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胡嘉明：一個香港人眼裏的延安與變遷中國

延安，當代中國少有的被官方稱為「聖地」的地方。沿着延河河谷的狹長地帶，城市在中共陝北時期的地標寶塔山下延展開來。曾經溝壑遍布的黃土山現在多了許多綠化。城市中則因為地形而顯得擁擠——旋轉餐廳、高級賓館、革命紀念館、幹部學校擠在城區裏。

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這裏是中國人「朝聖」的必到之地。文革時代，紅衞兵渡黃河，開赴延安，尋找革命理想。但到了改革開放後，延安在普羅大眾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似乎不如以往——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隨着本地石油工業逐漸凋零，延安越來越依賴以革命聖地身份帶來的幹部學習團和紅色旅遊產業。但相比沿海大都市乃至中國西北的很多其他城市，延安和陝北、江西、貴州等地的革命老區類似，又變成了「老弱邊窮」地區。

2012年之後，這一切又發生了變化。在延安和延安以東延川市之間山溝中的梁家河村，因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文革年代的插隊經歷，變成了新的紅色旅遊熱點。在梁家河，村口數公里外平整出一大塊停車場和遊客接待中心。絡繹不絕的遊客穿着各式各樣的機關單位制服，帶着黨旗黨徽「飲水思源」。村裏整體承包給了旅遊開發公司進行主題設計——當年用過的水井、住過的窯洞、打下的沼氣池、留下的宣傳畫；與此同時開設了紀念品銷售和農產品電商的業務。伴隨着這一切的是陝北重新登上了中國政治話語的核心位置——以「不忘初心」的名義。

據統計，光是2019年的春節假期，延安市就接待了204萬人次遊客。

紅色旅遊升温的同時，延安也經歷了無數中國城市經歷的一切——城市開發將大批農地變為了城區，地產業的興旺既炒高了房價，也激勵政府在後山開發了數倍於老市區規模的巨大的延安新城——這個新城把幾十座黃土山削平，再把土填入溝谷，整出一塊巨大的山間平地。而和許多同等體量的城市一樣，如何處理城鄉之間的不均衡發展，如何解決新城成本回收與地產統治經濟的問題，如何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種種矛盾都擺在了延安面前。在符號地位再度提升的今天，延安曾經的發展道路，能給人們——尤其是距離內陸甚遠的發達地區居民，以什麼啟示和思考？延安今天的狀況，又多大程度上反映着當代中國的變化？

作為少有的在延安生活過的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胡嘉明曾經在2000年代初訪這座陝北山城，並以延安為田野點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延安尋真——晚期社會主義的文化政治》。

作為人類學家，這份「成年禮」研究，胡嘉明不夠滿意，但回看又意味深長。她選擇從文化產業的角度切入延安的歷史：在歷史上，毛澤東通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定了中共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顯著不同的文藝道路——強調農村、基層文藝的重要性，強調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以普及文藝而非提供更高質量文藝作品為優先考慮。

這條文藝路線在1940年之後促成了「新農村文化」的誕生——知識分子整理，編輯，推廣一整套他們認為能反映社會主義現實、宣傳社會主義文化的鄉土文化符號。這些符號和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議程與理念相結合，成為展現毛時代中國現代化願景的方式。

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帶來的意識形態上的轉變與斷裂讓延安從紅色中國的聖地重新變為了深在內陸的落後邊區。被改造的農村文化的重要性降低了。重新追求農村文化的，一是被新一輪的現代化過程衝擊，繼而去農村「尋根」的知識分子；二是農村文化中被毛時代改造所打擊的民間宗教等成分的復興衝動。但這些追求，無不建立在毛時代已經改造了的農村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層層堆疊交錯縱橫的態勢。

