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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主黨初選辯論盤點(上):挑戰者洶湧而來,拜特朗普「傷口」之賜?

特朗普的當選,徹底打破了原先規則的壁壘,像打開泄洪閘一樣把「洪水猛獸」都釋放出來。眾多民主黨人的想法自然是,既然特朗普能贏下共和黨初選和大選,為何更有經驗、更有資歷的自己就不行呢?


2019年6月27日,美國民主黨初選辯論,拜登(Joe Biden)與桑德斯(Bernie Sanders)。 攝: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2019年6月27日,美國民主黨初選辯論,拜登(Joe Biden)與桑德斯(Bernie Sanders)。 攝: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隨着6月底第一次辯論的結束,2020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終於正式拉開大幕。在互放暗箭的階段終結之後,20位意圖挑戰總統大位的民主黨候選人,分成兩組在辯論台上捉對廝殺,堂堂正正地進行一番較量。隨着此次辯論,民主黨的本來看似穩固的初選形勢,似乎出現了新的微妙轉折。

在聚焦到明星候選人之前,先有必要剖析民主黨這一涵蓋「老中青」三代的龐大陣容——為何民主黨有如此之多的候選人踴躍參選?而在這場爭奪與特朗普扳手腕的競爭中,究竟又是誰處於領先優勢地位?

初選競爭的多元化

從外表來看,這屆民主黨初選給人一種十分「混亂」的感覺。造成這一印象的很大原因則是此番有意角逐總統的龐大隊伍:光是被主流媒體認定為嚴肅正經的候選人便有24人之多,不僅輕鬆打破了民主黨在1976年初選留下的16人蔘選記錄,也讓共和黨2016年多達17人的初選陣容甘拜下風。過於臃腫的參選隊伍確實使得局面混沌,但也正是如此龐大的陣容,創造了不管是從政治經歷、意識形態、還是性別種族身份等各方面最為多元化的一次總統初選。

從最表層出發,這屆民主黨總統初選的最大特點,毫無疑問是候選人構成的多元化;在希拉莉(希拉蕊)2016年意外敗給特朗普之後,民主黨一直在尋求未來幾年前進的方向。正是這種群龍無首的狀態,導致了黨內大大小小的各派人士紛紛參選,力圖代表民主黨出馬挑戰特朗普。在本屆選舉中投身參選的人中,既有沉浮華府多年、政壇地位名聲在外的黨內大佬,如前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上屆總統初選的「亞軍」、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不乏在前特朗普時代默默無聞,近兩年異軍突起的政壇新秀,如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長皮特·布特傑吉(Pete Buttigieg),前德克薩斯州國會議員貝託·歐洛克(Beto O'Rourke);更有甚者則是從未有過任何從政經歷、卻憑藉着社交媒體和獨特政策主張而異軍突起的獨立參選人,如廣受亞裔群體關注的楊安澤。

在希拉莉2016年意外敗給特朗普之後,民主黨一直在尋求未來幾年前進的方向。正是這種群龍無首的狀態,導致了黨內大大小小的各派人士紛紛參選。

除開這些候選人經歷上的種種不同,本次初選另一大特點,則是有大量少數族裔和女性候選人踴躍參選。過去的數次兩黨初選中,往往只有一到兩位女性參選,這一屆民主黨已經有六位女性參選人角逐總統提名,其中不乏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和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這樣的重量級選手。不難看出,希拉莉距離總統大位一步之遙卻轟然倒下的經歷,刺激了更多女性政治家為打破美國政壇最後的天花板而努力。

此外,其他少數裔候選人的數量也相比過去有着顯著增長。雖然在24名候選人中,白人男性仍多達14位,但也有兩位亞裔、一位拉丁裔和三位非裔候選人。自從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少數族裔一直是民主黨的重要選民,儘管民主黨的話語權還是被白人牢牢把持,但越來越多的少數族裔政治家正在積極爭奪,這一點也直接折射到今年民主黨初選的態勢上。

