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 深度 科技史

何邊書:中美科技戰,時代不站在華為和任正非一邊

華為因為世界性的「科技民族主義」而受制裁,是大時代中無可奈何的悲哀。


華為不但被排除出美國市場,眾多美國芯片商也停止向華為供貨,軟件公司如谷歌等禁止華為使用谷歌旗下基於安卓操作系統開發的手機軟件,對華為生產鏈的打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去。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華為不但被排除出美國市場,眾多美國芯片商也停止向華為供貨,軟件公司如谷歌等禁止華為使用谷歌旗下基於安卓操作系統開發的手機軟件,對華為生產鏈的打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去。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美中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一聲令下發出了緊急狀態令,隨後商務部把華為和其子公司列入受管制的實體名單。在未經申請和批准下,所有美國公司不得與華為做生意,除了給予邊遠小運營商90日的寬限期之外。華為不但被排除出美國市場,眾多美國芯片商也停止向華為供貨,軟件公司如谷歌等禁止華為使用谷歌旗下基於安卓操作系統開發的手機軟件,而英國半導體設計軟體公司「安謀控股」(ARM)也表明將暫停與華為的業務往來,對華為生產鏈的打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去。

雖然華為「腰板挺直」,但打擊之大是顯而易見的。華為雖不像中興那樣脆弱,但在技術和生產互相依存的世界,要完全擺脱美國產業鏈,幾近不可能,或者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美國封殺華為的念頭並非始於這幾天。事實上,美國至今才「出手」已令人意外。前一階段以來,美國一直動用龐大的外交資源遊說歐日加澳新等盟國拒絕華為,自己反而一再推遲「封殺令」,還透露出放華為一條生路的信息,令盟國無所適從。特朗普很可能把華為當作棋子,結果反而因「戰術上的不確定」,在拖拖拉拉中「忽悠」了盟國。

美國封殺華為有沒有道理呢?這要分兩個層次分析。就華為的個案而言,美國認為華為「威脅國家安全」,至今依然道理不足。商務部的文件提及的理由主要有關華為在2011年涉及違反伊朗禁令一事。這顯而易見是藉題發揮。普遍被指出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擔心華為控制美國的5G網絡,幫中國情報機關監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二是擔心在新一輪的科技競賽中被「不公平」地擊敗。前一點至今尚屬「莫須有」;後一點「是否公平」,下文將進一步討論。

科技發展難公平正當?

放在整個中美關係框架的層次下,又很難過於指責美國。中國以同樣「莫須有」和上綱上綫的「國家安全」為由,早已封殺了一眾美國網絡公司,谷歌、臉書、推特等都是受害者。

更進一步,如果認為在中美競爭的框架下,雙方都以遏制對方的科技公司為要務;那麼有學者分析,中國禁止美國網絡公司進入,其原因並不是單純所謂「國家安全」,背後還有支持中國網絡產業的考慮。美國網絡公司被逐,得益的是中國的互聯網巨頭。騰訊、阿里巴巴、百度都是學習美國同類公司起家。如果不是中國封鎖外國網絡公司,它們或許很難像現在一樣變成中國市場上的巨無霸。如果沒有國內市場支撐為基礎,它們在國外的擴張就一定不可能順風順水。美國封殺華為,根據對等原則,也只是「剛好而已」。

無可置疑,科技競爭已成為美中全球爭霸的最重要戰場。或者說,用貿易戰這個詞本來就不足以形容中美之間的經濟衝突。從談判開始,科技競爭已是整個談判的一部分。只是在貿易戰之初,它還不是第一位,貿易逆差和市場開放都在它之前。隨著貿易戰的展開,它已經成為核心焦點。

有人認為,這次美國使出禁運華為的措施,已經超出了貿易爭端的範圍,破壞了遊戲規則。但我認為這是難以成立的。一年前美國禁運中興,中國實際上否決了高通並購恩智浦,都是同性質的事件。禁運華為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原創的科技發明在任何時候都是最困難的,容易的就是從其他地方獲得科技。

原創的科技發明在任何時候都是最困難的,容易的就是從其他地方獲得科技。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鄧小平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確實,科技在「大國崛起」的征途上無比重要,對提升科技的追求永遠存在。然而,科技進步的模式如何才是「正當的」和「公平的」,卻至今少見分析。

這是因為科技突破永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代之前,科技有偶發式的突破,但缺乏連綿不斷的突破。在工業革命之前,典型的增長率為零點幾個百分點。亞當斯密式的增長(即人口增加、資源開發、資本投入和通過交換優化配置)是「前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直到工業革命之後才有連綿不斷的發明與革新,通過提高「總體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拉動經濟發展。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幾個百分點的增長率,正是工業革命後的「現代經濟增長」的產物。

