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獲得作者Peter Hessler（何偉）授權轉載，全文免費閱讀。
原文The Refugee and the Thief：A gay Egyptian leaves his homeland 發表於The New Yorker ，發表日期2019年3月25日。
Manu是一步步慢慢逃離埃及的。第一步，他先飛往塞浦路斯，因為他認識那兒的一家旅行社，能幫他取得簽證。他在塞浦路斯的城巿Larnaca停留了幾天，又到另一城巿Nicosia，在身上紋了一個圖案，然後回到開羅。第二站是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埃及人如果要去麥加朝覲，很容易拿到簽證，況且Manu在當地還有個親戚。這大概是史上首見：一名同性戀男子在逃離穆斯林國家的計劃裏，加入了前往麥加朝覲的環節。但Manu只想讓他的護照蓋上到過沙烏地阿拉伯的戳印。
在麥加大清真寺，他獨自坐在庭院裏，從午夜直到黎明，因為他喜歡大清真寺晚上的樣子。他的教名是穆罕默德，自幼被養育成穆斯林，但他早己放棄了伊斯蘭教信仰。不過，他盤算著還是該有一次繞天房朝覲（註1）的經歷比較好，所以他按照慣例繞著天房逆時針走了七圈，然後為了保險起見又走了七圈。這是典型的Manu作風：做事從不虎頭蛇尾。
2011年秋天，我和家人搬到開羅，Manu是我們首先認識的當地人之一。那年稍早，埃及前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之春期間垮台，我報導解放廣場（註2）上的抗議活動時，Manu為我做翻譯。後來，他在《衞報》開羅分社謀得一份研究員的工作。我們很少一起工作，但仍然成了要好的朋友。那時他30歲，相貌英俊，剃了光頭，眼皮內雙。我起初不知道他是同志，直到我們相識不久後，他自己向我坦露同志身分。他說，他從小就知道要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舉止。
他的逃離計劃也十分周密。他仔細研究了哪些國家會為同性戀者提供庇護，而德國似乎是獲得庇護機會最大的國家。但由於難民危機持續多時，當時已經很難取得德國的觀光簽證了。因此，Manu打算把自己打造成一個經常四處旅行的遊客，希望藉此說服德國當局他沒有逾期滯留德國的企圖。2016年，也就是我在埃及的最後一年，他想將自己的存款兑換成美元，所以那一年每當我需要當地貨幣的時候，都會找他換錢。經歷了5年的政治動盪，埃及黑市裏的美元兑換價格是政府訂定匯率的兩倍。我知道的埃及人當中，Manu不是唯一想離開的。
那年6月，我和家人搬回美國科羅拉多州，Manu在前一晚的午夜時分前來道別。看到我們行李時，他笑了：十四個包，兩個兒童汽車座椅，一輛雙人嬰兒車，有些行李才打包到一半，而我和妻子Leslie（註3）過去一周幾乎沒怎麼睡。那年的穆斯林齋月在6月，商家的營業時間和平常不同，就連一些簡單的事情都要拖到地老天荒才能完成。我突然意識到，任誰看到這間公寓裏的一團亂，都會認為我們才是要逃離這個國家的人。
當時的Manu幾個月前才去過伊斯坦堡，下一站是開普敦。告別的時候我祝他好運，他主動提出第二天來幫我們，但我回絕了他的好意。無需多說，對於我們而言，離開開羅是易如反掌的。
黎明的時候，一輛廂型車在外面等我們。我們透過常用的租車服務安排了這輛車，但來的司機沒見過，看來不太友好。他抱怨我們的行李太多，而我在安裝兒童汽車座椅時，才發現後座的安全帶壞了。
幾個朋友來為我們送行，其中包括司機Hany，那一年他每天下午接我們6歲的雙胞胎女兒Ariel和Natasha放學。他的豐田車安全帶是正常的，於是他提議載我和雙胞胎去機場，讓我的妻子Leslie坐廂型車看著行李。途中，Hany和女孩們用阿拉伯語唱著兒歌。
「Mama zamanha gaya . . .」（媽媽快來了…）
他對我們的雙胞胎很和藹。幾天前他們從學校回來時，三人都流著淚，因為離別在即。我意識到去機場的行程將會成為我們對埃及的最後回憶，於是用手機拍攝了他們唱歌的畫面。
「媽媽快來了…」
航站大樓裏旅客不多。在登機報到櫃台，我檢查一遍我們堆積如山的行李：一輛雙人嬰兒車，兩個兒童汽車座椅，和十二個包。
我又數了一遍。
然後是一陣慌亂──給Hany打電話，給廂型車司機打電話。兩件丟失的行李都是手提登機行李，但兩名司機都說它們沒有遺落在車上。我給Manu發短信，讓他與兩個司機和租車公司的負責人再核實一下，以防我在說阿拉伯語的過程中漏掉一些細節。我也打電話給我們街區的垃圾工Sayyid（註4），因為他去過我們的公寓。Sayyid記得我們把兩個手提行李都帶到了路邊。
一件行李裏裝著我的電腦，兩台相機，和大約八百美元的外幣。我的工作文件都備份在Dropbox上（註5），但是我的照片和影片一直沒能同步到Dropbox，因為網絡有一些問題。所以我把所有的東西都複製了兩份到行動硬碟上。Leslie最近做了兩趟長途研究旅行，在幾個筆記本上寫滿了各種素材，打算寫一本關於埃及的書。通常她會立刻轉錄整理自己的筆記，但由於最近過於忙碌就耽擱了。我將備份的行動硬碟和Leslie的筆記本裝在第二件手提行李中，好讓它們與電腦分開。
無論是第一件手提行李或是第二件手提行李，現在看來已經沒有差別了。Manu告訴我，租車公司的老闆似乎對那位司機感到很緊張。他複述了老闆的話：「這是我第一次僱這個傢伙，在此之前我並不認識他。」
