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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雨蒼:台灣面臨新型態資訊戰,不僅是「網軍」那麼簡單

我們知道中國有統一台灣的意圖,也看到了這些資訊很可能遭到操作的痕跡,以及部份親中媒體正在進行的資訊轟炸。根據這些癥狀背後因素的交叉比對,我們可以說,台灣目前面臨的中國攻擊,跟烏克蘭所面對的俄羅斯攻擊,有非常多雷同的狀況。

刊登於 2019-04-29

#資訊戰#林雨蒼

【編者按】:資訊戰,是台灣日前討論很多的一個詞。2020總統大選在即,關於選戰期間的資訊消息尤其受到關注,而實際上從去年底的地方選舉開始,台灣媒體及網絡上就陸續爆出中國在操縱台灣資訊的指控,如台灣熱門論壇Ptt上的疑似中國ID網軍、臉書粉絲專頁接到疑似中國公司購買申請、台灣網美疑似被招募宣傳「一國兩制」等。針對「中國發起資訊戰」的質疑,主要包括:1、是否有真憑實據證明資訊戰的存在?2、有無誇大資訊戰的效應?本文為對全球範圍內「資訊戰」的細緻梳理,以及對這兩個問題的回應。端傳媒歡迎不同意見加入討論。

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究竟是什麼?「資訊戰」這個名字聽起來新潮。但是,如果講起「心戰」,大家就不會感到陌生了。

歷史上早有這樣的戰術。西元前202年,劉邦率軍於垓下包圍項羽的楚軍,為了徹底瓦解楚軍的鬥志,劉邦命令漢軍唱楚地的歌曲。項羽聽到歌聲後,誤以為漢軍已經佔領了楚地,只好連夜奔逃,這是「四面楚歌」成語的由來。

資訊戰,是混合戰(Hybrid war,或名Hybrid threat、Hybrid adversary)的其中一環。混合戰結合了過往的常規戰、非正規戰、資訊戰等,之所以選擇非常規行動,除了出其不意,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意圖:難以被歸責或追究。為了這個目的,行動者傾向採取難以取證,或是刻意掩蓋、混淆的手法,目的是為了當被追究時方便否認,被稱為「易否性」(Plausible Deniability)。這是這類行動的基本邏輯,也是特徵。

混合戰其中的資訊戰,說穿了就是心戰,但又不只是心戰。戰爭的關鍵在資訊,如果可以取得更多真實資訊,確切了解現在的狀況,那麼戰爭越可能獲勝;如果能在此同時混淆敵方的資訊,讓對方誤判情勢,一來一往,取勝機會又會更高。

只是,在網路發達的現在,資訊戰已經不是傳統空投傳單的那種僅止於情報性質的心戰。透過網路線與社交網路,資訊戰可以有不同世代的打法,就如同三維空間的棋盤一樣,已經無法用二維空間棋盤的思維來思考。

當我們在網路上進行各種活動,包括消費、娛樂、人際連繫時,這些提供服務的公司,也開始記錄你我的喜好和習慣。
當我們在網路上進行各種活動,包括消費、娛樂、人際連繫時,這些提供服務的公司,也開始記錄你我的喜好和習慣。

技術發展,網路成新戰場

當我們在網路上進行各種活動,包括消費、娛樂、人際連繫時,這些提供服務的公司,也開始記錄你我的喜好和習慣。你偏好怎樣的商品、按了誰的讚,網路服務能將你可能會喜歡的品項以及言論內容推薦給你,當然也為你營造出了同溫層、掌握了你從意識型態到消費習慣的喜好。

這些服務都要花費金錢來經營,但許多使用者卻偏好使用免費的網路服務。該怎麼辦呢?有句話說,「如果(使用網路服務)不用付錢,那麼你就是那個產品!」許多公司開始兜售版面,供廣告商放上廣告,以賺取廣告費用。那些為了改善網站以提供個人化服務所記錄的資訊,若是用在廣告上,就能讓廣告更精準地契合使用者的興趣,更能刺激使用者點擊。有些網站甚至開始兜售使用者的相關資料。以往,為了收集別國資料,可能要派間諜過去刺探相關情報;現在,只要收購相關資料,或是極權國家要求旗下的企業上繳使用者資料,這些情報就輕易到手。2014年的劍橋分析公司就用「這是你的數位生活」app,收集了高達8,700萬名使用者資料,轉賣給其他公司,成為後續投放假消息的參考資料。

