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端 x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李肇祐:在香港,認同「中華民族」的人,心裏是怎樣的「中華」?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把促成本土身分認同的解釋直接倒轉過來。


2018年7月1日,一個慶祝香港回歸的巡遊在英皇道上舉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8年7月1日,一個慶祝香港回歸的巡遊在英皇道上舉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與《端傳媒》長期合作的稿件。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中港矛盾、本土主義崛起,相信近年大家已經對這些現象耳熟能詳。不少論者更指出,中國人,香港人兩個身分已變得難以兼容。撇開護照上的標籤及法律定義,做一個中國人在香港似乎不再是理所當然。這也帶出一個過去我們絕少會問的問題:在香港,甚麼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把促成本土身分認同的解釋直接倒轉過來,因為相對於香港人身分而言,「中華民族」之內包含更多政治與文化上獨特的族群。一個人要對「中華民族」產生認同感,往往需要接受或容忍更多族群之間的差異,而這種包容並非單單透過減少本土主義便可培養出來的。

過去的民調顯示,年輕人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普遍較年長者低,因此,主流的解釋傾向以不同年齡層的集體經驗為分析重心。這些分析非常重要,但它們尚未能解釋同代人之內的差異。事實上,參考香港大學過去的民調,儘管本土身分在18歲至29歲的人口中較普及,但在這個年齡層內仍持續有超過30%的人表達一定程度的中國人身分認同。而且,如果較年長的人的經歷令他們建立並維持中國人身分認同,那麼為什麼回歸後政府不斷透過學校及媒體建構年輕一代港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卻無法達到相同效果呢?

除了代際差異之外,其他解釋強調個人的經濟和政治考慮。例如,學者Steinhardt, Li 及 Jiang 的研究(2017)發現,愈信任中央政府的人,愈容易維持中國人身分。然而,目前尚未有證據確立兩者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在政治學文獻中,民族或種族身分認同往往是人們對政權有不同信任程度的其中一個原因,而非結果。而且,我們也很難解釋為何不少傳統民主派支持者既反對中共又視自己為中國人。

對社群的信念如何影響身分認同?

在最近一項研究中,我提出香港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或取決於一些關於人類社群的基本信念。具體一點來說,他們到底傾向相信社群的特徵會受外在環境影響,抑或是難以改變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會認真討論自己所擁抱的多個身分(如「中大人」、「沙田友」)背後是否真的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特徵。然而,心理學者發現,人們對社群的可塑性(group malleability)的想法原來存在顯著分歧,而這些分歧會影響他們面對社群問題時的態度及行為。根據 Molden 和 Dweck (2006)的觀點,人們對社群的信念大致可分為兩類:可塑(malleable)和固定(fixed)。前者假設社群的屬性以至當中成員的行為皆是由環境決定,會因領袖變化等外部因素而改變;後者則相信社群的特徵是(近乎)固定的,甚至與生俱來。我們經常聽到的「民族性」、「族群基因」論(如「古巴人有快樂的基因」),隱含的正是此類信念。

2018年10月1日,一個國慶活動在西環舉行。

2018年10月1日,一個國慶活動在西環舉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那麼,我們對社群可塑性的想法跟族群認同有何關係?族群身分是我們理解自我的重要部分,然而,它亦可與我們自身的價值觀及信念產生衝突(Chiu & Hong 1999)。可以想像,當一個族群身分包含的分類愈複雜,彼此矛盾愈多,這些衝突便愈常見。而面對衝突,我們一般有兩個選擇:一是把矛頭指向族群內某部分或全部人,與他們割席,然後改以一個較狹窄的定義去界定自己的族群身分,使之與自己的價值觀變得一致。在香港,近年社交媒體湧現各式各樣中國人跟香港人的簡單對比,結論大同小異,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正正反映不少港人透過建立本土身分來回應他們所面對的價值及文化衝突。

另外一個選擇是容忍這些衝突,與之共處。這並非不可能。相信族群是可塑的人或會認為既然民族身分與自身價值的差異來自外在環境,而非所謂的「民族劣根性」,那這些暫時的差異或許是可以容忍的。他們可能也會認為,只要易地而處,自己也會發展出相似的行為及文化,從而減少他們與一個看來是充滿矛盾的民族身分割席的機會。我們身邊或許也有這樣的朋友,他們對中國並非沒有不滿,但他們會告訴你,那些是制度及政治領袖的問題。例如,過去不少人會說「愛國不愛黨」,反映的正正是這樣的一套邏輯。換句話說,社群的可塑性為他們在中港矛盾中維持中國人身分認同提供了一個基礎。

