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與《端傳媒》長期合作的稿件。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過去十年，我們常常會聽到身土不二、強調本土身份的年輕人。與此同時，全球化使人才流動變得比以前更頻密，年輕一代似乎越來越無辦法緊守某地，必須四海為家，以尋找機會。聽起來互相矛盾的環境轉變，怎樣影響在這段期間離開香港的人呢？如果目的地是中國大陸，會否與移居外國有所分別呢？
早在2008年，香港就有文化人提出「離開香港」的主張。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於《明報》刊登〈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文中提及不少將個人的發展中心轉移到中國大陸的電影人、設計師以及作家。梁指這種現象是「這個市場的現實，這個社會的現實」:「中國崛起」，香港日漸邊緣化，香港文化人紛紛離開香港，接下中國大陸的創意產業工作機會。梁文道的觀察呼應著香港新聞不斷強調的一種論述：「衰落的城市要怎樣面對擁有龐大市場的強國？」
這種論調所「揭示」的道理似乎很直觀：一個城市，市場龐大意味著工作機會多，就好像能夠吸引到更多人才。然而周耀輝博士在2014-15年間尋訪了12位過去20年移居北京與上海的香港文化人，從他們的移居經歷中發現更多複雜的因素。
一直以來國際學術界圍繞「創意城市」的研究多著重於兩大政策因素：「工作機會」與「城市吸引力」。周耀輝認為這種研究至少有兩項欠缺：一，沒有把握到具體的本土性，例如中港地緣政治對「移居」的影響；二，也沒有從微觀的「創意階層」角度出發，關注人們作出移居決定時相關的其他因素。周耀輝特別提到有關中港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地緣政治很多時關注地理上的遠近以及相應的政治影響。但談及中港地緣政治，它還涉及中央政府與香港民間相持不下的政治立場：中國以同化策略治理香港的同時，香港人卻更多希望保留城市的獨特性。在與文化人的訪問中，他亦提出了地緣政治以外，三個與個人經歷有關的構連（articulations）：性別與年齡的多元交織（the intersectional）、偶然性（the contingent）、以及迂迴（the circuitous）的移居路徑。
（不）靠大時代的戶口：地緣政治、工作機會與流動
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期。當時創作的音樂、電影及因此誕生的明星，影響力遍及全球所有華人團體。然而，很多人都能夠感受到「日漸崛起的中國與勉強維生的香港」之間的巨大差異。以電影業為例，周耀輝論文引述劉澤源（1960年生，2007年離港），指出當時經濟還未從2003年的「沙士」打擊中恢復，電影票房欠佳，很多人失業。北上尋找投資機會自然成為救命稻草。
最年輕的受訪者David Tai （1992年生，2010年赴北京大學修讀電影）也感同身受。在2014年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快要畢業，打算回港尋找與電影相關的工作。他在香港以自由工作者的形式參加了幾部電影的計劃，但始終難以維生。機緣巧合，他收到一家主打合拍片的北京電影公司的聘約，於是在六個月內回到北京。簡言之，David開始接受其他香港同行都遇到的殘酷現實，就是「香港電影業現在主要由合拍片維持。」
David 的經驗印證了這些創意工作者所面對的前景問題——他們北上，不能算是自願選擇，而是向外尋求更多機會。他們的故事其實也同時質疑了不少政策制定者以及城市規劃者一廂情願的想法：以為在城市營造「人文氛圍」，讓人「感受到活力」就足以吸引人才。
在尋求機會的過程中，他們嘗試在中港之間尋找獨特的「人文空間」。
接受訪談的香港文化人，不少都希望向大陸人介紹香港的種種，讓他們更了解香港。這與中港的地緣政治情況特別有關。以Joe為例，他曾經在北京的胡同裡開了一家咖啡店，專賣港式飲食，展出香港藝術家的作品。視頻製作人Kit Chung（1983年生，2008年移居北京）則有意拍了好些香港舊區和地下音樂的紀錄片。
受訪時已發表了《盛世》、《裸命》的作家陳冠中（1952年生，1992年首次移居北京，兩年後到台北，2000年再回到北京）卻清楚表示，他寫書寫的是中國。來北京前，他住在台北，台灣很宜居，但陳冠中認為人不能只為宜居而活。生於上海的陳冠中認為，北京才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吸引他的，並非學者Richard Florida所提出的：創意城市的活力、創意工作者的波希米亞生活；北京對他的吸引力在於地緣政治的重要地位。陳冠中在北京時經常收到飯局邀請，與內地知識分子討論種種家國大事，但在上海，這種飯局寥寥可數。也因此，他認為假如想書寫中國，就必須住在中國，甚至必須是北京。