收集資料也不只是網站的專利,在行動裝置上,還能收集到更多資料。以手機為例,有些軟體為了提供服務,會收集使用者所在的地點等相關資訊,並收集到伺服器當中。但這些資料一旦外洩,透過這些資料的相互交叉比對,比如說,使用地理位置的相互勾稽,就能找到手機使用者的交友網路、活動型態、工作與住家地點等等,進而收集到使用者的生活型態。

如果手機軟體由極權國家的公司所製作,一旦該國政府要求公司提供這些使用者資料,以查稅或是用特許來威脅利誘,這些公司真的有辦法拒絕嗎?如果他們提供了這些資訊,極權國家的政府就形同掌握了其他國家的使用者訊息,甚至是生活型態。

資安入侵,控制基礎設施並竊取關鍵訊息

如果這些情報難以在公開的網站取得,透過串連全世界的網路,也能夠透過入侵的方式,取得機器上的機敏資料。現在的資訊安全(資安)攻擊已經演變出了連續技:APT攻擊。APT全名為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中文一般譯為進階持續性威脅。簡單來說,攻擊者會先收集攻擊對象的生活習性,依據他的生活習性,設計入侵的方式,並編寫防毒軟體都抓不到的客製化攻擊程式;一旦入侵成功,掌握了機器,就能以這個機器作為節點,繼續收集更多資料,尋找下一個攻擊目標。這些攻擊可能會從周圍的攻擊對象下手,逐步進逼到核心目標。最終,控制了關鍵裝置後,就能取得關鍵機敏資訊,或是發起攻擊以中斷服務;最後,把自己留下的資訊與足跡消除,避免自己被找到。

以2009年12月中旬,疑似源自中國的網路攻擊Operation Aurora為例,駭客蒐集Google員工在社群網站發佈的訊息,再冒充其親朋好友發動電子郵件攻擊,誘使這些員工在不經意之間遠端下載並自動執行程式;這個程式會持續監聽,最後得到該員工Google伺服器的帳號密碼,再藉此監看特定帳戶的信件內容,以侵入與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Gmail帳戶。

資安攻擊如何成為混合戰的一環?俄羅斯針對喬治亞的行動是個很好的例子。在2008年北京奧運當天,俄羅斯發起針對喬治亞(格魯吉亞)的奇襲,利用國際沒有注目的時間攻擊喬治亞。俄羅斯用網路攻擊喬治亞的基礎設施,使喬治亞網路中斷,讓俄羅斯在輿論上取得先機,也為軍事戰鋪路

透過入侵機器可以竊取資料,那麼人心呢?一位長期在中國經營社群媒體的朋友坦承,「人其實很好洗腦」。近期的行為經濟學也證實,透過改變人接觸的資訊,慢慢地,就能改變人的思考慣習,進而讓人改變看法,或是混淆人對事物的認知。

社交網路的形成是基於使用者的認同與信任,在社交網路上,人們會交流比一般網站更多的訊息與資料,也會更信任上面的朋友、認同粉絲頁所提供的資訊。因此,在社交網路上,訊息收集、宣傳、甚至心理暗示的行動會更有效益,除了能收集更多使用者資訊外,也更容易影響使用者的認知、態度與行為。也因此,社交網站自然成為心理戰(Psychological Operations)的重要場域。

在心理戰中,會借助社群網站投放各種訊息與流言,比如激起仇恨心理、挑撥群體衝突的仇恨式流言、利用擔憂心理,使人們對自己決策產生猶豫徬徨的恐懼式流言、或是燃起希望、組織動員的希望式流言。透過這些流言,可以改變使用者的認知、態度,最終影響他們的決策。在武器化的社群網路上,無辜的使用者被塑造出的想法引導,最終成為武器彼此攻擊

2019年3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克里米亞進行為期一天的訪問。
2019年3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克里米亞進行為期一天的訪問。