儘管民主黨的話語權還是被白人牢牢把持,但越來越多的少數族裔政治家正在積極爭奪。

綜合來看,在24名候選人中,有7位現任聯邦參議員,4位現任國會眾議員,2位現任州長,3位現任市長,2位前國會眾議員,1位前國會參議員,1位前州長,1位前內閣部長,1位前副總統,以及2位從沒有從政經歷的獨立參選人。如此龐大的隊伍,基本涵蓋了民主黨內部的各色勢力,既有老中青三代的年齡經歷差異,也有進步派、自由派和温和派別之間的意識形態區別。

2019年6月27日,美國民主黨初選辯論。

2019年6月27日,美國民主黨初選辯論。攝: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為何候選人如此之多:山中無老虎?

不管如何讚美民主黨龐大初選隊伍的包容與多元,臃腫陣容所帶來的亂象是無法否認的。雖然在兩黨制的政體下,政黨內部有眾多派別的候選人為了總統提名互相爭奪並不奇怪。但當參選人數邁過20大關之時,還是不免有種「溢出」效應,讓人覺得視覺疲勞。

這屆民主黨初選參選人數量究竟為何如此之多?特別是一些看似毫無機會的邊緣政客,為何也選擇加入戰團?這恐怕不是簡簡單單用候選人自身的上位野心能解釋的,更多地折射了美國政壇和民主黨自身在千禧年、尤其是2016年之後的變化和走勢。 從歷史角度來看,2020年初選是自1992年以來形勢最為開放,最難以預測結果的一次。自1972年麥格文·弗雷澤委員會(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改革民主黨初選制度之後,一共舉行了12次總統初選,拋開其中三次是時任總統競選連任的情況下,只有1972、1976、1992年三次的候選人超過兩位數。其餘幾次初選,或是某位黨內大佬的「加冕禮」,或是像2016年那樣的巨頭相爭、雙雄博弈。

一些看似毫無機會的邊緣政客,為何也選擇加入戰團?這恐怕不是簡簡單單用候選人自身的上位野心能解釋的。

換言之,一般當黨內有現任或剛剛卸任的副總統出馬參選之時,大多數情況下都會把初選提名穩獲囊中,讓黨內同僚望而卻步,從而把初選競爭改作加冕過程。最為典型的便是千禧年民主黨初選,時任副總統戈爾(Arnold Gore)在初選中僅受到新澤西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一人挑戰,最終橫掃全部50州輕鬆勝出。若不是桑德斯意外攪局,2016年的民主黨初選也本該是希拉莉的「加冕禮」。希拉莉雖非副總統,但歷任第一夫人、參議員和國務卿,黨內地位比起當時的拜登來說只強不弱。

而今年選舉和1992年相似的一點,則是黨內都缺乏能經得起各個派別認可的重磅人物,在卡特的副總統蒙代爾(Walter Mondale)於1984年慘敗於里根、麻省州長杜卡斯基(Michael Dukakis)1988年折於老布什陣前之後,民主黨上下已經沒有能擔當大梁的建制派人選。所以在一番激烈爭奪之後,脱穎而出的反而是原先在全國範圍內名不見經傳的阿肯色州州長、年僅46歲的比爾·克林頓(柯林頓)。今日的民主黨雖並不像1992年那時已在野12年之久,但全黨上下渴望奪回白宮的慾望比起當年只高不低。即使有前副總統拜登參選,也不能達到類似當初戈爾和希拉莉式的「清場」效果,這其中既有拜登自己錯過2016年最佳窗口的前因,也有民主黨在特朗普時代逐步生變的後果。在沒有大熱候選人作為「山中老虎」的時候,黨內形形色色的各路人馬自然躍躍欲試,想去做那個稱大王的猴子,這也是造就民主黨初選人數眾多的第一個因素。

