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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革命:巴勒斯坦公民抗爭的光輝與衰敗

在以色列大選前夕,端傳媒專訪巴勒斯坦抗爭領袖拉娜·艾雅斯,回望巴勒斯坦31年前公民起義的光輝,細數源於社會基層的抗爭如何在地緣政治角力和以巴兩國政局動盪中漸漸被遺忘⋯⋯


巴勒斯坦女性參與「大起義」抗爭,中間穿白衣舉手的為 Naila。 紀錄片《Naila and the Uprising》劇照
巴勒斯坦女性參與「大起義」抗爭,中間穿白衣舉手的為 Naila。 紀錄片《Naila and the Uprising》劇照

「這是一場自發的民眾起義……我們當時會藉派麵包為由外出,然後把宣傳單張塞進每一袋麵包裡……」

拉娜·艾雅斯 (Naila Ayesh) 如此回憶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義 (The First Intifada) 初期一眾婦女如何團結靜靜起革命。拉娜是起義的領袖之一,也是紀錄片《拉娜的革命》(Naila and the Uprising) 的主人翁。

「譬如有時單張會呼籲大家,在某日某時份請一同關燈。」紀錄片訪談聲軌剪入簡約手繪風格的動畫,巴勒斯坦西岸的一幢幢民房燈火逐一熄滅,鏡頭隨即移向小城之上夜空中的寂寥星光,彷彿既象徵著黑暗之中的乍現曙光,又呼應著這場始於 1987 年底、持續逾五年卻終於失望的起義的未竟之志。

《拉娜的革命》透過訪談、新聞片段與動畫,還原艾雅斯的不凡經歷:她幼時見證家園被毀,成年後投身異議行列,被迫與流亡丈夫分離,兩度入獄並曾在獄中受虐流產,出獄後一家團圓輾轉定居於西岸小城拉姆安拉 (Ramallah) ,繼續堅持抗爭至今逾三十載。在回溯這動盪的人生故事同時,影片也側寫逆境中的女性情誼與草根呼聲。

令人慨歎的是,紀錄片更呈現了這場民眾運動到今天承載的希望與可能:在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 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下稱巴解,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流亡到突尼西亞、民間抗爭乍看處於低潮之際,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婦女與學生上街遊行。她們推動罷工罷市,杯葛以色列貨品,並組織農業合作社,組成不同的社區委員會,自助自治,職能猶如影子政府。由此催生的「民族統一起義領導」(Unified 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Uprising, UNLU)在翌年成立,填補約旦撤出西岸所造成的政治真空。片中可見婦女以辦工作坊為名吸納成員,擴大女性參與,又有老師無視以方打壓,將課室搬到社區進行義教……此番景象,與如今常見於主流媒體的戰亂影像與「恐怖主義」敘述自成對比,適時提醒世人所認知的「非暴力抗爭」與「不合作運動」,巴勒斯坦人其實都早早實驗過了。

年青時期的Naila 。

年青時期的Naila 。紀錄片《Naila and the Uprising》劇照。

被遺忘的光輝一頁

艾雅斯上月底親臨香港出席放映活動,適逢特朗普再度不顧多國反對與國際法決議,自行承認被殖民佔領 52 年的對戈蘭高地 (Golan Heights) 為以國領土,而此前他更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月前,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的獨立調查小組報告更指出,以軍在去年三月底至十二月底期間,蓄意射殺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平民,導致 183 人死亡,逾 6100 人受傷,涉干犯戰爭罪行。報告更指有合理證據相信,以軍狙擊手在能清楚辨認目標為記者、救護人員、兒童或殘疾人士的情況下,依然以無差別形式開火。

艾雅斯來港前透過電話訪問向我表示,「巴勒斯坦的處境至今並無寸進,以色列的佔領控制了一切,受屯墾地擴張而被迫遷、家園被毀的人越來越多,當年簽訂的和平協議未有落實。以軍能隨時隨地進入任何地方,對平民施以暴力威嚇甚至不合理拘捕。」

紀錄片後半部描述了艾雅斯等女性領袖不滿以巴雙方 1993 年透過秘密和談簽訂的《奧斯陸協議》(Oslo I Accord) ,認為巴解領導接受退步方案,又暗指巴解「收割」起義成果,抹殺她們多年來的在地努力。

根據《奧斯陸協議》成立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又稱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將西岸地區劃成「ABC」三部份。表面上有區分以巴雙方的控制權,但以色列無孔不入的軍事控制,已令這管豁區別名存實亡。協議簽訂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屯墾地一直有增無減。

