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學院 深度

專訪蘇聯史專家祖博克:在一場失敗改革中利用知識分子,是件危險之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在革命之前,在共產主義歷史後期,知識分子都可能很容易激進化,從改革的力量變成毀滅的力量。


2018年11月26日,氣溫在零下35攝氏度,市民走過位西伯利亞東部城市雅庫茨克的列寧紀念碑。 攝:Mladen Antonov/AFP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11月26日,氣溫在零下35攝氏度,市民走過位西伯利亞東部城市雅庫茨克的列寧紀念碑。 攝:Mladen Antonov/AFP via Getty Images

初識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的名字,是在2017年讀到他的著作《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巴卓夫(戈巴契夫)》。當時印象尤深的是,他試圖運用「革命-帝國範式」解釋蘇聯的內政與外交,作出和西方學者相當不同的解釋。

隨着閲讀逐步展開,這位冷戰史與蘇聯史專家的更多作品進入視野,除《失敗的帝國》之外、《歷史的傑作:歐洲冷戰的和平終結》《日瓦戈的孩子:蘇聯最後的知識分子》《俄羅斯的理念:德米特里·利哈喬夫的生平著述》等都是相關領域的扛鼎之作。目前他正致力於《1991:俄羅斯摧毀蘇聯》的寫作。

祖博克生於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在莫斯科接受了從本科到博士的完整教育,前半生經歷了勃列日涅夫與戈巴卓夫時期,親眼目睹了戈巴卓夫的失敗改革導致蘇聯的解體。1990年代初,祖博克遠走美國訪學、任教,一住就是二十年。近年又移英國,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蘇聯史、冷戰史。

赴英交流期間,我有機會走進祖博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課堂,他極富個人魅力的教學風格深深感染了我。不像許多教師上課只是複述編排好的課件,祖博克總會提出很多開放性的問題,比如,「如果沒有一戰,沙俄政權還能夠活多久?能成功帶領俄國完成現代化嗎?」「從數據上看,1960年代蘇聯的經濟一直穩步增長,為什麼當時官方與知識界有很多聲音急於經濟改革?」......他非常鼓勵學生暢所欲言的大討論,而在每一次討論中,他總是嘗試着引出非常大膽與創新的觀點與視角。他也一直強調,應該閲讀來源於不同視角的歷史材料,拋去任何偏見去看待歷史,去追索歷史本身的現實。

雖然近三十年的學術生涯都身處歐美象牙塔,筆端也犀利剖析「社會主義帝國」的陰暗與失敗,但祖博克依然浸潤在對俄羅斯文化與歷史的深沉感情之中。他會如同親歷者一般,講述斯大林時代大清洗的苦難、衞國戰爭期間仁人志士們的壯烈、1960年代知識分子對真理的孜孜求索,在講述中帶着對於時代和社會深深的人文關懷,帶着對於歷史本身複雜性的凝視與尊重。

他最近出版的著作,主題獻給了外界並不熟知的中古俄羅斯文化史學家利哈喬夫,後者並沒有沙哈諾夫(Andrei Sakharov,沙卡洛夫)式的道義光環,畢生都留在俄羅斯同當局周旋,卻以另一種方式履行了文化傳承者的職責。在我看來,祖博克教授之所以選擇利哈喬夫作為主題,或許也是用這種方式,來表明「夫子自道」的心跡。

同樣,作為課堂上為數不多來自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我與祖博克教授或許能互相體會一些共通心境。私下裏,他會談及他年輕時的理想,談起自由主義與法國大革命,談起全球資本主義與身份政治,談起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 Dostoyevsky)、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與後現代理論,以及這個世界現在經歷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通過談論文化的連續與傳承、審查與「解凍」、知識分子的角色、民族主義的後果,我們隱然能夠觸及到中俄兩國之間的某種歷史共通之處。在1980年代各自面臨一場艱難轉型的三十年之後,這些共通之處,依然是一筆有待審視與梳理的遺產。

