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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娜美:紐西蘭恐襲,嗜血新宗教與西方內戰的想像

兇手塔蘭特真正想要的,也許不是一個基督教的西方,而是一個內戰的西方。


2019年3月19日,一名婦女在新西蘭基督城的Al Noor清真寺對面安靜地坐著,面對發生槍擊案現場,神情哀傷。 攝:Marty Melville/AFP/Getty Images
2019年3月19日,一名婦女在新西蘭基督城的Al Noor清真寺對面安靜地坐著,面對發生槍擊案現場,神情哀傷。 攝:Marty Melville/AFP/Getty Images

時隔數日,許多人仍然還在驚詫於新西蘭基督城的槍聲。令人震驚的也許是襲擊者的直播、自述與塗滿符號的武器,更是互聯網上對襲擊的反應——在沉痛和難過之外,還有許多叫好、開心以至頌揚兇手的聲音。

這些聲音很多並非來自歐洲——單看臉書上吧,尼日利亞基督徒在法國新聞頻道的留言板中呼喊「誰叫他們穆斯林殺我們基督徒!」;印度人在半島電視台的新聞下留言「基督教歐洲終於動手了」;中國內地的「穆黑」在微博排成隊形表示開心。待到那些符號被人一一譯出,他們又大聲說,你看,這是基督教文明覺醒了。

另一邊,襲擊剛過,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又開始加入戰團,發表強硬的言論,把自己擺在為穆斯林復仇的位置上;而發生在荷蘭的一起小型恐怖襲擊似乎像是對新西蘭屠殺的報復。這一切似乎都「印證」了塞繆爾·亨廷頓在近三十年前的預言——文明的衝突,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的衝突,風險極大。

但兇手塔蘭特真正想要的,也許不是一個基督教的西方,而是一個內戰的西方。

西方內戰作為目標

儘管許多自由派或左翼將屠殺歸咎於「恐伊症」或「白人至上」,但槍手塔蘭特的社會理想卻遠不止於此。他的暴力理想中,除了用擁槍權議題催化美國政治極化和內亂,更重要的是還要在歐洲發動一場內戰,以清洗他認為不堪入目的當代西方文化。

在經典的文明衝突理論中,歐洲文明,或者說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間構成了一層競爭、衝突的關係。塔蘭特這樣的人信奉這套理念,但是與此同時,他們發現當代歐美或者說白人世界,正在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被理解為一個純粹的文明體——這顯然是因為冷戰之後的世界秩序下,歐美社會自身在發生變化,種種自由理念變得更為普及,而資本的力量也在穿透國界。

2016年3月15日,挪威恐怖襲擊事件的犯人,右翼極端分子Anders Behring Breivik。

2016年3月15日,挪威恐怖襲擊事件的犯人,右翼極端分子Anders Behring Breivik。攝:Jonahan Nackstrand/AFP/Getty Images

塔蘭特和他心目中的精神導師——2011年挪威恐怖襲擊事件的兇手布雷維克,都是反對今天整個西方社會體系的人。這一點令他們和大量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持有反對或歧視態度的人群形成了巨大的不同——畢竟對很多人來說,他們認為主流社會沒有什麼問題,只不過是他們恐懼伊斯蘭,想拒絕主流社會中通過移民出現的更多穆斯林成分。

但是這些槍手認為要在抵禦伊斯蘭的「文明入侵」時首先徹底「改造」西方社會。比如塔蘭特認為,現代歐洲業以墮落的情況下無力同化自帶健康文化的移民,現代社會已經墮落得無可救藥,必須從頭再來。要救歐洲,唯有先靠十字軍將歐洲「淨化」,才能再繼續將敵人毀滅。

