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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李鵬的兩大政治遺產——兼論破解「鎮壓-穩定-增長論」

習近平上台後,骨子裏繼承了李鵬的衣缽,其「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維和「保紅色政權萬年長」的意識和李鵬一脈相承。


2019年7月29日,北京一個戶外大屏幕上播出李鵬葬禮的畫面。 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2019年7月29日,北京一個戶外大屏幕上播出李鵬葬禮的畫面。 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在中共建政後的歷任總理中,李鵬或許是口碑和才德最差的一位,但從去世後官方對他的訃告看,卻可能是除周恩來外評價最高的一位。這不啻為歷史的諷刺,當然也是習近平時下出於政治的需要。

斯人已逝,中國人講究蓋棺定論,拋開細節和枝節不論,縱觀李鵬的一生,他對中華民族的禍患,實在要遠遠大於其所謂「貢獻」,即使按中共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也可這麼說。

縱橫二十年 政績乏善可陳

作為中共培養的典型技術官僚,李鵬在其近半個世紀的官宦生涯中,做過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和全國人大委員長,並兼任國家教委主任、國家體改委主任、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組長和國務院三峽工程建委主任等,在中國政壇最高層縱橫捭闔20年,直至2003年退休。然而,細數其「政績」,或許除六四鎮壓和三峽工程外,人們會一片茫然。

細數其「政績」,或許除六四鎮壓和三峽工程外,人們會一片茫然。

李鵬做總理十年,中國經濟在這段時期的確有高速增長,但首先歸功於鄧小平南巡談話啟動中國市場化改革、激活了中國社會的內在活力;其次與當時經濟政策的實際主導者——副總理朱鎔基進行的大刀闊斧改革有直接關係,1990年代中國政府實行的三大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分税制改革加強中央財政集權、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讓幾百萬職工下崗、以及衝刺WTO,都是由朱鎔基直接領導,和李鵬沒有什麼聯繫,雖然這三件事情直到今天也有人反對,但即使在當時,人們也認為是朱而非李的功勞。相反,李鵬在權力最膨脹的1989至1991年,以延續「治理整頓」之名企圖重返計劃經濟,結果造成改革40年來經濟增長最低的三年。另外,李鵬還曾主掌人大5年,但對中國的法治建設也乏善可陳。

因此,一定要說李鵬有什麼「政績」的話,只能是六四鎮壓和三峽工程。耐人尋味的是,官方對李的訃告也沒有迴避這兩點。對前者,訃告稱頌他「旗幟鮮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道,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穩定了國內局勢,在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後者,訃告贊其「在三峽工程科學民主決策和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見,從官方看來,確實是把它們作為李鵬的政績加以頌揚的。但歷史事實當然不是如此,其在六四中因強硬、魯莽和對學生的屠殺,使他後半輩子背上「北京屠夫」的罵名;而在眾多專家和人大代表的反對下,他不顧科學,為了家族和一小撮人的私利,頑固堅持三峽工程的上馬,至今仍爭議不斷。

遺產之一:強化黨國威權體制,滯緩民主轉型

圍繞着六四和三峽工程,李鵬給中國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兩大遺產。所謂「遺產」,不僅指事件本身,更從制度角度而言遺患無窮。

第一個政治遺產,是協助鄧小平對六四的屠殺和鎮壓,使本來搖搖欲墜的黨國威權體制得以強化,嚴重滯緩了中國的民主轉型。

談到李鵬,就不能不說他在六四的表現。儘管他不是鎮壓六四的主要決策者,但他在鄧小平的鎮壓行動中,起到了極壞作用,是重要幫兇。或許可以說,正因為他是除鄧之外的另一個「元兇」,所以中共的訃告才給他很高評價。

六四鎮壓確保了共產黨的30年統治。李鵬雖然沒有因支持鄧而如願登上總書記大位,但也確立了他僅次於江澤民的「二號人物」的角色和地位。這之後至2003年退休,在長達15年時間裏,李都是江在黨內最重要的競爭者、以及黨的主要決策者之一。

