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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李鵬的兩大政治遺產——兼論破解「鎮壓-穩定-增長論」

習近平上台後,骨子裏繼承了李鵬的衣缽,其「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維和「保紅色政權萬年長」的意識和李鵬一脈相承。

2019年7月29日,北京一個戶外大屏幕上播出李鵬葬禮的畫面。

2019年7月29日,北京一個戶外大屏幕上播出李鵬葬禮的畫面。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刊登於 2019-07-31

#鄧聿文#評論

在中共建政後的歷任總理中,李鵬或許是口碑和才德最差的一位,但從去世後官方對他的訃告看,卻可能是除周恩來外評價最高的一位。這不啻為歷史的諷刺,當然也是習近平時下出於政治的需要。

斯人已逝,中國人講究蓋棺定論,拋開細節和枝節不論,縱觀李鵬的一生,他對中華民族的禍患,實在要遠遠大於其所謂「貢獻」,即使按中共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也可這麼說。

縱橫二十年 政績乏善可陳

作為中共培養的典型技術官僚,李鵬在其近半個世紀的官宦生涯中,做過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和全國人大委員長,並兼任國家教委主任、國家體改委主任、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組長和國務院三峽工程建委主任等,在中國政壇最高層縱橫捭闔20年,直至2003年退休。然而,細數其「政績」,或許除六四鎮壓和三峽工程外,人們會一片茫然。

細數其「政績」,或許除六四鎮壓和三峽工程外,人們會一片茫然。

李鵬做總理十年,中國經濟在這段時期的確有高速增長,但首先歸功於鄧小平南巡談話啟動中國市場化改革、激活了中國社會的內在活力;其次與當時經濟政策的實際主導者——副總理朱鎔基進行的大刀闊斧改革有直接關係,1990年代中國政府實行的三大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分税制改革加強中央財政集權、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讓幾百萬職工下崗、以及衝刺WTO,都是由朱鎔基直接領導,和李鵬沒有什麼聯繫,雖然這三件事情直到今天也有人反對,但即使在當時,人們也認為是朱而非李的功勞。相反,李鵬在權力最膨脹的1989至1991年,以延續「治理整頓」之名企圖重返計劃經濟,結果造成改革40年來經濟增長最低的三年。另外,李鵬還曾主掌人大5年,但對中國的法治建設也乏善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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