周耀輝認為，這些與地緣政治有關的文化因素，乃是關注創意城市和創意階級移居的主流研究所忽略的。
「願快樂、願美麗、願永久」——性別、年齡與創意工作者的流動性
受訪者的種種背景，或學術界所說的intersectionality，都影響著「移居」的決定和經驗，比如性別與年齡。
性別與年齡對女性創意工作者的影響尤其明顯。她們的故事中有著較明確的個人主線，涉及戀愛、關係，以及家庭生活。例如方敏兒（1975年生，1991年離港），她與一位在北京生活的華人邂逅，是她決定離港的催化劑。她認識了對方短短兩個月就以此為由移居北京。此外，方敏兒還多次強調她三十出頭了，不僅希望生孩子，還希望有時間跟他們相處。「對我而言，北京更適合家庭生活。」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方敏兒認為北京比香港更容易讓她調節工作節奏來配合自己理想的親子關係。「在北京，沒有人會問你為何不全職工作；但在香港，人人都會質問你。」
周耀輝指出，他在研究過程中較難找到女性受訪者，他認為這暗示著女性可能沒那麼流動。正如在上海一家傳媒機構工作的Jude Chan（1986年生，2011年移居上海）說「我這個年紀的單身女性比較不願意從香港搬到這裡（上海）。男人可能相對比較願意嘗試。」
至於男性，年紀通常意味著他們有更多可動用的資本，亦意味著在「移居」的選擇上，他們有著比女性的更多流動性，可以有更多個人追求。比如陳冠中就指自己年輕時候可能會更關注賺錢，但年紀大了， 財政狀況足以讓他移居北京專心注寫作，過無受薪工作的生活。
偶然性：何地有方，歸去何期？
在研究中，受訪者的移居決定通常來得非常突然，並非一般想像的深思熟慮。不少受訪者指出，即使他們對移居有著憧憬、夢想甚至使命感，但現實是，他們往往來不及細想，就要出發到目的地履新。媒體人李照興（1966年生）很記得在2004年4月，他突然接到好友來電，問他有無興趣到北京的一家新雜誌社工作。當時他沒有思考太多，幾日後就答應了。他說：「大概我只把這當工作」，就是說他並沒有把當時的選擇看成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生決定。工作只是個別的、偶然的過渡階段。他甚至沒有終止香港的房子租約，以為自己只會留幾個月就回來。然而沒有家庭負擔、從事自由工作的他，動身至今，都在內地。
李照興的流動，既是自由，但同時也代表了創意工作者越來越需要保持靈活、可被調配，換言之，也就是經常處於不穩定的生活狀態。面對無法預計，不受操控的前景，他們被逼快速應變——也就是 Guy Standing 所說的 Precariat （多翻譯成「不穩定無產階級」）。周耀輝強調，他無意將受訪者簡化為受害人，只是，當不少城市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把創意工作美化，把所有跟創意有關的人事看得非常正面時，他研究的受訪者則提出相對黑暗的另一面：流動的職業正正為他們帶來不穩定的生活。
受訪者除了不確定他們會在北京或上海逗留多久之外，通常還會說：「最後，我可能回去香港。」Jude Chan在受訪時提到最近需要多到廣州出差，正好「測試搬回香港的可能性」。鄭櫻綸（1979年生，2007年離港）說她在上海事業低潮時考慮過回港，最後作罷，原因是她認為「回去香港的話，怕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不管如何，回流香港，始終都有可能，這種可能也為他們的流動增添了一種偶然性。因此，周耀輝指出，研究創意工作者的流動性，不僅關乎（時間上的）向前、（地域上的）向外，也可以是向後的：就是，「可能的回歸」。
迂迴的遷居軌跡：「在我的無邊搜索，然後與歲月摔角」
創意工作者的移民研究往往聚焦於從A到B的遷徙，但研究中的受訪者不少都曾經搬到其他城市，有些更不止一次。以城市設計師Melody Yiu（1980年生，1997年離港）為例，她和家人早在1997年赴美，像很多同代香港人一樣移民。
後來，她覺得美國生活枯燥，先到西班牙一年，再到香港，一年後移居上海。Kit在18歲到了台灣讀電影。在台灣工作五年之後，才因為新工作移居北京。策展人方敏兒在16到17歲的時候參加交換生計畫，去了魁北克，開始思考自己的香港人身分，同時萌生對中國藝術的興趣。Jude在本科畢業之後去了倫敦實習，後來成為正式員工，是公司調派他到中國。設計師Les Suen（1975年生）在東京留學，曾經在香港、東京及柏林三地都租用單位，最後決定移居上海。而陳冠中先去北京，再去台北，然後重返北京。
受訪者這種迂迴曲折的移居歷程，批判了主流移民研究僅以A與B地點的推拉因素理解人口流動。由此，周耀輝認為，我們研究創意階層的地理流動時就不僅該留意單次移動，也該審視他們過去的遷居軌跡。
旅居者、文化脈絡與香港研究
