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58歲的他頭髮已經半白，不過腰板兒總是挺得直直的，只有談到女兒時，他潸然淚下，蜷縮在沙發的一角，似一隻受傷的巨獸。

氣氛有點尷尬，他提出要去抽根煙。孫立勇是個老煙槍，開口說話時嘴裏會冒出陣陣煙臭味。他說起往事時繪聲繪色、手舞足蹈，又像個嘴上帶着幾分俠氣的說書人。

可只要提到女兒，他的語氣就會柔和起來。女兒是鐵骨錚錚的孫立勇心中最柔軟的部分。

第一聲槍響

那個改變他一生的夜晚，孫立勇與女兒在一起。

1989年6月3日晚，他正在家吃晚飯。本來在播新聞的電視畫面忽然變成藍色，播送着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告，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家中。

孫立勇放下飯碗，打算出門去，丈母娘問他幹嘛去。

「今天晚上共產黨要開槍了，」孫立勇答。

「開槍那你幹什麼去？」

「保護學生啊！」

丈母娘大概沒把孫的話當回事，說了句激他的：「你要真想去，你就帶着你孩子去。」

孫立勇還真把兩歲多的女兒帶出了家門，往天安門的方向去。

「那會兒年輕氣盛啊，現在想來真是後怕。」

大概晚上十點多，他倆走到復興門外大街的燕京飯店（編注：後被海航集團收購，現為北京唐拉雅秀酒店）附近時，好幾輛平板車迎面而來，車上躺着流血呻吟的傷員。遠處有公交車在熊熊燃燒，那是民眾用來堵軍車的路障。女兒瞧見了，說：「爸爸，你看那邊那麼亮！」響徹天際的坦克轟鳴聲從亮光的方向傳來。

他們身邊這時突然響起陣陣急促的子彈聲，孩子不懂危險，反而興奮起來：「爸爸，發炮了，過年了！」

旁邊的人們高喊「快跑！」本來揹着孩子的孫立勇，趕緊把孩子抱在懷中，往邊上的胡同裏飛奔逃命。他瞥見子彈在他頭上嗖嗖飛過，還有的打到地面上反彈起來，擦出點點閃亮的火光。

「我回頭一看，坦克一撞那輛着火的公交車，一秒鐘，公交車就成了兩半。什麼路障，什麼都不是。」

當官的孩子在倒這些東西，他們用權力來獲取利益。我們不滿這些社會不公，於是才支持學生。

孫立勇護着女兒安全返回家中。而他的世界，從此翻轉了。「從第一聲槍響起，我對中國共產黨、這個政府徹底絕望。我開始走向它的反面。」

那晚之前，孫立勇說，他從沒想過推翻共產黨。他只是很現實地希望，能過上更好的日子。

「你買電冰箱，花900，我買電冰箱，花1700。因為你有關係，我沒關係。你能買到洗衣機，因為你有票，我沒票。當官的孩子在倒這些東西，他們用權力來獲取利益。我們不滿這些社會不公，於是才支持學生。」

六四之後，孫立勇沒也再踏進天安門廣場一步，他說那廣場上都是冤魂。最靠近的時候，他也只是坐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望向正對面的天安門。

反骨警察

孫立勇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共產黨員，家庭教育忠黨愛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出身「根正苗紅」。

不過從小，他就不服從權威。

「我屬於那種在學校不聽老師的話，在家裏不聽父母的話，當警察不聽領導的話，那種不聽話的人。用北京人的話來講，就是頭腦後有長反骨的人。」

陰差陽錯的是，他高考以寥寥幾分落榜，進了公安學校，在北京當上了警察。他說，警隊機關裏盛行拍領導馬屁，一片腐敗風氣，孫立勇不習慣，處處碰壁。「他們希望我是一隻綿羊，但我是一個愛頂牛的人。」

領導跟我說，小孫，這個是政治性的事情。你是刀把子。共產黨要你剁，你不能不剁。

1986年，北京爆發學潮，一些學生被扭送到孫立勇所在的公安局。孫支持學生的訴求，拒絕審訊他們，故意頻頻告假，被扣了一個月工資。

「領導跟我說，小孫，這個是政治性的事情。你是刀把子。共產黨要你剁，你不能不剁。你不能講學潮是對的。你這是跟黨和政府的立場不一致。」

孫立勇在1987年辭職，離開格格不入的警隊系統，但他毫不諱言這段過去。「我以前當過警察嘛」如今仍常被他掛在嘴邊。

他轉而到北京橡膠供銷公司當保安員。保安是份閒差，孫立勇說，他沒事就到處瞎溜達。八九學運期間，他每天都往天安門廣場跑，單位離廣場走路只要15分鐘。

「我說下去檢查工作了，其實是到廣場了，跟學生聊聊天，捐款、送水。」

他當年28歲，被平均比他小十歲的學生們擋在了糾察隊圍欄之外。學生自發組成了糾察隊，擋在請願學生與支持他們的民眾之間，以保護學運的純潔性。

一向反叛的孫立勇，卻對學生定的規矩照單全收，並無不滿。

「我就想我們的任務就是保護學生，支持學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聽他們的。他們不讓進我們就不進。大家要團結一致。」