端=端傳媒

祖=祖博克

一枚郵票印上俄羅斯著名知識分子德米特里·利哈喬夫(Dmitry Likhachev,1906-1999)。

一枚郵票印上俄羅斯著名知識分子德米特里·利哈喬夫(Dmitry Likhachev,1906-1999)。圖:網上圖片

利哈喬夫:曾與沙哈諾夫齊名的知識界領袖

端:您兩年前出版了一本俄羅斯知識分子德米特里·利哈喬夫(Dmitry Likhachev,1906-1999)的傳記,出於什麼樣的初衷,使您下定決心為利哈喬夫寫這本傳記呢?因為比起索贊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索忍尼辛)、沙哈諾夫等人,利哈喬夫的名字在國際上並沒有那麼響亮,至少很多中國讀者從未聽說過他。

祖:我不大想寫一本關於索贊尼辛的傳記,因為之前已經有多位作者已經寫過多本非常優秀的索贊尼辛傳。沙哈諾夫也是一樣。

為什麼是利哈喬夫?因為利哈喬夫本人不是一位「異見人士」。他的一生更為複雜。他在蘇聯體制裏工作,作為蘇聯社科院的院士,他又是個完完全全的學者。他一生奉行的人生哲學是:你得和體制一起活着,無論這是個什麼樣的體制。你都得和國家、和官僚合作。

利哈喬夫本人不是「異見人士」,他一生奉行的人生哲學是:你得和體制一起活着,無論這是個什麼樣的體制。你都得和國家、和官僚合作。

1920年代,當時布爾什維克剛剛建立起政權,那時擺在知識分子面前的一個大問題是——「怎樣才算是愛國?」或者說,當共產黨建立起專政的時候,「愛國」究竟意味着什麼。當時許多人拒絕了共產主義,他們說「我們與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它是一個被共產黨佔領的國家。」其他的人則選擇留在了蘇聯,並與共產黨合作。為什麼?因為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來了之後總會走的,而國家和人民會一直留在那裏。

他們的具體目標是雙重的。第一:保護文化遺產,因為在共產主義下有太多對於古典文化的破壞。要我說,現代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發生在蘇聯的1920年代,而不是在中國。當時對於教堂、聖像畫、繪畫等等有太多破壞,因為它們被認為是屬於過去的。所以一些知識分子想盡力去保留這些文化遺產。

第二點,則是運用文化本身,作為影響社會、官僚機構和政權的力量。通過文化教育他們。這一點現在聽起來也許很天真,但是當時一些重要的知識分子真誠地相信這一點,而利哈喬夫就是其中之一,儘管他當時還太年輕,無法成為1920年代這種現象的一部分。

端:那麼在20世紀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中,他的獨特性在哪裏?

祖: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利哈喬夫在文化界變得愈發重要。並且他繼續保持1920年代的那個傳統。他與持不同政見者非常不同。他本人作為一座橋梁,連接着革命前、革命後、甚至後共產主義時代俄羅斯的初生。所以對我而言,他究竟對俄羅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着怎樣的看法,我非常感興趣。

利哈喬夫本人作為一座橋梁,連接着革命前、革命後、甚至後共產主義時代俄羅斯的初生。

想像一下在中國有這麼一個人: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出生,經歷了北洋時代、國民黨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了大饑荒和文革,一直活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那真是令人着迷的一生。我寫這本書,是試圖用一個人的傳記去記錄不同歷史時期的鉅變。而且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歷史記錄,而是通過一個人的一生去反映歷史,這樣會使這份追索更為個性化。

順便說一句,比起利哈喬夫,索贊尼辛和沙哈諾夫要年輕得多。他們在斯大林的統治下長大,而利哈喬夫依舊記得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而且與索贊尼辛不同,利哈喬夫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理解這一點並不容易,因為根據西方當下的定義,他應該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端:這一點讓人困惑,利哈喬夫一直深愛着俄羅斯的民族文化,但為什麼說他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祖:在今天的西方,你要麼是民族主義者,要麼是反民族主義者。如果你是個自由主義者,就不能成為民族主義者。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個二元化的世界,人們對於世界的理解變得非黑即白。所以在西方談論這個問題,會變得很困難。