在他們的理念中,文化左翼、自由派和女權主義者都是歐洲內部的敵人。當年,布雷維克在襲擊的同時也寄出了一份一千五百多頁的政治宣言,其中花費許多篇幅介紹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到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以了解他的「敵人」。在他們的世界中,歐洲當代的自由派、多元文化、世俗主義都被視為馬克思主義「暗度陳倉」的結果。至於女權主義和同志問題也是如此。當然,塔蘭特和布雷維克在這件事上表態方式不同。塔蘭特避開性別議題,既不談女權主義,也不談同志平權,這一點恐怕也是對文本傳播的考量。他對女性的最大關心就是性侵問題,這也是置於被他過度誇張的生育率議題下的;而布雷維克則攻擊女權主義,他指女人先天不足,數百年來一直依賴男性保家衞國,但伴隨着女權主義把歐洲男人「娘化」和破壞家庭價值而導致的生育率下跌,最終導致歐洲現在無人保衞,成為極端欺壓女性的伊斯蘭文化的待宰獵物。布雷維克進一步寫到,必須摧毀女權主義的文化陣地,培養熱愛為民族生育的母親,「恢復傳統男權社會結構」。

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發生槍擊案,傷者被抬上救護車。

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發生槍擊案,傷者被抬上救護車。攝:Mark Baker/AP

布雷維克和塔蘭特都強調歐洲社會的「病態」,在他們看來,穆斯林移民的威脅在於其文化是強大的、健康的,生育率高,無法被同化,換句話說,他們不像一些歐洲右翼基於「伊斯蘭教不夠女權」的理由反對之,反而是因為「歐洲太女權了無法抵禦一個健康的正常文明」。

這樣的理論和伊斯蘭爭議人物、具有「極端主義鼻祖之一」稱號的庫特卜(Sayyid Quṭb)倒是相似:庫特卜認為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現代社會缺乏精神支柱,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使社會變得貪圖享樂,看似燈紅酒綠,實則是心靈的死寂,只有完美的伊斯蘭能夠救現代社會。而布雷維克痛恨金屬和嘻哈,專門把Lady Gaga作為文化界的敵人代表;塔蘭特把邁克爾·傑克遜和麥當娜等人作為反面典型,猛轟當代文化沉溺個人主義的享樂,使當代人飽受精神空虛的折磨。但他們倆在對伊斯蘭完全排斥的前提下,卻又有和庫特卜相似的結論——追求一種完美的乃至當下不存在的「歐洲」文化,改造當代的歐洲社會。

為了實現他們的理想,他們要求對社會加以暴力改造。塔蘭特很明確地宣布,他的勝利策略就是要摧毀公共空間的中立性和温和性,他呼籲贊成自己觀點的新納粹同伴參與「去穩定化和加速主義」的行動,將代表極端意識形態的符號投放到公共空間中,讓媒體成為自己的印刷機和聖壇;他還主張在選舉當中,寧可選擇最激進的左派候選人,也不要選擇靠近右翼的温和派;他最直接的目的在於「激發衝突」,他甚至主張自己的右翼模仿者應該先去張貼自己反對的內容,下一週再貼自己真正的主張,不斷循環往復,直到公共空間已經被衝突矛盾所主宰。

左翼和自由派近年來將歐洲右翼、宗教保守主義和極右翼一起批判。然而正如布雷維克和塔蘭特在宣言裏自白的,他們並不想和主流右翼結盟。塔蘭特甚至直呼保守派死得好。他們希望的是壓縮中間派的生存空間,以便騎劫政治議程:中左和中右越來越趨於分裂而弱化,甚至主流中右政黨逐漸被極右借殼上市,而左翼反對現狀的「革命」議程也變為極右宣布「團結」其它政治力量的藉口。事實上,這一策略並不新鮮: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德國受大蕭條衝擊時期,德國共產黨不斷動員工人呼籲革命,温和的社民黨則反對革命,而納粹藉機憑自身的反共議程不斷擴大,一躍成為右翼執政聯盟的重要成員,並最終將其它所有政治力量排擠出局。塔蘭特宣稱自己選用槍支發動襲擊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意圖使美國政界在槍支控制問題上更加分裂,更容易煽動擁槍派走上暴力抗議的道路,並最終使美國陷入內亂,「巴爾幹化」,極右勢力就可以亂中取勝,重建白人美國。