在機場，一個昏昏欲睡的警察躺在行李安檢機旁邊的椅子上。他對Leslie和我說：「你們需要聯繫美國大使館。」他解釋道，美國大使館出具失竊報告後，警方才可以調看監視器錄影畫面。
「但是大使館現在還沒有開！」我說。
「那就等到大使館開門。」
我們懇求說航班即將起飛，但是這位警察沒有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在整個對話中，他都沒有從椅子上站起來過。這或許是遺失行李最糟糕的時間──大多數因為齋月而必須在日出後禁食的穆斯林，都剛吃完飽足的封齋飯，正在等著消化（註6）。
飛機起飛後，Leslie打開筆記本電腦，開始寫下兩次研究旅行期間她能記得的一切。我們的女兒Ariel 和Natasha安靜地坐在座位上看書，渾然不知剛才發生的事。我開始意識到，我們剛剛失去了過去一年拍攝的幾乎所有的家庭照片和影片，我翻了一下手機上僅存的幾張照片。唯一的影片拍攝於當天早上。
「她帶著一隻鵝和一隻鴨子說，『呱呱呱！』」
在科羅拉多，一位朋友建議我們用iCloud上的「查找我的電腦」功能，這項功能可以追蹤到任何連網的註冊設備。我登入iCloud的網站後，它領著我看到了一張Google Map影像，那是在吉薩的一處貧民窟，位於尼羅河西岸。從獵戶座衞星（美軍的偵察衞星）的角度看，這個社區看起來就像一塊鏽跡斑斑的電路板：小巷環繞著無止盡的方形屋頂，有灰色，有棕色，還有視覺上分辨不出的顏色。但是，其中一個屋頂在螢幕上被標記著藍點。
當我們的飛機還在空中飛行的時候，那個藍點下方的某處，有人把被盜行李中的一台舊iPod Touch開了機。
我們嘗試聯繫認識的每一個在開羅有門路的人：美國大使館的朋友、歐洲大使館的朋友、與政府有合作關係的朋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解釋，大使館並不出具失竊報告。他們認為那個警察因為不想處理這個麻煩而誤導了我們。一位美國外交官寫道：
「如果沒有向警方報案，埃及當局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即便向警方報了案，我也不指望能讓你們追回丟失的財物。這聽起來令人不愉快，但是警方不可能在尋找你的物品上投入太多精力。」
我們在回到科羅拉多的第一天看到了衞星圖像上那個藍點，之後它便消失了。我相信小偷已經扔掉了那個過時的iPod。多年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晚上在兩個女兒的卧室裏播放海浪的聲音，以蓋過禱告的聲音和開羅其他的噪音。我問Manu，我們是否應該派人去藍點所在地附近，散布消息說我們願意付費贖回移動硬盤和Leslie的筆記。Manu說道：「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個陷阱，然後扔掉你們所有的東西。」
Manu認為，除了讓警察搜查那幢建築外，我們別無選擇，他表示願意協助幫忙。在所有我聯繫過的人中，包括外交官和在當地關係較多的人，唯一一個相信自己能督促埃及警察幫我們破案的，居然是一個正在準備逃離埃及的同性戀。
我第一次見到Manu時，他和一些外國人在開羅的使館區合租了一套破舊的公寓。在埃及，一個未婚的人與家人分開居住是很不尋常的，Manu的五個哥哥姐姐會時不時地安排他去和女孩兒相親，但他發現找藉口不去很容易。周末時，他會在散落於開羅市中心的隱秘酒吧裏痛飲。他經常去同志據點，比如跨越尼羅河直達解放廣場的Qasr al-Nil大橋。他的許多朋友都來自於一些意料之中的團體：自由派、社運人士、外國人、和其他的男同性戀者。
但他也和我意料之外的人有交集。有幾次我到他的公寓，他正和一群在附近認識的警察學校學生聚在一起。他們是典型的陽剛、保守的警察，但是他們喜歡和Manu一塊兒。還有一個年輕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註7）Tariq，他常來參加Manu和他的室友們舉辦的派對。這些聚會的一切元素，包括喝酒、同性戀者的存在、未婚男女同處一室，應該都會讓一個伊斯蘭主義者深惡痛絕。但是Tariq總是出現在聚會上，自在享受。
Manu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特質似乎很吸引他的同齡人。埃及社會對青年人很苛刻，一部分原因是年輕人太多了，超過60%的人口年齡在30歲以下。工作機會向來供不應求，一般家庭也會強烈施壓，要年輕人儘早結婚。主流社會推崇性別隔離，性壓抑像一座大山壓在年輕人的心上。尤其是年輕男性，他們往往不安分並略顯暴躁。
然而Manu比一般人更早承受其中的某些壓力。他在蘇伊士運河北端的省城塞得港長大，父親經營一家成功的咖啡店，但是對員工很嚴厲，晚上會藉著抽印度大麻來放鬆，常常毆打Manu。Manu很有語言天賦，他懇求父親送他去一所私立的英文學校就讀，但遭到父親拒絕。最後Manu靠自己學會英語，也學了義大利語。
在埃及，大多數公立初高中實行男女分校。當Manu和他的男同學們長到十幾歲時，彼此間的來往和打鬧開始摻入性的元素。有時候，男生會開玩笑假裝成女生，然後其他男孩會摸他，抓他。男孩們私下裏進行更親密的行為也不是什麼稀奇事。Manu對一個好看的男同學產生了興趣，很快他們就開始發生性行為。幾年後，兩人的關係結束，Manu又和另一個男生在一起。