「我們尚未成功自決獨立,當下只能集中反對以色列的殖民佔領與維護公民權利,女性議題的討論就更收窄了。」她續說:「現在做甚麼都比從前困難得多。人們也無法自如進出往來不同管豁區,假如有地方發生示威,以方可以把整條村子封鎖起來,其他人要介入聲援就非常困難,也會面對很多暴力阻撓。」

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出席華盛頓的《奧斯陸協議》(Oslo I Accord)簽署儀式。

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出席華盛頓的《奧斯陸協議》(Oslo I Accord)簽署儀式。攝:Mark Reinstei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以色列擴張不止 自毀和平協議

在電話同一端,拉娜在學生時代相戀成婚並與她投身抗命的丈夫、前政治領袖賈馬爾·札高特 (Jamal Zakout) 如此形容巴人的困境:「今天,每個巴勒斯坦家庭都至少有一位成員被拘捕、被遞解出境、被殺、土地被奪去、房屋被拆毀。這就是佔領下的日常生活。自 1948 年以阿戰爭與 1967 年的『六日戰爭』以來,已有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這是一場人道災難。」

居英以色列政治學者亞榮‧布列格曼 (Ahron Bregman) 在 2014 年出版的《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寫道:「有三根梁柱支撐著以色列的佔領行為。第一是鎮壓被佔領者的軍事力量,包括軍事力量、任意逮捕、驅逐、虐待、延長羈押等;第二是法律和官僚規章,使以色列得以控制公職任用、就業、遷徙,發放各種區域發展規劃需要的牌照和許可等;第三是地上事實的確立,包括土地徵收、摧毀阿拉伯村莊、建設猶太人屯墾區和軍事基地、安全區、控制水和其他資源等。」他又如此形容許可證體制 (regime of permits) 對巴勒斯坦人的環環箝制:「巴勒斯坦人在幾乎任何事物上都被要求取得證照許可:參與金融活動、蓋房子、出國、念書、住在戶籍地之外、在某些地區放牧--甚至種植特定的蔬果。」

布列格曼年輕時曾於以色列國防軍服役,親證加薩佔領區的黑暗,並兩度以軍官身份參戰。第一次大起義爆發後,他向以色列報紙投書痛斥以色列殘暴打壓巴人,與過去眾多族群對猶太人施加的罪行無異。期後他移居英國任教,避免因拒絕服役而入獄的可能。在起義期間,像布列格曼這樣反對以方軍事控制的以色列人大有人在,紀錄片中就有提及當時在耶路撒冷參與聲援示威的以色列團體。但艾雅斯感歎,「現在每周五都有巴人在隔離牆組織抗議,有時以色列的友好團體都會參與,但人數很少,跟從前是天淵之別。」

「現時在以色列國內,執政的右翼政治力量太強大,他們同時打壓其他由以色列阿拉伯人組成的參政團體,例如封殺個別政黨或成員的參選權,或是以脅迫手段孤立部份成員。左翼政團與阿拉伯人在議會內的聲音極為少數。」

特朗普之所以選在這個時機宣布承認以色列的戈蘭高地主權,外界分析認為主因之一,正是要在 4 月 9 日舉行的議會大選前,為尋求連任的鷹派右翼總理內塔尼亞胡及其領導的「聯合黨」(Likud,又稱利庫德集團) 之選情造勢,企圖逆轉反對聯盟的重大挑戰。選前數天,內塔尼亞胡公開表示,若成功連任,將會在西岸繼續擴張以色列的「領土主權」,更表明:「巴勒斯坦立國將會危害我們的存續,我在過去八年承受的巨大壓力,沒有任何前總理能及。」

2018年5月10日,以色列軍隊於戈蘭高地的山上放置了一面以色列國旗。

2018年5月10日,以色列軍隊於戈蘭高地的山上放置了一面以色列國旗。攝:Jalaa Marey/AFP/Getty Images

巴解領導失民望 造就激進勢力抬頭

艾雅斯與札高特不約而同明言對巴勒斯坦領導的失望,也沒有避談哈瑪斯 (Hamas,正名為伊斯蘭反抗運動) 崛起對以巴衝突的影響。艾雅斯說,「不論是外交和談抑或本土政治前景,很多當初發起第一次起義的領袖都對現狀失去希望,相繼退出政黨。自治政府成立後,抗爭的意義變了質;從前人人都是義工,現在大家成了受薪的公務人員。同時,經濟狀況每況愈下,苦無出路。加薩被封鎖後,我們的支援更弱,這是以色列政府樂見其成的局面。巴解沒有做好領導工作,有時候打壓示威的是巴勒斯坦自己的警察。」