2019年3月21日,基督地槍擊案其中一位死者葬禮,穆斯林哀悼者在旁進行集體祈禱。

2019年3月21日,基督地槍擊案其中一位死者葬禮,穆斯林哀悼者在旁進行集體祈禱。攝: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製造新「聖徒」

新西蘭恐襲槍手塔蘭特把自己包裝成基督教世界的聖戰士:他的槍上寫滿了從塞爾維亞到亞美尼亞的東正教、天主教「抗土英雄」的名字;網絡世界的回應也清一色將他的暴力描述為基督教宗教極端、白人至上和網路亞文化的混合。但是這些「聖戰士」們的基督教身份,卻是模糊的。

在2011年挪威恐襲的槍手布雷維克的自述中,他雖然表達了對基督教身份的忠誠,但他很快就筆鋒一轉,容納北歐異教崇拜作為反穆斯林的戰時盟友,後來乾脆以基督教之跨國性為由宣布放棄基督教立場,轉而投向更能貫徹本土性的北歐異教,宣稱自己是北歐神靈奧丁的崇拜者。而塔蘭特則在自述中提及北歐英靈殿——神話中,瓦爾基里將在戰場上帶領戰死者的靈魂前往英靈殿,他們將在最終的諸神大戰中重現——諸神的黃昏。

從基督教到北歐神話,這樣的轉變和1930年代的納粹黨重合。這其中反映的,是他們擔憂基督教的起源和外族(即猶太人)難以分割,無法貫徹其「從頭開始」的極端民族主義。在當時,納粹也僅僅是在幾次選舉中和各派基督教聯盟,執政後就開始修剪教會力量,並發展以北歐神話為基礎的雅利安種族神話,結合對希特勒本人的元首崇拜以替代基督教,鍛造和基督教舊世界隔絕的新民族認同。

塔蘭特對自己的基督教身份閃爍其詞,但也不諱言自己想要進北歐神話當中的英雄殿。這樣的宗教背景值得探究,結合他們試圖發動西方內戰,重新定義文明的想像,他們的行為和基督教、和西方傳統之間的關係,就更加耐人尋味。在歐洲發動恐襲的穆斯林很多時候是較少參與宗教儀式的二三代移民,而這些槍手,也多不在主流的建制基督教組織中。這大概是某種新的趨勢。

更值得注意的是襲擊者本身建構的崇拜體系。布雷維克曾在庭審中表達對新納粹恐怖團體「地下國家社會主義」的崇敬,還讚賞基地組織建立的烈士崇拜。對他們來說,已有的宗教固有的聖徒和崇拜體系,滿足不了新的慾望。他們所想像的,更類似於在塵世中重新創造一個新的宗教,而他們自己,就是這個新宗教的先知和使徒——任何新宗教都會帶有舊宗教的符號,但符號之下的體驗將是全新的。這種「自創宗教」的體驗,恰恰是當代社會的整體結構和文化空間所甚少能給人的,但這種渴望和快感卻深植於人的內心深處。

2011年7月22日,挪威Utoya島的一個夏季青年營發生恐怖事件後,很多受害者躺在地上。

2011年7月22日,挪威Utoya島的一個夏季青年營發生恐怖事件後,很多受害者躺在地上。 攝:Vegard M. Aas/presse30.no/Getty Images

2011年挪威恐襲時,槍手布雷維克曾幻想自己建立了一個貫徹他的武裝鬥爭路線的聖殿騎士組織,以示自己的暴力帶有基督教的天啟成分。然而最後警方證明這純粹是他精神疾病導致的幻想。但是在新西蘭,塔蘭特將這個偏執的個人神話變成了真的。布雷維克開創了一個自封的「聖徒」序列。而到了把自身化為網絡模因(meme)的塔蘭特,這個序列真正得到了自我實現,通過宣言當中對布雷維克的直接致敬,和在槍上符號化歷史人物和右翼恐怖分子,他將自己和布雷維克置於一條無窮無盡的歷史之河中,成為為歐洲獻身的「烈士」和聖徒。