胡嘉明將這種人們追求「本真」的純淨文化卻迷失於複雜的現實與歷史中的狀態，概括為中國獨特的「晚期社會主義」特性。而不斷的回訪故地，也讓她發現自己記錄下了延安在過去二十年間滄海桑田的變遷。近年來，她還梳理了從1949年以來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和鄉土文化之間的關聯。之後數次回訪延安，新的變化又帶給她新的衝擊和思考。

《延安尋真——晚期社會主義的文化政治》

作者：胡嘉明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日期：2018/09

鉅變延安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你一開始是如何想到研究延安的？以香港人的身份去觀察延安，有沒有受到什麼衝擊？那個時候的延安，給你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胡嘉明（以下簡稱胡）：研究一開始的時候，我帶着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想去理解毛澤東的遺產。所以我就想挑選一個有代表性的地方。很多地方都很重要，比如韶山。但我想延安肯定是中間很有代表性的一個。

我剛到延安是2004年。那時候它和我想像中的中國是特別不同的。我去過北京、上海很多次，從這些大城市到延安，首先就帶來強烈城鄉斷裂的衝擊。延安那時候可以說是經濟比較落後，基礎建設缺乏。像是我要從公路走到我做調查的那戶人家，要走40分鐘的山路。路不容易走，基本就是爬上去的。夜裏也很怕，因為沒有燈。中國那個時候有個說法叫做「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我是到了延安才開始明白這種城鄉斷裂是什麼意思。我在農村做訪談，都是烏燈黑火，一家人一個很大的窯洞，只有一盞鎢絲燈。那時候手機也沒有普及，約受訪者經常是要等好幾個小時，和今天我們理解的城市節奏截然不同。

在當時，延安城鄉之間的分別也很大，農村的人很少會去城市裏的紅色旅遊景點。有些「山旮旯」的地方，也是歸屬了文化館之類去管理，和大部分人的生活關聯不多。

當我到了延安再去理解我自己的問題，去思考作為研究者到底去做什麼。這些過程就很痛苦了。最後是要重新去理解這個地方的人、事和歷史之間的關係。其中一個最衝擊我的就是，很多古老的傳統，所謂民間的習俗，我怎麼去梳理。它一方面不是黨控制下的產物，另一方面不是純粹商業化的「回歸傳統」。這裏面又有商業又有資本，還有以前留下來的政治元素，這幾個時代的東西混雜在一起。

在延安做田野，對我個人來說是非常挑戰的一件事情。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過去是完全沒有對那裏的理解的——延安遠在西北。對我來說是，我那時也有些想挑選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這是個很人類學家的想法——完全從陌生人開始去了解。但其實之後可以說是又「後悔」了十幾年。

端：為什麼說後悔呢？

胡：因為延安對一個香港人太難理解了。語言上有不少困難——從一點語言都不懂到了解當地人想講什麼， 我在鄉里訪談很多鄉下人都混雜很多方言。然後當所有受訪者都覺得把該說的說完了之後， 我該怎麼去「熬」這個田野研究下去。這都是田野研究的大問題。

真正難的是要拿這個經歷去寫博士論文，你得拿你的經歷去切合一個西方的學術體系。自己就算是做完一年的田野民族誌，對這個地方也是一知半解的。當然我之後是不斷回訪，不斷看相關文件，你才會發現之前的田野的意義是什麼樣的。

端：在你這些年的回訪中，你看到了怎樣的變化？

胡：可以說是翻天覆地。就說地境的變化吧， 我到延安是04年的時候， 那時候「退耕還林」已經開始，但延安農村真的就是窯洞山溝土路，沿著主公路會有大棚蔬菜種植， 但是山溝後邊的農村就比較落後，種紅棗、玉米、豆子、蘋果、李子為多， 08年後來回到延安，大批的農田被徵用為基建和商業用途， 在05-12這年， 本來還能種地的中年農民都沒有地了， 他們的兒女本來就已經出來打工， 很多還在廣東地區， 中年的農民沒有地，也就開始在各種工地打工。