在利哈喬夫這個例子裏,如果你從對文化和人民的熱愛來看,那麼可以說他是個民族主義者,因為他真實地關心這一切,他是個心在滴血的愛國者,每時每刻都在為俄羅斯遭受的創傷、文化紀念物的破壞、以及種種災難而感到心痛。

但與此同時,他畢生都在反對激進的族群民族主義。在他年輕的時候,激進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矛頭指向革命者、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因為在革命中有那麼多出身猶太人的領導人。因此,俄羅斯知識分子中有很多反猶太主義者,他們比利哈喬夫年長,甚至與他同齡。所以他不得不應付他們。他拒絕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

如果從對文化和人民的熱愛來看,可以說利哈喬夫是個民族主義者,但與此同時,他畢生都在反對激進的族群民族主義。

後來,在衞國戰爭期間和戰後,斯大林運用民族主義以實現自己的目標,比方說「我們有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蘇聯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等等——中國人應該非常熟悉這種表達吧?這是民族主義的一種形式。斯大林有選擇、有技巧地使用古老的、傳統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修辭和文化,同時也靈活地運用烏克蘭、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等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斯大林死後,特別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開始消亡的時候,官方開始試圖利用俄羅斯民族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來激勵年輕人,特別是自1965、1966年之後。共青團組織對此進行了試驗,他們仍然信仰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但開始嘗試使用民族主義作為激勵手段。

但利哈喬夫總是公開地反對這些。他認為,俄羅斯民族主義不可能在不破壞國家、破壞文化的情況下取得進展,因為俄羅斯是一個由許多民族、許多族群組成的大帝國。每個人都生活在帝國之內,並為帝國文化做出了貢獻。所以文化不是由一個民族創造的,而是由每個民族共同創造的。每個民族都共同生活在一起,少了任何民族,就沒有俄羅斯文化。順便說一句,他受到蘇聯漢學的影響很大,多年來受到中國文化研究的影響非常大。

其次,他當然意識到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所以如果你開始推動一種民族主義,例如俄羅斯民族主義。將自然而然其他民族主義也都會出來,比如說烏克蘭、亞美尼亞、波羅的海的民族主義......而最終民族主義會帶來政治災難。而每一次政治災難對於文化來說都是危險的。一旦發生暴力的種族戰爭,那麼文化古蹟的保存會變得很困難。

端:您提到,利哈喬夫認為無論是怎麼樣的政府,同當局合作總是非常重要的。在同蘇聯體制合作的過程中,利哈喬夫面對當局是如何堅持的?

祖:終其一生,利哈喬夫都在試圖保存俄羅斯的文化,保存俄羅斯的文化遺產和知識分子傳統。在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講之後,利哈喬夫感到當時的政治文化氣氛更為寬鬆了,也更積極地參與到挽救俄羅斯的文化遺產當中去。在給朋友的通信中,他曾說過:「如果人活着不戰鬥,不為你心中摯愛的東西做努力就沒有任何意義」,「子孫後代會問起我們做或沒做什麼——不是那些不關心俄羅斯文化的人......俄羅斯的一切對於我們都是尊敬且神聖的。」

舉例來說,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蘇聯正在經歷極為快速的經濟發展階段,當時赫魯曉夫許下了「二十年之內建成共產主義」這樣的豪言壯語。同時,蘇聯也經歷着快速的城鎮化、工業化,伴隨着的卻是對古老建築的破壞。當時列寧格勒曾計劃要拓寬城市的主幹道涅瓦大街,利哈喬夫利用自己作為列寧格勒市議員的身份,試圖挽救涅瓦大街上的歷史建築免遭厄運。他利用自己常年和蘇聯官方相處的經驗,知道官方也會聽人民與專家的意見——如果官員們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尊重的話。

利哈喬夫利用自己常年和蘇聯官方相處的經驗,知道官方也會聽人民與專家的意見——如果官員們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尊重的話。