他不想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辯解。在90年代的塞得港，除了一個具有詆譭性的阿拉伯語詞彙khawwal（相當於玻璃、兔子）之外，並沒有合適的詞彙來稱呼一名同性戀者。Shez ginseyan是指涉同性戀者較為正式的用語，但它的字面意思是「性變態」。就Manu個人而言，「變態」這個字眼根本無法用來描述他認為大多數同學很享受的行為。
Manu和他的第二個男友有著激烈但沉默的性愛體驗，而且兩人從不直接討論。他們用「足球」當暗語，有一方想做愛，就會說「我們去踢足球吧」。這個男友似乎被自己的慾望折磨，時不時會中斷與Manu的戀愛關係。但是有四年的時光，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回來說那句暗語：「我們去踢足球吧。」
多年後，Manu搬到了開羅，希望過著不那麼遮遮掩掩的生活。他和大部分生活在首都的同性戀者一樣，將英語單字「gay」和「straight」（「彎」與「直」）融入了阿拉伯語。但是他並不信任這些標籤。在塞得港的經歷讓他相信，性傾向是流動的，這種想法在埃及有著悠久的歷史。即便那個污衊性的當代詞彙khawwal，也源於一個形容變裝男舞者的古老詞彙。一個多世紀前，這些變裝者是婚禮上和其他活動中廣受歡迎的藝人，通常被認為能和男人發生性行為。這一傳統早已消失，但Manu認為它餘響不絕。他覺得如果男人身處一群男性之中，並對同性接觸心照不宣，那麼這些男人就很可能跟同性發生性關係。之後，由於社會需要傳統的婚姻，這些男人大多就會過著異性戀的生活。
回到塞得港時，Manu有時會遇到他高中時期的男友們。他們都對曾經共享的秘密隻字不提，不過Manu發現，和他的第一個男友交談很自在。他現在已結婚生子，Manu認為他把過去的那段關係當成無害的年少狂歡。
不過，他的第二個男友至今未婚，也沒交過女朋友。據Manu所知，他不再與男性發生性關係，並且移居到觀念比埃及更保守的海灣國家工作。有幾次，Manu在塞得港和他巧遇，兩人的互動很尷尬，讓Manu之後覺得沮喪。他意識到，第二個男友體內曾經燃燒的那股沉默而強大的愛慾，如今已漸漸熄滅，他甚至變得麻木：無語也無感。
Manu發來電子郵件，告訴我們他尋找失竊行李的進展：
「昨天我去了機場兩次，吉薩的派出所一次，但還是沒能報案……」
我將偵查衞星的截圖發送給他，連同行李中的物品清單：一些衣服，一雙涼鞋，兩雙童鞋，和一本《亞歷山大四重奏》（註8）。機場的警察指示Manu去找吉薩的警察；而吉薩的警局則要Manu回去機場的警局。對於怎樣才能報失竊案，兩個警局也沒有達成共識。一個多星期後，某個機場的工作人員終於告知Manu，所有的安全錄像只會被保留7天，然後就被抹去。Manu警察學院的朋友們也提供了零星幫助：
「我打電話給Bahgat，他給我了一些前後的建議；我打給Magdy，他沒幫上一點忙，儘管他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像那麼回事……
幾個星期裏，我不斷登入iCloud，但什麼也沒出現。似乎是該放棄了的時候了。但有一天早上，我登入去看最後一眼時，又看到了那個藍點。iPod還在吉薩的那幢樓裏。
有律師告訴Manu，如果Leslie和我能拿到政府駐外代表的文件，多少會對案件有些幫助。我們開始給埃及駐休士頓領事館打電話。與此同時，Manu不斷敦促警察辦案。他過去曾是警方的目標，所以我告訴他，一旦覺得情況對他不利就停止幫我們找行李。但是他堅稱這次是不一樣的：他現在是報案人。
2012年初的一天深夜，Manu正在回公寓的路上，街上的一名年輕男子走近了他。那名男子自稱名為Kareem，是一名應徵部隊的士兵，由於與指揮官發生爭執當晚無法返回基地。他從一包嶄新的萬寶路香煙裏抽出一支給Manu。
這個牌子的香煙並不是一個新兵能負擔得起的，Manu理應對此警覺。但是因為離家很近，他沒有察覺到可能的麻煩。Kareem抱怨天氣寒冷，Manu就邀請他來自己的公寓喝茶。
一進公寓的門，Kareem就變了臉。他說，他知道Manu是個玻璃，並威脅要揭發他。Manu向他的室友，一個大塊頭的奧地利人求助，奧地利人把Kareem趕出公寓。Manu懷疑這是個圈套，他跑到了外面希望能逃走，但警察已經等候在外面了，Kareem也站在中間──他是一個便衣警察。
警察們把Manu押回他的公寓。他們沒收了他與外國記者一起工作時用的筆記本，然後將他送到最近的一間警局。在那裏，兩名警察準備寫一份犯罪報告，並大聲向Manu朗讀Kareem的陳述：「他要我和他上床。我告訴他：『不，我不能這麼做。』 但他的兩個朋友抓住了我。」
這份報告聲稱，Manu的外國室友們參與了一起強姦未遂事件，但一名警察擔心外國大使館可能介入這個事件，於是他把外國人的參與從中刪除了。報告中的其他細節也是現場編造的。報告完成後，指揮的警官說：「帶他去醫院，做個肛門檢查。」
2010年，埃及第二大城亞歷山大的警方將28歲的Khaled Saeed毆打致死，此前他正坐在一家網吧裏。Saeed受過教育，也沒有前科，尚不清楚他為何被警察盯上。屍體照片後來被傳上網絡，公眾爆發了強烈的抗議。這次事件誘發了埃及「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場抗議──在2011年1月25日，埃及的全國警察日。
穆巴拉克下台後，涉及Saeed案的兩名警察被判了很短的刑期。而警察改革這一更大的議題依舊懸而未決，部分是因為埃及的專制統治並不真的是一套政治體制，而更像是一種籠罩全國的高壓，壓抑的氣氛讓政治氣候變得難以預測：警察大都看似懶散，但也隨時可能發生暴力執法，沒有任何章法可言。這使得改革舉步維艱──僅僅推翻一個或一群領導者是遠遠不夠的。
