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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運偉大之思者,行偉大之迷途? ——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

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遭遇,首先是一個「哲學問題」,其次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判斷問題。


1934年10月1日,德國的獨裁者希特勒在Bückeberg。  圖: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
1934年10月1日,德國的獨裁者希特勒在Bückeberg。 圖: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

【編者按】本文是《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的節選。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周濂。本書匯集100篇西方哲學普及文章,主題涵蓋從古希臘到羅爾斯,以「不高冷」亦「不輕佻」的方式,講述一部「明明白白的西方哲學史」。端傳媒經作者及出版社授權,刊發節選文字,以饗讀者。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

作者:周濂
出品方:理想國
出版社:上海三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4

納粹分子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曾經這樣概括亞里士多德的一生:「亞里士多德出生,工作,去世。」——我想這應該就是哲人最理想的人生了吧:思想與生命完全同一,絕對精純,毫無雜質。

如果沒有捲入1933-1934年的納粹運動,海德格爾原本也可以這樣纖塵不染地度過一生,然後順理成章地躋身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行列。可是因為有了這段難以洗白的納粹過往,海德格爾的形象變得曖昧不明、爭議不斷,時至今日,即使他已經去世42年之久,依舊處於輿論的風暴眼中。

那麼海德格爾到底都做了些什麼呢?讓我們先來梳理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4月,時年44歲的海德格爾接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發表題為《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的就職演說。次年4月,他辭去校長職位。海德格爾的大學校長生涯只維持了短短一年的時間,在這期間,他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情:

首先,為了擔任校長一職,海德格爾加入了納粹黨,並且將納粹黨員的證書一直保留到1945年。

其次,在任職期間,海德格爾發表了不少吹捧希特勒的言論,並於1933年5月20日給希特勒專門發去電報,大意是請求按照黨的意志來改造大學。

第三,海德格爾表現出一定的排猶傾向。比如,他與具有猶太血統的恩師胡塞爾中斷了關係,在後者重病期間以及葬禮上均未露面,非常不近人情;此外,他通過打小報告暗示一位學者與猶太人有牽連,阻止該學者謀得教職。

平心而論,這些舉動都算不上光彩,但是對於久經政治運動的中國人來說,也不會覺得特別難以接受。海德格爾的所作所為充其量表明他是一個城府頗深的政治投機分子,還算不上大奸大惡之輩。時過境遷,只要他表個態,認個錯,就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可是讓人大惑不解的是,「二戰」結束之後,海德格爾對這段往事卻始終諱莫如深,從未在公開場合道歉,對納粹暴行和奧斯維辛集中營也不置一詞。1966年他接受德國《明鏡》雜誌採訪——這是他生前唯一一次公開談論與納粹的過往——條件是必須在他死後才能發表。十年後海德格爾去世,這篇題為《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的採訪也公之於眾,然而人們沒有讀到一句真心悔過的話,有的只是各種閃爍其詞的辯解和託詞。

在這篇題為《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的採訪中,人們沒有讀到一句真心悔過的話,有的只是各種閃爍其詞的辯解和託詞。

在解釋投身納粹運動的動機時,海德格爾說:「我當時的判斷是:就我所能判斷的事物的範圍來看,只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和確實有生氣的、有建設能力的人物一起來掌握未來的發展過程。」這句話的意思是,當時我別無選擇,納粹和希特勒是拯救德國的唯一力量,所以,我雖然看走了眼,但是責任並不在我。

此外,海德格爾還在訪談中再次強調技術對於人類未來的威脅,他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能夠為技術時代安排出一個政治的制度來,我為這個問題提不出一個答案。但我不認為答案就是民主制度。」雖說批評民主制度不等於擁護極權制度,但是在這樣一個訪談裏,選擇繼續批評民主制度和技術時代,足以看出海德格爾的頑固和傲慢。

