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轉向的中國——一個觀察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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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的末尾，中國各地迎來了改革開放40週年的紀念活動。在過去的40年中，中國發生了波瀾壯闊的全面社會變革。乘着冷戰後全球化的東風，中國從一個幾乎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極權社會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中心和消費市場。這個過程中釋放了巨大的社會晉升敞口，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規模的階層流動。與歐美諸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收益被精英階層壟斷不同，中國的各個階層都得到了紅利。上層享有盛宴，普羅大眾亦得到殘羹。

而這種愉快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伴隨着中國居民達到全球中等收入水平，粗放增長背後的一切問題都開始顯現。階層流動性降低，尚未站穩腳跟的城市中產階級還在擔憂自己的房貸和社保，農村廣大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已經凸顯，下一代再也沒有公平的起跑線了；人力、資源成本飆升，製造業苦苦掙扎，私有企業的法律地位和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幾十年慘無人道的計劃生育政策之後，老齡化隱憂頻現；房地產隱患高懸於頂，金融業系統性風險如芒在背；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疫苗問題、保健品騙局、p2p暴雷、遍布全國的傳銷組織……我曾跟朋友開玩笑說：「中國是一個充分現代化的社會。」他問：「何以見得？」我回應道：「因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切問題都已經在中國出現了。」

這一切問題的出現，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的內在邏輯結果。改革開放早期，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開明高層，本着實用主義原則，希望在體制內引起最小衝突的前提下，調動社會的動能。私有經濟的涓涓細流，逐漸融化了毛時代遺留的思想和體制上的堅冰，最終匯成波瀾壯闊的大江。然而這條河流並非無拘無束，而是時刻處於管控中。統治者一直緊張地審視着流動中的一切。

這種改革得以進行的前提是，不觸及最根本的核心利益，也就是統治階層的利益。最明顯的是1989年的例子：當改革真的危及了統治者的地位的時候，共產黨不惜用最殘忍的手段來維護其統治。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前中期，由於有大量易於摘取的經濟果實，它幾乎給所有人帶來了好處。在這塊越做越大的蛋糕上，統治者及其裙帶總分得最大的份額。

然而如今，若想摘取高處的果實，需要的便不止更健康公平可持續的經濟，還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制、多樣且充滿活力的社會組織、自由開放的思想和言論環境、敞開且平等的社會晉升通路、高效廉潔且受到的監督的政府治理等。實現這一切要求的是深度的社會結構改革，尤其核心的是政治和體制結構的改革，這恰恰是當權者最為恐懼和憂慮的。

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作為一個普通的社會觀察者和思考者，我想盡可能誠實地給出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感受和批判。

經濟，在中等收入之後

幾十年來的經濟奇蹟讓很多人不假思索地相信，中國經濟只會一往無前。2008年以前中國的增長並不神秘，其根本的秘方不過是成本優勢。

2008年金融危機後，儘管中國通過刺激政策率先恢復增長以後，此後的增長卻一年比一年困難，增長的代價也變得越加昂貴。成本優勢消失，低端產業不斷向東南亞、印度等地區遷移；製造業長期處於產業升級的陣痛中；社會保障不充分、房價高企、貧富差距超出警戒值，缺乏安全感的消費者無法充分支撐國內市場。中國政府不得不在低效的刺激政策和控制債務之間來回搖擺。然而真正的結構性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或者說，政府根本不願意解決，因為這些問題正是政府的利益所在。

中國政府極其特殊的一點在於，政府本身極大地參與到經濟事務當中。它不僅是經濟管理者和決策者，也是市場中的行為主體。理論上，由於市場準入、資源分配、規則制定的最終權力都在政府手中，且這些權力沒有外部監管，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有拿到市場上去變現的可能。小一點如一個村鎮的公共資源的處理和收益，一個交通管理局的車輛年審和駕照培訓考核，一個城區的住房建設規劃和審批……大一點的，大型礦產資源的開發和許可，壟斷行業（比如電信業和金融業）的准入和收益……可以說，從上到下，中國政府的各個部門環節，都有其利益關係所在。