孫立勇說，直至今日他不怨學生一分。

他唯一遺憾的是，30年來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們大多沒有進行自我反思檢討。

「那場運動之所以最後失敗，哪裏做得不好，他們沒有作出一個歷史性的、對自己的剖析。」

六四抗暴者

1989年5月20日，當局頒布戒嚴令。深夜，孫立勇跟一群北京市民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附近的胡同裏，打算圍住約30輛軍車。「我們大概一兩百人，都是無組織的散兵遊勇，彼此不認識。」

四周黑壓壓的，他們不敢亮手電筒的光，藉着月光，貓着腰往裏走。人人手裏提着大板磚，準備隨時出擊。孫立勇心裏有點慌，戒嚴令剛下，戒嚴部隊會對民眾採取什麼行動，大家心裏都沒有底。

到了軍車跟前，群眾發現軍人都沒有配戴武器。人們把手裏板磚都拋下，開始滔滔不絕地給軍人介紹學生的訴求，請求他們不要傷害請願學生。

「我們說，今天你們不應該給共產黨當狗腿子，你們應該站在人民一邊，人民士兵愛人民，人民也愛人民士兵。」還有人回頭從家裏給部隊送來涼白開、酸梅湯和饅頭。

軍人們端正地坐在車上，無動於衷，也不回話。

群眾轉而敲開了指揮車的窗戶，有人把一隻擴音喇叭遞給了車中的中校，要求他表態，不然就毀壞車的通訊天線。

中校見勢，下車發言：「各位北京市民好。我是中校，我是副團長，但是你們放心，我們，絕不會鎮壓北京市民，更不會鎮壓我們的大學生。」

「人民解放軍萬歲！」大夥兒齊呼。清晨時分，人群漸漸散去。

孫立勇至今不知道，這位中校和他手下的部隊最終有沒有參與六四鎮壓。

打開監獄的大門，我是志願者

六四之後，孫立勇明白，自己不再是之前那個安於清閒的保安了。

「我就思考，我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我現在應該幹什麼？我是像所有人一樣沉默嗎？我想我不是，我應該反抗。怎麼反抗呢？我沒有武器，我們只有筆和紙，就做刊物。」

我們專選在晚餐時間鄰居炒菜、電視新聞播放時打印，那樣鄰居就不會聞到油墨味、不會留意到印刷的噪音。

他與友人創辦了雜誌《民主中國》，後改名《鐘聲》，共發行五期，每期印刷約200冊，孫立勇擔任主編。他特意選在一座居民樓裏印刷刊物，印刷時間嚴格控制在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

「我當過警察嘛，反偵查能力可好了。我們專選在晚餐時間鄰居炒菜、電視新聞播放時打印，那樣鄰居就不會聞到油墨味、不會留意到印刷的噪音。」

他與友人通過郵寄、投遞居民區的方式散播雜誌。雜誌不大，傳單大小，大家一份份塞入信封，貼上郵票，投入郵筒。1991年，友人在郵寄刊物時，不慎被警察逮住了。

孫立勇放棄了逃亡的機會，決定向當局投案，希望替同案的友人承擔罪名。「雜誌是我帶着大家辦的。如果我要跑了，我覺得對不起我的同案。」孫立勇說，他當時想起不知誰說過的一句話：打開監獄的大門，我是志願者。

孫立勇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刑事判決書中寫到，他的刊物誹謗國家獨裁，煽動推翻國家政權，為反革命暴亂份子鳴冤叫屈。

孫立勇把獄中的日子數算得一清二楚：2557天。

他在回憶錄《走過冰山》中詳盡記錄了期間受到的虐待：他戴着近二十斤重的手銬腳鐐，被關押在如蒸籠般熱得透不過氣的禁閉室內；因為行動受限，他無法用手解開褲子大小便，只能撕開褲襠解手，即便如此還是夠不着用手紙揩淨，導致肛周感染；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他還患上了中耳炎、美尼爾綜合徵、高血壓等疾病。

然而如今，孫立勇在Twitter上打趣說，那七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挺好的」。

他在獄中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友。「共產黨把我們這些反革命都關在一塊，全認識了！」

其中有原北京大學法學講師王天成。兩人一度都被囚禁在北京第二監獄，放風時能碰到面。為了不讓獄警察覺，他們繞着圈走路，擦身而過時故意不看向對方，這樣每次匆匆說上幾句話，就此結下了難兄難弟的情誼。