他在報紙上撰文反對未來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建築潮流,並強調保護歷史文化建築才是當前建築界的首要任務。他激烈地反對在列寧格勒、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這樣的歷史城市建造大量高樓大廈,強調這樣會失去了俄羅斯城市獨特的歷史風貌。利哈喬夫的文章在列寧格勒市民之間產生了共鳴。在建築規劃委員會的關鍵會議上,利哈喬夫甚至用更為激烈的話語進行爭取。最終,涅瓦大街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得救了。

到了1980年代初。利哈喬夫的形象變得非常突出。1980年代發生了什麼?沙哈諾夫的作品被禁,他本人也被流放,而索贊尼辛此前就被驅逐出國。比起前兩者,利哈喬夫依舊待在蘇聯,他接受很多采訪,在電視上露面,當意識形態不再有效之時,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而他成為了温和、理性和文化融合的聲音。

因此,當戈巴卓夫開始他的改革時,他認為蘇聯知識分子會支持他的改革。那知識分子中誰擁有最大的權威呢?沙哈諾夫。當然,戈巴卓夫後來在1986年迎回了沙哈諾夫。但是,在戈巴卓夫剛開始改革的時候,利哈喬夫是在蘇聯國內的最具權威的知識分子。這兩個人成為戈巴卓夫時代的知識界領袖。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教授。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教授。圖:網上圖片

知識分子的薪火相傳

端:談起蘇聯知識分子,有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恐怕就是赫魯曉夫的「解凍」。當時許多蘇聯知識分子呼籲「回到列寧時代」 ,為什麼「回到列寧時代」成為「解凍」時代一個重要的思潮呢?

祖:大多數人說赫魯曉夫有一個「去斯大林化」政策。我倒希望他有一個政策,但實際上他的政治行為沒有統一性。回顧過去,歷史學家傾向於給過去尋找一種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統一性。比方說歷史學家們會說赫魯曉夫執行了一個「去斯大林化」政策,但我會說,實際上只有不同的部分,並沒有統一的政策。

「解凍」是對體制中新生的不確定性的反應。體制仍然非常強大,強力部門、宣傳部門、計劃經濟部門,一切都還在那裏。但由於斯大林本人不在了,所以缺乏對未來的確定性。蘇聯的領導班子也頻繁變動。所以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主要來源於將來會發生什麼的未知性。這導致了所謂的「解凍」。

在「解凍」中,審查制度並沒有被廢除,仍然非常強大。除了斯大林去世了以外,一切都像斯大林活着的時候一樣存在着。但有一點不同的是,斯大林去世之後,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恐怖」戛然而止了。

在「解凍」中,一切都像斯大林活着的時候一樣存在着。但不同的是,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恐怖」戛然而止了。

事實上,蘇聯知識分子從未產生過對斯大林的統一看法。有些人想念斯大林,其他人則對斯大林的死鬆了一口氣。這是因為他們對斯大林作為領導人,沒有任何的幻想。所以知識分子對於斯大林的看法非常多樣化。

而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所有的壓迫之後,在那麼多人喪生——死於恐怖統治,死於自然災害,死於戰爭、饑荒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在這一切悲劇之後,在蘇聯依舊有人帶着文化的「包袱」。那些文化「包袱」不容於斯大林體制,但這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當中還有人活過了所有苦難,活到了1950年代。

在1950年代,與學生見面、與學生交流變得相對安全。因為在1930年代,學生很有可能會將你說的報告給秘密警察。到了1940年代,這仍是非常危險的。但在1950年代,這方面的氣氛已經寬鬆很多了。所以當時有所謂的「研討會」現象,就是一個從革命前活到赫魯曉夫時代的「老人」,和學生相約在一個地方談論他經歷了40年帶過來的「包袱」。正是這種知識的傳遞,對於蘇聯文化史的下一時期非常重要。

在那之前,這些人是完全被遺忘的。他們看起來是那麼孤獨,歷史在他們身邊流過,年輕的人們不對這些學科感興趣。突然之間,在1950、1960年代,事情開始有了變化,開始有人來學習這些知識,繼承他們從革命前帶來的「包袱」。

在這一切悲劇之後,在蘇聯依舊有人帶着文化的「包袱」,活過了所有苦難,活到了1950年代。

端: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在尋求「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一些蘇聯的青年馬克思主義團體認為斯大林主義政權本質是反社會主義的,而他們在1950年代試圖在蘇聯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地下網絡。