如果僅僅是這兩個人暗暗相合,其實也並不足以成為他們所構想的新的宗教的開端。但恰恰是塔蘭特的行為方式誘導着媒體無不傳播,媒體在認為自己報導了極其重要的社會現象的同時,反而成為塔蘭特等人自我崇拜的聖壇,為兩個殺人犯戴上烈士冠冕,為他們免費進行傳教。

當然,我們也看到,兩個想做「烈士」的槍手,根本就是在沒有死刑(甚至挪威名義上沒有無期徒刑)的國家計劃行兇,被警察逮捕時鮮有反抗,他們既想做「烈士」,又想活着看到自己成為「烈士」——互聯網傳播的時代,對人的生命,也有了新的詮釋。

舊世界與新世界

無論是通過極端主義內容對公共空間的奪舍來煽動西方內戰,還是藉由公開性建立具有廣泛觀眾的新聖壇,媒體在其中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塔蘭特故而設計了吸人眼球的各種言論和行為來勾引媒體上鈎,而對於新西蘭發生的恐怖事件,媒體所能使用的語言,幾乎全部都落在了兇手的預料之中,,但由於媒體大多不了解這些人的網絡社群亞文化語境,他們幾乎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利用。

例如,塔蘭特在自己的槍上寫滿了名字和時間,甚至使用了西方較少人懂的格魯吉亞字母、亞美尼亞字母和西裏爾字母,更突出地激發大眾的破譯慾望,引誘媒體來為大眾解讀。但被忽略的是,他在上面畫上了許多新納粹的符號,這些符號加上暗示着歐洲右翼1990年代就存在的一元化「基督教身份」主張的這些密碼,就這樣流入了公共領域。同時,他戲稱寶貝龍3(Spyro the Dragon 3)、堡壘之夜(Fortnite)讓他極端化,誤導媒體陷入對電子遊戲和暴力的討論;用4chan(新法西斯經常光顧的論壇)內部流行的「海豹部隊」段子回應對他的恐怖分子指控,讓媒體誤認其身份(註);在行兇前突然來一句「記得訂閲Pewdiepie」(著名Youtube遊戲博主),吸引了不少大眾注意力。這些案例不一而足。都是他操控媒體簡單而又成功的策略。他既在表面上傳播着能夠吸引流量的爭議性信息,又表達了他的極右身份,媒體不明所以,摔得正中下懷。

在新的恐怖之下,做媒體的難度提高了,甚至媒體到底在社會中是什麼位置,媒體的道德倫理和追求是什麼,都陷入了需要重新思考的境地。

布雷維克曾明確提出,他所代表的新極右運動不必擔心自己的大眾接受程度,他以塔利班一小批人就能發動阿富汗內戰為例,認為自己的運動不需要多大的支持度,更重要的是掌握權力。兩個人都認為,先鋒階段的極右勢力應該注重向大眾傳播,而塔蘭特直接提到要用所謂的幽默和網絡模因來宣傳,尤其是要針對青年人,他還非常「正確」地指出,網絡模因為極右擴大的貢獻比任何宣言都大。

 2019年3月19日,Al Noor清真寺附近的基督城植物園,眾多民眾前來獻花,為遇難者祈福默哀,鮮花佈滿地上。

2019年3月19日,Al Noor清真寺附近的基督城植物園,眾多民眾前來獻花,為遇難者祈福默哀,鮮花佈滿地上。攝:Carl Court/Getty Images

而塔蘭特和布雷維克最大的差別也是最值得警惕的特點,在於塔蘭特極其注重可傳播性,或者說他比布雷維克更加適應這個時代。布雷維克將過去數十年的歐洲諸種右翼的意識形態集中在自己一千多頁的宣言中,重新建構為一種以他為中心的新型崇拜,展開了需要耗費數十年的宏大法西斯主義烏托邦狂想。而塔蘭特從中吸取了最易傳播的部分,一邊用媒體不熟悉的玩笑和符號向極右表達效忠,一邊用大眾容易注意到的流行文化梗來獲取討論熱度,將新納粹的思想釋放出去。

