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讀者來函

佔領之後,「真實」的烏托邦——致敬賴特

2014年以後,我們彷彿對更美好的他選不作希望,並且節節退讓。但賴特的精神告訴我們,最黑暗的時期卻反而是最需要努力的時期。我們對公正社會的訴求,其實並沒有很好的勾勒。


2014年金鐘佔領現場。 攝影:林振東
2014年金鐘佔領現場。 攝影:林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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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沒人會否認,賴特(Erik Olin Wright)是當代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今年一月底傳來他的死訊,令人十分婉惜。二月初時,我收到其中一位論文導師馬勒森教授(Thomas Malleson)的電郵,說賴特臨終前已將「真實的烏托邦計劃」(Real Utopias Project)托付給他,著他幫忙安排並組織出版餘下的書目。賴特的著作對我的學術取向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我想在這稍借機會談談賴特仍未完成的計劃以及幾個關於烏托邦計劃的重要問題:到底甚麼是「真實」的烏托邦?它與烏托邦有何分別?整個「真實的烏托邦計劃」又對我們有何意義?

粗略而言,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弊病是它無法清晰地勾勒出理想社會的各種制度面貌。對馬克思而言,他所勾勒的是一套社會演化的科學定律,因此到底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世界裡,「制度」會是何種模樣,是不必回答亦不能回答的問題。一方面是由於我們並無法去具體描述未來;另一方面,對於必然會發生的未來,又有何必要去具體勾勒它的制度面貌?可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以共產主義之名帶動的政治變革,其所帶來的政治制度,卻可能對政治自由和美好生活帶來更大的威脅。於是,共產主義者不可迴避的問題便是:除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外,他們能提出何種可行的具體制度願景?如果不能,借用斯賓洛莎(Spinoza)的名句,那麼我們就可能已經活在「在所有可能的世界裡最好的一個」(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真實」的烏托邦之所以是真實的,便在於它對具體制度及可行性的重視;而真實的「烏托邦」之所以是烏托邦,便在於它否定現在的資本主義世界是最好及可能的一個世界。

篇幅所限,這裡只能極其簡短地介紹該系列的書籍(有興趣了解整套計劃背後原意的讀者,可自行閱讀賴特在2010年出版的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真實的烏托邦計劃已出版的書籍包括以下幾個系列。(一)處理國家權力的有 Deepening Democracy 和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這兩本書分別探討各種民主共治的可能性,例如在巴西實踐的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由公民直接共同決定政府預算的分配,以及各種地區性民主組織與民主政治之間如何互相補足等問題。(二)處理經濟分配的有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Equal Share 及 Recasting Egalitarianism 三書。這三書分別討論了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持份者基金(Stakeholder Grants)、股份券社會主義(coupon socialism)等旨在透過重新分配產權而令收入分配更為平等的計劃的可行及可欲性。同時亦探討了在全球化時代下,更為平等的財富及產權分配的好處。(三)處理社會關係的有 Gender Equality。此書探討了一系列可以令家庭及工作場所中的性別關系更為平等的政策,包括最高工時、社會及政府的育兒支援等等與傳統家庭中歧視女性分工之間的關係。將出版的 Legislative by Lot 則探討一個相對大爭議的計劃:在立法機關經選舉產生的議員外加入抽籤的元素,透過隨機樣本(random sampling)去選出一群充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公民,加以適當的政治知識訓練,讓他們在立法決策中代表全體公民作出決策,以減低因社會經濟不平等對政治決策所帶來的不公影響。

至於仍未出版但已在寫作階段的兩本書,則分別探討企業(corporation)及金融界(finance)的民主化問題。往後該系列將會覆蓋的議題包括選舉政治充權(empowering electoral democracy)、合作式市場經濟(cooperative market economy)、氣侯政治及可持續發展(climate polit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全球貿易(global trade)、公共教育(public schooling)、公共交通(public transit)、優質兼職(quality, secure, part-time work)及種族主義(racism)等。不用我多說,讀者也能輕易看出這計劃的龐大。

因此,賴特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與眾多橫跨不同學科的學者合作,才完成了整個計劃的三份之一。貫穿整個計劃的理念,正如賴特所言,是對政治平等、政治自由,以及美好人生(flourishing lives)的追求。這三者便構成一個公正社會的核心價值。但追求一個公正社會,對賴特而言,除了對現有制度提出診斷與批判(diagnosis and critique)外,更重要的是要探討可欲且可行的他選(alternatives),並提出社會變革(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分析——亦即如何從現有社會走向理想社會的分析。因此,賴特稱真實的烏托邦計劃為「解放性社會科學」(emancipatory social science),是由規範性價值主導,旨在將人類從各種社會壓逼中解放的社會科學,有別於一般停留在「診斷與批判」的相對客觀的社會科學。

賴特開始著手進行真實的烏托邦計劃時,是處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破產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該系列的首作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發表於1995年)。當時,資本主義被廣泛視為唯一可行的政經制度。奉放任自由經濟為圭臬芝加哥經濟學派如香港人熟知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影響力早已超出學術進入政治領域。在這種背景下,他仍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也沒有放棄對資本主義外的其他可能性的探討。他堅持信念,在最絕望的時候著手進行最龐大的計劃。直到今年,《經濟學人》在2月15日一刊的封面中,以千禧世代社會主義(The Rise of Millennial Socialism)為題,承認社會主義在新世代中有廣泛的認受性。佔領華爾街運動和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美國所得到的支持,都表明了大量的公民開始質疑資本主義是否「在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並且認為更好的他選的確存在。

賴特的精神及方法均值得我們學習。2014年以後,我們彷彿對更美好的他選不作希望,並且節節退讓。但賴特的精神告訴我們,最黑暗的時期卻反而是最需要努力的時期。我們對公正社會的訴求,其實並沒有很好的勾勒。例如對香港而言,甚麼是一個公正的城市規劃、公正的房屋政策、公正的性別關係、公正的工資與工時?固然香港現有的制度存在極大的不公,但我們的理想圖像中,這些具體的制度及政策到底該如何安排?為何這些理想的安排是可行的?要將理念在大眾層面中深化,這些具體的討論便必不可少,亦不能停留於診斷和批判的階段,否則便流於空泛,難以紮根。當然,民間社會已有各種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如何將這些分散不同界別的努力聚集,以提供一套橫跨各議題並多面向的關於公正社會圖像的具體分析?

在此謹向賴特致敬,並願他安息。

(作者為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參考書目:

Wright, E. O.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讀者來函 馬克思主義 Erik Olin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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