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政府從經濟領域逐步退出和放權的過程。當政府放棄一個領域的控制時，立即釋放出巨大的發展空間。民營經濟湧入，迅速創造財富和價值，政府自然有各種手段在這塊蛋糕上切分出自己的份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經濟體和有權者都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但當經濟停滯甚至下行的時候，政府想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就必須侵蝕其它階層和個體的利益。這就造成的所謂的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等現象。理想的狀況下，除了少數特殊領域，政府應當完全從經濟行為中退出，轉化為市場的監督者和服務者。但這恰恰時當前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為完全退出意味着巨大的利益損失。而權力機器總是渴望擴大其觸角。尤其是在當前上位者渴望控制整個社會的時候。習所說的，「黨是領導一切的」，意味着黨要控制社會的每一個環節，這種控制最後當然也包括每一個環節的利益分配。

這種利益分配擺在水面上的部分就是税收問題。國際多項權威統計都顯示中國存在税負過高的問題。早在2016年，國內學者盛洪就提出「死亡税率」的說法，指出在成本飆升和税收負擔的雙重擠壓下，中國製造業企業已經基本喪失盈利能力。不僅企業税負過重，工薪階層的税負也在穩步上漲。

高税負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政府沒有提供與高税負相應的公共產品。中國的税收大量用來奉養龐大低效的行政機器，如今這部機器還在不斷膨大，這種膨大又會要求政府去切割更大的收入份額。政府在支配龐大的公共財富時，真正用來提升居民生活和發展水平的支出並不高。相反，形形色色的政績工程，重複低效的基建設施，近年來急劇膨脹的維穩經費……總之，税收並沒有被有效的轉變成公共產品和社會福利。

此外，中國的税收制度從根本上就有諸多問題得不到解決。税收立法權名義上屬於全國人大，但長期被授權給國務院。實際情況是，税收立法時往往沒有廣泛的公開討論和徵求意見，民眾也無權參與立法過程。政府往往僅根據自己內部意見進行立法。公民缺乏基本的納税人意識和權利。由於中國主要不依靠消費税，而採用隱形的增值税，至今仍有很多人認為自己沒有交過税。更少有人能搞清中國的税種和税率，以及自己究竟繳了多少税。對於集中起來的税收如何分配，民眾沒有發言權、知情權和問責權。政府甚至懼怕公民納税人意識的覺醒，在其宣傳語境中片面強調公民有依法納税的義務，刻意迴避公民有了解和監督税收實際使用情況的權利。各級政府部門基本不公開自己的預算決算，即便公開也往往是一筆不清不楚的糊塗賬。甚至中央每年的預算決算，也不過是一筆做出來給人看的帳。理論上各級人大有權力對政府收支進行審核，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個僵化的例行公事。公職人員在管理上被強調組織忠誠，這種組織忠誠實際上意味着他們只對上級負責，從來不提對民眾和納税人負責。各級部門和官員將支配税收視為自己天經地義的權力，竭力擴大收支份額，想法設法花更多的錢，而從不考慮這些錢是「民脂民膏」，應當用之於民。

另一個經濟上的核心問題是作為中國的制度特色的國有企業制度。國有企業享有諸多特權：總是能優先獲得大量低息銀行貸款和政府補貼，往往能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的成本獲得土地、礦產等資源，擁有行業壟斷權，有政府信用背書，運營不良時靠納税人的税款來買單。然而大多數國企效率十分低下，人員臃腫、作風官僚、內部腐敗。由於大量國企佔據了化工、能源等產業鏈上層，它的低效最終通過供需鏈傳到給下游的民營企業。結果是，國有企業成了對整個社會的一種隱形税收，拉低了整個經濟體系的生產效率。

在這種形勢下，習近平依然提出了「做優做大做強國企」的口號。他主導的供給側改革導致相關行業產品價格大幅提升，最終把成本甩鍋給了下游企業及消費者。

國有企業名義上叫做「國有」，其本質是「黨有」。它的控制權、收益權掌握在黨甚至是黨內部分特權家族和派系手裏。在這種意義上，它可以說是一種「黨產」。做大國企當然符合黨的利益。

國企的另外一層價值來源於，它可以給共產黨提供雄厚的經濟資本和作為經濟主體在各個領域行動的能力。不管一路一帶還是國內大量工程項目，國企可以作為政府行動的補充，代替政府去執行那些政府不能或不應介入的事務。這是共產黨與國際上任何政權或政黨的巨大不同。它不僅作為一個政黨存在，它還有控制着諸多的巨無霸企業，可以隨時命令這些企業執行其意志。

在這種意義上，政府做大國企的行為，幾乎可以說是與民爭利。尤其是在當前民營企業苦苦掙扎，卻連基本的法律地位和私有財產安全都難以得到有效保障的境況下。

法制，治民而不治黨

在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整個國家最大的法律霸凌者，成為法制進步的最大阻礙。所謂依法治國，其實是依法治民。要求普羅大眾遵守法律，再進一步的，要求底層官員和廣大基層公務員遵守法律。而習近平本人、權貴階層和共產黨則公然凌駕於法律之上。

