的努力,或者讓人忽略中國正在做的、某些讓美國和其他國家看起來非常令人憂慮、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事情。這封公開信並沒有半點這樣的意思。

如果中國政府公開引用公開信,卻省略那些批評中國的部分,那當然僅僅是一種宣傳手段而已,他們並不是在推動不同觀點的自由討論。

我不同意中國政府試圖讓這封信看起來支持中國的做法,或者暗示這封信支持中國的努力,或者讓人忽略中國正在做的、某些讓美國和其他國家看起來非常令人憂慮、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事情。

端:您在公開信中提到,中國近年來在內政與外交上令人擔憂的行為,值得美國對此做出堅定和有效的回應,而美國當下的對華政策是適得其反的。可是公開信並沒有進一步提出「堅決和有效的應對」的具體內容,您認為應該包括哪些方面?

史:我們沒有說明具體政策應該是什麼樣的,因為公開信的主要目的是批判所謂「共識」的存在,公開信也闡明瞭對中國更為現實的分析是什麼樣的,對美國又意味着什麼、美國應如何指導其對華政策,甚至如何在未來制定新政策。

公開信的最後一個主題、也就是第七個主題中,提供了評估美國未來對華政策的大體準則。它們提供了一個總的框架,我們認為這個框架對於中國政策來說是最合適的。在這個部分裏,我們強調一個現實且有效的對華政策應建立在幾個方面的基礎上:一是現實地評價中國的感知、利益、目標和行為;二是準確地調動美國及其盟國的資源;三是再度強化美國作為「模範國家」的能力。最終的目標是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增強美國在動盪世界中的競爭力,而不是單方面強調對華的強硬「零和政策「。這才真實地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2019年4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副總理劉鶴等待記者離開橢圓形辦公室,在華盛頓白宮開始會議。

2019年4月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副總理劉鶴等待記者離開橢圓形辦公室,在華盛頓白宮開始會議。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台灣牌」目前不大可能擦槍走火,但潛在衝突可能性已大大增加

端:作為資深的中美關係研究者,在您眼中,當下美國對華政策在哪個方向上值得特別關注?

史:我是一名安全問題專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國和中國的安全局勢。在這方面,我最關注的是西太平洋的安全局勢,在我看來,這是迄今為止美中在安全問題上最值得關注的地區。因為那裏是美中實際上可能會發生強力衝突的唯一地區,衝突議題包括台灣、海洋權益、領土爭端等諸多問題。

西太平洋是迄今為止美中在安全問題上最值得關注的地區。因為那裏是美中實際上可能會發生強力衝突的唯一地區。

我在其他地方也寫過,我們正在朝着西太平洋地區內整體力量不平衡的方向發展,主要是中國和美國及其盟國之間的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力量不平衡。我認為這種不夠穩定的結構會導致美中之間就這些那些熱點問題(例如台灣)發生危機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因此,我認為有必要通過一系列諒解來幫助建立美國(及其盟國)和中國之間更穩定的平衡關係。這需要在西太平洋建立一個完全不同於當下的軍事力量態勢——一個更多以防禦為導向,而不是以進攻為導向的軍事力量態勢,我將這個方案稱為互惠策略(mutual beneficial)。我幾年前在卡內基中心發表的一份名為《創造一個穩定的亞洲》(Creating a Stable Asia)的報告中就提到了這一點。

所以對我來說,我認為必須努力探索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的亞洲」。然而現在我們並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而且正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在特朗普政府中,我們正朝着妖魔化中國的方向發展,並將中國描繪成對美國不可調和的生存威脅。我認為這種威脅是在各種程度上被誇大的。

當然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很多活動正在加強其他國家對中國意圖和行為的恐懼或擔憂。其中包括國內的政治管制、更多地強調意識形態、和習近平作為中國最高領導者的執政風格。當然,這些擔憂也指向一支更強硬、更活躍、在境外部署的中國軍隊。所有這些都在亞洲及其他地區造成了不確定性,這正在助長美中之間的安全困境、以及美中之間的安全競爭。

我們也注意到中國很多活動正在加強其他國家對中國意圖和行為的恐懼或擔憂。其中包括國內的政治管制、更多地強調意識形態、和習近平作為中國最高領導者的執政風格。

端:今年年初您在卡特中心的發言中,提到中美之間有爆發政治-軍事危機的可能性,如果美國有一天打出台灣牌,會像您所說的那樣爆發政治-軍事危機嗎?