我以前住的延安那農家後來全家人來香港玩。在人類學家的理解裏他們是「natives」，所謂的傳統社會中的人，但到了高鐵時代，這種想像不存在了。包括那時候收留我的家庭的女兒，她剛從鄉里到山西讀大學，在延安的家裏也是要挑水才能做飯，後來她畢業去了西安做雜誌工作，今天都是放假自己開車旅遊，還去跑馬拉松。你發現就這同一個人，那時候在山區認識的大學生，大學畢業之後，進入城市，轉眼進入新的生活。中國這麼巨大的變化，香港人很難去理解。

我住的那條村，現在已經整條村「鏟走」了。我住的那時候他們剛剛開始收農地。後來到我走的時候，我住的那家人，已經不做農民了。十年之後，他們住的窯洞也沒了，全部都搬進樓房了。這就是這十年二十年的變化——城市周邊的農村全部都城鎮化了，大家開車出行——一種用化石燃料去支撐的流動性。

改變鄉土

端：這種變化對農民，或者新近進入城市的人意味着什麼？

胡：農民搬進城市肯定是經濟衝擊 ，我住過的那條村，2018年中旬被完全拆除，七八十歲的老年人就會想：自己要住去哪裏？畢竟，窯洞是不需要錢的。但是現在他們要自己拿賠償金出去租房、買房，這是他們之前沒經歷過的。經濟上也會有一定負擔。另外農民進城還是個不斷遇到文化衝擊的過程。延安市有個「棗園革命舊址」。它現在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廣場，遊客在那裡看「真人版3D紅色革命話劇」。進城的農民會在那裏休閒。這一點很好玩。在以前，農民是不會有「休閒」這個概念的。農民是從早到晚幹活的。但現在他們沒事情做了，又不可能一直在樓房裏呆着。而這種消費空間的物價的經驗每天對他們都是一種衝擊。

在延安，城市化的過程中有幾個力量，一個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另外一個是城鎮化的指標，兩個政策都認為大規模把農民從偏遠的山區聚居在一起， 甚至把他們遷移到城市，認為容易解決基本公共服務，比如水電交通學校醫療的提供等。另外一個力量就是城市化商業化用地的需要。

這幾個力量在中國其實也是一個探索過程， 在經濟改革開放的頭二三十年，農村在基礎建設上吃了虧，農民作為一個身分，農業作為一種發展未來，也確實吃了很多虧。這種發展斷裂，農村貧窮的問題， 讓很多人，包括政策制定者，覺得只有更多更快速的城市發展才能解決諸多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但是很可惜，這幾個力量不約而同把農地農業農民的需要進一步擠壓，而也是這十幾年， 中國城市化問題開始浮現，但是農村還能回去嗎？

端：近十年來，中國城市化繼續在推進，就像你所觀察到的，許多農村都成為了市區。人們的就業，生活方式會改變嗎？在中國的很多中小城市裏，辦事情常常需要熟人社會中的「託關係」，這一切現在是否會有變化？

胡：傳統上，在延安這樣的熟人社會裏，什麼東西都要通過這些方式獲得。你認識一個人，就萬事便利。不認識，就什麼都做不了。2000年前後已經是這樣。我後來一次回訪的時候想租一間酒店，網上都說滿房了。結果我打電話給一個朋友問，就租到了房間。這是幾年之前的事情， 可以說延安還是一個關係社會。

我那時候認識的年輕人，都拿到了很不錯的文憑，現在大部分都在延安不同層級的政府裏面做公務員，創業的不多。延安雖然有民企，但是還高度依賴於政府的關係才有發展。

「國進民退」的這種趨勢這些年反而是越來越強，這算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觀察。如今的政府行政也越來越注重政府的辦事能力，政府部門的人的權力在這個過程中間也會變大。而現在鄉鎮府多了非常多工作，防災防汛，這些工作一點都不輕鬆。以前說基層公務員是「hea做」（粵語，隨便做，偷懶），但是現在完全不是了，從早到晚都很忙。