例如，在埃及並沒有明確的法律將同性戀定罪，但男同性戀者常因「道德敗壞」受到起訴。每當警察突襲同性戀據點，都會例行強迫他們接受肛門檢查。Manu被捕後，警察將他銬了起來，帶到一家醫院。醫院工作人員表示並沒有設備做這項檢查，他們又帶著Manu去了第二家醫院，同樣遭到拒絕。在去第三家醫院的路上，他們被傳喚至檢察官的辦公室。
檢察官質問Manu為什麼不試圖在街上跟女孩搭訕，「偏偏勾搭男人？」 他說，「你這個khawwal（玻璃）！」他不停地嘟噥著這一蔑稱（khawwal, khawwal, khawwal），並告知Manu將被起訴強姦未遂罪名。但完整的訴訟程序不能沒有目擊者的證詞，Kareem卻不見了蹤影。
Manu被羈押在看守所時，一名初級警官走了進來，手裏拿著Manu的手機。「你爸來電話了，」他壞笑著說道，「我跟他講你跟個男人在一起，是睡一起！」
但警察將手機遞給他的時候說：「找個人幫你吧。」Manu撥給那個隸屬穆斯林兄弟會的朋友Tariq。Tariq立刻趕到了警局，還帶來了一個律師。終於，在被扣留了近24個小時後，Manu獲得了保釋。警方沒能讓Manu接受肛門檢查，而Kareem直到最後也仍未現身。
警察局外，Tariq和一些朋友在等著，還有一個住在開羅的遠房親戚，被Manu的父親叫來。看到親戚的那一刻，Manu意識到那位初級警官一定是在電話裏告訴了父親實情，他也知道自己再也沒法在塞得港露面了。
之後幾周，律師向Manu要了相當於三千美元的費用來賄賂官員。此後，該律師表示檢察官不會繼續調查此案，但也並未結案。為了安全起見，Manu搬離了使館區一帶。
他一直沒弄明白是什麼導致了這次突擊檢查，或許是鄰居起了疑心懷疑Manu是個男同性戀，又或許是警察想脅迫Manu揭發與他共事的記者。但為何警察不再跟進？Kareem費盡周折構陷他，卻為何沒有在檢察官辦公室裏現身？以及，為什麼那位初級官員把Manu的事情抖露給他父親後，卻還允許他給朋友打電話？在一個沒有明確政治體制、警察既無能又殘暴的國家，這些疑慮是無法被消除的。
2012年春天，穆斯林兄弟會的穆哈默德．穆爾西競選革命後首位埃及總統。Tariq為競選奔走之際，仍然不時關心Manu的近況。他從未透露自己對Manu同性戀身份的看法。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而言，對待同性戀的立場本該是毫不含糊的：穆兄會的領導者們早就宣稱同性戀違反伊斯蘭教教義。
那段時間我與Tariq頻繁會面，他相信Manu是因為從事新聞業才被盯上的，「他太容易輕信別人，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好人。」
我無法判斷Tariq是否接納了Manu的性傾向，或者他只是假裝毫不知情。埃及人經常對一些顯而易見的事避而不談，他們的行為在外人看來是自相矛盾的。我想或許是因為多重的社會壓力：嚴苛的信仰傳統、排外的家族結構、數十年來政治與經濟的失調。人們自相矛盾的行為看上去虛偽，卻是在這不完美的大環境下，生存下去最簡單不過的方式。又或許，在一些特定情況下，還是一種保持人性正直與寬容的方式。
在科羅拉多，我每天都會盯著偵察衞星的圖片看，那個藍點通常會落在吉薩那棟樓的樓頂。這棟樓坐落於一片規劃無章的棚戶區中心，裏面住了很多開羅及附近地區的居民。附近似乎有一個大型的水處理廠，那一排排整齊的圓桶型水塔，從天空俯瞰就像是多米諾骨牌上的圓點。蘋果的「查找我的電腦」功能甚至可以追蹤到iPod剩餘的電量，因此我給Manu發信息說：
「我發現iPod又開機了，看樣子他們給它充了電，謝天謝地！前幾天電量還很低。」
一位埃及駐休斯頓領事館的外交官同意為我們的失竊證明做官方認證，前提是它必須是阿拉伯語寫的並帶有公證。於是Leslie和我去了科羅拉多Montrose的一家公證處。公證員雖說，「我不該給我看不懂的文字做公證」，但她還是簽了字。埃及外交官蓋章後，我把證明傳給了Manu。
Manu去了機場警局好多趟，終於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警察，這位警察幫他聯繫了藍點附近警局的一名指揮警官。這位指揮警官跟很多Manu見過的警察一樣，也以為iPod Touch是某種高科技追蹤設備，他問道，蘋果公司是否能透過iPod直接拍下小偷的臉。他似乎對Manu的回答頗失望，但最終還是叫了十名便衣警察，他們和Manu一起鑽進了一輛老舊的迷你巴士。
在那之前一小時，我才查看過，iPod是開機狀態。這時距離我們的行李被偷已經一個多月了。
巴士在狹窄、骯髒的街道上迂迴前進，直到停在一家昏暗的洗衣店門口。指揮警官要Manu留在車上。他跟洗衣店老闆爭論了一會，回來的時候手上揮著一把沒收的手槍。洗衣店老闆怎麼會有武器？警察又怎麼會知道？之前怎麼沒有逮捕他？Manu只能在心裏默默思索這些問題。他用GPS衞星座標來導航，車經過水處理廠，接著到達藍點標識的那棟樓前。
樓有六層高，警官叫Manu和兩個警察下車，一起進了樓房。警官是個大塊頭，他身子前傾，等著有人開門後隨時擠進樓房入口。Manu站在他身後，他第一次從警察的視角來看開羅這個城市。「我們這棟樓裏都是守規矩的科普特基督徒（註9）!」有個女人驚恐地說道。另一間公寓裏有位老人提到，有個司機住在頂樓。
Manu輕輕推了一下警官，並小聲說道：「就是那個司機！」
警察們噔噔噔地上了頂樓。房門上掛著一張基督像。開門的男人跟他的鄰居一樣恐慌。是的，就是那位司機，就是他去了機場。他拿出一張證明文件──他的名字是Girgis。警察站在門口，告訴司機他們要搜查他的公寓。他們沒有出示搜查令，甚至連表明身份的證件也沒有，但司機也並沒有抵抗。
