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大陸

跨國搬家故事:他們幫助「老外」離開中國

無論經濟興盛或衰退,搬家公司都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經濟好的時候,搬來中國的人多;經濟不好的時候,離開中國的人多——他們都有生意做。


於中國機場上離開的旅客。 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於中國機場上離開的旅客。 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黃先生自嘲是「頂着英文名揾食的潮汕娃」,他在深圳做跨國搬家業務,也就是幫助那些要離開中國的外國人搬家。他有個英文名叫馬克(Mark),客戶也通常這麼稱呼他,他始終強調英文名對於這份工作的重要性,「你得給『老外』一種親切感,覺得你平時就是馬克,就是保羅,就是傑克,放心把東西交給你組裝打包。」

法國人居伊(Guy)就把自己的搬家大事託付給了馬克。居伊原本是一家法國玩具企業東莞分公司的負責人,在中國每月拿雙薪(固定年薪+外派補貼),在東莞松山湖租住200平米(約兩千呎)的高檔公寓,是毫無疑問的優越人士。「用現在中國白領的話,什麼車釐子自由、酒店自由,我早就實現了。」居伊笑着回憶這段美好時光。

誰料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形勢風雲突變,「世界工廠」的桂冠被東南亞近鄰覬覦着,勞動力成本飆升,中國的工廠訂單開始減少。法國總部作出決定,公司整體戰略向東南亞傾斜,把居伊所在的東莞公司遷往越南河內,緩解人力成本過高帶來的巨大壓力。

居伊慌了,「我才剛適應東莞的生活節奏,就又被發配到新的城市。」一切要從原點重新開始了。讓他更頭疼的是,他擺放在寬敞公寓裏的五座L型沙發、兩個沉甸甸的實木床頭櫃,還有中國朋友送的兩個高1米、繪有梅蘭竹菊的景德鎮陶瓷……家裏有這麼多大件傢俱,件件被他珍愛——搬家,怎樣搬?

經同樣在東莞工作的外國朋友推薦,居伊聯繫上在深圳跨國搬家業內已經小有名氣的黃先生,也就是馬克。

搬家工人是他在中國最後一個朋友

馬克的公司有200餘員工,在深圳南山區有一個5000平米的倉庫,是「深圳最好的三家國際搬家公司之一」。

馬克的客戶大多靠口耳相傳、熟人推介。為了給這位法國客戶留個好印象,他不惜花時間突擊法語。上門服務的那一天,馬克帶着3個工人叩響居伊的公寓大門,一進門,就來了句夾着潮汕口音的法語問候。

雖然「感覺他把bonjour(法語「你好」)直接說成笨豬了!」但居伊覺得這個留着板寸頭的小眼睛中國男人,「很有心」。

居伊要求工人把公寓裏所有物件,全都搬去越南,一個也不能少,以便最快地複製他在中國的生活。馬克手下的三個工人便即刻開工,量尺寸、鋪膠帶、布紙箱、做清潔。他們不懂外語,只沉默地忙着。

沙發最先被裝箱。兩位工人把L型沙發按照長方體的尺寸,從一塊約面積20平米的摺疊紙板上,裁出一個2.5×2米大小的紙箱。

居伊在一旁監工,看着自己在中國收集下來的家當和寶貝一點一點被歸置在箱子裏,成為一個個整齊的方塊。輪到那兩個體型巨大的景德鎮瓷器時,他對工人一再強調「慢一點」。

「給客戶弄碎、弄破東西,公司工人得賠照原價四倍賠。」馬克說。而一旦出現大面積的物件損壞,客戶一般會申請保險賠償,「哪怕只是攤上一次這樣的事,公司名譽就完了。老外很在乎口碑,他們很可能就選其他搬家公司了。」所以在國際搬家業內,「零失誤」並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

為緩解居伊的焦慮情緒,馬克在一旁陪着他聊天。馬克自稱是「人來瘋」,他之所以能坐到一間國際貨運公司深圳地區的負責人位置,就得益於自己可以和外國人「無話不談」。

居伊回憶,2012年底,他從巴黎來到廣州工作,半年後又調職去東莞,管理這家法國玩具企業的東莞分公司。他訝異於東莞這座城市閃動着無限商機,那年東莞的GDP已突破五千億人民幣,訂單、客戶絡繹不絕,這與相對成熟平穩、缺少變革的歐洲完全不同。居伊果斷揮筆簽下數年外派合同,在東莞紮下根,那時他三十五歲。