祖:這樣類型的人在斯大林時代也有。當一些非常年輕的孩子,15、16歲那樣的年輕人開始對宏大問題感興趣時,他們會組成小圈子討論這些,形成了真正的列寧主義圈子。更糟糕的是,這會變得很危險。所以在斯大林時期,他們都被捕過,其中許多人在監獄裏被殘忍地殺害。

但在斯大林死後,漸漸地許多人開始以這種方式思考。這就像是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自然反應。如果斯大林是如此殘酷的人,如果斯大林在黨內殺死了這麼多好人,那麼這意味着什麼?它意味着在列寧時代是好的,而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在斯大林政權統治下變得腐敗和墮落。

另外還要加上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神話,以及19世紀的前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在斯大林統治下,除了少數例外以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被研究過。當時的歷史書對於革命開始的解釋是非常僵化而「正統」的,彷彿突然之間列寧和斯大林帶領我們贏得了革命。其他的革命者都被忽視了。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許多人開始探索正統革命史觀以外的革命運動,並開始重新發現更多的革命人物。以及許多布爾什維克以外的政黨、意識形態的革命人物。可以說,那時雖然大家對於革命還是有着很大興趣,但不再是斯大林晚期那些僵化的想法了。

戈巴卓夫「高估了知識分子的潛力」

端:除了那些激進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之外,還有很多人一方面希望在體制內往上升遷,同時也希望通過加入共青團,從內部改革體制?戈巴卓夫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嗎?

祖:我不這麼認為。要入黨並且從黨內進行「變革」,你必須屬於那些親革命和親社會主義的老知識分子。但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時期,他們中的很多人都遇害,他們的很多親人被殺,所以如果你屬於這群親革命的、親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大清洗之後都開始拒絕革命。

戈巴卓夫生長於一個農民家庭,他有非常好的機會能加入共青團,能入黨。對他而言,這甚至都不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支持蘇聯的人,親布爾什維克,所以他自然而然地繼承這些傳統。

端:那麼當時蘇共黨內又是如何看待從內部改革體制的?

祖: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是,應該區分本身是好的、正義的、重要的革命,和本不該發生的、導致了歷史偏離進程、腐化革命、促成黨的官僚化的斯大林。在黨內,從一開始就有兩個力量互相纏鬥。一邊是好的一方——真正的列寧主義;另一邊是黑暗的一方——斯大林主義,黨內的黑色惡魔。所以黨內就像有天使和惡魔在戰鬥一樣。最後,斯大林主義贏了,惡魔佔據了黨。而到了1950年代,我們有唯一的機會去扭轉局勢,把純粹的社會主義者、革命者招募入黨,而不是那些只想着金錢與權力的官僚。所以對於當時來說,黨的淨化非常重要。

在很多人的日記裏,他們把老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者做比較。他們認為老布爾什維克有着純潔的革命動機,非常理想主義。當然,這都是些關於老布爾什維克的神話。但195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老布爾什維克們與斯大林主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斯大林主義者當然都是腐敗的、物質主義的、追求名利的、卑鄙的,沒有文化的,以及所有負面的描述。

戈巴卓夫。

戈巴卓夫。攝:Micheline Pelletier/Sygma via Getty Images

端:戈巴卓夫本人就是「二十大的孩子」(指受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影響的一代人——編者注)之一,您認為「解凍」時期的思想怎樣影響了戈巴卓夫本人和他的改革?

祖:他不算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案例。他並不百分百是「二十大的孩子」,但是他受到了那個時代思潮的影響。他不是那一代的普通一分子,而屬於那一代非常精英的群體,那個去莫斯科國立大學上學的精英群體。

戈巴卓夫1955年從莫斯科國立大學畢業之後,被派往外省工作了20年。他身邊並沒有一個活躍的知識分子圈子,只是偶爾遇到自己在莫斯科時期的朋友。我把這種現象稱為「凍結」,這導致了戈巴卓夫的觀點並沒有像其他知識分子、那些留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同學那樣出現變化。

所以當他1978年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其實更大程度地被保留着1950年代的種種想法.....而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的知識分子,早就不相信1950年代的那些內部改良或者回到列寧時代想法了。所以戈巴卓夫剛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在道德觀上被震驚到了。他發現理想主義都已經不見了,每個人都只關心物質生活、消費主義的那些東西......人們已經失去了任何目標。

端:這大概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社會和知識分子的普遍寫照吧?