中國法律本質上不過是統治階層的玩物，用來控制和管理底層公眾。正因此，習近平才能冒天下之大不韙，隨意修改國家主席任期；長期以來，國家機構無視國家法律程序，隨意羈押和拘禁公職人員；而現在，新成立的所謂監察委，不僅其存在沒有法律依據，在職能上更與當前法律機構重複衝突，目的不過是為了在光天化日下繞過法律程序，讓公職人員變成馴順的綿羊，接受監管；在所謂的黨內，組織紀律高於法律規則，貪腐濫權者是否伏法，不在於其是否觸犯法律，而在於政治站隊是否正確，對當權勢力是否忠誠，所謂的黨性，不過是個人忠誠和奴才相的代名詞。

正因此，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才會公開跪舔權威，聲稱堅決反對司法獨立。王林清事件，更顯示出，中國最高的司法機構，是如何被權力和利益所滲透。當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對法律隨意踐踏和篡改時，法律就會淪為統治的工具，淪為「惡法」。

意識形態，生鏽的馬克思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

在意識形態上，我想指出，共產黨早已非任何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儘管它還在揮舞着官方馬克思主義這把生鏽的武器。官方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堅持，不過是一種統戰手段，是對遺留下來的政治資產的借用。發生在廣東等地的青年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不斷被捕的事件，更加明確的證明了這一點。天真的學生以為它們聲稱堅持馬克思主義，或者熱愛共產黨和習主席，就可以免受政府的壓迫。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由於善於煽動底層群眾 ，並且常常付諸實踐甚至是暴力對抗，馬上就將成為政府的最痛恨的主義。官方的馬克思主義僅僅用來背誦、複述和表達忠誠，絕非用來真實的實踐。

而政府似乎也意識到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喪失了說服力。近些年，政府宣傳口徑開始刻意的轉向民族主義。這種獨特的民族主義建基於中國的近代史，尤其是共產黨官方的近代史。在這種敘述中，中國從一個領先幾千年的世界強國，變成被列強欺辱的東亞病夫，直到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的中學歷史課本里一直在讓學生論證這種根本不成立的問題：「為何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學生們必須記住標準答案，才能通過考試。而現在，共產黨已經決定把這種官方敘事再推進一步，它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像所有的意識形態話語一樣，這是一種含混不清又激動人心的口號。

在當權者的推動下，宣傳機構火力全開，努力在全社會營造一種政治正確的氛圍。它們企圖在一個已經充分「祛魅」的現代把官方敘事重新神聖化。這種神聖化只能依靠洗腦、暴力、控制、散播恐懼來完成。

言論自由，史上最成功的言論控制機器

在言論控制上，中國毫無疑問，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國家，有着世界上最龐大最有效的言論審查和監控系統。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所有的新聞傳播行業都是國有機構。這意味着，社會空間裏只有一種聲音——黨和體制的聲音。改革開放後，政府為了甩掉包袱，在新聞傳播行業推行私有化，出現了自負盈虧的新聞機構。於是國內逐漸有了少量媒體能發出一些獨立自主的聲音，承擔起揭露現實、批判社會、倡導新知的重任。但在胡温時代，政府已經開始逐步收緊對言論的管控。中宣部等言論管控機構，為每天的新聞制定規則，什麼要報導，什麼不能報導，報導時什麼口徑，通過一層層的官僚系統，每天下達到所有媒體。對於不聽話的媒體和個人，通過處分、撤職、換人等手段予以清理。到了習時代，更是明確要求所有媒體姓黨。許多有原則的媒體人只能黯然離開新聞業。在這套系統有效的控制手段下，新聞業已經幾乎沒有自由空間可言。

在另外一個重要的公共領域——互聯網，中共向全世界展示了，當威權與技術結合在一起，會產生什麼。

互聯網興起的早期，很多人曾興奮的認為互聯網會建起一個沒有國界，沒有門檻，信息自由傳播的烏托邦。這種單純的想法在中國的技術官僚面前不堪一擊。從互聯網進入中國的那一刻，中共就在嘗試將一切不利於統治的信息拒之門外。儘管早期的「金盾」「綠壩」成效不高，但「防火長城」技術的逐步成熟徹底扭轉了局勢。這種技術將中國互聯網變成了共產黨管控下的局域網。一方面，中共逐步將不願按其意願進行信息審查的海外公司，如google，twitter，逐出牆外；另一方面，在牆內，不斷刪除、清理、屏蔽不利於統治的信息。