公寓寬敞，裝修也得體。司機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十分驚恐，Manu不忍，只好移開視線。這時，警官示意Manu過來幫忙。儘管Manu不懂要如何執行警察的搜查任務，他還是打開了一扇櫃門，發現了一雙似乎符合我的描述的涼鞋。
接著警察又在桌上發現了一部iPod Touch，他讓Manu來檢查。螢幕點亮後，主螢幕上是一對睡著的雙胞胎女嬰。
警察讓司機的妻子和孩子先離開房間，叫司機坐下，又關上了門。「告訴我們你偷的東西都在哪兒，」他鎮定地對司機講，「說出來我們就放了你。否則我們會繼續搜，等我們搜出來了，你就去坐牢吧。」
抵賴了幾次後，司機招認了，告訴警察去卧室把床墊搬開，下面有兩件手提行李。Manu從裏頭翻出一些衣服，兩雙童鞋，一本《亞歷山大四重奏》，四個移動硬盤，兩台照相機，一台筆記電腦，還有Leslie所有的筆記。
2012年，Manu被捕後的第二天，父親來了電話，要他回一趟塞得港。Manu拒絕了，他知道警察一定用最粗俗的言語把他的性傾向告訴了父親。Manu小時候，母親努力保護他遠離父親的暴怒，但她已經去世多年，Manu和父親的關係一直沒有改善。
然而，如今的父親不斷打來電話，並說：「我什麼也沒跟別人講。」最終Manu答應了。Manu回到家鄉，父親熱切迎接他，雖然從頭到尾都不提他被捕的事。
Manu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又因一樁他認為涉及舞弊的法律判決丟了生意。他本可以拿Manu來泄憤，可現在他對待兒子有一種未曾有過的温柔。跟其他家族成員不一樣，他不再提為Manu安排婚事。
幾個月後，父親去世。他在修改過的遺囑裏，留給Manu最後的意外禮物──讓Manu成為他名下公寓的唯一繼承人。在埃及，父親會留房子給未來要結婚的兒子，但這肯定不是Manu父親的想法。
Manu早就明白，他根本無法預料別人知道他的性傾向後會如何回應。隨著時間過去，他決定在開羅過著不再遮遮掩掩地生活，儘管有各種風險。有一次，警察突擊檢查了一處很有人氣的同志聚點，Manu好不容易說服警察讓自己脫身；他也又一次被迫搬離住處，因為附近一個惡棍威脅要用刀子捅他這個「死玻璃」。搬家時，Manu請一個警察學校的朋友幫忙保護他，並說明了原因。這位年輕警官似乎並不在意他的性傾向，事後兩人依然是朋友。
在埃及，認為自己不是異性戀的人，通常都很難界定社會看待同性戀的態度。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同志曾告訴我，他十幾歲的時候因為一位堂兄的引導，開始與男性發生性關係，這位堂兄給了他一份內容描繪男同性戀愛侶的阿拉伯古典文學書單。他告訴我，「我心裏開始不斷質問：同性戀究竟是不是不對的？」他最終和堂兄一樣結了婚，有了一個孩子，但他還是時常被男性吸引。他不說自己是同性戀者或者雙性戀者，而是偏好用英文中的Queer（註10）一詞來形容自己。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應該被認為是正常的，「在埃及，男性之間的連結比男女之間更緊密。」他如是說道。
在Qasr al-Nil大橋這樣的聚集點，Manu經常遇見直男。埃及的文化中，男性與女性私下共處的機會很少，他們便將這座橋視為完美的替代。這些所謂的「直男」對於「玻璃」的定義也很特異，比如有人會堅持在性事上做主導的一方，因為在他心目中，這樣不算是同性戀。
他們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習慣於保持沉默，不管做了什麼都儘量避免提起。有時，Manu遇到的伴侶似乎因為罪惡感太深，會化為言語和行為暴力發洩在Manu身上，甚至會搶劫Manu，多年來他已被偷走了三台電腦和四部手機。Manu認為，在這種既恐同又充滿男男接觸的文化裏，這是不可避免的風險。他解釋道，「他們愛我也關心我，但內心深處的某種觀念，又讓他們恨我。」
2014年某個深夜，Manu在Qasr al-Nil大橋遇見了一個名叫Ahmed的年輕小夥。Ahmed舉止很有教養，與Manu聊了好幾個小時，抱怨一些年輕男子常會抱怨的事，比如沒有工作前景，沒有錢，沒有結婚的希望。Ahmed看起來像個直男，「起碼以埃及的標準而言」，Manu經常會加上這樣的修飾。那一晚他們發生了性關係。
事後，兩人在Manu的起居室裏喝酒聊天。Manu凝望著窗外時，Ahmed突然從後面走近，接連用兩個啤酒瓶砸他的頭。
兩人事前沒發生任何不快，Manu甚至不記得他們都聊了什麼。他只記得Ahmed手裏拿著第三個更重的酒瓶靠近他，他奮力反抗，將Ahmed推出了房間。鎖上門後，Manu鮮血直流地倒下了。
他給兩個外國朋友打了電話，他們帶他去了醫院。縫了幾針後，掃描顯示他顱內也有出血。三天後，Ahmed帶著另一個年輕小夥出現在Manu的公寓門口，他懇求Manu跟他談一談。Manu站在緊鎖的家門後渾身發抖，直到那兩人離開。他不知道Ahmed為什麼又來了，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帶著另一個朋友──這些舉動跟他當初攻擊Manu一樣難以解釋。
