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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法蘭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畢生研究現代世界的起源問題。2011年，他受邀前往清華大學發表題為「現代世界的誕生」系列講座，《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即由該講座講稿充實潤色而成。
在該書中，麥克法蘭聚焦被托克維爾和韋伯視為「現代性的發源地」的英國。他挑戰了馬克思·韋伯關於資本主義現代社會所形成的理論。他認為，並非如韋伯所說的那樣——「由於宗教改革的爆發、海外貿易的繁榮、帝國的興起，16世紀出現了一道分水嶺」，現代社會由此誕生——其實，「從11或12世紀一直綿延至今，英格蘭的現代性……沒有任何間斷。」
麥克法蘭認為，基於對財產私有權的法律保護以及非家庭中心的社會生產模式等因素，英格蘭在中世紀以來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市場資本主義體系，這為後來的工業革命打下堅實基礎。及至改良蒸汽機的出現和應用，英格蘭的生產效率一騎絕塵，而這反過來又促進市場資本主義體系的良性循環。藉助工業力量，英國擁有了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並通過與代理統治的殖民地開展貿易建立起了經濟帝國；同時，一個關鍵的特徵也同時作為這個帝國形成的原因和結果，那就是經濟、社會、宗教和政治等各領域的相互分立與平衡。在此框架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探討了英格蘭社會在物質生活、社會等級制度、權力和官僚制度等11個方面的現代性在中世紀時期的形成。全書總體結構如下圖：
麥克法蘭對「現代」的定義有時會根據具體分析問題的不同而有所側重，不過總體上是一致的。他認為現代社會是「一種高度流動的城市-工業（urban-industrial）社會」（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下稱「書」）：p. 5.），有五個同步出現的表徵（書：p. 21.）：其一是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合理的人口結構，其二是政治自由，其三是家庭力量的削弱和一個開放、流動、精英主義體系的建立，其四是一種依託於機器大生產和勞動分工的全新財富生產方式的興起，其五是認知和科學革命。
在麥克法蘭看來，「現代性」不等於「（市場）資本主義」。因為市場資本主義「最核心的表徵是讓經濟分離出來……不再嵌於社會、宗教和政治之中」（書：p. 57.）；而一個充分的現代社會歸根到底「僅憑個人串聯着相互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政治領域。」（書：p. 7.）換句話說，對於麥克法蘭眼中的四大領域，如果僅有經濟獨立出來了，則可以稱為「（市場）資本主義」；只有等到四個領域完成相互的分立，才有資格稱為現代社會。
當前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眾說紛紜，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今天的中國有步入「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這一方面說明中國已擺脱純粹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領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相對獨立於其他領域，社會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的特徵。然而另一方面，資本與行政權力關係密切，與政治領域盤根錯節，所以經濟領域並未完全獨立，中國還遠不是一個純粹的「市場資本主義」社會。進一步而言，從近年來中國頻發的基督教教堂被拆以及清真寺被監控的事例則說明宗教領域受到政治領域強力干預。總之，當下中國四個領域的分立還遠未實現，因而尚不能稱為「現代社會」。
對於各領域之間相互分立和平衡的重要性，麥克法蘭在全書中反覆強調：
[英格蘭]最偉大的遺產也許並不寓於任何具體事務，而寓於生活各領域之間的關係。我相信，現代世界及其自由和種種裨益的來源，是生活各領域之間由於分離和平衡而產生的不息張力。英格蘭開風氣之先，成功地保持了國家需求、教會需求、家庭需求、經濟需求之間恰到好處的平衡，使其中任何一種都無法凌駕於其他。（書：p. 358.）
這種平衡是令人着迷的，而英格蘭何以形成並維持它呢？麥克法蘭說，一切權力走向腐敗，「但是法律對它有約束作用；約束力的大小取決於司法的獨立程度。」（書：p. 166.）其實，司法獨立的程度還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為何遲遲無法形成和維持各生活領域之平衡。例如，當前中國的法院和檢察院都統一由相應級別的黨委政法委管理，理論上只對黨委政法委負責；這一實實在在的責權關係清楚地表明中國的司法獨立仍舊任重道遠，而經濟、社會、宗教、政治四大領域間的關係也相應地失衡。
如果說司法獨立是硬幣的一面，那麼另一面就是對各領域所代表權力的限制；對於政治、社會和宗教領域，就分別是對王權、父權（廣義）和教會權力的限制。以政治領域為例，與中世紀歐洲大陸不同，英格蘭長期處於「有限君主制」，「立足於人民的自願默許，國王本人像他的本國同胞一樣受制於同一種法律。」（書：p. 189.）對君王權力的明確限制可以追溯至1215年的《大憲章》。