李鵬雖然沒有因支持鄧而如願登上總書記大位,但也確立了他僅次於江澤民的「二號人物」的角色和地位。

作為紅二代、且是「烈士」後代,李的「打江山、保江山」意識可能比一般紅二代來得強烈。另外,五年的蘇聯留學生活極大可能會強固其對社會主義的刻板認識,導致他的思維更僵化。這可以解釋他在1989年對待學生運動比起其同僚顯得更強硬的原因。雖然當時身處總理之位,使得他有借強硬姿態而覬覦總書記寶座的動機,但是,如果沒有這種背景和經歷,或者如果他僅出身於一般的革命家庭,可能對「保江山」就少了一份責任感和神聖感。因為人們看到,在那個春夏之交,形勢撲朔迷離之際,在全民同情學生的氛圍下,一些高官選擇站在學生一邊,或至少選擇沉默。李鵬為避免站錯隊,本也完全可以兩邊觀望,可他積極跳出來,頑固反對學生。很難說,這不是因為他有比別人更強的「保江山」的使命感在作祟。

隨着槍響,學生運動被鎮壓下去,中國原本大有希望的民主轉型也戛然而止,從此進入了30年的中共威權加極權統治時期,至今看不到盡頭。李鵬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僅是參與了對學生的鎮壓,扼殺了民主運動,澆滅了大眾的民主熱情,而且此後以強硬保守派的形象和中共主要決策人之一的身份,進一步固化了中國的威權體制,延續了威權體制的生命,直至蛻變成目前的極權。

六四之後,李鵬以強硬保守派的形象和中共主要決策人之一的身份,進一步固化了中國的威權體制,延續了威權體制的生命,直至蛻變成目前的極權。

中共的威權體制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軍事威權體制不同,後者雖然有一個專制的軍事或政治強人,但執政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於該強人而存在的,其自身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力量並很強。另外,它們至少表面上還保留多黨制、言論自由以及民間反對派——儘管這些機制實際運轉都失靈。而中國的威權體制本身帶有極權因子,即使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胡錦濤時期,國家對本來微弱的政治反對派和民間自由力量的打壓照樣不遺餘力,更不用說黨成了一個不受任何法律和規範約束的「超級存在」。

習近平上台後,骨子裏繼承了李鵬的衣缽,其「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維和「保紅色政權萬年長」的意識和李鵬一脈相承,從這點來看,他是李的「政治私生子」。

所以,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儘管市場經濟的實行以及加入WTO讓中國獲得了在黨國體制下前所未有的經濟自由,但是政治自由一直回不到六四之前的狀態。黨內民主雖在李鵬等強硬派退休之後曾經有過短暫的一閃,但習近平上台後,骨子裏繼承了李鵬的衣缽,其「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維和「保紅色政權萬年長」的意識和李鵬一脈相承,從這點來看,他是李的「政治私生子」。

2014年3月7日,時任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李小琳出席第12屆全國政協會議。

2014年3月7日,時任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李小琳出席第12屆全國政協會議。攝:Feng Li/Getty Images

遺產之二:培植利益集團,挾持國家決策

李鵬的第二個政治遺產,是以電力系統為依託,將國家利益轉化為家族和小集團利益,形成了尾大不掉的電力分利集團,縱容家族腐敗,挾持國家決策,直接阻礙了國家體制的健康發展。

李鵬家族是名副其實的「電老虎」,不僅其本人,子女和夫人也曾長期在電力系統任職,佔據高位,兒子李小鵬被譽為「亞洲電王」,女兒李小琳被稱為「亞洲電力一姐」,而他們直接得到李鵬的蔭庇,乃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自1955年蘇聯學成回國擔任豐滿發電廠副廠長、總工程師開始,至1983年6月任國務院副總理止,李鵬在電力系統深耕近30年,從基層幹到電力工業部長。成為副總理後,繼續分管能源、交通、重點建設項目等工作,在中國政府決定三峽工程上馬後,還以總理身份兼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委會主任。官方訃告稱讚他是中國「電力工業的傑出領導人、核電事業的重要開創者」,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電力要先行」戰略,提出電力適度超前發展,推動中國在電站建設和電力生產、電網管理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云云。

然而,「電力工業傑出領導人」的背後,是李鵬一手將電力行業打造成李家的「私人王國」,成為中國眾多逐利集團的一個重要分利聯盟。即使在他離開電力系統,擢升國務院副總理,特別是成為總理和人大委員長後,電力行業仍儼然形同其「獨立王國」。