端：這些年來，在新的政治氣候的影響下，延安的地位和意義變得很不一樣。這些變化對延安人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嗎？

胡：我在2000年中去延安的時候，已經很少人會講毛澤東時代的事情。大家會說，以前的生活很艱苦，現在好很多了。翻來覆去就是說是這些，所以這就遇到一個問題，我想問的問題是「毛的遺產是什麼，毛時代留下了什麼？」。但這個問題農民不能給你答案。那時在延安有很多紅色旅遊點，但是和人們的生活的關聯很小。

不過，政府很多部門，幹部會議一直都會在延安開，農民對這個很驕傲， 覺得這個地方。政府還是重視的。 這些年，因為梁家河，延安地位上升，很多本地人是覺得很不錯。他們覺得延安之前的發展是被忽略，被遺忘的，尤其是對比沿海城市。

現在，延安市、延川市一下子都建了很多大廣場，音樂噴泉，步行街，而且都是模式化的，一模一樣。文化產業，窯洞酒店，也是這樣一下子冒出來的。如何在延安反思發展主義？本地人覺得生活好了， 但是窯洞的建築拆了， 農民進城了， 傳統文化變成旅遊表演了， 大家都向往城市發展了，我們如何衡量得失？

文化復興

端：從延安的例子，你談到了中國現代的文化改造過程——紅色中國的知識分子用傳統文化中的符號去創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化藝術。你可不可以簡略講講這個部分？

胡：中國從五四運動開始，知識分子在追求民族復興的過程中，質疑儒家文化很多的價值觀，認為中國變成了「東亞病夫」是和儒家文化有關的。從當時開始就有一種走向民間的運動——周作人，顧頡剛，提倡要學民間歌謠，要走向人民，認為民間民俗更加純潔，可以作為民族文化的一個新的基礎或者說是希望。

具體到延安時期，毛澤東設想的那種民族形式基本是排除了精英文化的——要下鄉，和人民結合，一種民族的形式。像我在書中提到的艾青這些人，他們就去學習民間的藝術形式。但是他們也帶着一種城市知識分子的眼光——看到一些本地神靈信仰，就祛除他們，看到一些男女結合之類的東西，也去掉。比如剪紙中間的「魚戲蓮」，又比如「猴子吃桃」，象徵着男女結合，他們就認為比較那個，就不要剪了，也將之排除，然後就是剪一些大豐收之類的寓意，那麼在這個過程中涉及繁殖的、性慾的、鬼神崇拜的的這些民間部分，就都去掉了。剩下了一些什麼呢？剩下一些知識分子認為符合民族藝術的形式。

剪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當這些城市知識分子下鄉去了解民間藝術，意圖尋找一種本真的、純真的、鄉土的傳統文化去代表一種民族的、甚至是進步的、能代表未來的社會主義的藝術時，其實並沒有如他們想的那麼簡單，民間充滿了性愛的、求子的、崇拜鬼神的慾望和符號， 如何篩選什麼民俗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的新藝術？這過程肯定是一個意識型態的塑造， 而且有很多父權的， 家庭中心的決定，而他們當時候的決定也就定義了後來新中國藝術的很多界線。

端：你也觀察到如今這些形式又復興了。

胡：某些程度復興，但到了今時今日，去講延安精神，民族文化復興的大國家民族話語的時候，以前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扔掉的那些東西，到今天可能還是覺得不夠得體，那麼這裏面復興的是什麼呢？它是很複雜的， 既要迎合政府宣傳，也要迎合旅遊市場，這本書所展現的就是這麼一個複雜的傳統狀況，一個不可能有「本真」的民俗。

