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薩克斯坦行記 ：政治強人謝幕，全球化時代的蘇維埃遺產

在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拿薩巴耶夫）仍然在任總統，首都還沒有改名為「努爾蘇丹」的一個秋日下午，本地朋友阿爾曼帶我由東向西穿過這座城市的中軸線。陽光斜穿，秋天的風吹過哈薩克草原，天上的雲被撕成一縷縷，涼意陣陣。

我們從納扎爾巴耶夫的總統府廣場開始，經過金色的金融大樓、象徵民族起源的巴伊傑列克觀景塔、國家圖書館和各大國營機構總部，最後穿過哈薩克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的巨大拱門，西邊盡頭，是一座叫做「可汗帳篷」的尖錐形購物中心。就算在冬季零下三十攝氏度的嚴寒中，這座「帳篷」內仍然可以保持夏季的温度，各類國際消費大品牌在這裏齊聚，在頂層還有一片人造海灘。

這座日本設計師主導構思的城市，在強人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主持下，從1994年開始拔地興建。1997年，哈薩克斯坦將首都從阿拉木圖遷移至此，阿斯塔納成為世界上最具未來感的都市之一。到如今，在這片歐亞大陸最中心的曾經苦寒之地，城市人口超過了100萬。

納扎爾巴耶夫試圖讓總統的意志在哈薩克斯坦擁有超凡地位。在阿斯塔納伊希姆河另一邊中軸線延伸上的哈薩克斯坦國家博物館，專門闢出了一個展廳，用以展示總統如何參與規劃、設計、指導阿斯塔納和整個國家的建設。而在博物館近十層樓高的中庭，這種超凡地位演繹到了極致：大廳正中間是納扎爾巴耶夫的青銅座像。他以林肯的姿態坐在一張扶手椅上，目光平視遠方。在他的左手邊，總統的全身油畫像夾在哈薩克汗國建國和會盟的兩張歷史畫正中，穿着西裝大步走來的納扎爾巴耶夫身邊，圍繞着他總統任期內的功績——廢核、建都、採油、世博。在銅像的右手側，牆上是一面巨大的哈薩克斯坦地圖。

如今以「開國總統」自稱的納扎爾巴耶夫，也處處顯示出想以「現代哈薩克斯坦之父」身份名垂青史的雄心。

從1989年擔任蘇聯哈薩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到如今卸任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統，政治強人納扎爾巴耶夫在位三十年時間，是哈薩克斯坦急劇變遷的三十年。如今以「開國總統」自稱的納氏，也處處顯示出想以「現代哈薩克斯坦之父」身份名垂青史的雄心。

從草原走向發達國家

後蘇聯時代的強人統治和「斯坦」這個中亞地名的後綴，讓哈薩克斯坦在許多人眼中成為一個光怪陸離的遠方落後封閉國度。就連認識的一些俄羅斯人也認為這裏一片荒蕪，「素質低」。然而，哈薩克斯坦的經濟數據在中亞非常顯眼。1990年代初遠低於俄羅斯的人均GDP，今天已經上升到距離發達國家一步之遙（納扎爾巴耶夫的遠期願景，即是讓哈薩克斯坦進入世界前30個發達國家之列）。社會也快速中產階級化，在阿斯塔納，城市已經變為一個巨大的消費空間，市中心的購物中心星羅棋布，甚至還有一座世界上離海最遠的水族館——出門是草原的寒風，室內是哈薩克人攜家帶口，在水底長廊觀看鯊魚漫遊和美人魚表演。

消費與享樂的中產生活歷史並不久遠。1991年蘇聯解體時，哈薩克斯坦正處於現代化的迷茫階段。蘇聯修建了工廠、住宅小區，鐵路、電車系統與商店。在導演達赫讓·奧米爾巴耶夫1992年的電影《卡依哈》裏，迷茫的哈薩克青年在街上游蕩，對未來的想像一片空白。那時候，哈薩克斯坦還只有阿拉木圖一座大都市。阿斯塔納還是一座稱為阿克莫拉斯克的鐵路樞紐小城。在今天的城市東郊，仍然保留着小片那個時代留下的赫魯曉夫樓，一同矗立的還有紀念阿富汗戰爭中犧牲的蘇聯軍人的紀念碑和東正教堂。