不費一兵一卒 俄羅斯用混合戰攻下克里米亞

社交媒體的資訊戰會如何在混合戰中應用呢?中國解放軍中將李橋銘《從俄羅斯兩場戰事看現代戰爭新發展》一文以克里米亞和敘利亞的俄羅斯軍事行動為例,把混合戰劃分為四個戰爭階段。

在第一個「徵兆期」,先以外交攻勢取得各國支持,以網路攻擊與入侵取得重要資訊,比如烏克蘭政府與西方內部通訊的消息,以及基礎設施控制權。同時,透過俄羅斯掌控之媒體以輿論戰的方式,透過新聞、民調等手法影響民眾認知。

在第二個時期「初期」,則先考量該地區的各方派系矛盾與社會熱點,尋找切入點與發力點。比如承諾親俄可得到援助,並威脅脫俄需償還欠債,以醜聞攻擊反對政治人物等等,爭取大多數政治派別支持。

這段期間,俄羅斯也在烏克蘭社群網站上展開資訊戰。其目的是要妖魔化西方與烏克蘭國內親歐盟的勢力,降低政府方的士氣,並動員相關支持者,使烏克蘭國內民眾產生恐懼、徬徨與疑惑。除了竊取政府內部資訊,在特定時間爆料外,也投放海量的特定訊息來影響民眾的認知與行為。這樣的資訊戰使烏克蘭民眾認為親歐盟的政府政策只會帶來政治混亂與經濟蕭條,若是併入俄羅斯才會有安全與穩定。

在第三個「關鍵期」,則以高效作戰確立軍事上的優勢,比如以特種兵潛入國防部篡改命令,下發禁止對親俄民兵使用武器之命令,再透過預先空投於克里米亞,拔除軍徽的特種部隊偽裝成親俄民兵(即小綠人),包圍重要設施與軍營。接收到錯誤命令的指揮官不敢對民兵開槍,最後只好投降。

在第四個時期「後期」,則保持戰略優勢,避免陷入戰爭泥沼。在克里米亞戰事中,俄羅斯並沒有立刻使烏東地區獨立或是併入俄羅斯,而是使其成為屏障與俄羅斯、烏克蘭之間的緩衝區,既鞏固戰果,又不激化事態。

2018年10月31日,一個人穿著普京和特朗普的服飾,在紐約第六大道上的萬聖節遊行。
2018年10月31日,一個人穿著普京和特朗普的服飾,在紐約第六大道上的萬聖節遊行。

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 撕裂美國社會

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的方式已有人進行過研究與報告,並寫成《The tactics & tropes of the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一文。該報告分析並收集以盧布付款的社群網站帳號,並以抽絲剝繭的方式,找出俄羅斯IRA(Internet Research Agency)介入美國大選的證據。

他們發現,在介入之前,俄羅斯已經調查過易促成美國分裂的議題,包含種族議題與槍枝議題等。在種族議題方面,俄羅斯一開始先嘗試測試當地相關社群的口味,喜歡的顏色、字體、設計風格等等,確認這些社群的喜好。等到測試後,就開始經營粉專,與真實的人們開始互動,並嘗試取得網路意見領袖轉發他們的文章,並且以圖文等方式形塑這個群體的自我認同。同時,他們也經營類似爆料公社的社團,轉發吸睛的各種民眾爆料,形塑一些假象,放大一些衝突片段,讓人民認為種族議題越來越嚴重。

除了虛擬世界外,他們也開始與現實的人們建立關係。透過介紹工作、經營熱線的方式,虛實整合經營出一票鐵粉;到後期,就開始發起幾次抗議行動,觀察不只是按讚、還願意執行特定目標上街頭的粉絲有哪些。

最後,在靠近選前時,這些粉專開始有了行動。一開始,他們先打擊各大媒體,比如說北韓有國家電視台,美國有CNN等,經營出各大媒體不可信的風潮;接著,他們開始攻擊希拉蕊(希拉里),著名的「希拉蕊有替身」的假消息,就是由他們所經營放出。藉著這些訊息,他們開始炒作不要投票給希拉蕊,嘗試讓一些選民不願意投票。到最後,他們連川普(特朗普)也一起攻擊,訴求「不投票」,以營造自己中立的形象──但他們的粉專吸引的支持者多數為希拉蕊選民,因此就算不投票,傷的依然是希拉蕊。