中國的經濟形勢風雲突變,不少公司戰略向東南亞傾斜,「機器換人」一度成了東莞製造業的新主題,催促着這座城市被迫轉型升級。

中國的經濟形勢風雲突變,不少公司戰略向東南亞傾斜,「機器換人」一度成了東莞製造業的新主題,催促着這座城市被迫轉型升級。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居伊現在能講簡單的中文,點餐、坐出租車都沒問題,也談過一個中國女友,但對方家庭時不時催婚,讓居伊產生了退意。

而給他搬家的馬克今年32歲。在從事搬家業務之前,他在深圳的一家貿易公司做業務員,每天面對的是成堆的國際貿易單,這也讓他對物流行業「弄得比較清楚」。他接觸的第一個外國客戶是一個在深圳某快消品牌做高管的美國人,「他和太太在深圳的家裏東西特別多,光是大件的物品就有七八件,打包了一天還沒裝完。我對他說抱歉,那個老外說沒關係,搬完家還塞給我一百塊人民幣作小費。」

從業已滿6年的馬克,和美企高管一起「怒噴」大陸城市空氣質量、和領館負責人談論文革、六四或計劃生育政策。「聊天氣,聊文化,聊家庭,什麼都聊……政治我也聊,我自會把握分寸。」

他和居伊甚至聊起過2013年的《南方週末》事件。那時居伊在廣州開車偶然經過南方報業大院,看到門口聚集着好多人,其中有人站在花壇上演講,講新聞自由。其中一個人講完之後,居伊上前說「我覺得你說得很好」。結果那個人很警惕地問他是不是美國派來的記者,之後擺擺手走開了。

居伊和馬克談論這件事時,馬克起先積極表達自己的態度,但隨後他便只聽,不說,「老外看中國,和我們自己看中國,這是不一樣的兩回事,所以我選擇聽他說,自己不發表意見。」

從早上九點進門起,到下午五點貨車拖箱,他們聊着、忙着,居伊這間公寓的家,被搬家公司在八小時時間,用八個立方米的面積全部「運走」,當天就由馬克公司的貨車拉去碼頭安排船期了。

「中國效率」再一次令居伊震驚。

居伊離開東莞去河內了,但他在微信上把馬克添加為星標朋友(意為微信裏特殊好友)。兩人直到今天依然保持聯繫:聖誕節時,馬克會向居伊祝好;春節期間,居伊會發「恭喜發財」字樣的表情包給馬克。

馬克,成了居伊在中國最後一個朋友。

無論經濟好壞,搬家都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

和馬克一樣,給老外搬了十多年家的肯尼(Kenny)也自稱「閲鬼佬無數」。

他原本姓鄭,是福建人,在紐約讀完大學後,他來到廣州做外貿。那時還是21世紀初,廣州作為國內貿易中心的地位不可動搖,「每天就是接單,然後跟物流進度。我英文過得去,和老外打交道不吃虧。」

他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目前都在番禺區的一家國際學校裏讀書。他經常能遇見一些攜家眷來中國工作和生活的老外,「外國人其實很看重教育,所以他們選居住地時,會優先考慮那些靠近外國人學校或國際學校的小區。」

如今,肯尼每天出入的都是外國客戶扎堆的那些「老根據地」:一個是位於白雲區的金湖花園,這裏依山傍水,與廣州最好的國際學校之一(裕達隆國際學校)只有五分鐘車程,小區以獨棟別墅為主,多是在廣州的外國領館、外企高管租住;另一個是位於市中心的二沙島,這裏是各國領事館的總領事聚集之地,轄區內有被稱為「廣州國際學校之冠」的美國人學校。

不過,在對待「老外」的態度方面,肯尼和馬克不太相同。

「我們公司的一個行規,就是儘量不和客戶過於親密地接觸,不能侵犯對方隱私。涉及到國內的一些社會現象和政治話題,也是絕對不可以觸碰的紅線。」

「搬家過程中,也碰過硬要和我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老外,我就儘量點頭微笑,或者等他說完話,立馬轉移到另一個話題上去。」這是肯尼的應對策略,不談政治,只談業務。