祖:是的,這就是勃列日涅夫晚期的樣子。某種意義上說,戈巴卓夫很幸運,因為安德羅波夫是他的伯樂。雖然安德羅波夫是個保守主義者,但確確實實屬於那個國際共產主義者群體,很少有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在斯大林的統治下倖存下來,而安德羅波夫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對他和戈巴卓夫來說,他們每一次在外省見面,都會討論文化,討論思想,討論社會主義的未來,戈巴卓夫喜歡討論這所有東西。可是當他回到了莫斯科時,他意識到他身邊再也沒有人可以討論這些理想主義的東西。即使安德羅波夫也不能,他們再也不能和自由地交談。因為在莫斯科他們都受到監視,勃列日涅夫非常看重這個。

所以戈巴卓夫當時遭遇了道德上和智識上的衝擊。後來,當他成為總書記的時侯,他很快就開始給予知識分子很多空間和權力,其中包括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思想家、哲學家、作家等等。但我認為非常值得關注的是,他高估了作家們的重要性,也高估了知識分子的潛力。

戈巴卓夫高估了作家們的重要性,也高估了知識分子的潛力。

端:那您怎麼看待知識分子在戈巴卓夫改革和蘇維埃帝國最後歲月裏扮演的角色呢?

祖:關於這個問題有很多不同觀點,因為蘇聯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統一整體。其中有自由主義者,有社會民主主義者,有類似於保守主義者的基督教知識分子,有許多不同的群體。

顯而易見的是,知識分子自身無法創建一個政黨,無法創立政治運動。因為知識分子中間有太多不同的人、太多不同的觀點。因此,戈巴卓夫最初的想法是,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上面啟動改革,而知識分子們將支持這些改革。他認為知識分子是自己改革的天然盟友。出於這些想法,他開始了名為「公開化」(Glasnost)的改革,這個過程主要是為了讓知識分子能夠說出自己的想法,能夠有一定的自由空間支持戈巴卓夫隨後的改革。

公開化一開始的時候,很多人還是很小心翼翼的,人們不知道這一次自由化的尺度會到哪裏。但至少作家們開始發表小說,從前被禁的藝術品重新可以展出。到了1988年4月,戈巴卓夫明確發表講話支持公開化。他表示不應該對公開化的尺度有任何限制。審查雖然仍然存在,但實際上在1988年4月之後,知識分子可以自由地說出他們的想法。

很快,知識分子的想法開始激進化。比方說,最初人們討論的是斯大林的罪行,就像20年前在赫魯曉夫時代發生的那樣,但是這次顯然更為激進,更為公開化。很快,有些知識分子開始質疑列寧和革命本身。這對於戈巴卓夫、對那些真正的社會主義信徒來說非常痛苦——怎麼能對整個體制、整個歷史提出質疑呢?有些人向戈巴卓夫建議,這件事情已經走得太遠了,這時候採取一些措施了,得趕緊結束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破壞行為。

很快,知識分子的想法開始激進化。最初人們討論的是斯大林的罪行,很快有些知識分子開始質疑列寧和革命本身。

戈巴卓夫拒絕這麼做。他認為知識分子只能成為盟友,不可能成為敵人。他下定決心不會在任何情況下使用武力中斷公開化。不過整個激進化的過程不斷深入,整個過程對於蘇共的領導權威和國內的意識形態統一性,都極具破壞性。

到了1989年底、1990年春,許多知識分子開始覺得戈巴卓夫的改革對於他們來說太過於温和了,在他們眼中改革進程應該更快,更激進。尤其是莫斯科的很多知識分子開始改變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比如說他們不再稱自己為「人道社會主義者」,不再稱自己為列寧主義者。他們開始說整個革命歷史都是錯誤的,列寧和斯大林沒什麼兩樣,都是暴君。