史:我並沒有以任何方式預測中美在台灣問題上會發生衝突。我不認為這可能在近期和中期發生,但潛在衝突的可能性已經大大增加。

這種情況是各種不同原因疊加導致的,既與台灣和北京內部對彼此的動機與活動有着更大的擔憂有關,也同台灣內部的發展,以及中國對這些發展的憂慮、並試圖限制蔡英文的努力有關。

但更重要的是,台灣問題上最重要的元素是中美關係。在這裏,我認為美國內部的發展尤其威脅其穩定。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中美關係惡化的大背景下,雙方——特別是美國——將對方視為戰略威脅,並且忽視任何合作的可能。

在這種大環境下,對美國來說,有一種趨勢是將台灣視為戰略資產,不可以讓北京獲得。換句話說,美國的政策可能會從開放的中立政策,轉向堅持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政策,這種情況下美國會阻止台灣與大陸的統一。

雖然眼下來說事實還並非如此。但現在華盛頓有聲音在強調台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如果這種態度最終影響美國的政策,那實際上就是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終結。這將打破美中之間最初的理解,打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的根基。

現在華盛頓有聲音在強調台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如果這種態度最終影響美國的政策,那實際上就是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終結。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因台灣問題產生衝突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現在美國有人直接或間接地提倡朝這個方向發展。當然他們不會公開聲明說不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但他們越來越多地認為台灣對美國具有戰略意義,美台必須有更密切的軍事和政治關係,如果實現這一點,基本上就會結束美國與台灣之間的非官方關係。正如我所說,這將是一個中國政策的終結,將會是抵達最終衝突的半途。

「接觸-平衡」政策仍然是必要的

端:從公開信全文來看,您似乎認為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中美關係,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這可以看作是在某種程度上變相延續「接觸」政策嗎?簽署此次公開信的人,是否屬於廣泛意義上的擁抱熊貓派(Panda-huggers)?

史:我認為,這裏是我們經常自己陷進去的地方,即使用標籤進行概括,然後貶低他人......簡化論證可以使敘述變得更容易理解,但在我看來,這也有可能使得敘述變得更加僵化與危險。

我認為——當然我不能代表那些聯署公開信的同事們,這僅僅是我個人的觀點——對華「接觸」政策一方面加強了合作基礎,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威懾中國的威脅行為,也改變中國那些阻礙良好經濟關係發展的嘗試。這種平衡政策,你可以稱之為「接觸」政策,但我認為這樣的平衡政策對於中美關係來說是必要的。

對華「接觸」政策一方面加強了合作基礎,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威懾中國的威脅行為,也改變中國那些阻礙良好經濟關係發展的嘗試。

我對美國政府目前政策的主要批評是,它幾乎沒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與中國繼續合作的可能性。事實上,根據美國的政策聲明,幾乎沒有提到和中國「合作」這個概念。這些聲明基本上都強調同中國的戰略競爭關係、甚至是一種戰略對抗關係——如果不是徹頭徹尾的敵意的話。

這種政策,肯定會引起對「接觸」中國、或其他任何對華温和政策的質疑。這種政策是反事實的,它並不真實反映中國對當今世界和美國的重要性。也不能反映中美之間在解決共同問題上的合作必要性。所有這一切都被特朗普政府拋棄了。

端:在公開信中您提到,美國應該致力於同自身盟友合作,更好地高舉多邊主義大旗,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接納中國。但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處於深刻危機的今天,從美國的視角來看,這樣一種情況還是可能的嗎?具體而言要怎麼做呢?例如,您在公開信中舉出兩個例子——國際多邊機制和氣候變化,認為可以同中國合作,但這恰恰是特朗普政府不感興趣、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兩個領域。

史:特朗普政府正在破壞關鍵問題上與中國接觸的可行性。首先,雖然美國和中國在朝鮮核不擴散問題上有過一些合作,但在氣候變化、反恐以及其他我們需要合作的領域上,特朗普政府都是忽視的,對在其他領域展開合作幾乎沒有表示任何支持。

其次,特朗普政府在各種問題上都挑戰自己的盟友,破壞了同盟友的關係,對同盟關係的一些基本元素進行了質疑,並且基本上沒有給他們提供多邊議題上的任何保證。而同時他們必須要和中國在這些問題上單獨進行接觸。美國可以利用同很多國家的合作,來增加自身應對中國的籌碼。但是美國事實上同時疏遠了這些國家,並破壞了這些國家對美友好的民意基礎。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美國的國際形象急劇下降。所有這些都破壞了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的能力,並且降低了同中國共同應對全球治理問題的可能性。

2019年1月14日,工人準備將管道裝到中國江蘇省連雲港港口的一艘船上。

2019年1月14日,工人準備將管道裝到中國江蘇省連雲港港口的一艘船上。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中美之間會爆發「新冷戰」嗎?

端:「極化」是中美之間、以及中美各自內部都出現的現象,公開信發表之後(甚至可以說長期以來),中國內部也有聲音批評聯署者是「天真」、應該對目前中國強勢崛起的態勢負責、甚至指責他們被中共「收買」,您如何應對這種指責?