中國不少搬家公司的廣告。

中國不少搬家公司的廣告。攝:Natalie Behring-Chisholm/Getty Images

肯尼供職的搬家公司,有二十多年歷史,是中國華南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家,曾見證過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大量湧入、大批外國淘金者來到中國的盛況。而現在,因為政治高壓、空氣污染和市場前景的不明朗,離開中國的外國人變多了,公司購買了最先進的高空起重吊機、樓房吊運機、電動起重機等,能夠跨越一切障礙,將大件的傢俱、沙發、浴缸、鋼琴等從50層樓高吊到地面。

跨國搬家是全球化的產物。這個行業從某種程度上提供了人口遷徙的參考樣本。諸如《華爾街日報》等英文媒體,最喜歡從搬家公司打探數據,以了解一個國家或地區正在發生的改變。

而對肯尼來說,無論經濟興盛或衰退,搬家都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經濟好的時候,搬來中國的人多;經濟不好的時候,離開中國的人多——他們都有生意做。

那國際搬家是個賺錢的行業嗎?以馬克為例,至少從業6年的他,已經成了行業內的「小中產」。據他手下的一名搬家業務員透露,已經做到公司業務副總監的馬克,目前拿的是年薪,平均到每個月,工資能有3-4萬人民幣,這還是在普通月(不算寒暑假、聖誕等業務量激增的節假日),年底還有根據這一年接單數量而評定的年終獎金。

「我記得前年發完年終獎後,馬克說打算用幾個月的工資+年終獎換一輛寶馬,以後跑業務更拉風。」他的一位手下說。

馬克通過給外國人搬家,實現了自己生活上的小康,而國際客戶的資源,則為肯尼提供了另一種高標準的視野。例如,他接過最嚴苛的一次業務,是美國花旗銀行廣州分行搬家。他記得,那時花旗銀行派專員查看搬家公司的倉庫情況。

「他們重點會檢查倉庫乾不乾淨,規不規範,時不時還臨時突擊,找我們要倉庫的攝像視頻看,後來我一問,這個專員以前在國安系統工作,等於security officer的角色,當時我都嚇壞了!」

而檢驗一家國際搬家公司業務能力的公認標準,是這家公司能否承接美國駐華大使館/領館的搬家業務。肯尼就說,自己對美領館「感情複雜」:最繁瑣,卻又最簡單。

最繁瑣,指的是美領館在搬家時的要求最多。「首先搬家公司必須有正規的倉庫(非危險品倉庫),有防火防盜設備,有監控系統,有消防證。其次,美領館的人最喜歡下倉庫巡查,排查各種安全隱患。」

那為什麼有最簡單呢?據肯尼回憶,美領館對打包貨物的尺寸、面積、重量、櫃位等都有統一的設定,「通俗點說,你上門給美領館的人搬家,走的是既定的一套程序,不會像其他領館、企業那樣,有時候打包箱的尺寸談不攏,有時候清關備用文件又發生遺漏。」

「你為什麼要離開這裏?」

肯尼在心中給他的客戶做了一個按職業分類的群像式總結:領館的老外最謹慎,也最有提防意識,「一進他們家門,就感覺到規規矩矩的氛圍」。

金融界的老外最容易親近,也最精於算計,「搬家公司提供的費用清單,有的銀行或者金融機構的老外,甚至會打開電腦,點開excel表,跟你一項一項核對清楚」。

工程界的老外最細心,也最訥言,「他們總會注意一些比較technical方面的東西,比如我這個桌子,你們會怎樣去打包,會不會漏縫,會不會包紮不嚴等等,但除此之外,和中國工人之間交流不多,就算有,多數時間也都是在尬聊」。

教育界的老外最開放,但也最注意細節,「他跟你往嗨了聊(指聊得開心),什麼都談……有時候跟你聊自己見識過的中國熊孩子時,突然來一句』你們這個紙箱有沒有放錯』之類的話……」

去了成百上千家外國人的中國家,肯尼摸清了他們的喜好和審美:美國客戶喜歡仿古傢俱,比如傳統的中式沙發;法國客戶喜歡石頭、石雕、石獅子;非洲客戶喜歡富麗堂皇的、流光溢彩的裝飾,「尤其是特別浮誇的造型,喜歡把自己家打扮得像皇室一樣」。但他們都共同喜愛兵馬俑。肯尼的客戶裏至少有七成都買過兵馬桶的陶藝複製品,並讓肯尼原封不動地打包裝箱,帶去下一個目的地。