在選後,這些粉專活動並沒有就此消聲匿跡,反而活動更多,一方面避免讓使用者發現自己遭到操縱,另一方面也希望繼續經營組織能持續影響下次大選。

2011年3月2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記者拿著電腦工作。
2011年3月2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記者拿著電腦工作。

中國推大外宣 行銷中國價值觀

中共自從2008奧運會時遭到許多針對西藏問題的抗議,他們認為遭到抗議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價值觀不被認可,因此認為應該多多宣傳,改變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因此,於2009年投入450億人民幣,向國際社會開展「大外宣計畫」。《中國日報》社主任編輯王慧就在《外宣工作者如何應對西方媒體偏見》一文中寫道,「國際話語權的拼爭,就是爭奪影響和調控國際輿論的權力。當今世界,誰掌握了國際話語權,誰就能先發制人,在解讀紛繁復雜的國際現象、評說國際事件,甚至在制定和解釋各種國際游戲規則的復雜競爭中佔到優勢,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中國為了傳達自己的價值觀,開始使用大量金錢收買或嘗試控制各國的媒體,讓這些海外媒體在重大事件或人權議題上面,可以替中國說話。這些媒體的報導一方面可以迷惑國際視聽,另一方面也能把這些文章出口轉內銷,哄騙中國民眾,營造假象。這樣的作法,不只應對國外輿論,也是中國國內形象塑造與維穩的重要一環。

在民主國家的政治運轉中,需要選舉、政治獻金,政治人物需要來自企業或商人的捐款。但是中國政府卻可以用各種特許、規則,脅迫中國的企業就範,或讓中國企業自願配合。因此當中國的企業在海外參與投資與政治獻金時,就使得中國有機會在美國或澳洲等國家影響國家政策。除了透過商人進行投資與捐獻外,中國還透過當地的僑胞社團舉辦活動,或是透過資金挹注與學校展開學術合作等方式,增加自己的影響力;透過以金錢挹注媒體的方式,讓媒體刊登中國的新聞。

武器化的公關戰 用以攻擊台灣選舉

同時,在中國,使用網路資訊、社交網站作為「戰爭工具」已經商業化很久了。許多中國商業公司會使用社交網站,開打「公關戰」。透過收購的媒體,相關的公關公司,假帳號等等,針對別間公司進行抹黑,或是對自家自吹自擂。一次又一次的炒作,就會逐步改變群眾的看法。先針對潛在客戶進行行銷,增加新流量「拉新」,再讓他們有動力再次點擊、訪問商家「留存」,最後「激活」他們,讓他們願意付費購買。這些作法已經制度化、科學化,「拉新、留存、激活」的三個步驟已經可以在每次的操作後計算成效。這些公關戰的目的,多是為了讓使用者對自己的品牌有信心,願意使用自家平台的服務,願意在雙11來臨的時候,到自己的平台上買一把。這種行為,當然也能改變標的,拿來形塑對人的崇拜,或是針對民主國家的選舉進行攻擊。

友好媒體傾巢而出的資訊轟炸,是公關戰的其中一種特色。在注意力資源稀缺的現在,把注意力聚焦在哪個面相,很多時候就能左右大家的認知;海量特定訊息的投放,可以影響一些閱聽人的認知與行為。

在台灣的資訊戰有確切證據嗎?由於「易否性」是混合戰的特徵之一,攻擊方也會刻意湮滅相關證據,以免資訊操作被發現而難以發揮作用,證據本身就非常難找;再者,在民主國家,我們無法完全追蹤境內所有金流的流動,我們無法知道民眾在線上的討論內容,加上有些利益輸送不一定是金流,可能是特許、特權,斷點多且追查不易,因此比起極權國家,自然較難以有具體的證據。