蘇聯解體是個突然的轉折。哈薩克斯坦人沒有料到這一切，大部分人仍然相信聯盟會持續下去，可它突然間結束了。接下來的十年是混亂的困難時代。阿爾曼記得小時候「一切都糟透了」。在一本名叫《後蘇聯時代的混亂》的社會史著作中，作者Joma Nazpary借一個哈薩克人之口說出了這樣的話——（在1990年代）「所有人都變成了《罪與罰》裏的拉斯柯尼科夫，而且還沒他的良心。他在小說裏殺了個老太太，然後發瘋了。而在今天的哈薩克斯坦，你可以白天為了100美元殺人，晚上拿100美元在酒吧裏和小姐暢飲！」。

這話也許誇張，但規模巨大的私有化帶來了財富快速集中和強烈的剝奪感。從1991年到2006年，哈薩克斯坦的基尼係數一路飆高。與之同時的是寡頭化與失業。重工業和製造業要麼崩潰，要麼被外國公司買走。許多人常被拖欠工資，社會福利下滑，而另一些背井離鄉，遠去歐洲過活。

規模巨大的私有化帶來了財富快速集中和強烈的剝奪感。從1991年到2006年，哈薩克斯坦的基尼係數一路飆高。與之同時的是寡頭化與失業。

經濟問題之外，剛獨立的哈薩克斯坦面臨的另一大問題是人口結構。蘇聯時代在從草原到天山的廣袤土地上留下了大量俄羅斯族。1991年，剛獨立的哈薩克斯坦人口結構中，哈薩克族佔40.1%，其他民族——烏克蘭人、伏爾加德意志人、中亞朝鮮人等等，佔22.5%，俄羅斯族則佔37.4%。族群結構還體現在空間上——北部與西伯利亞接壤的草原地區俄羅斯人佔多，而南部則是哈薩克人為主。

獨立後，哈薩克精英們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哈薩克化」。許多地名改為哈薩克人名，機關單位人員也替換為哈薩克族。人們格外擔心族群衝突會在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爆發，許多俄羅斯人搬走了。「那時候中亞人對俄羅斯人可壞了。」住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朋友瓦西里告訴我。他認識一些從哈薩克斯坦遷回俄羅斯的人，他這些人時常跟他大吐苦水，描述哈薩克人對俄羅斯人的敵意。

同時代的中亞諸國都有或多或少的民族問題——塔吉克斯坦爆發了內戰，吉爾吉斯的南部時有暴動，而這些國家採取的模式雖然都看似威權，卻實則五花八門。相比烏茲別克斯坦卡里莫夫失敗的經濟政策，相比土庫曼斯坦尼亞佐夫關閉國門，納扎爾巴耶夫的統治模式更開放，更有效，更有野心，也更為巧妙。

相比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納扎爾巴耶夫的統治模式更開放，更有效，更有野心，也更為巧妙。

哈薩克斯坦獨立前後的1991年，納扎爾巴耶夫寫下了一本俄文著作《不左也不右》，書中他回溯自己的人生經歷和蘇聯後期的政治衝突，得出一條中間道路的政治結論——不沿用蘇聯的舊制度，也不追求西方制度。在意識形態上，納扎爾巴耶夫和認同他的哈薩克精英將哈薩克斯坦的近現代歷史用新的方法重新串聯起來，以處理棘手的族群問題和發展問題。他追溯到蘇聯時代宣傳的哈薩克詩人暨民族英雄阿拜·庫南巴耶夫（Abai Kunanbayev）。這位銅像遍布哈薩克斯坦的19世紀著名知識分子留下了一部《阿拜箴言錄》，在其中猛烈抨擊哈薩克人的民族性，主張像俄羅斯和周邊其他民族學習先進的技術、文化，實現改革，走向民族現代化。阿拜對俄羅斯文化的崇敬使他的民族主義能夠為蘇聯所接受；而民族主義的一面又能滿足哈薩克人對新國家的想像。