那個時候我出了趟遠門，回來後Manu看起來已經不一樣了。他的頭上留了疤痕，已發誓再也不去那座橋。當時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已經徹底終結，穆斯林兄弟會統治了一年後，政權因一場政變而結束。Manu的朋友Tariq像很多年輕的伊斯蘭主義者一樣離開了埃及。埃及逐漸回到政府強力控制人民的狀態，到了2015年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當選總統後，警察在開羅同性戀據點的抓捕行動進一步增加。
此時，Manu已經決定離開。他還留著被警察逮捕的記錄，又在開羅向一名聯合國難民署代表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以取得更多證明文件。Manu賣掉父親在塞得港的公寓，用那筆錢支付多次為了簽證而出國旅行的費用。他最終從父親那裏繼承的，是一條逃離埃及的出路。
警察在Girgis的公寓裏發現了我們的東西後，給Manu兩個選擇：他可以立刻帶著行李離開，只要先簽署一份聲明，證明Girgis只是替我們保管這些物品；另一個選擇是起訴Girgis，如此一來，在警察準備文件、訪談目擊者、安排與檢察官會談等等期間，所有物品都要當作物證扣下。
「我要現在就帶著行李離開。」Manu說。警官看起來很滿意，因為可以避免繁瑣的書面作業。自始至終，警察都沒有將這起竊盜事件正式立案，現在更是整件案子都消失了──在法律層面上，這樁事件從未發生過。
我們大多數的外幣都不見了，一同遺失的還有幾件衣服，但其他東西都在行李袋裏。Manu說Girgis有一輛白色廂型車，於是我準備聯繫租車公司的老闆。我們那個不友好的司機是科普特基督徒，雖然他不叫Girgis這個名字，不過很多埃及人並不怎麼使用身份證件上的名字。
但後來，我們舊居處街區的清潔工Sayyid告訴我們，Hany正在四處宣揚是他幫我們找到失竊的行李。我有些困惑──我並沒有將找到行李的事告訴任何人。不過我知道，人們總是利用Sayyid在這個街區散播消息，因為他的工作讓他能夠接近每戶人家。我這才意識到，行李被竊後，Manu第一時間就跟Hany通了電話，但他們並沒有見過面。
我寫了封郵件給Manu。他回信說他先前說錯了，小偷開的是一輛白色豐田轎車，並不是廂型車。
Hany的豐田是白色的，他也是科普特基督徒。我用電郵發了一張Hany的照片給Manu，照片裏Hany幫我從學校接孩子們回家，笑得很開心。Manu回信道：
「（我和警察見到的Girgis）就是他，我很抱歉。」
我無法理解Hany的偷竊行為。Hany並不窮，而且我知道他事先並沒有計劃要偷這些行李，因為我們全家人和所有行李原本都是要搭那輛廂型車去機場。Hany在這個街區有不少常客，我曾問過他是怎麼開始有這麼多客人的，他說我們那棟樓裏有位女士曾把貴重物品忘在他車上，而他物歸原主。有一趟回開羅，我懷著對這個故事的疑心拜訪了這位女士，但她證實了Hany的話──事實上，有好幾次她把東西落在Hany的車上，他都歸還了。
Manu提出直率的建議。「你應該徹底毀掉他的生活」，他說。「因為他是個操蛋的賊。」但我想聽Hany自己怎麼說，於是某天晚上我和Manu一起去了吉薩。我們經過那個藏有槍支的洗衣店，路過水處理廠的水塔，到了藍點標記的那棟樓。我沒有告訴Hany我們會來，他開門的時候看來很難為情。
他請我們在客廳裏坐下，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個放在五斗櫃上的相框，裝的是Hany和我兩個女兒的合照。警察來搜捕的時候，這張照片並沒有放在那兒。此時Hany開始講述他的故事：我們離開後兩周，一個男人帶著我們的兩個行李袋出現在這個街區。Hany拿走了行李袋，一直幫我們保管著，而他並不認識那個男人。
我一口咬定這是無稽之談。我們有證據表明，竊案發生後，那台iPod立刻就出現在Hany的樓裏，而且那天他一定還把玩了其中一台被偷的相機，因為裏面有一小段在他公寓裏拍的影片。Manu拿衞星定位圖片給他看。「我們是在跟機器打交道，不是人，」Manu說道，「這其中不可能存在什麼誤會。」
我告訴Hany，人有時的確會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而我只是想知道事實而已。「你為我們工作，幫我們接送孩子，」我說，「到底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在等你發訊息給我。」Hany說。他再度提起那個帶著我們行李的神秘男人，然後又緊扣住那台iPod，說他耐心等待著我們把它當作聯繫工具。「Sada’ni，sada’ni，sada’ni。」他說。「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他和警察看待這台iPod的方式很像：在他們眼裏，這個外來的物品好像藴藏著巨大的力量。Hany不斷說著等待我們給他發訊息和神秘男人的事，但他一直沒有承認自己的罪過。終於，我和Manu離開了。
Manu說他對Hany拿走我們的行李並不驚訝，因為他被那些在同志聚點認識的人搶劫過太多次。「我的情況是，他們認為我是khawwal（玻璃），所以無論對我做什麼事都不算壞事，」他說。「你的情況或許也一樣，因為你是外國人。」他看清了這些互相矛盾的行為──一個人真心愛護著兩個孩子，然後又搶劫她們的父母，這樣的事是可能存在的。他們對內心罪惡感的反應扭曲了，讓人無法承認、甚至無法談論自己的行為。Hany一定是當下才決定要偷我們的包，但某些感受讓他沒把贓物處理掉，並且在犯罪證物上睡了幾周的時間。Sada’ni，sada’ni，sada’ni.我檢查iPod Touch的時候，發現它基本上只被用來做兩件事：在Youtube上聽科普特基督聖歌、看《貓和老鼠》（Tom and Jerry，又譯《湯姆貓與傑利鼠》）動畫。