記得在讀碩士時，我旁聽了由朱耀偉教授舉辦的「香港作為方法」學術研討會。談到香港研究與香港，在場學者都面對著「香港有甚麼獨特性值得另闢蹊徑」的反思。當中必定無法繞過的問題，肯定是「香港」在不同文化脈絡中有甚麼特別之處：例如香港在中國、在華南、在華語區；甚至在英國殖民文化、在亞洲流行文化網絡中擔當著甚麼角色的問題。
我認為在主流創意城市與創意階級的討論中，常以個人主義色彩較強的語言。例如說一個人怎樣因為某種不同的生活、工作去選擇城市。團體文化生活反而較少提及。研究中的受訪者雖然有提到他們怎樣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文化生活：例如陳冠中與北京朋友談政治文化；但似乎並不多受訪者有就著團體文化生活打角度思考他們在北京、上海的生活感受。
我最近收到來自自己祖居地同鄉會的聚會邀請函。這令我也想起研究較少提及在中國移居文化中有特別地位的僑民群體。無論是內地農民工，還是到「北上廣」尋找機會的年輕人都多會提及自己祖居地，以此拓闊關係網絡。有關創意階級研究中似乎較少提到遷居者與僑民群體的關係。創意階級印象所給人波希米亞的氣質，也帶領我們用較為個人主義的方式去理解他們的生活。
周耀輝研究中的受訪者很少提及僑民群體，這些群體的影響力似乎日漸褪色。僑民作為新成員融入在今時今日還有沒有特別意義？還是創意階級的文化資本足以令他們無需接觸這些團體呢？還是，創意城市的規劃、基建漸漸建立了讓創意階級很輕易可以融入社會的方法，令他們可以無需特別接觸這些團體呢？這是否跟創意城市將基建同質化，以方便新來者加入有關呢？
在今年十月，我就會暫別香港，移居大阪一段時間。於內地出生並長大到十一歲，其後香港居住了十八年，在此再次成年的我，一直與這城市悲喜與共。
想起大學三年級時，我曾經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作交換生。某節談及文化身份的課堂下課後，我曾經問過任教導師有關「荷蘭年輕人通常要學多少種語言?」的問題。有別於美國這些大國，荷蘭年輕人通常都能講英文或德文，以方便到其他更大的經濟體尋找機會。
比起鄰近地區，香港薪金在亞洲區可謂數一數二，這也許使我們沒那麼容易想像移居這回事。相比起荷蘭，甚至乎日本；香港人到異地生活，雖然也有經濟上的原因，但通常是為了更好的生活。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跟妹妹睡上下格床，為了多存一文錢，我們很少會想像獨居的空間，直至最近開始要打點在大阪的住所。當我們思考創意階級時，或者有「回到獨自思考的空間」的選項，已經是孕育創意的條件。
又或者，其實我們在談不同形態的「創意」。在香港，創意是透過與無數的人交流，透過互相刺激而生的創意——談起來甚至有點後人類，香港令人長期處於應激狀態，新念頭生產得很快。在荷蘭的我遠要比在香港的我能忍受沉悶與百無聊賴，那時候的創意較為緩慢，較為內省：某天，我悶得慌了，開始在家自學圖像軟件，把同一張照片改成四、五個版本存起，完成一日的課題。那張照片至今仍留著，也許是某種寧靜生活的希冀：別人家的小花園裡的小木椅被初雪所鋪滿，正方形的花園剛好完美了構圖。
說起來，我已經沒有了寫新詩的習慣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寫了更多的評論，畢竟評論正正是這種可以不斷靠刺激寫起來的文類。
創意階級，作為地區軟實力的中堅份子，對構建城市獨特身份有重大意義。因此，他們如何透過移居去尋找自己的位置（又或者，自己的思緒要流淌出來的生活節奏），既是香港人尋找自己所必須的放逐，也是本土身份永遠無法只談香港的原因——畢竟，香港很多時只有一種速度；這種速度會無情地將追不上的人給甩走。
註：本文分題選自周耀輝的詞作：《下流》、《一晚白頭》、《何地有方》、《彳亍》。
（李宗泰，香港大學香港研究課程碩士畢業。記載著家庭遷徙故事的《漂城記》的作者之一。）
（本文根據周耀輝2017年發表的論文《探索創意階級的流動性：在上海與北京居住的香港創意工作者》（”Exploring creative class mobility: Hong Kong creative worker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節錄改寫而成，原文可參與《歐亞地理與經濟》（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期刊58(4): 361-385 。周耀輝於2011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博士畢業，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同時也是填詞人，自八十年代末創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