「電力工業傑出領導人」的背後,是李鵬一手將電力行業打造成李家的「私人王國」,成為中國眾多逐利集團的一個重要分利聯盟。

社會穩定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利益集團是一個自然現象。但需要防止出現奧爾森意義上的「分利聯盟」。在《國家的興衰》一書中,奧氏曾分析了分利聯盟的影響和危害,他說,當一個國家出現特殊利益集團,而且它們變得越來越明白、成熟、有技巧時,會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機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知道該怎樣去操縱,以及在操縱時怎樣找到好的理由,最後,慢慢導致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行政、法律等體制、政策、組織,變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團的安排,使得該國發展的新動力越來越被抑制,各個部門越來越僵化,其後果就是國家的衰落。

一般來說,分利聯盟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加劇政治分歧,造成「制度僵化」。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或分利聯盟,其危害只會比奧爾森指出的更嚴重。因為它是在意識形態幻覺破滅後,執政黨將權力和物質作為統治資源,其內部的幾大權力寡頭為瓜分國家資源而形成的分贓。所以和其他國家的利益集團比起來,它更強調權力的至上性和利益的排他性,更加寡廉鮮恥。比起官員普遍的腐敗來,分利聯盟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損害更加嚴重。事實上,分利聯盟的形成和對國家與人民利益的蠶食,都是以腐敗形式進行的,兩者乃孿生弟兄。

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或分利聯盟,是在意識形態幻覺破滅後,執政黨將權力和物質作為統治資源,其內部的幾大權力寡頭為瓜分國家資源而形成的分贓。

中國在1980年代就初步萌生了分利聯盟,到1990年代,分利聯盟嶄露頭角,至本世紀頭十年,分利聯盟幾乎存在於每個行業和領域,它們藉着改革名義,在各個方面都極力扭曲改革措施,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並以特殊的權力身份、表面合法的政治決策參與、以及巨大的政策影響力,來達到和實現將公權力和國有資源私有化之目的,侵蝕每個公民權益,攫取改革紅利,如今可以說,分利聯盟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瓜分已經完成。

2003年6月17日,三峽大壩的衛星圖像。

2003年6月17日,三峽大壩的衛星圖像。攝:DigitalGlobe via Getty Images

李鵬的水電系統是中國眾多利益集團的重要一員,它強大到不僅要把中國的大江大河、而且連中等江河都圈進去建電站大壩的程度,其登峰造極之作就是三峽水利大壩。儘管面對眾多反對,該分利聯盟還是在李鵬支持下,以國家利益背書,最後通過了修壩決定,致使這一工程的遺害在修壩結束後的十幾年裏陸續爆發,而且今後恐怕會繼續下去,綿綿無期。

六四鎮壓後的「穩定」,是否有利於經濟增長?

上述對李鵬政治遺產的批判是恰如其分的,並不因為他讓人憎恨就將其臉譜化。沒有人生來就是壞人,但李鵬在這方面確實很特別,他是黨國體制培養出來的「官僚樣品」,是典型的「競次」產物,幾乎集合了該體制所有的缺陷,所以,哪怕他是一個慈祥的父親和稱職的丈夫,在私域有可圈可點之處,但在公域的表現,很難讓人恭維。

儘管如此,有些事也不是「非黑即白」那麼簡單。下面探討的問題就是如此,它歷來引起爭議,即如何評價1989年天安門運動被鄧小平李鵬等鎮壓後,中共所刻意追求的穩定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換言之,在中國經濟於六四之後的30年高增長,是否確實由穩定帶來,或這種穩定至少為經濟的長期高增長和崛起提供了一個必要的社會基礎條件?說得更直白點,中國目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是否有六四鎮壓某種程度的「功勞」?

在中國經濟於六四之後的30年高增長,是否確實由穩定帶來,或這種穩定至少為經濟的長期高增長和崛起提供了一個必要的社會基礎條件?

筆者知道,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對六四死難者以及六四一代人有些殘忍。他們不會同意、或不願把今天中國的地位和「崛起」,同六四鎮壓掛起鈎來,不認可兩者之間有任何關聯。在他們看來,屠殺就是屠殺,是反人權、反人類的,不能用任何藉口和理由來為屠殺開脱,或者用今天的結果,來倒推昨日之屠殺具有某種「合理性」。

但還是有其他人對此有不同看法,其中也包括少數當年的六四學生,對中共的鎮壓有新的認識。不能簡單地把這些人的意見或轉變斥責為屠殺「背書」,在關於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問題上,既有複雜的學理,同時人類的實踐(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也為此提供了不同的經驗事實。