我對於Hany試圖在街區散布虛假故事很惱怒，所以去見了Sayyid，把真相告訴他。不久之後，Hany在街上被車撞了，從此消失在我們的街區。「他的腿瘸了，感謝真主！」Sayyid興高采烈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回埃及做研究的Leslie。Sayyid說他和其他人一樣都認為這是來自神的制裁。
去年春天，我又一次回到開羅，很驚訝地發現Hany把車停在老地方，等待著他的常客。我想離開以避免尷尬場面，但Hany揮手向我打招呼，一瘸一拐地走過來。他笑了笑，問起孩子們。
「聽說你受傷了。」我說。他拉起褲管──皮膚上留下一道醜陋傷疤，腿上還穿著支架。「Salamtak。」這句話自動從我嘴裏蹦了出來，埃及人對生病或受傷的人總說這句話。我也同樣情不自禁地問起Hany的孩子們，兩人禮貌地結束了這番寒暄。我們在公共場合表現得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這種行為感覺很儀式化。
2016年12月，Manu最後一次去開羅機場。一名護照檢查處的工作人員檢查了Manu的文件，問道，「嘿，穆罕默德！你為什麼要去德國？」
Manu答稱自己要去演講，隨即把邀請函遞給工作人員。Manu透過一些關係，設法讓自己參加柏林一個平權組織舉辦的圓桌討論活動。他申請簽證時，德國大使館沒有任何質疑就批准了。
這封德語邀請函上寫著Manu要發表的演講主題為「埃及革命後的LGBT群體現狀」。從這名護照檢查官盯著邀請函的眼神，Manu可以確定他看不懂。終於，這名工作人員問道：「你要去德國講什麼？」
「人權。」Manu答道。
工作人員揮手示意放行。
在柏林，Manu參加了圓桌討論會，也拜訪了一位律師。他還去了服務當地LGBT群體的非政府組織Schwulenberatung。阿拉伯之春發生後，Schwulenberatung展開一項幫助同性戀難民的項目。該組織的一名個案調查員提供Manu一封文書，認定他是難民人口中更弱勢的子群體。接著，Manu去了一處難民處理中心。他的柏林律師指導他只說兩件事：
「我要申請難民庇護，」Manu告訴難民營的工作人員，「我是男同志。」這是Manu頭一遭以這種方式向政府工作人員描述自己。
那一年，有超過50萬的難民抵達德國。難民系統嚴重超荷，Manu陸續被轉移到好幾個營區：明斯特、勒沃庫森、科隆，但他竭盡所能地讓自己掌握控制權。在申請庇護的面談中，政府提供的阿拉伯語翻譯員是突尼西亞裔，但Manu拒絕了這樣的安排。他知道他有權選擇翻譯員的語種和性別，而他拒絕用母語講述他的故事──他認為恐同意識已深植於阿拉伯語之中。Manu堅持用英語、並且透過一位女翻譯員來講述他的故事。
在某些營區，工作人員試圖把Manu安置在大型的開放式寢室。之前曾有多名男同志在這種情況下遭到攻擊，而Manu一定會拿著從非政府組織那兒得到的證明，堅持要工作人員為他安排比較能保護隱私的住宿。他最後被安排到科隆城外的一處住宿區，這是一個由96個貨櫃改造而成的男性難民收容所，其中3個連在一起的貨櫃，專門收容男同性戀難民。
我幫Manu寫過一封信，證明我所知道他在開羅的經歷，我們也經常通電話。Manu到德國後的第一個冬天，Manu時常感到抑鬱。他討厭那個他稱作「同性戀貨櫃」的地方。他與五個伊拉克人共處一室，他們從被戰火蹂躪的鄉村逃出來。他們偷走Manu放在冰箱裏的食物，於是Manu後來只買豬肉製品，因為那些伊拉克人不會碰這些伊斯蘭教的禁忌之物。他們雖然都以同性戀的身份尋求庇護，卻也堅信同性戀是伊斯蘭教禁止的罪行。有一次，Manu準備入睡時，不小心聽到了這樣一段對話：
「總有一天我們得停止這樣做，」其中一個伊拉克人說，「我們現在是可以享受這種行為，但總有一天我們得停止。」
另一個男人表示同意。他們談及有朝一日以同性戀身份獲得庇護後，就要找老婆。
「至少我們是穆斯林，感恩真主。」其中一人說道，「我們懂得分辨對錯，我們可以修正自己，但德國人卻過著不懂得分辨對錯的生活。」
後來，營區的其他難民明白了這幾個貨櫃為什麼另外隔開。一天下午，一名黎巴嫩難民威脅要殺死Manu，並大聲叫他khawwal（玻璃）。經歷了這麼多趟旅程，走了這麼漫長的路，Manu感覺自己筋疲力盡──他仍然面臨同樣的言語、懷抱著同樣的恐懼。好在Manu也還保有同樣的機敏，他的智慧在德國比在埃及用處更大。Manu立即向警方報告了這起事故，並以受到威脅為由向政府申請住在個人公寓的經費。上完兩個月的密集德語課後，Manu的語言能力已足以讓他在一處充滿綠意的郊區找到一間不太貴的公寓，雖然小，但位在十六樓的景觀很美。搬進新家那天，是Manu在那個漫長冬季裏最開心的一日。
去年夏天，我去科隆探望Manu，對他的外貌變化之大訝異不已。他戴著圓形耳環，身材非常結實，他拚命上健身房健身。就連他的舉止都不一樣了：變得比較不拘謹、比較自在，彷彿內在的某種東西放鬆了。他說，有個開羅的同志朋友才來探望過他，向他宣布:「Manu，你變得更gay了！」
有天晚上，我們在科隆市中心，Manu指著一些馬路上無車但仍停在紅燈前等候的德國行人，說道：「我喜歡這樣。埃及那些總讓我抓狂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沒有秩序。」