2000 年,以巴和談決裂,促成「第二次大起義」爆發,與第一次不同,以軍的暴力鎮壓升級,以哈瑪斯為首的激進伊斯蘭組織也開始動用自殺式襲擊、火箭炮攻擊等手段,令雙方死傷數字激增;哈瑪斯在 2006 年大選中贏得加薩管治權,也令巴勒斯坦「包庇恐怖份子」的主流印象不逕而走。

現駐巴勒斯坦、長年報導以巴衝突與中東事務的獨立記者 A 以不具名形式對我說,兩次起義對她來說已猶如「另一個世界」。「現時,在西岸與東耶路撒冷、國際社會認可的巴勒斯坦領土上,已住了至少約 60 萬以色列人……自 2015 年以來,我們見證著另一種『起義』:個別民眾開始自發對以色列軍人與屯墾者展開武裝襲擊。我相信我們今天所見的,是一場民眾運動潰敗過後的後遺,而這很大程度是緣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施以形形色色的客觀限制。」

然而,先不論殖民控制的本質與以巴之間的力量懸殊,以色列的民情轉向也不能全都怪到哈瑪斯的頭上。札高特解釋:「追本溯源,是以色列在1970 年代扶持伊斯蘭份子,企圖以此與世俗國族主義的巴解相抗衡。如果你問加薩人民為何投票給哈瑪斯,我們首先要承認當時巴解領導的和談的確是失敗了;其次,當時巴解內部被批評管理不善、缺乏民主與透明度,甚至涉及貪腐的傳聞,都令民眾萌生求變之心。特別是大選發生在自治政府於第二次起義中遭受重挫之時—當時自治政府腹背受敵,非常弱勢,無法有效應對民情。所以民眾開始相信投給哈瑪斯會是答案。」

布列格曼在書中亦有分析以軍「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伊斯蘭主義者一度被賦予權力,尤其在加薩走廊,西岸亦是如此,而這都有以色列的戰略許可。」他並分析伊斯蘭主義者在加薩崛起的背景:「伊斯蘭團體在加薩走廊比西岸更強大,一大原因是加薩人、尤其那些住在稠密擁擠的難民營中的加薩人,他們擁有比西岸巴勒斯坦人更傳統且保守的伊斯蘭背景,他們更容易接納伊斯蘭主義團體的訊息。」

札高特續指:「哈瑪斯贏得大選後,時任以色列總理夏隆 (Ariel Sharon) 宣布單方面撤離加薩,這變相是默許了哈瑪斯的勝利,也確立了其管治地位。於是,以色列就可以藉此加深西岸與加薩領導之間的分化,一邊在西岸繼續擴大屯墾地,一邊標籤加薩為恐怖主義溫床,軍事擴張便好像變得理所當然了。」

2015年3月15日,一群女士聚種植橄欖樹,紀念2003年3月16日在加沙遭以色列國防軍推土機輾死的若雪·柯利 (Rachel Corrie)。

2015年3月15日,一群女士聚種植橄欖樹,紀念2003年3月16日在加沙遭以色列國防軍推土機輾死的若雪·柯利 (Rachel Corrie)。攝:Issam Rimawi /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歐美「反猶」指控日盛 阻巴人自決討論

除了主流媒體對刻板伊斯蘭印象的渲染外,近年聲援巴勒斯坦的運動在歐美也遇上另一個被頻繁安插的「罪名」: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等同反猶。艾雅斯語帶無奈:「現在國際上但凡討論巴勒斯坦自決問題,都好像例必被指控反猶,但兩者根本完全不相同。」

月前,美國新任國會女議員奧馬爾 (Ilhan Omar) 公開質疑以色列政府及以「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簡稱 AIPAC) 為首的親以色列遊說團體長期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惹來民主黨領導層與保守派媒體以「反猶」指控群起而攻之。

我於是想起 2003 年、第二次起義期間親赴加薩不幸死於以色列推土機下的美國社運少女若雪·柯利 (Rachel Corrie)。柯利在日記與電郵中寫下在加薩拉法市 (Rafah) 親睹當地民眾的絕望——無數生計與家園被毀、果園與農地被夷為平地、水電等基本物資中斷,在槍火下惶恐度日,進退無路。她多次詰問:巴勒斯坦人暴力反抗就能合理化以色列違背國際法的罪行嗎?陳年俄製槍械與自製炸藥能威脅由世界強國之首撐腰的軍事大國嗎?大部份加薩民眾面對機關槍與炮彈發射器威脅依然照樣不卑不亢地過活,難道不就是非暴力抗爭的縮影嗎?