六四30週年之際，孫立勇飛越重洋到美國參加紀念活動，也特地到王天成在費城附近的家中作客，並接受端傳媒的專訪。

王天成在《走過冰山》的序中曾寫道：「儘管立勇並沒有像有些朋友那樣幸運地備受關注，但他一直在履行一個公民、一個愛國者的責任。為了這份責任，他付出過很大的犧牲。」

七年牢獄讓孫立勇最煎熬的，是鐵窗分隔了他與年幼的女兒。

入獄一年半後，他第一次在獄中見到當時五歲多的女兒。家裏親戚透過警界關係，把孩子抱到他跟前。「她完全不認識我了。我穿着囚服，剃着小寸頭。我硬給她抱過來，她哇哇地哭。」

小女孩沒認出父親，孫立勇的家人就跟孩子說，爸爸到了美國留學。她天天搬來小板凳在家門前等爸爸回家，但遲遲沒等到他，後來暗暗猜測，爸爸是不是死了。

直到1996年，她十歲，偶然聽見祖父母探監時要給爸爸帶去紅燒肉，才得知真相。小女孩央求祖父母帶上她去探監，他們約定，無論如何，她不能哭。

事先不知情的孫立勇，等來了一個莫大的驚喜。

「我太激動了。我們隔着玻璃說話。我一看，孩子長高了，都長1米5了，四年級了。我問她，還認識爸爸嗎？女兒回答說，認識，老看你照片。她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就是不下來。我對她說，你好好讀書，你不要再來了，爸爸還要一年多就回家了。」

民運推灰工

1997年出獄後，孫立勇先後開過兩家書店維生，裏面全是普羅大眾喜聞樂見的暢銷書，日本漫畫、言情小說、養生書籍等等，供人租賃或購買。

2003年，他的第二家書店開在北京大紅門，租金很貴，他跟朋友借了好幾萬塊。開店不到三個月，兩輛警車開到了店門口。

「我說，你們什麼意思？他們那帶頭的說：『孫大哥，沒事兒，想您了，看看您來了，想找您下盤棋。』結果他下完圍棋殺象棋，殺完象棋下跳棋，從早上八點下到晚上八點，我一天一單生意都沒做成。」

當過警察的孫立勇立即意識到，這是由於前一天他參與組織了一場民運人士討論中國民主未來的聚會，消息外泄了。

這樣對峙了幾天，警察挑明瞭來意，上級要切斷孫立勇的經濟來源，書店不關門的話，他們就會「天天來下棋」。

「一旦共產黨認定你是敵人，那麼你終生都是他的敵人。它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曾經反對過它的人，」孫立勇說。他下定決心逃離中國。

2004年11月4日是另一個讓孫立勇刻骨銘心的4日，那天他逃亡到澳洲，女兒緊隨其後。他出獄後，兩人像朋友一樣相處，幾乎無話不說。「她喜歡哪個男生都告訴我。」

一提到女兒，孫立勇按耐不住滿滿的驕傲。他說，女兒的學業優秀，大學畢業後謀得高薪厚職，還交了澳洲男友。

「我不懂英文，但在澳大利亞也算是紮下了根。」

孫立勇現在是一名推灰工，他的英文雖不算靈光，但能用英文專業術語解釋推灰的工序：上膠、推平、打磨……

「這樣你就看不出來，這面牆原本是有縫的。」

我希望海外民運人士不要打橫炮，不要打自己；我們要打豎炮，要打共產黨的專制制度，打橫炮的都是吃飽了撐着的。

他自認主要是個理想主義者，不過也承認生活很現實，吃喝拉撒睡，柴米油鹽醋，一個都不能少。

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兩道推力下，孫立勇大半生換過種種身份，像一面被抹過層層新灰的舊牆，而六四是上面一道不可修復的裂痕。

在澳洲，孫立勇創建了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資助流落各地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六四30週年來臨之際，他編纂了《六四抗暴者法庭檔案》，囊括了108名抗暴者的信息。他說，抗暴者是在六四之後結局最悲慘的群體。與學生領袖不同的是，他們往往不受國際社會關注，判刑重，出獄後際遇悽慘。

從警察到六四抗暴者，從「反革命分子」到海外民運人士，孫立勇對民運同志們有個忠告。

「我希望海外民運人士不要打橫炮，不要打自己；我們要打豎炮，要打共產黨的專制制度，打橫炮的都是吃飽了撐着的。我希望你們都找一份工作，有個職業，像我一樣，養活自己。」

「我是一名建築工人。」如今，孫立勇這樣向陌生人介紹自己。

（實習記者徐涵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