納扎爾巴耶夫是操作這種二元語言的高手。在1994年紀念阿拜逝世110年的講話上，納扎爾巴耶夫先是歷數俄國對哈薩克人的壓迫和帝國主義制度，繼而他話鋒一轉，頌揚阿拜開放自強的心態，「身居草原氈包之中，不僅幾乎讀遍了俄羅斯古典文學，而且把其中的一些翻譯成哈文，傳播於民眾之中……我們的傳統精神不是消極頹廢，而是追求精神的完美。」接着他借用阿拜之口勸哈薩克人多學習新知識，掌握外語，學會做生意，致富，自強——就這樣把歷史記憶轉變為政策宣講。

在納扎爾巴耶夫時代，族群之間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維持了大致的和平相處。經歷蘇聯解體後的痛苦和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巨大影響之後，2000年代開始，哈薩克斯坦經濟隨着油價上升好轉，貧富差距也隨之緩解。阿斯塔納也在21世紀之後迎來了大規模建設。阿斯塔納的建設既為建築業帶來了旺盛序曲，也讓政治中心遠離了南部哈薩克民族主義的核心區域，同時讓新提拔的哈薩克幹部在俄羅斯族佔主體的草原地帶紮下了根。

在總統府後，隔着伊希姆河，是一座人工堆成的小山，山頂是一座金字塔形的建築——納扎爾巴耶夫的「和平和解宮」，這個建築和面前的廣場構成了納式執政的紀念空間。廣場上有一座結合石雕和LED屏幕的和平紀念碑，展示着哈薩克斯坦獨立後，納扎爾巴耶夫下令銷燬繼承自蘇聯的核武器的經過。在它對面的和平和解宮，則是納扎爾巴耶夫召集世界各地宗教領袖，討論和平共處和解求發展的會議會場。這些會議定期在阿斯塔納舉辦，前來的有世界各國的佛教、道教、東正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錫克教等宗教的組織。納扎爾巴耶夫通過這些地標與活動，將哈薩克斯坦展示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現代化國家。阿爾曼記得，納扎爾巴耶夫在公開場合曾經多次表達對印度莫卧兒王朝的阿克巴大帝的景仰——阿克巴是個典型的強人帝王，對反對者的鎮壓毫不留情，但在宗教文化上則格外寬容。

不論這些策略出於政治審度或個人建功立業的野心，在哈薩克斯坦，經濟發展和社會寬容的確成為了強人政治的結果。

蘇維埃的政治遺產

哈薩克斯坦的舊都阿拉木圖比阿斯塔納温暖太多。這座外伊犁阿拉套天山腳下的城市乾燥而温和，盛產蘋果，雪山融雪順着街邊的水渠向下流淌。近年來城市經歷了多輪改造升級，許多蘇聯時代的建築被重新粉刷，修成了更加西化的樣子。街邊多了一連串酒吧、餐廳、草坪雅座，售賣西餐、意麵和精釀啤酒。

「阿拉木圖人認為自己是歐洲人」，在這裏長大的阿卡諾夫告訴我。他正在歐洲修讀蘇聯與中亞歷史的研究生學位。他的太太則是一位建築設計師。和許多阿拉木圖人一樣，他們都以俄語為母語，我問他們是否能流利說哈薩克語，他們相顧一笑，搖搖頭：「我的英語肯定比哈薩克語要好。」

他們推薦我一定要去參觀位於托勒巴耶夫（Tolebaev）街的庫納耶夫博物館。這條街在蘇聯時代稱為卡爾·馬克思街，如今更名為一位著名哈薩克作曲家的名諱。庫納耶夫是1970到1980年代的蘇聯哈薩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哈薩克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也是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哈薩克擔任第一書記時的「老夥計」。博物館是他的舊居，推開大門，兩層樓的公寓裏陳列着各種各樣的地圖、金銀器、瓷器、禮品、書籍。阿卡諾夫說這座博物館在近年來重新裝修，以紀念這位在哈薩克人歷史敘事中不斷被抬高的人物。在故居門口，是環繞着一座庫納耶夫雕像的噴泉水池。「庫納耶夫現在有一種聖人般的角色。」阿卡諾夫說。這位曾經的第一書記，現在是廣受敬仰的民族主義象徵，但也同時是族群寬容和蘇維埃懷舊的標誌。