讓他哭笑不得的是,有一次承接了廣州贊比亞領館某位領事先生的搬家業務,去現場一看,滿地全是建築材料,「巨大的瓷磚、造型誇張的天花板吊頂材料……」

對方一見面就不好意思地跟肯尼說:「打算帶點東西回非洲蓋房子。中國的建築材料好,不好意思,要麻煩你們了。」

但最讓肯尼感興趣的,是這些外國人為什麼都要走?雖說格外注意言談措辭,但他總不忘問對方:「你為什麼要離開這裏?」

答案迥然不同。

大多數是因為合同到期,比如各國領事館裏的外國辦事人員任期將滿;其次就是因為無法忍受中國的一些現狀,譬如糟糕的空氣質量,以及越來越嚴格的互聯網管制。

很多外國人受不了北京的霧霾,都辭職回國或者去其他國家。

很多外國人受不了北京的霧霾,都辭職回國或者去其他國家。攝: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馬克也對端傳媒回憶,2008年奧運會結束後,他所在的國際搬家公司北京分部,出現過一次極其集中的業務井噴現象,「很多外國人受不了北京的霧霾,都辭職回國或者去其他國家。」

他還特別提到了2011年這個年份。當年11月,美國駐華大使館通過官網發布了一組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告訴大家北京的空氣環境有多差勁,PM2.5這個詞由此開始在中國大陸普及。在馬克的印象中,2011年國際搬家行業亦迎來了一個發展的波峰,「用我們的行話說,那時候上門搬家得等排號,預約難度之大,堪比去北京三甲醫院拿號。我們後來開玩笑,全公司的海運清關單摞起來,比備戰高考的一個班學生用過的試卷都厚。」

除了空氣質量,還因為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中國受到制約,「有的老外,尤其是國外的『左派』就直接告訴過我,他們無法忍受上不了Google、YouTube和Twitter的生活。」

除此之外,還有生活成本上升,公共服務程序繁瑣,等等因素。

對許多跨國公司人士和外國人來說,中國,曾一度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據匯豐外派僱員年度調查(HSBC Expat Survey)在2014年的數據顯示,在100多個候選國家中,瑞士、新加坡和中國被評為三個最受外派人員青睞的工作和居住地。因為中國已經成為很多跨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最大的市場,這裏充滿了變化和機遇——在中國工作和生活過,將會是職業履歷上精彩的一筆。

而最近幾年,中國整體經濟下行,2018年出現了十年來經濟增速最慢。以肯尼和馬克所在的廣東省為例,素來以加工貿易和電子信息產業為經濟支柱,但這兩項的出口增速均在明顯放緩。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也在逐步顯現,外需的不確定性也成為經濟走弱的一個例證。

不少外國企業離開了,有的去了地價便宜的東南亞,例如居伊的公司;有的選擇了人工成本更低的非洲大陸。

據《華爾街日報》在2018年末的報導,最近搬離中國的家庭比搬來中國的家庭要多。例如,每年學費超過3萬美元的上海美國學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的註冊學生人數比五年前的高峰期少了將近17%,而中國美國商會(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上海分會則在近幾年失去了600多個會員。在製造業重鎮廣東省,70%的美國企業可能暫緩對華投資或將製造環節轉移到海外。

肯尼見識過因此被迫離開中國的外國人。「他們其實內心並不排斥中國,」他們是樂於在中國淘金的實用主義者,「但無奈生意慘淡,這類人大多數都從事製造業。很多人其實並不想走,是產業背景和訂單銷量趕他們走。」

經濟不好,也讓肯尼在最近見識到了不少「會砍價」的厲害角色。

「對方是一個美國企業的高管,一給你把門打開,就張口就跟你談搬家費用,拼了命想還價。」肯尼說。

每次上門提供搬家服務前,肯尼都在心裏默默為這筆搬家業務標註下一個底線,「所謂底線,就是搬家的最底價,如果客戶還要壓這個底價,那我會直接放棄這單業務。」

這個美國人最終選擇了一種「雙邊壓價」的方式,即詢問兩家不同的搬家公司,分別對每一家提供的服務價格進行壓價,以此求取最低價位。

這讓肯尼有些厭倦了,他的寧可放棄,絕不做賠本的買賣。畢竟,還有大批即將離開中國的「老外」,等待着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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