進一步追問，又是什麼讓英格蘭的司法獨立以及有限君主制得以維繫？一方面，各領域的平衡既是司法獨立以及有限君主制所保護的結果，但同時也是促成後兩者的原因——正因為各領域交相競爭，卻又找不出支配者，為了讓所有人都滿意，只好請一個各不相干的「裁判」，司法因而得以獨立；並且各領域力量為了自身的公平和利益，會想方設法維持其獨立（除了個別野心份子）。換句話說，各領域的平衡與司法獨立和有限君主制是相輔相成的。
正如巴林頓·摩爾在《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一書中所說，19世紀，英國在走向民主的進程中脱穎而出基於這些原因：「一個相對強大的議會，一個擁有自身經濟基礎的商業和工業利益群體，一個不算嚴重的農民問題」，以及國家不存在任何強大的鎮壓機器。換句話說，各領域力量之間的制衡推動了民主——司法獨立和有限君主制的進化——的誕生。
另一方面，如果跳出各領域平衡與司法獨立（或有限君主制）的二元循環本身，又到底是什麼其他的因素造就了英格蘭的這種特質？筆者聯想到了麥克法蘭在其成名作《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基於對中世紀英格蘭財產權、法律制度、社會風氣等的考察，他得出結論認為早在中世紀時期，個人主義在英格蘭已經形成，而非通常人們認為的個人主義是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產物。或許正是英格蘭人獨特的個人主義精神，造成了他們對個人權利的珍視和勇於維護。有可能，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個人主義造成了對個人權利（即人權）的尊重，並作為「藥引」將一個中世紀甚至更早的社會導入各領域平衡與司法獨立的良性循環。個中淵源和機理，有待細緻研究。
可惜的是，對於當下中國特別需要的關於各領域平衡與司法獨立（或有限君主制）的三個章節（第九章「公民社會」，第十章「權力和官僚制度」，第十一章「法律和暴力」），麥克法蘭的講述雖然所涉廣泛，但其邏輯關聯時有跳躍。表面上看，讀者可以從書中看到諸如「行政權力地方化」等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到底這在英格蘭是怎麼造成的、對於中國又從何借鑑，這些問題依然沒有答案。所以筆者說可惜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站在普通中國讀者的角度，難以辨別很多真正值得從制度邏輯的層面學習的東西。
麥克法蘭說，一切權力走向腐敗，「但是法律對它有約束作用；約束力的大小取決於司法的獨立程度。」其實，司法獨立的程度還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為何遲遲無法形成和維持各生活領域之平衡。如果說司法獨立是硬幣的一面，那麼另一面就是對各領域所代表權力的限制；對於政治、社會和宗教領域，就分別是對王權、父權（廣義）和教會權力的限制。
推而廣之，其實以上提到的是一個關於社會歷史研究方法的問題。自古歷史事件成功的原因則千千萬萬，反而找不到頭緒。畢竟真實的歷史邏輯鏈在隱匿幽暗、錯綜複雜中一方面是極難發現，另一方面是發現了也極難被承認。或許對於社會歷史研究，更現實的方法是退而求其次：爭取對一系列事件及其關聯作儘量準確的描述。簡言之，理清因果邏輯如果太難，則不妨先澄清和還原本身樣態和相關關係。
不得不說，受限於系列講座的形式，本書內容比較零散，片段繁多；雖然在章節局部內確有通順的邏輯，但在總體上缺乏清晰和完善的體系。有讀者評論本書「混淆了現象和原因」，筆者很大程度上是同意的。本書主要探討了英格蘭中世紀以來的大量現代化現象，其實缺乏因果邏輯的嚴格論證。
其次，韋伯的真實觀點似乎並沒有像麥克法蘭所講的那麼「一刀切」：將16世紀視為現代化突如其來的分水嶺。雖然韋伯的確強調16世紀以來的宗教改革及相應的新教倫理推動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但他並不認為新教倫理就是資本主義最為原初的萌芽。他說，「眾所周知的是，某些重要的資本主義商業形式比起宗教改革來有着更為悠久的歷史。」此外，基於天職觀念的理性行為是整個現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這種理性主義乃是發源於基督教中世紀的入世禁慾主義精神。
再次，本書內用於佐證的材料有大量取自文學作品，例如喬叟的小說和其他人的各類遊記等。對於學術作品，這類材料並不是完全不能用，尤其是當需要考察一個社會在數個世紀以前的各種情況時，本來當時的嚴肅作品就不多；但是，筆者感覺這類材料的取用仍舊略過頻繁了，這讓書中的很多結論一時難以讓人信服。
總體來說，麥克法蘭說本書「專為中國讀者而寫」，但可能受限於講座的形式，其實真正觸及中國讀者關切的地方是有限的。筆者更願意將本書作為一部有關英格蘭中世紀以來社會歷史狀況以及現代性起源的問題指引，其中最迷人、最能啟發中國讀者的問題或許是：社會各領域間的相互制約與平衡如何發生，又如何得以長久地維繫？
引文來源：
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巴林頓·摩爾，《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王茁/顧潔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奇炎/陳婧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