哈薩克人在近現代第一次擁有自己的現代政治家，要追溯到蘇俄時代。剛剛進入草原時，俄羅斯人遇到的這些遊牧居民都自稱「吉爾吉斯人」。「哈薩克」這個稱呼有各種來源上的爭論。它更多指稱一種自由遊牧的狀態。

十月革命後，致力於反對沙俄時代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們主張以自治形式吸納原先俄羅斯帝國的邊疆地帶，並賦予小民族脱離權以確保民族間的平等。蘇維埃發起了一整套「本地化」運動，旨在用一系列配額制度培養被識別為哈薩克民族的精英，以這些精英在本地建設社會主義。與此同時，蘇聯將民族界別和民族文化建設並行起來，也就是斯大林時代「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建築要配上民族花紋、戲劇、芭蕾、音樂和文學要尋找民族成分。阿卡諾夫說，這些 「民族文化」的概念和範疇都是莫斯科創造的，從而在缺少歷史記載傳統的草原上創造出了一套蘇維埃化的哈薩克文化。「今天我們提到的很多民族傳統，其實都是根據斯大林時代的範疇劃分的。」

斯大林時代的民族政策有所反覆。既有1920年代反俄羅斯沙文主義運動，也有之後的反民族主義運動與席捲一切的「大清洗」恐怖時段。與此同時的大規模集體化既為哈薩克草原帶來了工業基礎和新城市，卻也導致大量哈薩克牧民因饑荒死亡。在阿拉木圖的前克格勃總部面前有一座饑荒紀念碑：絕望的母親抱着骨瘦如柴的孩子哭泣，彷彿哈薩克版本的《聖母哀子》，不過這座紀念碑毫不顯眼甚至很是難找，低調地隱藏在公園的一個角落。

隱蔽的紀念碑反映着哈薩克斯坦對蘇聯時代的複雜感情。一方面，今天的哈薩克民族主義敘事認為哈薩克人在蘇聯時代丟失了自己的母語和傳統文化；而另一方面，從自由主義者到納扎爾巴耶夫的強人政治的支持者，都毫不諱言蘇聯時代給草原帶來的現代化和進步價值。阿爾曼不喜歡納扎爾巴耶夫，也不喜歡蘇聯時代，但提起蘇聯他有點感慨：「你知道吧，蘇聯控制哈薩克斯坦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解放婦女」。

一方面，今天的哈薩克民族主義敘事認為哈薩克人在蘇聯時代丟失了自己的母語和傳統文化；而另一方面，從自由主義者到納扎爾巴耶夫的強人政治的支持者，都毫不諱言蘇聯時代給草原帶來的現代化和進步價值。

畢竟，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對民族幹部和俄羅斯干部是「一視同仁」的。

像阿爾曼和阿卡諾夫這樣的說俄語的哈薩克斯坦知識階層，都是蘇聯時代的產物。在赫魯曉夫治下的1959年，哈薩克斯坦頒布了一套新的教育法，將學校分為俄語學校和哈語學校。這個系統並非強制，卻非常吸引哈薩克人學習俄語，因為一旦精通俄語，哈薩克人便可以利用對民族幹部的優待政策進入公務員系統並快速上升。他們還可以遠到蘇聯的其他地區學習、工作。納扎爾巴耶夫年輕時從牧民家庭進入鋼鐵廠，之後就遠赴烏克蘭第聶伯河畔進修工作。至今，網上還能找到納扎爾巴耶夫和一群老幹部一起演唱烏克蘭民歌的視頻。而哈薩克人的俄語水平，就在這套政策下潛移默化，水漲船高。到了1980年代，俄羅斯人中間已經流傳着這樣的說法——「哈薩克人的俄語說得比俄羅斯人還標準。」