傳統政黨的控制力「衰弱」

傳統政黨在新時代的「衰弱」,則是初選團隊龐大的另一個要素,這裏的「衰弱」,並不是指驢象兩黨像不少西歐國家傳統政黨一樣走向沒落和邊緣化——美國的兩黨制基礎依然極其穩固,短時間內難以撼動——而是指政黨本身「合法性」的喪失和領導控制力的弱化。

在過去數十年中,隨着現代初選制度逐漸成型,驢象兩黨基本失去了對各類初選的絕對把控權,不再能直接通過暗箱操作內定心儀的候選人。這一點主要是因為傳統的提名方式在20世紀中葉已經失去了合法性,即選民不再認可原先的初選方式是民主過程的一部分。

在初選已經基本公開透明化的今天,「合法性」問題依然困擾着驢象兩黨。這一困境使得政黨在控制初選規模上變得畏手畏腳,生怕做出什麼惹怒選民引起爭議的舉動。

民主黨的1968年總統初選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時任總統林登·莊遜(Lyndon Johnson,詹森)意外退選之後,民主黨總統提名最後卻花落了未曾參加任何一個州初選的副總統赫伯特·漢佛萊(Hubert Humphrey),而非贏下絕大多數初選的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導致了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代表大會陷入混亂,不滿最終結果的民主黨代表大鬧會場,暴力事件在場內外頻繁上演。正是這件事,讓麥格文·費雷澤委員會應運而生,徹底全面地改革了民主黨總統提名過程,從而勾勒出當今兩黨初選機制的基礎。

2016年桑德斯支持者指責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偏心希拉莉,質疑民主黨獨有的「超級代表」制度,可謂延續了狠抓「合法性」問題的傳統,也說明了在初選已經基本公開透明化的今天,「合法性」問題依然困擾着驢象兩黨。這一困境使得政黨在控制初選規模上變得畏手畏腳,生怕做出什麼惹怒選民引起爭議的舉動,即便知道人數過多可能不利於黨的團結,也不敢加以干涉,坐視初選隊伍一天天膨脹。

2019年6月27日,美國民主黨初選辯論,桑德斯(Bernie Sanders)。

2019年6月27日,美國民主黨初選辯論,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攝:Cliff Hawkins/Getty Images)

互聯網時代的籌款革命

籌款渠道的多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黨在選舉中的重要性,從而讓很多不會獲得政黨組織支持的候選人有了敢於參選的勇氣和經濟基礎。

在選戰極其昂貴的美國,籌款能力一直是決定總統候選人是否具有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在沒有金錢支持的情況下,候選人很難支撐起一個全國範圍的競選團隊。在候選人往往自身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和其他競爭對手爭奪籌款資源,一直是考驗各位候選人的一道難關。在傳統的選舉模式中,大金主資源和工會商會等遊說組織一直是政治獻金的大頭,而這些資源往往被政壇人脈豐富的建制派人選壟斷。換言之,在舊框架下,不受到政黨青睞的候選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無法建立起有效的籌款網絡和機制。

但是,自最高法院在2010年「聯合公民訴聯邦競選委員會」的意見書中徹底更改美國政治獻金體系,為企業和個人無限制捐款打開綠燈之後,政黨對於籌款渠道的壟斷便逐步崩塌。在新體制下,候選人可以依賴個別大金主來維持整個競選團隊的運轉,大大增加了原先「邊緣人物」在初選中的出場和存活率。

在新體制下,候選人可以依賴個別大金主來維持整個競選團隊的運轉,大大增加了原先「邊緣人物」在初選中的出場和存活率。

而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逐步成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一部分之後,網絡獻金便取代傳統的籌款晚會,成為募集競選資金的最大渠道。相比傳統的籌款方式,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更加便捷並不受地域限制,同時將候選人從宂長的籌款會中解放出來,騰出時間去進行更多競選活動。2008年的奧巴馬和2016年的桑德斯便是精通此道的高手,網絡籌款往往依賴捐款人的數量來取代金額上的不足,而這一點也是證明候選人不受大金主要挾、選民基礎雄厚的重要手段。