因此,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轉向自由主義,甚至有些人轉向保守的自由意志主義,基本上將整個國家制度和國家本身視為極權主義。整個過程發生得非常迅速。戈巴卓夫知道這些事,他看到了整個轉變的過程,而且當時的克格勃主席以及其他高級官員提醒了他,自由化的過程破壞了國家和體制的穩定。我們不知道戈巴卓夫對此有何確切的看法,但一個很明顯的狀況是,知識分子不再是他的盟友了。

很多知識分子都開始反對戈巴卓夫,開始將他們自己看作比戈巴卓夫更為激進的變革力量。後來戈巴卓夫的競爭對手葉利欽的名字變得越來越響亮,許多知識分子將葉利欽視為政治局的「反叛者」,希望利用他的政治經驗和群眾號召力,來推進民主化進程、摧毀這個糟糕的極權主義體制。

這個情況到1990年下半年非常明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拋棄了戈巴卓夫,開始反對他的改革計劃,支持葉利欽作為激進的反對派領導人。所以這是一段非常複雜的歷史,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戈巴卓夫從未真正理解為什麼知識分子突然拋棄他。

從某種意義上說,戈巴卓夫從未真正理解為什麼知識分子突然拋棄他。

端:究竟為什麼蘇聯知識分子會突然變得激進化、在日益深化的改革中拋棄戈巴卓夫呢?

祖:如果我們回看俄羅斯的歷史,尤其是革命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歷史,我們就會看到,利用知識分子是件多麼危險的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在革命之前,在共產主義歷史後期,知識分子都可能很容易激進化,從改革的力量變成毀滅的力量。

如果我們回看俄羅斯的歷史,尤其是革命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歷史,我們就會看到,利用知識分子是件多麼危險的事。

這一切的一切,都來源於對於改革的急切、受挫以及其他種種情緒。當你很急切地想要看到變革,但看不見確確實實的改善,相反你看到了戈巴卓夫經濟改革導致的混亂。你就開始急切地想要更多,並走上了街頭。

從這時候開始,意味着國家機構對於改革進程開始失去控制,改革進程在一些方面被「革命化」。這些知識分子都知道如何運用語言的力量去動員民眾,人民開始跟隨他們的步伐,千千萬萬的人開始走上街頭。

然後,這就成為了一個政治抉擇......該怎麼辦呢?戈巴卓夫不想使用武力,不想用暴力來中止民眾的公開抗議,但這些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越來越多地針對他的權力基礎,反對國家的控制與穩定。所以這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沒有任何建議是完全正確的、萬無一失的,那你會怎麼做呢?

1986年1月1日,莫斯科的街上人民排隊進麵包店。

1986年1月1日,莫斯科的街上人民排隊進麵包店。攝: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蘇聯解體最重要原因是失敗的改革

端:戈巴卓夫一直到最後也不願意使用武力,但整個過程到最後導致了蘇聯的解體。您現在正在寫《1991,俄羅斯摧毀蘇聯》,為什麼認為是俄羅斯摧毀了蘇聯?俄羅斯民族主義和蘇聯之間總是存在着很強的張力嗎?

祖:按照最字面上的意思——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聯邦宣布了主權獨立,給了蘇聯最致命一擊。

俄羅斯民族主義一直存在。一些支持俄羅斯主權獨立的人確實是民族主義者,但是當時主要的政治運動——政治上非常積極、對於蘇聯體制非常有破壞性的運動——不是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是自由民主運動。俄羅斯的自由民主運動主要由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知識分子組成,在蘇聯的最後關頭支持了葉利欽的領導。

當你回看這場運動的時候,會注意到那些在1950和1960年代喊着「回到列寧」口號的人們,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往往變得完完全全地反對蘇共、反對蘇聯體制了。他們不僅僅否定了斯大林,也否定列寧,否定1917年革命。

端:這最後導致了蘇聯解體?