從1960年代初開始，一直持續到1986年的庫納耶夫的統治，是哈薩克精英上升最快，最多的時代。以勃列日涅夫親信身份上位的庫納耶夫，在他統治的二十餘年裏為哈薩克從莫斯科要到了大量補助和好處。阿拉木圖的高檔飯店、公共浴室、紀念碑、電影中心、馬戲中心乃至博物館，很多都興建於這個時代。另一邊，庫納耶夫大量任用親信和親屬，腐敗和官僚主義也愈發嚴重。「蘇聯帶來了很多新文化，但是有一個哈薩克傳統沒有被蘇聯改變，那就是我們有很大的家族，很強的家族內關係。」阿爾曼告訴我。

家族和裙帶關係的一個意外結果是哈薩克斯坦的政治不會全然以族群身份劃分。這點從庫納耶夫時代，到納扎爾巴耶夫時代一脈相承——納扎爾巴耶夫的關係網中既有家人，也有來自同樣玉茲（部落群）的族人，還有成為親信的其他民族幹部。

回到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戈巴契夫）上台後，憎惡庫納耶夫的裙帶政治，試圖清理庫納耶夫的羽翼。在中亞，戈氏絲毫不是印象中那個軟弱無力的推行自由化的形象，而是雷厲風行的狠角色。他解除了庫納耶夫的職位，代之以一個空降的俄羅斯族第一書記，但後者毫不了解哈薩克斯坦，最終引發了1986年的阿拉木圖抗議事件。這一切的結果是：納扎爾巴耶夫作為蘇聯培養的哈薩克族精英幹部，步入了政治舞台的核心。

在中亞，戈氏絲毫不是印象中那個軟弱無力的推行自由化的形象，而是雷厲風行的狠角色。

納扎爾巴耶夫在哈薩克斯坦的雄心壯志可能和他在蘇聯政治中出師未捷有關。各種材料都提到蘇聯解體前重新架構憲法框架時，納扎爾巴耶夫作為能力強、有手腕的青年官員，本有成為蘇聯副總統或總理的可能，但蘇聯政治中的人事鬥爭和隨之而來的聯盟解體，使他喪失了在更大舞台上施展政治拳腳的機會。他退回哈薩克斯坦，用接近十五年的時間一次次擊潰反對者，維持了近三十年的強人統治。

1991年3月，蘇聯舉行公民投票，94%的哈薩克斯坦人投票支持留在蘇聯。在獨立前的哈薩克斯坦，沒有嚴重的族群衝突。然而在蘇聯的另一邊，葉利欽（葉爾欽）的大俄羅斯主義和白俄、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的分離傾向，則最終拖垮了這個巨大的政治體。這帶來的結果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收穫了「被迫」的獨立——而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等衝擊東歐的思想浪潮，在這裏遠未成氣候。三十年來，納扎爾巴耶夫的強人統治都需要回溯到蘇維埃時代留下的這種傳統。在這裏，維持了一種蘇維埃式的平等、寬容和進步，也保留了蘇維埃式的威權、裙帶與限制。

人們對強人總統的矛盾心態，正如人們對蘇聯時代的矛盾記憶。

強人之後

隨着納扎爾巴耶夫辭職並進入權力交接狀態，哈薩克斯坦人對未來也有了更多複雜的情感。

在阿斯塔納南郊，穿過中亞最大的「大絲綢之路」購物中心，映入眼前的便是2017年世界博覽會的會場——一顆在藍天下晶瑩剔透的「地球」。這屆世博會的主題是「未來能源」。納扎爾巴耶夫希望讓阿斯塔納成為一座世界新能源的模範城市，探索更新的發展道路。

這很大程度是源於對單一產業結構的焦慮。以油氣為主業的哈薩克斯坦，政治和經濟穩定都建立在國際原油市場的穩定上。全球能源結構的轉型和美國的頁巖氣開發讓哈國精英憂心忡忡。阿爾曼告訴我，2016年前後隨着油價下降，哈薩克斯坦經歷了一小場經濟危機，貨幣小幅貶值，雖遠未如俄羅斯那樣誇張，但人們的生活多少受到了影響。