很顯然,《明鏡》雜誌的訪談不但沒有平息風波,反而讓這場公案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同情者稱,海德格爾投身納粹運動只是哲學家的一時糊塗,白璧微瑕,無損於他作為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的聲譽;反對者則認為海德格爾是終生的納粹分子,在他的哲學和納粹主義之間存在着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同情者稱,海德格爾投身納粹運動只是哲學家的一時糊塗;反對者則認為海德格爾是終生的納粹分子,在他的哲學和納粹主義之間存在着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從最近披露的私人筆記和私人信件來看,我們可以確定,至少在1930年代,海德格爾的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分子和反猶分子。比如,在1931年的聖誕期間,海德格爾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作為禮物送給弟弟,並在信中盛讚希特勒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當所有人都一頭霧水的時候,他也能辨別清楚」。海德格爾認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也就是納粹運動會呈現「一種嶄新的局面,它不僅僅是政黨政治,更事關歐洲和西方文明的贖罪或者衰落」。在信中海德格爾豪情萬丈地預言:「看來,德國終於覺醒了,開始理解並掌握自己的命運。」

1933年4月13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三個月後,海德格爾繼續在信中讚美希特勒:「每一天,我們都在見證着希特勒成為一個政治家。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將會發生改變,每雙眼睛都能看見,每隻耳朵都能聽見,每一位在鼓舞自己行動的人都會感受到真正而又深刻的興奮,我們見證了偉大的歷史,見證了壓力之下將帝國精神和民族使命照進現實的時刻。」

在私人筆記中海德格爾也對猶太人進行了種族主義意義上的批評,他說:「猶太人憑藉他們傑出的計算天賦,已經按照種族原則生活了最長的時間,因此他們拼命為自己辯護,反對種族原則不受限制地運用。」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圖:Bettmann/Getty Images

懷着鄉愁尋找家園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評價海德格爾的以上言行?一朝是納粹分子,終生都是納粹分子嗎?如果海德格爾哲學與納粹運動之間存在着本質性的關聯,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閲讀海德格爾?難道我們不怕在閲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中了毒,成為一個反猶主義者甚至納粹主義者嗎?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海德格爾的個人生活,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氛圍。美國學者朱利安·揚指出,海德格爾的祖父是鞋匠,父親是業餘的銅匠,母親是農婦,這對我們理解海德格爾意義重大。

終其一生,海德格爾都對鄉村生活抱有深厚的情感,對城市生活則充滿厭惡之情。鄉村生活是典型的共同體(community)生活,在這個通過血緣、感情和倫理團結為紐帶生長起來的生活世界裏,人與人親密無間,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更重要的是,鄉村生活使人擁有直接的生活經驗,而非間接的生活經驗,人們對於生活的其來有自了然於胸,有着非常清晰的脈絡感,因此他們的生活也就更加簡單紮實。用海德格爾最喜歡的話說,這是一種「有根的」生活方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城市生活是一種「無根的」生活方式,它立足於契約關係,是機械的和人為的聚合體,人們表面上生活在一起,其實卻彼此疏離,漂泊無依。

終其一生,海德格爾都對鄉村生活抱有深厚的情感,對城市生活則充滿厭惡之情。

18世紀的德國詩人諾瓦利斯曾說:「哲學就是一種懷着鄉愁尋找家園的衝動。」對德國哲人來說,這種衝動不僅指向真實的大地,同時指向遙遠的古希臘,黑格爾曾經動情地說道:「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

德國人在哲學、音樂、詩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讓他們深信自己的民族不僅是特殊的,而且是優異的,這種優異性突出體現在內在性和精神性的成就上。相比之下,英國人代表了自我中心、唯利是圖的商業主義,而法國人只擁有膚淺的感性,他們是西方文明沒落的象徵,在這個虛無主義的黑暗時代,只有德國人才能擔負起作為世界精神領袖的重擔。

這當然是一種非常虛妄的感覺,就像一位德國歷史學者所說的那樣:「每一個經歷了多年政治虛弱後突然在世界上獲得了權力和聲望的民族,都免不了這樣幾種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民族自大狂,傾向於迷戀本土的一切而貶低外來的一切。……我們開始在學術工作上自吹自擂,炫耀民族自豪感,以黨派的門戶之見影響學術研究。」

在1930年代的德國,我們看到了所有這些毛病的總爆發。把技術和民主政治理解為現代性的核心,把德意志的獨特性誇大成德意志的優越性,進而認為德國應該承擔起復興西方文明的偉大使命。

在1930年代的德國,我們看到了所有這些毛病的總爆發。把技術和民主政治理解為現代性的核心,把德意志的獨特性誇大成德意志的優越性,進而認為德國應該承擔起復興西方文明的偉大使命,在這些基本判斷上,海德格爾與納粹一拍即合。也正因如此,他才會在1935年發表的演講《形而上學導論》中盛讚「納粹的真理與偉大」。