祖:思想本身不會自動導致蘇聯解體。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它有着非常多的原因。我認為蘇聯解體最重要的原因,是失敗的改革。

事實上,俄羅斯是第一個宣布主權獨立的體量較大的加盟共和國。但不是第一個宣布獨立的加盟共和國,因為第一個是立陶宛,之後還有格魯吉亞、摩爾多瓦。但這些共和國體量都非常小,都位於帝國的邊疆區域。假設蘇聯能夠很好地控制住俄羅斯,這些邊疆問題大多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也許使用武力,也許使用經濟方式,也許其他方式。但是蘇維埃帝國的核心部分俄羅斯自我宣布了獨立,那也就沒有辦法了。

比方說,如果中國的漢地十八省加上首都北京宣布從中國獨立出來,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吧?當然,中國不是這麼構建的,中國憲法原則上就是一個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國家。但是蘇聯是這麼構建的,雖然俄羅斯本身的面積已經被縮小了,很多邊疆地區劃分出來,設立了單獨的加盟共和國,但是俄羅斯聯邦的體量還是非常大的,是帝國除了邊疆區域以外剩下的部分,突然之間,帝國的核心宣布反對帝國,那帝國又該如何延續下去呢?

中國的憲法和民族主義之間沒有一個很大的裂縫。而蘇聯歷史戲劇性的一幕是,蘇聯憲法和黨政、經濟體制之間,有着一個巨大的裂縫。

端:回看1980年代,我們今天該如何吸取歷史教訓?或者說,這種「吸取」在多大程度上能起作用?還是說形格勢禁,我們只能看着歷史一步步走向特定的結局?

祖:從蘇聯歷史中可以學到什麼樣的教訓,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認為對於中國的情況來說是那麼對應的.......正如我所說,中國的憲法和民族主義之間沒有一個很大的裂縫。而蘇聯歷史戲劇性的一幕是,蘇聯憲法和黨政、經濟體制之間,有着一個巨大的裂縫。俄羅斯本身作為這麼大的一個加盟共和國,使得像葉利欽這樣的人打這張牌,這是俄國特有的情況。

我沒有準備好回答這麼一個問題,我不知道具體哪些教訓中國可以吸取。但可以說的是,對於俄羅斯來說,蘇聯歷史提供了一些經驗教訓。

首先,當你依靠知識分子和他們的想法來改變社會時,必須非常謹慎。戈巴卓夫對於知識分子和作家的信任太多了,因為戈巴卓夫本人就屬於這種文化的一部分,一種非常看重知識分子和作家的文化。知識分子固然重要,但就改革而言,你必須非常謹慎地給予特定人群制定改革方案的空間,這些改革方案必須實事求是,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層面非常好看。

知識分子固然重要,但就改革而言,你必須非常謹慎地給予特定人群制定改革方案的空間,這些改革方案必須實事求是,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層面非常好看。

其次,在像戈巴卓夫這樣開啟自由化和民主化進程之前,你必須清楚地看到,將從這種自由化和民主化中得到什麼。從理論上講,我們都是民主主義者,我們都愛民主。我們都明白權力應該來源於人民,這是法國革命以來普遍的政權合法性。但在實踐中,自由化和民主化會給國家帶來什麼?對於仍然在追求人民主權、民主制度、自由制度的國家,他們必須非常小心地處理這些問題。

戈巴卓夫只是覺得,需要迅速行動去促進自由化,但問題是很快他就失去了對自由化的控制。當時人們認為自由化是好事,這會帶來更多公開討論,更多民主,更多自由。但是到最後,整個過程帶來的是混亂和崩塌。這件事好嗎?這對一些人,比如對波羅的海國家來說是好事,他們獲得了獨立。但對於其他人來說,這是非常複雜和糟糕的的事,比如格魯吉亞,因為政治改革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並沒有成為一個繁榮的國家。所以你必須要看到歷史中具體發生了什麼,在整個過程的最後,誰贏得了果實,誰又失去了。不僅僅完全是從理論上討論「民主是好的,威權是壞的」,這種解釋太簡單了,而歷史本身往往復雜得多。

(曹茗然,就讀於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和政治學專業)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蘇聯 曹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