習近平上台以後，宣傳部門更是轉守為攻。自2012年起，中國就已經開始逐步清理微博大V，以及網絡上很多有影響力並敢於批判政府的人，他們本身作為意見領袖的號召能力就讓政府感到不安。在移動互聯網勃興後，中國互聯網逐步進入下半程，生態系統也開始變得封閉。多數用戶聚集在幾家大平台上，如微信、微博、今日頭條、抖音等。這使管控變得更加容易。政府只需要求這幾家公司建立起自己的審查機制，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絕大多數言論空間。在一個私有產權和法律正義得不到保證的國家，這些大型民營互聯網公司在政府面前只能俯首帖耳。在政府的威壓下，它們無一不組建了高效的自我審查團隊。為了不觸怒政府，它們的審查標準常常比政府更嚴格。

近年來，政府開始採取更激進的手段，通過懲罰少數人制造寒蟬效應。一些網紅因為在直播中因涉及調侃國歌、老紅軍等敏感政治符號被封殺。一些民眾因為使用翻牆軟件被拘禁和懲罰。對於那些在網上發表異見的人，政府採取約談，公安、國保上門，以當事人的事業、家庭、前途為籌碼進行威脅等手段，封堵民眾口舌。現在，人們即便在微信群裏私下發表一點不合時宜的政治見解，也往往心懷恐懼。這些群可能第二天就會消失，因為政府時時在監視着人們的聊天信息。政府在用實際行動告訴人們：網絡上必須只有一種聲音，那就是政府引導的主流聲音。

除了新聞媒體和網絡，中國的電視、電視、廣播、圖書出版、遊戲……無一不時刻處在政府的管控中。

公權力，從收縮到擴張

曾經，中國政府的職能是無所不包的。它是高高在上的威權者，無所不在的管控者，不容置疑的領導者。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人們原本寄望於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開放，政府能逐漸擺脱威權者的角色，成為公共福利和社會服務的提供者，以及文明的執法者。這種轉變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尤其在中國的一線城市，由於民眾普遍經濟層次和受教育程度較高，他們也要求一個相對文明的政府和公平的社會環境。至少那些居民日常生活中需要經常接觸的部門，已經變得更程序化更友好。這個過程中也有技術的幫助。電子化和互聯網化，將很多政府職能和手續，從瑣碎的人情關係和權力中剝離開來。

如今，這種轉變是否還在繼續是讓人懷疑的。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公權力正在重新擴張，侵蝕原本自由的社會空間。兩個著名的案件也許很好的展現了這一點。

2003年，畢業於武漢科技學院的孫志剛，在廣州出門上網時，由於未辦理暫住證亦未攜帶身份證，被送外派出所，又被關進收容站。之後被發現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員的醫院內死亡。許多媒體詳細報導了此一事件，並曝光了許多同一性質的案件，在社會上掀起了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引發了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抨擊，並發展為違憲審查機制的討論。先後有8名學者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就此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最終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

另一起案例發生於201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並在北京工作的雷洋，因涉嫌購買性服務，被警方拘捕，並在拘捕過程中意外死亡。這一事件迅速在網上發酵。面對來自家屬和人大校友的質疑，警方從未給出滿意的解釋。多個當時可以看到案發現場的攝像頭莫名損壞，警方亦稱沒有佩戴按規定出警時必須全程使用的警錄儀。最終涉案的警方人員竟未被起訴，僅僅被處以行政性處分。雷洋的家屬和律師在網絡上被禁言，相關報導被刪除。人大校友在發出的公開信中寫道：「雷洋的死絕非意外，而是一場系統性的悲劇。我們呼籲最高權力機關展開對雷洋死因的獨立、公正調查，我們要求嚴懲肇事兇手、徹底整頓約束公安紀律，我們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城市秩序。」這封公開信當然也很快在牆內消失。整個事件也迅速被遺忘。

這兩件事明確的說明了改革開放的轉向。在2003年，這個國家還在走向開放，人們相信自由、公正和公平的社會環境正在到來。在媒體、社會力量和和學者的關注下，政府回應社會聲音的方式是制度的改革和對公權的限制。

