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搬家故事：他们帮助“老外”离开中国

黄先生自嘲是“顶着英文名揾食的潮汕娃”，他在深圳做跨国搬家业务，也就是帮助那些要离开中国的外国人搬家。他有个英文名叫马克（Mark），客户也通常这么称呼他，他始终强调英文名对于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你得给‘老外’一种亲切感，觉得你平时就是马克，就是保罗，就是杰克，放心把东西交给你组装打包。”

法国人居伊（Guy）就把自己的搬家大事托付给了马克。居伊原本是一家法国玩具企业东莞分公司的负责人，在中国每月拿双薪（固定年薪+外派补贴），在东莞松山湖租住200平米（约两千呎）的高档公寓，是毫无疑问的优越人士。“用现在中国白领的话，什么车厘子自由、酒店自由，我早就实现了。”居伊笑着回忆这段美好时光。

谁料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形势风云突变，“世界工厂”的桂冠被东南亚近邻觊觎着，劳动力成本飙升，中国的工厂订单开始减少。法国总部作出决定，公司整体战略向东南亚倾斜，把居伊所在的东莞公司迁往越南河内，缓解人力成本过高带来的巨大压力。

居伊慌了，“我才刚适应东莞的生活节奏，就又被发配到新的城市。”一切要从原点重新开始了。让他更头疼的是，他摆放在宽敞公寓里的五座L型沙发、两个沉甸甸的实木床头柜，还有中国朋友送的两个高1米、绘有梅兰竹菊的景德镇陶瓷……家里有这么多大件家具，件件被他珍爱——搬家，怎样搬？

经同样在东莞工作的外国朋友推荐，居伊联系上在深圳跨国搬家业内已经小有名气的黄先生，也就是马克。

搬家工人是他在中国最后一个朋友

马克的公司有200余员工，在深圳南山区有一个5000平米的仓库，是“深圳最好的三家国际搬家公司之一”。

马克的客户大多靠口耳相传、熟人推介。为了给这位法国客户留个好印象，他不惜花时间突击法语。上门服务的那一天，马克带着3个工人叩响居伊的公寓大门，一进门，就来了句夹着潮汕口音的法语问候。

虽然“感觉他把bonjour（法语“你好”）直接说成笨猪了！”但居伊觉得这个留着板寸头的小眼睛中国男人，“很有心”。

居伊要求工人把公寓里所有物件，全都搬去越南，一个也不能少，以便最快地复制他在中国的生活。马克手下的三个工人便即刻开工，量尺寸、铺胶带、布纸箱、做清洁。他们不懂外语，只沉默地忙着。

沙发最先被装箱。两位工人把L型沙发按照长方体的尺寸，从一块约面积20平米的折叠纸板上，裁出一个2.5×2米大小的纸箱。

居伊在一旁监工，看着自己在中国收集下来的家当和宝贝一点一点被归置在箱子里，成为一个个整齐的方块。轮到那两个体型巨大的景德镇瓷器时，他对工人一再强调“慢一点”。

“给客户弄碎、弄破东西，公司工人得赔照原价四倍赔。”马克说。而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物件损坏，客户一般会申请保险赔偿，“哪怕只是摊上一次这样的事，公司名誉就完了。老外很在乎口碑，他们很可能就选其他搬家公司了。”所以在国际搬家业内，“零失误”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为缓解居伊的焦虑情绪，马克在一旁陪着他聊天。马克自称是“人来疯”，他之所以能坐到一间国际货运公司深圳地区的负责人位置，就得益于自己可以和外国人“无话不谈”。

居伊回忆，2012年底，他从巴黎来到广州工作，半年后又调职去东莞，管理这家法国玩具企业的东莞分公司。他讶异于东莞这座城市闪动着无限商机，那年东莞的GDP已突破五千亿人民币，订单、客户络绎不绝，这与相对成熟平稳、缺少变革的欧洲完全不同。居伊果断挥笔签下数年外派合同，在东莞扎下根，那时他三十五岁。