才情橫溢的柯利死時年僅 23 歲,其雙親將文字付梓成書得以傳世,部份內容於2005年被已故英國著名男演員阿倫·歷曼 (Alan Rickman) 與現任《衛報》總編 Katharine Viner 聯手改編成劇場作品《My Name is Rachel Corrie》。然而當這部在英國叫好叫座的劇作搬到美國知名的「紐約劇場工作坊」(New York Theatre Workshop) 時,卻鬧出藝術總監以顧及猶太裔群體反應為由而無限期延遲的審查風波,儘管有「石內卜」教授名氣加冕亦無濟於事。

柯利為捍衛他人的家園喪命,死後卻受自己的國人冷待,惟她直書作為美國人的自省、加薩的人道災難,拷問國人的責任,十多年後的今天讀來依然適切。事實上,上月美國民調顯示,國內民眾對以色列的支持已跌至 2009 以來的最低點,這現象均可見於兩黨的支持者;在 2015 年民主黨初選中敗給希拉里、已宣佈角逐明年總統大選的桑德斯 (Bernie Sanders),正是多次公開批評內塔尼亞胡施政、提倡美國削減對以國軍事援助的代表之一,他的猶太裔身份亦有望能凝聚進步的猶太裔選民。

分治局面突破在望 團結政府為首要

在美國輿論有望轉向的同時,巴勒斯坦內部的管治困境也亟須解決。艾雅斯說,「越來越多美國人意識到佔領的不公,同時也有以色列人覺得特朗普的高調舉動是徒為局勢升溫,不會帶來和平。」

札高特強調,「我不認同哈瑪斯在 2007 年透過不合法的內鬥手段來瓦解聯合政府,也不認可他們的意識型態。但客觀而言,他們內部也是有變革的,當時的哈瑪斯跟 2017 年的哈瑪斯並不一樣。他們開始準備與巴解的主要派系法塔赫 (Fatah) 和解,打破西岸與加薩的分治局面,長遠合組政府。現在,巴解必須把握機會,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所有政治力量團結一致,建立合理的聯合政綱與民族政府……沒有團結,民主就難以向前,以色列的擴張就不會遏止。若我們沒有希望,就甚麼也難以實現。」

艾雅斯則說,「隨著對巴解領導的不滿日增,很多年輕人開始自發起來,成為活躍組織。他們也積極倡議 BDS 運動(註:支持抵制、撤資和制裁以色列的跨國運動),不過這在本地的情況就有點複雜,因為我們很多日常物品都要依賴以色列。」

我問艾雅斯,今天重溫《拉娜的革命》,會否覺得傷感?所謂兩國方案 (Two-state solution) 的和平願景,是否已成明日黃花?

「我個人相信兩國方案是唯一之途,但現實已不可能。奧斯陸之後,以色列的擴張更加恣意横行,現在更有人說一國方案才是答案。」艾雅斯說。

2018年5月14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邊界附近發生衝突。

2018年5月14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邊界附近發生衝突。攝:Mohammed Abed/AFP/Getty Images

兩國方案成泡影 希望寄託新世代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論廣獲華文讀者引用。這番話來自他在 2009 年於爭議聲中前往以色列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的講辭;言語既指涉以巴衝突中的無辜平民,也寄寓每個人面對體制不公的共感與責任:「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更深一層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人民會繼續堅持下去。會有更多年輕人參選,成為有實權的政治領袖。我們這一代甚麼都試過了,希望必須來自新一代。他們處世更堅強,接受教育也更多,會更易得到民眾接納。」艾雅斯說。「但重點當然是何時會有怎樣的選舉。過去,以色列也曾經試過阻撓民眾投票,更不要提西岸與加薩無法往來,介入無從。」

時代未必會永遠站在高牆的一方。「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抗爭,不能失去希望。同時,國際社會必須介入更多,正視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我不相信佔領能曠日持久地延續下去。」

延伸閱讀:

Ahron Bregman, 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1967 to the Present (2013, Pegasus Books)(台譯:《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佔領區中的離散與衝突》,聯經出版)

Rachel Corrie, Let Me Stand Alone: The Journals of Rachel Corrie W. W. Norton & Company; 1 edition (March 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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