在台灣長期發表戰略相關文章的王立第二戰研所在選前11月8日就從許多報導中彙整了中國操縱台灣選舉的流程圖,雖然裡面的資金流動難以證實,但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是,有些媒體集團的老闆高調向中國輸誠,也取得大量來自中國的特許補貼,並整肅媒體內部員工,塑造對老闆的忠誠;而這個傳媒集團的新聞,從2018年11月24日九合一選舉期間至今,也確實如同俄羅斯一般,以資訊轟炸的方式,炒作特定政治人物,甚至高調宣傳和平統一;對於反對的人,則極盡抹黑之能事,進行霸凌。

在公關戰中,為了塑造己方的輿論優勢,新聞倫理是被扔到一旁去的東西;無論在什麼國家,政府、政黨都不應介入媒體報導、箝制新聞自由,然而在極權之地,收買、管控媒體的事情時有發生。這種力量一旦介入到民主運轉機制中,將產生可怕的後果。而若媒體還無法嚴守自律,自甘墮落為威權政府的喉舌,每天都聚焦在有問題的新聞,改變民眾的認知,那麼民主就會搖搖欲墜。

除了媒體之外,內容農場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台灣有些內容農場會把新聞標題改聳動後,轉到自己的網站上吸引流量。這些聳動的文章,又會吸引許多粉專幫忙分享,或是傳到LINE社群中。許許多多的內容農場,就此成為許多假消息的傳遞中心。從台灣的粉專分享的網域可看到,有些政治傾向會分享的網站很可能已經以內容農場為主

泛藍與泛綠網民在過去7天內分享次數最多的網域。
泛藍與泛綠網民在過去7天內分享次數最多的網域。

同時,在社交網路的方面,假消息的產製與訊息戰的過程會投入相當多的資金在社交網站上面,無論是訊息推播,或是增加流量,都可以增加社交網站的收入。對許多社交網站而言,假消息的投放是他們的收入之一,同溫層的加強才能留住客戶。因此,若是沒有法律具體的約束,社群網站虛與委蛇地配合事實查核,是可想而知的結果。

近期台灣有許多粉絲專頁(粉專,指已擁有一定受眾基礎的臉書專頁)遭到收購,其中一個粉專遭到收購後,直接放上鼓吹和平統一的文章,毫不避諱經營者的政治立場。有行銷公司負責人指稱,有其他行銷公司在做共產黨的生意,在PTT,則有許多帳號有系統性地分享特定立場的文章,許多文章還刻意轉換到了國外的IP,在許多輿論的場域,都能發現中國價值觀被有系統的炒作。

我們知道中國有統一台灣的意圖,也看到了這些資訊很可能遭到操作的痕跡,以及部份親中媒體正在進行的資訊轟炸。根據這些癥狀背後因素的交叉比對,我們可以說,台灣目前面臨的中國攻擊,跟烏克蘭所面對的俄羅斯攻擊,有非常多雷同的狀況。

2019年4月22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出席歐洲商會餐會,傳媒等待聯訪。
2019年4月22日,高雄市長韓國瑜出席歐洲商會餐會,傳媒等待聯訪。

證據難以追蹤,不代表可以無視房間中的大象

有的人會質疑,台灣目前言論市場的混亂,不都是台灣社會既有的問題嗎?確實,資訊戰的切入,一定是先找社會既有的裂痕切入,如同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找到的是槍枝問題與黑人問題。但是,現階段的混亂、社會撕裂、對立與極化,難道「完全只有原本的社會裂痕」造成的嗎?中間真的沒有人為的炒作與操作嗎?在美國大選那段時間,我想很多朋友都會發現,黑人問題、槍枝問題的新聞變多了;但是,這個議題很古老,為何以前大選較沒有看到這麼嚴重的撕裂?俄羅斯的介入、炒作,非常可能是其中的要素。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其他團體有系統的介入、炒作,這些社會的既有裂痕恐怕不會如此極化。

有些人認為,針對資訊戰的說法過度誇大了影響,恐怕造成對社會的撕裂。誠然,資訊戰的背後是台灣社會既有的衝突,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沒有資訊戰而消失,依然需要執政者面對處理;但是,資訊戰的存在,卻會讓這些衝突進一步撕裂社會,造成社會的極化與對立。談論資訊戰,也絕不是指責某些人容易遭到操弄,容易被操弄是人的本質,連我也可能受到影響,該被指責的,是那些利用人性弱點,協助威權國家操弄人心,以鞏固威權政權的作法。