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憑藉着新的籌款手段和民主黨基層選民的高漲激情,頻頻打破籌款記錄,當僅是參選德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的貝託·歐洛克都能坐擁7000萬美金的龐大競選資金的時候,不難理解為何眾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有信心讓自己競選團隊保持競爭力,從而紛紛積極參選。

看似強勢的特朗普,在吸引「嗜血」的復仇者

影響眾多民主黨人踴躍參選總統的最後一個因素,則是過去五年中籠罩在美國政壇上的那個巨大身影——特朗普。在2016年以黑馬姿態擊敗眾多共和黨初選對手,又爆出驚天大冷門擊敗希拉莉、登上總統大位的特朗普,毫無疑問是美國政壇乃至整個國際政治中最具影響力的人。民主黨人在2020年總統大選路上做出的任何決策,幾乎都和特朗普息息相關,一切都是圍繞着如何擊敗這位民主黨人一致鄙夷的總統。

而特朗普作為坐擁有利經濟形勢、又謀求連任的現任總統,本該展示極其強勢的姿態。但特朗普非常規的行事風格和朝令夕改的政策主張,卻讓他的支持率穩穩地卡在四成上下。這既說明了特朗普有着三成多無比穩固、雷打不動的鐵盤選民,也證實了他即便在經濟形勢大好的局面下,依然無法獲得過半選民青睞的薄弱性。考慮到特朗普2016年輸掉普選票、僅以極微弱優勢拿下中西部鏽帶三州、在選舉人團票中險勝希拉莉的事實,無法擴大自身基本盤的窘態,無疑給其連任希望蒙上一層陰影。

無法擴大自身基本盤的窘態,無疑給特朗普連任希望蒙上一層陰影。

特朗普獨特的薄弱性,就像傷口散發出的血腥味一樣,深深吸引着眾多「嗜血」的民主黨挑戰者,人人都覺得自己能分到一杯羹。在這些精明的政客看來,特朗普很難再複製2016年那樣堪稱完美的競選結果,雖然真正在一場「一對一」的選舉中擊敗他並非易事,卻都覺得自己有通過修復鏽帶「藍牆」奪回白宮的機會。不管這些人的預感是否真的成立,這種看似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民主黨的眾多政客們覺得無法錯過。

另一方面,從未擔任過任何公職、選前從未參政的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的成功,打破了原先競選總統的遊戲規則。在美國政壇中,雖然也有像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艾森豪),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等憑藉戰功當選的非典型候選人,但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遵循着候選人需要有在國會或者州一級從政經驗的傳統。在這一潛規則下,獲得兩黨總統提名的不外乎是副總統、州長或參議員三選一,連內閣閣員都很少能脱穎而出,因此大眾對於總統候選人都有一個基本的預期:即便才華橫溢,魅力過人,在沒有贏得任何州一級範圍的選舉之前,也不應該參選總統。也就是說,在原有框架下,國會眾議員被普遍認為沒有資格競選總統,即使不時有眾議員湊熱鬧參選,往往最終都是在無人關注的情況下慘淡收場;而沒有從政經驗的人更是不被媒體和選民重視。

眾多民主黨成員的想法是,既然特朗普能贏下共和黨初選和大選,為何更有經驗、更有資歷的自己就不行呢?

特朗普的當選,則徹底打破了原先規則的壁壘,像打開泄洪閘一樣把「洪水猛獸」都釋放出來。眾多民主黨成員的想法自然是,既然特朗普能贏下共和黨初選和大選,為何更有經驗、更有資歷的自己就不行呢?這一思潮的直接結果,便是來自於原先很少會參選的群體中候選人的「井噴」,比如今年民主總統初選中有六位國會眾議員、兩位小城市市長和兩位沒有政壇經驗的獨立人士參選,遠遠超於往年數量。膨脹的野心加上特朗普的弱勢,讓爭奪民主黨總統提名的人數持續走高,一步步走到今天龐大的24人隊伍。

(王浩嵐,旅美時政觀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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