居伊现在能讲简单的中文，点餐、坐出租车都没问题，也谈过一个中国女友，但对方家庭时不时催婚，让居伊产生了退意。

而给他搬家的马克今年32岁。在从事搬家业务之前，他在深圳的一家贸易公司做业务员，每天面对的是成堆的国际贸易单，这也让他对物流行业“弄得比较清楚”。他接触的第一个外国客户是一个在深圳某快消品牌做高管的美国人，“他和太太在深圳的家里东西特别多，光是大件的物品就有七八件，打包了一天还没装完。我对他说抱歉，那个老外说没关系，搬完家还塞给我一百块人民币作小费。”

从业已满6年的马克，和美企高管一起“怒喷”大陆城市空气质量、和领馆负责人谈论文革、六四或计划生育政策。“聊天气，聊文化，聊家庭，什么都聊……政治我也聊，我自会把握分寸。”

他和居伊甚至聊起过2013年的《南方周末》事件。那时居伊在广州开车偶然经过南方报业大院，看到门口聚集着好多人，其中有人站在花坛上演讲，讲新闻自由。其中一个人讲完之后，居伊上前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好”。结果那个人很警惕地问他是不是美国派来的记者，之后摆摆手走开了。

居伊和马克谈论这件事时，马克起先积极表达自己的态度，但随后他便只听，不说，“老外看中国，和我们自己看中国，这是不一样的两回事，所以我选择听他说，自己不发表意见。”

从早上九点进门起，到下午五点货车拖箱，他们聊着、忙着，居伊这间公寓的家，被搬家公司在八小时时间，用八个立方米的面积全部“运走”，当天就由马克公司的货车拉去码头安排船期了。

“中国效率”再一次令居伊震惊。

居伊离开东莞去河内了，但他在微信上把马克添加为星标朋友（意为微信里特殊好友）。两人直到今天依然保持联系：圣诞节时，马克会向居伊祝好；春节期间，居伊会发“恭喜发财”字样的表情包给马克。

马克，成了居伊在中国最后一个朋友。

无论经济好坏，搬家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和马克一样，给老外搬了十多年家的肯尼（Kenny）也自称“阅鬼佬无数”。

他原本姓郑，是福建人，在纽约读完大学后，他来到广州做外贸。那时还是21世纪初，广州作为国内贸易中心的地位不可动摇，“每天就是接单，然后跟物流进度。我英文过得去，和老外打交道不吃亏。”

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目前都在番禺区的一家国际学校里读书。他经常能遇见一些携家眷来中国工作和生活的老外，“外国人其实很看重教育，所以他们选居住地时，会优先考虑那些靠近外国人学校或国际学校的小区。”

如今，肯尼每天出入的都是外国客户扎堆的那些“老根据地”：一个是位于白云区的金湖花园，这里依山傍水，与广州最好的国际学校之一（裕达隆国际学校）只有五分钟车程，小区以独栋别墅为主，多是在广州的外国领馆、外企高管租住；另一个是位于市中心的二沙岛，这里是各国领事馆的总领事聚集之地，辖区内有被称为“广州国际学校之冠”的美国人学校。

不过，在对待“老外”的态度方面，肯尼和马克不太相同。

“我们公司的一个行规，就是尽量不和客户过于亲密地接触，不能侵犯对方隐私。涉及到国内的一些社会现象和政治话题，也是绝对不可以触碰的红线。”

“搬家过程中，也碰过硬要和我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老外，我就尽量点头微笑，或者等他说完话，立马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去。”这是肯尼的应对策略，不谈政治，只谈业务。

肯尼供职的搬家公司，有二十多年历史，是中国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曾见证过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涌入、大批外国淘金者来到中国的盛况。而现在，因为政治高压、空气污染和市场前景的不明朗，离开中国的外国人变多了，公司购买了最先进的高空起重吊机、楼房吊运机、电动起重机等，能够跨越一切障碍，将大件的家具、沙发、浴缸、钢琴等从50层楼高吊到地面。