我在此引入一些學者的研究和觀點,可能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學術界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指出在政治民主、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間,既存在互相不兼容和衝突的一面,也存在相互協調和促進的一面,前者就是所謂的「衝突說」,後者則是「協調說」。但歷史發展的真正狀況,或許像「懷疑說」理論認為的那樣,在上述三者之間,並沒有什麼必然的直接因果連帶關係,它們既不總處於衝突狀態,也不總處於協調狀態,在比較專制的政權下、和在比較民主並有廣泛政治參與的政權下,都有過經濟發展的成功和失敗的情形。按照該理論的分析,在民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係上,政治制度本身並非關鍵,重要的是分析不同的社會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戰略、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的關係,特別是政府對經濟的干涉程度和捲入方式、工業化的途徑及戰略、政黨關係以及文化傳統等條件。

在政治民主、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間,既存在互相不兼容和衝突的一面,也存在相互協調和促進的一面。

從這個角度看,東亞國家的官僚和威權體制偏向秩序和穩定,往往用直接控制手段限制公眾的政治參與,同時也推行特定的、排斥公眾參與的經濟政策來影響經濟發展。比如,當國家的發展政策是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保證勞動密集性產業的競爭力就成為政權的中心任務之一。在此情況下,統治當局和上層精英對勞工階級的控制和政治排斥就非常重要,因為只有維持社會秩序和經濟穩定,才能保證資本尤其是國際資本的繼續投入。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威權政權(例如日韓和台灣)等都曾用強制性政策和排斥政治參與的做法,完成了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任務。

中國屬於東亞威權體制的一員。但歷史的沉重、轉型進程的一波三折以及內部的複雜多變,客觀上也導致黨國威權政體的嚴厲程度是日韓和台灣比不了的,它對大眾的民主訴求和政治參與的打壓更厲害,突出表現在長期對勞工福利的壓榨和取締勞工政治,並用政權力量發展有助於鞏固其統治的產業和國家資本主義。所以,它尤其重視和強調「秩序」和「穩定」的發展環境,此即「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到一切」的來由。

對大眾的民主訴求和政治參與的打壓更厲害,突出表現在長期對勞工福利的壓榨和取締勞工政治,並用政權力量發展有助於鞏固其統治的產業和國家資本主義。

後六四時代,這種對「秩序」和「穩定」的偏愛,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社會環境,而長達30年接近9%的年均增速則是其直接結果,它不僅成就了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史地位,也由此種經濟增長,不同程度地反饋和輻射到普羅大眾,使大眾的福祉和生活水平比起30年前大有提高,從而無形中影響到人們對「穩定」的看法,使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多數)肯定在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間存在着某種程度的相關性。

李鵬在晚間新聞節目宣布北京解除戒嚴。

李鵬在晚間新聞節目宣布北京解除戒嚴。攝:Forrest Anderson/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Getty Images

但這當然不能反推,鄧小平、李鵬等人對天安門示威者的屠殺具有正當性,站在普適價值的立場和角度,必須否定鎮壓的任何合理性和正當性。特別是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評價,只能以普適價值和歷史進步性為標尺。然而,中國國力的增長和崛起,從時間序列上說,也確實是通過李鵬等人開槍鎮壓學生創造出來的「安定團結」局面,在黨國手上實現的,這是歷史的詭異之處,也是讓「普適價值派」尷尬的地方。

中國國力的增長和崛起,確實是通過李鵬等人開槍鎮壓學生創造出來的「安定團結」局面,在黨國手上實現的,這是歷史的詭異之處,也是讓「普適價值派」尷尬的地方。

要使「普適價值派」擺脱尷尬,還是應回到歷史尋找答案。同樣從東亞的發展經驗看,日韓台灣等威權體制在經過高速發展一段時期後,先後開啟了民主轉型,走向政治民主。中國的情況儘管很複雜,然而,30年高增長的時間也已遠超東亞其他國家,所以,上述經驗如果能夠構成一個歷史規律或者邏輯,那麼可以預期,中國在不久之未來也勢必迎來民主曙光。

現實當然使人沮喪,不過,這很可能是黎明前的最黑暗時刻。前已指出,儘管習近平一門心思要繼承李鵬遺志,但這注定是走不通的路,因為他抗拒的是歷史邏輯,而邏輯是無法抗拒的。所以,習近平若不改弦更張,重啟政治改革,開放政治參與,最後等待他和中共的,恐怕會像李鵬一樣,最終會被歷史所唾棄。

(鄧聿文,獨立學者,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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