端：有哪些誘因令傳統的、鄉土的文化復興呢？

胡：誘因挺多的， 其中一個是城市的知識份子在激烈的社會轉變中希望尋找本真的民族文化。而往農村追尋民俗文化，其實早在五四時期的歌謠運動就開始，當時的知識份子也是目睹中國即將學習西方的制度與科學，文化的焦慮就開始了——如果傳統的儒家文化是批判的對象，那麼中國的文化獨特性那裡放？

端：但今天的這種復興，和當時知識分子下鄉尋找鄉土又有很大不同？

胡：這個百年以來的追尋其實沒有停止過。而當然每一次的追尋其實都是很獨特的意義，比如顧劼剛在歌謠裡找到極高的社會與學術價值，甚至覺得歌謠可以被視為改革社會的工具。而艾青、古元等人下鄉後發現，民間剪紙是一個中國很多節日慶祝都會用到的吉祥再現，他們想到的是如何結合剪紙和革命的宣傳，如何把民眾喜愛的剪紙主題和如木版畫類的批判藝術的形式結合？這都是當時候的知識分子在想像一個進步的社會主義藝術形式和主題的時候的難題，在這個過程裏，比如他們把很多男女性愛的傳統符號，比如「猴吃桃」除掉，可能用了很多豐盛的主題來提倡社會主義，這過程我不會用「失真」去形容， 因為傳統這個東西，它一直流動變化，每一個政治運動在摧毀一些東西之後，也建立了其他。

我研究的一個問題是，延安時期的毛的文化控制模式到當代變成怎麼樣？而延安模式如何影響到當代的農村文化？ 所以就挑選了幾個文化實踐， 剪紙，和說書都是非常經典的受過革命改造。巫神則是一直在灰色的被禁和沒有停止過的狀態。當然，這幾個文化實踐的變化都同時在中國城鄉劇變之時，同時也是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話語開展、旅遊資本開始進入農村的時代。而毛時代的政治傳宣，已經改變了很多所謂原來的傳統文化內容，這個新世代的所謂尋農村的本真，尋找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要反思的，反而是，這十幾二十年的激烈城市化就是不斷的摧毀農耕生活和其民俗的根基，在這個背景下的「非遺」工程真的恢復了所謂原來的本真嗎？我認為不去反思一個城市發展主義的核心問題，而一味提倡拯救民俗，復興中華文化可能只是自相矛盾的。

我在書中用了「晚期社會主義」的理論術語，當時想的是和美國學者詹明信的「晚期資本主義」對話。我問的問題是：中國的民俗傳統是在哪種特定的歷史政治經濟城鄉斷裂的結構走出來？比如像日本這種後現代後工業社會，國族文化形式是如何建構的？日本的例子其實整個過程是高度資本化的， 日本這個民族是非常了解傳統文化要和旅遊、和資本產業結合，而非常諷刺的是， 他們的旅遊文化表演， 從產品銷售到包裝，都讓大家覺得資本社會非常成功保存了傳統文化。

中國就不是這樣的。 中國既不是高度資本化高度工業化的日本，而整個五四的反儒家傳統又讓城市的知識分子百年以來一直追尋一種更純粹的民間鄉間民俗， 經歷了毛時代的文化改造， 到了今天的經濟唱戲， 文化搭台， 然後又面臨着一個農村凋零的困難，那傳統文化的基礎也正在消失——農耕社會消失， 窯洞建築荒廢，民歌剪紙巫神等農村實踐正在消散， 那與此同時講的這個民族文化復興，文化生產的邏輯，究竟是什麼？我想展現的文化傳統就是在這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和政經脈絡下的狀況，而我認為延安作為黃河文明發源地、中共毛澤東的文藝座談會的場域、經濟改革開放下的文化落後地帶、正好給我提供不同時期非常多元的話語去分析當代的狀況。

端：在延安的經歷，對你理解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有沒有什麼啟發？

胡：如果有點反思的話，在我的前言已經表述了。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覺得我的研究也是一個批判自我意識的過程， 批判一種只以商業地產為主的發展主義，和這種心態如何侷限了我們更多的可能性和與土地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