在2016年，權力不再妥協。當事人的家屬被威脅，網絡上的聲音被屏蔽和刪除。政府用管控、強權和操縱回應民眾的訴求。

數字極權主義，看不見的圓形全景式監獄

在當下中國，公權力的擴張已經是再明確不過的趨勢。這種擴張的一種明確表現是權力對私人領域的入侵和對公民行為的監控。作為世界上攝像頭最多的國家（這些攝像頭還逐漸接入了人臉識別和步態識別之類的智能算法），政府監視着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機場、火車站和汽車站都裝備了人臉識別系統，酒店會記錄每位顧客的身份，政府了解每一個人的行蹤。據稱一些行人甚至在公共場所被檢查手機，在權力面前，公民根本沒有保有隱私的權利。

如果這些在中國已經習以為常，一項正在到來的全民監管技術則更讓人擔憂。這套「社會信用體系」正在多個城市試點，並將在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投入使用。這套系統會收集每個公民、企業、組織的大量信息，並根據這些信息給出信用評分。對於公民而言這些信息包括財務狀況、教育、醫療、購物記錄、出行記錄、交通違章、住房信息、配偶子女信息……等等。獲得更高信用分的公民將會在很多方面獲得優勢，比如更低息的貸款，更容易被好大學錄取，更快速的職業晉升通道等等。相反，信用分較低的人群在這些領域會面臨困難。那些信用分最低的人很可能會被排除在社會之外。

這套系統已經開始部分發揮作用：政府用它來懲罰失信的被執行人，也就是俗稱的「老賴」。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站上的數字顯示，超過1800萬人被禁止坐飛機，550萬人無法購買高鐵車票。用政府的話說，這是為了「使收信者處處收益，失信者寸步難行」。

政府建立信用系統的目的，顯然不僅僅在於限制「老賴」。事實上，它的真正潛力，在於成為一套全民管理和規訓系統。這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邊沁所說的圓形全景監獄。這種監獄由一個中心的監視塔樓和四周環繞的牢房構成。塔樓上的管理人員可以隨時監控所有犯人的狀態。而犯人無法得知中央塔樓的狀況，因而只能時刻處於可能被監控的懷疑中。在當下的語境中，這座塔樓被以機器學習算法和大數據為依託的技術手段代替了，它賦予了權力對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對公民的每一個細小行為進行管理的可能。很多人用「1984」來形容中國當下和未來的境況，如果中國真的是「1984」，那它至少是一個升級版的「1984」。

中國政府試圖建立這樣的管控系統，並不讓人驚訝。讓人驚訝的是，這些監控措施在中國並沒有遭到有效的反對。很多中國人甚至主動為這套系統辯護。這裏面有多個層次的原因。

首先，在政府史無前例的言論控制機器的操縱下，反對的聲音基本無法發出，或者在發出後迅速被濾除，只留下宣傳結構的精心引導。多數人甚至沒有注意到這些變化。其次，面對中國社會當前的現實環境，這些措施在邏輯上有一種似是而非的合理性。在社會制度不合理，保障不完善，民眾普遍普遍缺乏安全感的當下，很多人確實在心理上需要一個強力的監管者和高高在上的權威，來保證整個社會的良序。這些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大多數社會負面現象並非由於權力的缺失，而是由於權力的泛濫和不受監管。再次，中國人從出生到成長的整個生命歷程基本是在共產黨的宣傳和規訓下進行的。這些規訓不僅存在於官方宣傳口徑，而是深刻的滲入日常話語體系和生活細節。這造成國人普遍缺乏獨立思維判斷能力，甚至部分人可能在心理結構上留下對外在權威的畸形依賴。

結語

在中國，巨大的轉向已經發生，並且愈加明確起來。在一個所謂的21世紀的現代化中國，我們依然不能自由的言說，無法擁有自由思想的權利，無法獲得私有財產和人身安全上的充分保障，甚至連古拉格這種怪物也已經復現。

在時代潮流面前，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他們甚至會被那種無力感所吞噬。但正是一個個個體的思想和行為塑造了潮流 。實際上沒有什麼人會拯救我們，除了我們自己。這個世界最大的希望並非來源於某位神祗，亦非來源政治人物的施捨，它來源於我們自己。來源於我們選擇守持的原則，我們對於更好的世界的希冀 ，和我們付出的實際行動。

孔子在《論語》中說「富貴可期也，雖執鞭之士吾為之；富貴不可欺，從吾所好。」這也是我給同代人的建議：深刻的觀察，冷靜的思考，不要違背內心的基本原則。如果我們不能成為站出來發聲和行動的人，至少我們不應成為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