在香港,甚麼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我和教育大學的一班同事透過電話隨機訪問1032位香港成年居民。我們採用學者 Halperin,Cohen-Chen 及 Goldenberg(2014)設計的四條關於社群可塑性的問題,去量度受訪者到底有多同意社群的特徵及文化乃環境決定。另外,參考傳統的做法,我們要求受訪者選擇一個最能描述自己的身份:「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當然,一個人可同時擁有多個身分,但今次研究的目的並不是要比較「香港人」與「中國人」身分哪個在香港較受歡迎,我們只希望識別出願意承認中國人身分的受訪者,並了解他們對社群可塑性的信念。為方便分析,我把「香港的中國人」與「中國的香港人」合併為混合身分。最後,問卷還包括一系列與新移民及中華民族相關的問題,由於篇幅所限,無法在此逐一介紹。

電話訪問的結果初步確認了我們的假設:首先,相信「社群是可變的」的受訪者較那些視「社群為固定的」的人,更認同中國人身分。其次,相信「社群是可變的」的受訪者較傾向認為「中華民族」包含不同的族群。相反,相信「社群是固定的」的受訪者較傾向視「中華民族」為單一的群體。最後,結果同時印證了一些流行的解釋: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的受訪者較大機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值得留意的是,對香港經濟狀況較滿意的人反而有較低的中國人身分認同,反映個人經濟狀況與身分認同的關係可能比傳統的假設更複雜。

當然,以上的結果未必能完全滿足我們對因果關係的關注。為了測試人們關於社群可塑性的想法會否導致他們更加認同中國人或混合身分,我在香港一所主要大學招募了200名本地學生參加實驗。參加者被隨機分配到兩個不同的組別,並閱讀一篇由我們撰寫的「科普文章」。其中一組的參加者的文章會強調一個族群所表現的不禮貌不文明行為是教育或環境影響的結果,另外一組的文章則指出這些行為反映一個群體的固有特質。當然,為免影響之後的調查,這些文章沒有提及中華民族及香港。參加者閱讀文章後便會填寫調查問卷。為免他們猜測實驗的目的,問卷除了身分認同的問題外,還包括一系列與今次研究無關的社會議題。實驗完結後,參加者會被告知實驗的目的,及學界相關研究的資訊。

雖然參加實驗的都是大學生,但實驗結果與我們之前的假設依然一致。首先,兩個實驗組別的參加者對社群的可塑性的看法有顯著差異,表明「科普文章」成功刺激他們對有關議題產生特定看法。其次,那些收到強調族群可塑性文章的參加者普遍比另一實驗組別的參加者有更高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由於參加者所閱讀的文章乃隨機選出,我們有較大的信心推斷參加者關於社群可塑性的想法與中國人身分認同存在一定因果關係。

這些結果對我們有甚麼啟示呢?迄今為止,很少民族認同調查會有系統地量度受訪者對社群可塑性的看法。是次研究提出證據,顯示這些看似與政治無關的抽象信念會影響個人的身分認同。今天全球環繞身分認同的衝突此起彼落,我們有必要找出,是甚麼導致很多文化上有共通點、表面上能夠和平共存的群體(如香港人和內地人)隔閡越來越深?

另外,我們過去可能認為民族認同是建基於某些對共同傳統及歷史的迷信之上,因此,不相信社群有固定特徵的人,他們的民族身分也不會堅定。然而,在今次研究中,我們發現這些人反而是較可能認同中國人身分的一群,反映社群可塑性的信念或許有助維持一些(相對本土身分而言)較多元的族群身分的認同。

當然,我們下一步要問的是,這些關於社群可塑性的不同信念是如何發展出來的?相關的研究刻不容緩。自2000年代以來,香港政府不斷努力提高市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通過社會組織,課程改革和交流活動,香港人,特別是學生,被灌輸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有共同的歷史及文化,中華民族各成員的關係「血濃於水」,彼此「同根同心」。與此同時,中國內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及差異則被有系統的掩蓋。在中港兩地人心愈走愈遠的今天,或許我們該問,這些看似政治正確的宣傳,會否同時令人對社群產生僵化的印象,或如趙永佳教授(2016)所說,令香港人缺乏面對一個複雜多元的中國的「抗體」,導致他們在面對中港間種種衝突時,對「中華民族」更加抗拒呢?

(李肇祐,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教授)

參考文章: Chiu, Chi Yue and Ying Yi Hong. 1999.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a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Role of Implicit Belief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2): 297–318.

Halperin, Eran, Alexandra G. Russell, Kali H. Trzesniewski, James J. Gross, and Carol S. Dweck. 2011. “Promoting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by Changing Beliefs about Group Malleability.” Science 333: 1767–1769.

Lee, Siu-yau. 2019. “Explaining Chinese Identification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Beliefs about Group Malleabil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DOI: 10.1080/01419870.2019.1583352

Molden, Daniel C., and Carol S. Dweck. 2006. “Finding ‘Meaning’ in Psychology: A Lay Theories Approach to Self-Regulation, Social Percep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61 (3): 192–203.

Steinhardt, H. Christoph, Linda Chelan Li, and Yihong Jiang. 2017. “The Identity Shift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0): 261–276.

趙永佳,〈香港2008年,無關痛癢還是民心轉捩點?〉,《端傳媒》,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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