對一個特定國家而言,科技的來源無非兩個:一是自己發明,二是從其他地方獲得。原創的科技發明在任何時候都是最困難的,容易的就是從其他地方獲得科技。還有一種中間情況是,獲得原創科技之後再加以改進,附加上自己的貢獻。

即便從其他地方獲得科技也並非輕而易舉。古時候,正常的科技擴散非常慢,通過戰爭掠奪是一種「非正常」的快速獲得科技的重要方式。比如滿洲人(後金)冶煉技術落後,就掠奪朝鮮和明朝的鐵匠,為他們打造兵器。

而在機械時代,除了科技擁有者傾向守住秘密之外,模仿也並非想像中那麼輕而易舉。無數事例說明,在很多情況下弄懂了原理,看見過模型,如果沒有親手多次實習,也很難複製出這種技術。

中美史上的「技術轉移」

美國在科技發展之初也遇到這樣的難題。英國工業革命後,美國想向英國引入先進的紡織技術,但英國嚴密封鎖技術,禁止科技和機器出口。美國人即便到英國看過紡織機械,明白原理,但在紡製過程中也經歷不斷的失敗。美國不得已,只能用「偷」的辦法:第一次是一名英國熟手工程師做了「英奸」,跑到美國造出紡紗機。第二次是一個有超級記憶力的美國商人,把所有機械細節記在腦中,躲過了出關檢查,再憑記憶畫出圖紙,加上遇到一個天賦滿滿的工程師,才複製出織布機。這才跟上工業革命大潮。

但不久,美國就發展出多項原創科技,出現蒸汽船、電報、機械化農具等。美國還發展出充滿美國特色的工業生產方法,如「可替換部件」及通用機械。到了1860年左右,英國人就已對美國式的製造大為贊歎。到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器和汽車)時期,美國更成為發明大國,超過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第三次工業革命(電子產品)和第四次工業革命(信息科技)都從美國開始,至今也領先世界。

可以說,在美國的現代科技發展過程中,雖然有一個不太光明正大的開頭,但很早就添加上原創的因素,後來更有舉世無雙的貢獻。其發展歷程值得肯定。

中國的科技發展歷史則大不一樣。在現代史上,中國科技是一個後來者。客觀而言,直至今天(或者說幾年前),中國還基本沒有重要的現代原創發明,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和屠呦呦的青蒿素是少數的例外。中國目前絕大部分的科技進展都是直接的科技轉移,再加上一些改進的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這樣的科技轉移發生過兩次。

第一次是蘇聯在1950年代的技術轉移。蘇聯向中國援助156個現代工業項目,遍及煤炭、石油、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化工、機械、輕工、醫藥等系統。中國能從一個工業基礎基本為零的農業國,建設出一整套現代工業系統(尤其是重工業和軍工業),完全歸功於這次技術轉移。

蘇聯不但派出大量專家,攜帶整套圖紙,指導如何建設工廠和運營工廠,還培養了大批科技骨幹,包括在項目中手把手地指導、在中國大學教育、和在蘇聯大學培養中國工程師。那些技術在當時都是相當先進的。除了蘇聯本身的科技之外,還有不少是間接轉移過來的美國技術:二戰時美國給蘇聯提供大量先進物資,蘇聯學習之後再轉移給中國。中國人熟悉的解放牌汽車就是一例,它仿製了蘇聯的ZIS-150卡車,而後者又仿製了美國International Harvester 的K7卡車。就這樣,中國一下子擁有了大約相當於1940年代中期的美國技術。即便蘇聯在1959年撤走專家,它已幫助中國打下基礎。。

第二次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技術轉移。這次轉移是更直接的「美國技術轉移」,雖然除了直接從美國轉移的,還包括日本、歐洲、台灣、韓國等的科技,但它們中絕大部分歸根到底還是可以溯源到美國。這次轉移主要通過自發的方式,基本上是「沒有計劃」的,但規模比第一次更大。包括向中國輸出生產綫、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或者獨資企業(間接)培養中國科技和管理人才、對中國公司進行技術轉讓、授權讓中國使用外國專利、組織的海外技術交流和研討會、接受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後來還允許中國公司收購外國科技企業等等。

這次科技轉移至今尚未結束,儘管美國在科技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已經開始提出多項爭議政策,如禁止中國收購科技公司、縮緊學生簽證、緊盯「千人計劃」等。