史:哦,那不僅僅是在中國。還有一些西方觀察家也這麼說過。甚至有個人指責說,一半的簽名者都是由中國共產黨資助的。

我的意思是,這都是些荒謬的誹謗活動,是由那些自身沒有論據的人發起的。因此,他們對簽署這封公開信的人進行了人身攻擊。

當然,中國和其他地方有一些人對公開信有着批判性的看法,這可以理解,但我認為,許多中國人支持公開信的基本要求,因為這封公開信倡議的是一個更加平衡的中國政策。

您剛才提到了公眾輿論中的極化現象,但美國現狀的有趣之處在於,一個非常極端的輿論環境事實上僅僅在華盛頓存在。之前我已經描述過這種對中國的極端看法,一種非常「零和」、非常強調對抗的看法。但在一般的美國公眾眼中,這樣一種極端看法並沒有被民意調查所證實。

美國現狀的有趣之處在於,一個非常極端的輿論環境事實上僅僅在華盛頓存在。

當然,有相當多美國人——大約一半人——都對中國有所憂慮,但是如果仔細看這種擔憂的具體細節,會發現他們中大多數人關注的,是中美之間的經貿競爭。相對而言,只有少數人擔心中國可能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在我看來,這與國會和特朗普政府在評估中國時的主流強硬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我認為,美國人民更加謹慎,不那麼魯莽,不太傾向於對中國人採取敵對立場。

正如我所說的,這個國家並沒有在社會層面上就中國政策進行過廣泛討論。整個輿論基本上已成了定局,這是由國會山和特朗普政府所決定的——中國是對抗性的,我們必須用這些話語來形容中美關係。但我認為有一種更可接受的方式來應對中國。

端:中國國內也有一種聲音,樂見美國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來促進內部變革,您認為這種期待是現實的嗎?

史:這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內部變化。我認為中國可能會出現某種變化,比如說簡化審批手續,甚至中國的法律可能會降低對外國企業直接投資的限制,取消對技術轉移的各種要求,並允許中國企業在美國進行更多投資。當然中企對美投資也取決於美國的態度。所以很可能會發生有一些變化,但我認為這不會像特朗普政府中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發生一些根本性的變化。

我認為我們將看到美國和中國最終在「中間地帶」達成協議,這將解決美國的一些擔憂,但不是全部擔憂。就像過去發生過的一樣,他們可能在達成協議後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以解決其中一些問題。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認為是不錯的結果。

我們將看到美國和中國最終在「中間地帶」達成協議,這將解決美國的一些擔憂,但不是全部擔憂。

但與此同時,我認為美國需要更加關注國際體系中的那些結構性問題,這意味着改革世界貿易組織(WTO),意味着支持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意味着在進行一定修改的前提下支持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需要回到多邊層面思考國際貿易,而不僅僅是在雙邊層面上。美國需要試圖解決國際經濟體系中存在的廣泛的結構性問題。我懷疑這屆政府不會這樣做,但我認為未來的美國政府可以很好地接受這項任務,並最終開始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對經濟方面並不是非常悲觀。但是,我們應該記住,美中關税戰、以及美國正在進行的妖魔化中國運動,還有中國在國內外的活動,在本質上改變了中美關係。我認為在未來幾屆政府中這種負面影響都是難以消除的。

美中關税戰、以及美國正在進行的妖魔化中國運動,還有中國在國內外的活動,在本質上改變了中美關係。

由於這種大趨勢,美國和中國經濟將會發生部分層面上的「脱鈎」。正如我所說的,我認為在全球經濟層面上,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完全「脱鈎」是幾乎不可能的。那將是非常愚蠢的。我想在很多方面都會破壞美國的利益。

今天,美國的政策圈將中美經貿關係看成沒有給美國帶來任何好處,只帶來了壞處,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中國經濟對於中美經貿關係和全球經濟做出了很多積極的貢獻。世界銀行估計自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貢獻了三分之一的全球經濟增長。因此,認為中國是一個榨取他國資源的純粹「掠奪性經濟體」,是一個非常荒謬的論點。

端:您提到中美之間有着比當年美蘇更多的經濟、人文、社會交流。如果中美之間真的爆發「新冷戰」的話,波及面是否要比美蘇的全球爭霸更深更廣?會對世界秩序產生怎樣的影響?

史:我不相信冷戰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樣重要的是,任何形式的「新冷戰」,都不會像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一樣。

如果我們把它稱之為冷戰,它意味着中美兩國有着根本性的敵意,兩國可能在某些問題上相互交談,但它們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爭奪影響力的競賽,在各個領域,包括經濟,軍事和政治等領域進行競爭。他們將對方視為危害到己方存在的根本威脅,並據此行事。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可能最終會走向這種關係。但我不認為這種關係是可持續的,因為中國在全球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國和其他盟友國家之間對華態度上的差異,這些因素可能導致不會出現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一邊是中國、俄國,另一邊是美國及其盟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

我們已經可以在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們身上得到這樣的印證了。韓國和日本已經開始質疑當前美國走向對華遏制和經濟脱鈎的政策。而且我認為現在很多國家對此都非常不安,最近新加坡總理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發表的演講也傳達了這個意思,他一方面表示中國需要更多的空間,另一方面對美國強硬的對華政策表示擔憂。

當然,這些國家也擔憂中國,他們仍然在密切關注中國的活動。但他們現在開始也關注美國的活動,他們不希望看到這種極化——美國與中國之間孤注一擲的競爭。我認為這是中國繼續融入國際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個為什麼「新冷戰」不大可能發生的原因。

(觀明,自由撰稿人,現居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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