布雷維克認為,媒體和其它主流文化再生產機構已經被所謂的「制度長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所滲透,壓迫了右翼意識形態在公共空間的表達,因此布雷維克認為右翼團體需要發動新的革命,摧毀已經被控制的現代歐洲,並模仿他所認為的左派策略制定了長期規劃。而塔蘭特稍微更進一步,強調即時性、行動性,要閃擊制度,不要等待,先奪權,再獲得民意支持。塔蘭特也因此比布雷維克更加註重自己行為的示範性,宣稱會用自己的行動說明自己的真正主張,鼓勵複製和學習。

值得再提的是,中文網絡對此尤其缺乏警惕。現在已經有許多自媒體推文,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在不加批判的情況下複述其宣言內容,同時由於對新納粹符號不熟悉,且中國網絡對納粹符號的審查也更為寬鬆,使其新納粹內容大量傳播,更進一步撕裂社會。塔蘭特所命中的現實是,中文網絡世界的極化程度令極右垂涎欲滴。大量微博和公眾號搬運諸如breitbart、4chan、《每日郵報》等等右翼所主導的、有意識炮製的內容,自覺或不自覺地附和另類右翼的政治議程。表面上是跨越高牆傳播信息,實質上把極右對狗吹的高音哨降頻到中文網民聽得到的頻率。

需要指出的是,襲擊主角塔蘭特追捧中國模式宣言,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媒體對新疆所謂「再教育營」模式的報導的結果。在這些報導中,新疆模式被批評為一場中國針對伊斯蘭的戰爭。而這樣的消息,無疑是塔蘭特這樣的新納粹的一劑強心劑。只不過在現實中,發生在新疆的暴力與運動式維穩,既有應對宗教問題的層面,亦有應對維吾爾民族主義的層面。在當地脈絡中,知識分子和精英主導的民族主義,和南疆農業地區傳統社會中催生的宗教極端主義,本身並非重合的概念,其鼓動人群亦不相同;而面對一個複雜的故事,編輯台上的歐美媒體,很容易根據歐美社會普遍的社會認識和政治議程,將一切統統描述為對「穆斯林」的控制——畢竟,「穆斯林」是一個歐美讀者更能理解更能接受的詞彙。但這種疑似主流社會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恰恰是中國國內大漢族主義者與維穩者樂見的局面——他們將一切政治都想盡辦法理解為文明衝突的政治,或是將各種政治責任都蓋在文明衝突的外衣下,而自認進步的媒體,卻又不自覺地製造着文明衝突的語言。

白人新納粹帶來的恐怖主義為各地的安全形勢帶來了一種新的衝擊。至今為止,我們還沒看到各地會如何應對。但面對一個旨在撕裂社會,讓社會陷入內戰的理念,維護一個主流的、和平的、按部就班生活的社會形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只會成為越來越強烈的需要。左翼曾大聲疾呼消滅舊社會,對庸碌和醉生夢死的平庸開戰,然而新納粹也喊出了同樣的口號。

在《文明的衝突》的結尾,亨廷頓試圖給出一個解決文明衝突問題的典範的時候,提到了新加坡。那麼。未來人們會給出什麼模式?會不會是監控最嚴格、禁止任何過激言論,靠另一種思想審查反對極端言論?還是把左翼和右翼,穆斯林和基督徒同時送去改造,重新做人?

恰如極端主義號召恢復所有人與所有人的戰爭,如果有政府能夠突然展現出同時鎮壓一切暴力和極端主義、維護徹底主流、拒絕變化的生活的決心的話,它就有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符合全球想像的政治利維坦。

(戴娜美,人類學系學生)

註:「海豹部隊」,即Navy Seal Copypasta,是2012年左右在4chan內開始流行的一個固定內容回覆,內容為自稱有三百擊殺記錄的海豹部隊老兵吹噓自己的服役記錄並暴力威脅對方,有時可用以嘲諷「鍵盤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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