這兩次技術轉移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其背後都有一種「超國家」的想像,即兩次科技轉移都以否定「民族主義」,淡化國家界限為背景。

蘇聯轉移科技給中國,背後的理想主義是「社會主義陣營」是一家。正宗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對立的,「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等口號都直觀地否定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在這種語境中,蘇中兩國是兄弟,一家人。正因如此,蘇聯才會大規模地無私援助中國。

美國轉移科技給中國,則是傳統親華思維和強烈的「全球化」理念的結合品。具體來說,1980年代,前一種思維佔主導,1990年以後,後一種思維為主導。

第二次美國技術轉移發生在改革開放時代。這次轉移規模比第一次更大,當中包括向中國輸出生產綫。

第二次美國技術轉移發生在改革開放時代。這次轉移規模比第一次更大,當中包括向中國輸出生產綫。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現在說美國有傳統的親華思維,好像有點不可思議。但從1930年代開始,美國人是西方國家中對中國人民最友好的。在1980年代,美國民間對中國的技術轉移(無償或低價輸出生產綫)大多是這種親華思維的產物。

冷戰結束與世貿組織的成立令全球化理念得以大規模推行。全球化從「貿易全球化」進入一個新階段,即投資與生產全球化。一開始,是在第三國設廠、加工外包和來料加工,之後是原始設備製造(OEM)、原始設計製造(ODM)與原始品牌製造(OBM)等。最終形成全球投資、全球設計、全球採購、全球製造的全球化生產模式。當時世界的風氣甚至鼓勵先進國家向後進國家轉移科技。美國向中國的技術轉移(包括直接和間接的)主要在這種背景下實現。

無論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思想、美國的親華思維、還是全球化主導下的技術轉移,接受方都是得益更多的一方。可以說,中國的起步比美國當年要順利不少。

全球化主導下的技術轉移恰好遇上了技術革命,這種機遇放大了這次技術轉移的威力。90年代是全球計算機與手機普及化的年代,對比在其他生產方面的落後,中國和世界的差距只有十年左右,「拉平了起跑線」。1990年以後的交通和通訊便利,大大方便了技術轉移。中外科技人員的交流,包括美國在中國設厰、講學,中國人到美國留學、研究和工作後返國,就是技術轉移最佳渠道。以數字技術為標誌的技術革命,與機械時代、電器時代、模擬電子時代相比,更容易被抄襲和盜版。互聯網興起之後,抄襲和盜版更加容易。即便不說黑客非法偷竊,也不說盜版軟件的泛濫,就是開源軟件、共享軟件、以及像安卓系統這樣的開源項目,也已經能讓中國緊跟潮流。

這些「技術轉移」的因素,加上中國龐大的人口與重視教育的傳統令中國迅速擁有數字革命所需的人力基礎,幫助中國快速追趕美國。

內外圍剿的科技民族主義

與美國科技崛起對比,中國的科技崛起(至今仍)走在吸收多反饋少的路上。正如騰訊老總馬化騰最近說,華為事件發生之後,「拿來主義」的空間少了。同時,作為兩次以「反民族主義」為背景的技術轉移過程中的最大得益者,中國卻一直堅持「民族主義」作為立國之本,背離了科技轉移上「反民族主義」的精神。美國現在也進入「科技民族主義」的模式,與中國一直奉行「科技民族主義」,不能說沒有關係。

在中國各科技企業中,華為是罕見的大筆投入科研的企業,也是科技成果最多的企業,在5G科技的發展中做出了分量頗高的貢獻。從科技發展的意義上說,華為是中國科技企業的特例,是一個「好孩子」。雖然有華為盜竊西方技術的指責,但即便真的有這樣的例子,對比華為的投入也肯定是少數。確實,「靠偷」偷不來5G技術,因為其他國家的企業的專利還沒有華為多。

美國制裁華為,從科技的角度,對這個企業是不公平的。甚至我們應該說,它是中國企業中最不應該被制裁的一個。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不斷強調「感謝美國公司」、「發展科技不能民族主義」,「不能說用華為產品就愛國,不用就是不愛國」,「不要和政治掛鈎」等。這種態度令人感概。至少從歷次訪談中,任正非都對「科技民族主義」表達出看似發自心底的反感。可惜,時代不站在他一邊。華為因為世界性的「科技民族主義」而受制裁,是大時代中無可奈何的悲哀。

「科技民族主義」再上一步就是「科學民族主義」。如果民族主義令知識無法流動,令「科學無國界」這種由來已久的理念都要被捨棄,這當然更是歷史性的悲哀。衷心祈求世界不會走到這一步。

(何邊書,科技與科技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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