法國外交部的報告《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 Challenge for Our Democracies》卻指出,我們不應該低估資訊操作的嚴重性。該篇報告以德國Lisa案為例,指出當時的資訊做造成德國反移民的情緒顯著上升,而且就算後來澄清了真相,這些影響仍不可逆。該報告認為,歐巴馬(奧巴馬)政府選擇不提醒資訊操作的活動,讓弱化民主的勢力有機可稱,但法國在馬克宏(馬克龍)資料外洩事件時提醒公眾注意資訊操作的影響,證實提醒公眾小心資訊操作是有效的回應方式。

我們該怎麼應對這樣的資訊戰?

針對這樣的資訊戰,我們該怎麼應對?首先,還是需要先透過詳盡的研究,數位鑑識等方式,嘗試釐清資訊戰中的資訊如何流通。搞清楚對方的戰術,畫出詳盡的地圖,才能對症下藥。

再者,針對資安部份,強化台灣民眾的資安意識,加強相關法規,保護個人隱私資料,也是避免台灣民眾個資被中國取得利用的方式。不過,在社交網站的部份,恐怕就沒這麼簡單了。

台灣脫離獨裁、解嚴也才三十一年,許多人所受的教育是黨國時期的教育,對於民主、人權的認識並不深,威權體制下又容易形塑出權威性人格,一方面對於權威保持絕對的服從與崇敬,另一方面又從這種權威崇拜中建立起自己的優越感。2008年時,台大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所做的調查顯示,台灣人對於民主的認知有極大的世代落差,年輕人多認為是「有機會透過選舉改變政府」,年長者卻多認為是「人人有基本食衣住生活所需」。這樣的狀況下,許多人非常容易對威權體制產生嚮往,認為「民主不能當飯吃」,進而更容易受到中國資訊戰的影響,欣羨中國政權的效率,對民主產生猶豫與徬徨,對中國似是而非的說法動搖。

台灣各年齡層對民主的認知狀況(2008)。
台灣各年齡層對民主的認知狀況(2008)。

有人擔憂,在資訊戰下,國家會嘗試針對部份言論做出打擊,傷害言論自由。我認為,所謂的言論自由的保障,指的是事前不被審查的權利,但若是惡意造假,且被法院認定為不實訊息,那麼如同毀謗罪一樣,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以避免公眾利益遭到侵害。如果當事人明知為假,在惡意之下故意散播假消息,並造成公共利益的損害,當然應該受到懲罰,以對自己的言論負起責任。同樣的,我認為,新聞自由也不該是無邊無度,強化媒體的查證與自律,甚至適度課予一定程度的罰則,避免部份媒體惡意造假新聞,恐怕也是值得深思的方向。

強化民眾的媒體識讀能力,深化民主人權的思維,養成思辨與查證的能力,當然是最為根本的作法。但是,這種作法必定得花上大把時間,而今,中國對台步步進逼,還有政治人物喊出和平協議,台灣已經沒有太多時間了。強化假消息相關法規,減少資訊戰能使用的武器,參考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強化媒體圈的自律,甚至考慮對數個疑似已遭中國收買、無法自律的媒體撤照,恐怕也是需要考量的方向。除了政府加速澄清的步伐之外,民間也可以考慮自發性組織起來,從社交網站上回擊,至少不要讓單一種資訊轟炸成為事實。

為了避免中國政府濫用民主機制反民主,我們需要嚴肅考慮如何引入民主防衛機制,透過相關的立法,以防止民主變質。

參考資料: 1、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 Challenge for Our Democracies: 2、The tactics & tropes of the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 3、沈伯洋:中國政府如何利用假消息影響台灣選舉 4、今年1月時,徐子涵、杜貞儀、何澄輝等人,曾在「奇怪的戰敗2.0」分享會上提出了資訊戰與混合戰的概念。 5、虛擬與現實交錯 —— 混合戰的興起與台灣安全問題的新型態考驗

(林雨蒼,台灣自由軟體工作者、公民記者。本文感謝眾多網友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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