以油氣為主業的哈薩克斯坦，政治和經濟穩定都建立在國際原油市場的穩定上。全球能源結構的轉型和美國的頁巖氣開發讓哈國精英憂心忡忡。

弱小的反對派和高度控制的選舉政治是納扎爾巴耶夫時代的特色，也是許多年輕人對他頗有意見之處。1990年代末的經濟危機中哈薩克政治曾經一度火熱，湧出大批納扎爾巴耶夫的反對者，與之相伴的是各種衝突乃至謀殺。這一波反對力量在1999年前後被壓制下去。

壓制反對派帶來了政局穩定，但也留下了精英群體中的不滿情緒，裙帶關係也暗藏着利益輸送的暗流。在納扎爾巴耶夫宣告辭職後，很多人抱怨網絡控制加強，反對阿斯塔納改名「努爾蘇丹」的民眾也和警方爆發了衝突。強人政治能夠穩定政治，但後強人時代，如何發展出良性的政治循環，就成了全新的問題。

強人政治能夠穩定政治，但後強人時代，如何發展出良性的政治循環，就成了全新的問題。

族群問題的陰影也依舊存在。長期以來，較為激進的哈薩克民族主義和俄羅斯民族主義都在納扎爾巴耶夫的政策下被打壓，控制。而並非自由的選舉也阻止了選舉政治放大族群政治。「今天說俄語的人群，包括俄羅斯族和哈薩克精英，都是支持納扎爾巴耶夫的，他們也會緊張，納扎爾巴耶夫之後會不會見證族群政治的崛起」，阿卡諾夫說。何況，哈薩克斯坦的族群政治經濟關係相當不均衡——政治領域和國家支柱產業主要由哈薩克族控制，中小企業和小生意人則主要是俄羅斯族。這一體系在納扎爾巴耶夫控制下運作良好，但雙方都有民族主義的力量在背後潛藏。

2014年發生在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危機，讓哈薩克人整體多了一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焦慮感。「這是俄羅斯第一次用武力回收蘇聯時代的領土。大家看到新聞都覺得有些害怕。」阿爾曼告訴我。他認為，克里米亞危機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哈薩克斯坦政府更加強調哈語普及，推廣哈薩克文拉丁化。「哈薩克人俄語太好」從優勢變成了某種棘手因素。「阿拉木圖郊區的很多老哈薩克工人習慣收看俄語新聞，很多人相信普京的宣傳，覺得俄羅斯一切都很好」。與之類似的是哈薩克人對地緣政治局勢的整體緊張。納扎爾巴耶夫在辭職演說中不忘強調希望國民人人掌握「三種語言」——哈語、俄語、英語，也是想強調提升國民英文能力，以維持國家在各方之間遊走平衡的柔韌性。

宗教保守問題則是另一個近年來逐漸浮出水面的議題。隨着經濟發展，南部地區的很多農村居民進城工作，在阿拉木圖這樣的大城市周邊形成了許多小居民區，這些地方往往宗教氛圍較為濃郁，和城市中產階級形成隔膜。阿卡諾夫提醒我，如果開車從阿拉木圖一路向西，向南，到達與烏茲別克斯坦接壤的幾個省份，就會發現那裏說俄語的情景大幅度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哈薩克語，人們在宗風俗教上也偏向保守。而在阿斯塔納伊希姆河邊的一間小酒吧裏，阿爾曼和我喝着哈薩克本地的啤酒，討論酒精在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他說在過去政客公開飲酒是一種政治宣傳，但今天這樣的現象因為保守思潮的興起而少了很多。

「納扎爾巴耶夫退下了，我很興奮，但我也很害怕，從來沒想過這樣一天他不在那個位置上了。老天，奇怪的感覺。」我在社交媒體上詢問阿爾曼對納扎爾巴耶夫辭職的感受，他發來這樣一串文字。

（任其然，自由撰稿人。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