Manu在我造訪的前一年取得了庇護身份。德國當局並未公開因性傾向而獲得庇護的難民人數，但柏林律師Dirk Siegfried告訴我，Manu申請庇護的理據非常充分。他給Manu一個少見的建議：在沒有律師協助下直接申請庇護，因為他堅信Manu有能力這麼做。「他能好好地講述自己的故事。」Siegfried說。在科隆，Manu造訪一個叫做彩虹難民（Rainbow Refugees）的組織，這個組織協助他申請住房。曾在這個組織工作的Felix Coeln告訴我，Manu有時候能比他更快想出針對官僚制度問題的解決辦法。Coeln說：「那些可以把自己安頓好、能妥善處理自己事務的難民，通常不會有太大問題」。但阿拉伯同性戀難民通常很難辦到，因為他們在家鄉和國外都曾遭受創傷。Coeln提到一名伊拉克難民曾在難民營中兩度遭遇恐同襲擊，但卻無法離開，因為他在德國社會無法立足。「他就像是失去光芒的火，」Colen說道，「到這兒三年了，連一句德語都不會。」
在科隆，Manu儘量避免與其他中東人在一起，甚至連支持團體裏的阿拉伯同性戀者都不接觸。「只要周遭有阿拉伯人在，我就覺得不自由。」他說。他相信這種感覺會隨著時間消失，但也坦言他有時會納悶，為什麼德國人要對這麼多像他這樣的人開放自己的國家。他經常回想起那時同住在貨櫃裏的伊拉克人，談論著有朝一日他們要停止做同性戀。「那是一段可怕的對話，」Manu說道，「我只能希望，在德國停留的這些年能讓他們改變這種行為。」
德國有一系列幫助新來人口找工作的德語考試，Manu在第一次考試中取得了164分，滿分是165分。這樣的成績已經讓他有資格工作，但他想取得更高等級的語言能力證明，於是他開始每天上4小時的課。前不久他獲得錄取參加一個政府單位的工作培訓項目，這個單位負責職業培訓、房屋申請和其他難民相關事務。Manu希望能為這個國家的難民系統作出貢獻，因為能留在這裏讓他心懷感激。
Manu的語言課同學大多來自於中東。他喜歡政府編撰的那些隱含意識形態宣傳的課本，也樂於看到同學們的反應。有一課講述一對同性戀伴侶，課堂上一個土耳其學生表露出厭惡態度，但遭到其他同學阻止。另外一次，一名蓄鬍的敘利亞人宣稱絕不會讓他的妻子摘掉頭巾，一名摘掉頭巾的伊朗婦女則用蹩腳德語激烈反駁：「這裏是德國！你要是不喜歡，可以離開。」
某日下午，我旁聽了一堂課，課堂上討論的課文是描述Müllsünder（亂丟垃圾的人）。金髮德語教師用阿拉伯語解釋：「這個詞的本意是haram（嚴格禁止的罪行）」，然後她切換回德語，「指那些用垃圾做壞事的人。」
課文列舉出法蘭克福對亂扔垃圾的罰款金額：亂扔煙頭，罰20歐元；隨地吐口香糖，罰35歐元；亂餵鴿子，得罰100歐元。
「有些罰款也罰得太重了一些吧。」一個伊朗女人說道。
「我覺得隨地吐口香糖罰35歐元不算重。」Manu說道，「一枚口香糖會黏在街道上很多年。」
一名法國籍的非洲裔女子表示贊同，「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她停頓了，努力想著合適的詞。
「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融入』，」老師說道。她微笑示意這是個笑話，然後每個人都笑了。
【註釋】
註1：朝覲是伊斯蘭教規定信徒必須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每一位經濟能力和體力能負荷的成年穆斯林，都負有到麥加朝拜的宗教義務。所有穆斯林都會盡最大努力，希望一生至少要前往麥加朝覲一次。
註2：埃及廣場革命從2011年1月開始，由於不滿物價上漲、失業率高和腐敗等問題，埃及多個城市發生民眾大規模集會，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埃及首都開羅的示威遊行活動主要在鄰近內政部大樓和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總部的解放廣場進行。
註3：張彤禾（Leslie T. Chang），美籍華裔作家，本文作者何偉的夫人。她曾作為《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在中國生活了十年，也是暢銷書《打工女孩》的作者。
註4：本文作者何偉寫過垃圾工Sayyid的人物特寫，發在紐約客雜誌的專欄上，中文譯文鏈接。
註5：Dropbox，一個云存儲服務平台 。
註6：根據伊斯蘭教教義，齋月期間，所有穆斯林從每天的日出到日落期間禁止一切飲食、吸煙和娛樂活動。通常人們在天亮前吃「封齋飯」，在日落後吃「開齋飯」。
註7：穆斯林兄弟會，也稱穆兄會，是2011年埃及廣場革命的主力軍，其領導人穆爾西接替穆巴拉克成為新總統。
註8：這是由Lawrence Durrell所著的小說，講述二戰期間的埃及亞歷山大港。
註9：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 指在埃及的基督徒，據埃及官方統計，2017年科普特人口占埃及全國9200萬人口的15%至20%，其中絕大多數信仰基督教。
註10：Queer，也譯作酷兒。原為對男同性戀的貶稱，有「怪異」之意，後被理論家用來反諷對抗父權理論中的二元性別理論。酷兒理論的存在是解構性的，它認為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是被文化與社會塑造的。而酷兒這一身份，是一種反對標籤化的存在，在本文中，它指的是一種與流動性傾向對應的身份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