到了1953年,正式出版《形而上學導論》的講稿時,海德格爾把「納粹」二字改成「這個運動」,並且加括號說明這個運動指的是「星球式特定的技術與新時代的人的相遇」。這個改動充分說明,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遭遇首先是一個「哲學問題」,其次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判斷問題。事實上,從1966年的《明鏡》雜誌訪談中也可以看出,直到晚年,海德格爾依然認定,自己只是在具體的判斷上犯了識人不明、所託非人的錯誤,但在根本的判斷上並沒有錯。

危險的迷途

美國學者馬克·里拉說:「如果哲學家試圖當國王,那麼其結果是,要麼哲學被敗壞,要麼政治被敗壞,還有一種可能是,兩者都被敗壞。」我完全認同馬克·里拉的這個判斷,事實證明,一旦思想者突破思想的邊界,加入權力的遊戲,就必定會對權力屈服,最終成為獨裁者的工具和附庸。海德格爾與納粹的糾葛再一次證明了這個道理。

「如果哲學家試圖當國王,那麼其結果是,要麼哲學被敗壞,要麼政治被敗壞,還有一種可能是,兩者都被敗壞。」

海德格爾不僅在現實判斷上出現了難以饒恕的錯誤,在哲學判斷上也存在根本性的問題。在《形而上學導論》中,他把俄國和美國相提並論,認為它們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同樣都是脱了韁的技術狂熱,同樣都是放肆的平民政制。」在我看來,這種思維方式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抽象思維」的典型表現。當我們用一種高度抽象的標準去衡量一切事物時,或許能產生別開生面的洞見,但也會讓我們喪失最基本的常識感。

說到這裏,我忍不住想複述維特根斯坦的那句忠告:「研究哲學如果給你帶來的只不過是使你能夠似是而非地談論一些深奧的邏輯之類的問題,如果它不能改善你關於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險的語句時比任何一個記者都更為謹慎,那麼它有什麼用呢?」

當然,海德格爾畢竟還是說對了不少東西,他對於連根拔起的現代生活方式的批判,對於技術時代人的處境的反思,都足以讓我們警醒。海德格爾曾說:「無家可歸成為一種世界命運。」當看到從月球傳回的照片時,海德格爾驚呼道:「人現在已被連根拔起。我們只還有純粹的技術活動和聯繫。人今天生活在其上的,已不再是土地了。」

海德格爾畢竟還是說對了不少東西,他對於連根拔起的現代生活方式的批判,對於技術時代人的處境的反思,都足以讓我們警醒。

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看海德格爾的反應,包括他對鄉村生活的沉迷以及對現代技術的排斥,會覺得他目光短淺、少見多怪。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現代人的見怪不怪難道不是隱藏着更大的危機嗎?當我們在影院欣賞諾蘭的《星際穿越》,當我們習慣於隨時隨地去網上衝浪,有沒有嚴肅認真地反問過自己,這種連根拔起的無根生活真的是我們嚮往的生活嗎?

德國詩人荷爾德林說:「哪裏有危險,哪裏就有拯救者生長。」在海德格爾的有生之年,親眼目睹過危險,也親身參與過拯救,但是他發現,人對自身命運的掌握和拯救,無不以慘痛的失敗告終。或許也正因如此,他才會把1966年的《明鏡》訪談命名為「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

在海德格爾的有生之年,親眼目睹過危險,也親身參與過拯救,但是他發現,人對自身命運的掌握和拯救,無不以慘痛的失敗告終。

我不認為海德格爾一輩子都是納粹分子,但是海德格爾一輩子都是現代性特別是民主政治和技術時代的反對者,這是他的根本立場。出於思想者的傲慢,同時也擔心讀者將放棄閲讀他的著作,他在戰後的漫長歲月中對自己的納粹經歷保持沉默,這個選擇本身再一次體現出他的頑固和狡黠。

最後我想用海德格爾本人的一句話來結束這一講的內容:「運偉大之思者,行偉大之迷途。」我想接着海德格爾往下說,迷途再偉大,依舊是迷途,迷途越偉大,危險越深重。

(周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外國哲學教研室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語言哲學,著有《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正義的可能》、《正義與幸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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