跨国搬家是全球化的产物。这个行业从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人口迁徙的参考样本。诸如《华尔街日报》等英文媒体，最喜欢从搬家公司打探数据，以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正在发生的改变。

而对肯尼来说，无论经济兴盛或衰退，搬家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经济好的时候，搬来中国的人多；经济不好的时候，离开中国的人多——他们都有生意做。

那国际搬家是个赚钱的行业吗？以马克为例，至少从业6年的他，已经成了行业内的“小中产”。据他手下的一名搬家业务员透露，已经做到公司业务副总监的马克，目前拿的是年薪，平均到每个月，工资能有3-4万人民币，这还是在普通月（不算寒暑假、圣诞等业务量激增的节假日），年底还有根据这一年接单数量而评定的年终奖金。

“我记得前年发完年终奖后，马克说打算用几个月的工资+年终奖换一辆宝马，以后跑业务更拉风。”他的一位手下说。

马克通过给外国人搬家，实现了自己生活上的小康，而国际客户的资源，则为肯尼提供了另一种高标准的视野。例如，他接过最严苛的一次业务，是美国花旗银行广州分行搬家。他记得，那时花旗银行派专员查看搬家公司的仓库情况。

“他们重点会检查仓库干不干净，规不规范，时不时还临时突击，找我们要仓库的摄像视频看，后来我一问，这个专员以前在国安系统工作，等于security officer的角色，当时我都吓坏了！”

而检验一家国际搬家公司业务能力的公认标准，是这家公司能否承接美国驻华大使馆/领馆的搬家业务。肯尼就说，自己对美领馆“感情复杂”：最繁琐，却又最简单。

最繁琐，指的是美领馆在搬家时的要求最多。“首先搬家公司必须有正规的仓库（非危险品仓库），有防火防盗设备，有监控系统，有消防证。其次，美领馆的人最喜欢下仓库巡查，排查各种安全隐患。”

那为什么有最简单呢？据肯尼回忆，美领馆对打包货物的尺寸、面积、重量、柜位等都有统一的设定，“通俗点说，你上门给美领馆的人搬家，走的是既定的一套程序，不会像其他领馆、企业那样，有时候打包箱的尺寸谈不拢，有时候清关备用文件又发生遗漏。”

“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肯尼在心中给他的客户做了一个按职业分类的群像式总结：领馆的老外最谨慎，也最有提防意识，“一进他们家门，就感觉到规规矩矩的氛围”。

金融界的老外最容易亲近，也最精于算计，“搬家公司提供的费用清单，有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老外，甚至会打开电脑，点开excel表，跟你一项一项核对清楚”。

工程界的老外最细心，也最讷言，“他们总会注意一些比较technical方面的东西，比如我这个桌子，你们会怎样去打包，会不会漏缝，会不会包扎不严等等，但除此之外，和中国工人之间交流不多，就算有，多数时间也都是在尬聊”。

教育界的老外最开放，但也最注意细节，“他跟你往嗨了聊，什么都谈……有时候跟你聊自己见识过的中国熊孩子时，突然来一句’你们这个纸箱有没有放错’之类的话……”

去了成百上千家外国人的中国家，肯尼摸清了他们的喜好和审美：美国客户喜欢仿古家具，比如传统的中式沙发；法国客户喜欢石头、石雕、石狮子；非洲客户喜欢富丽堂皇的、流光溢彩的装饰，“尤其是特别浮夸的造型，喜欢把自己家打扮得像皇室一样”。但他们都共同喜爱兵马俑。肯尼的客户里至少有七成都买过兵马桶的陶艺复制品，并让肯尼原封不动地打包装箱，带去下一个目的地。

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有一次承接了广州赞比亚领馆某位领事先生的搬家业务，去现场一看，满地全是建筑材料，“巨大的瓷砖、造型夸张的天花板吊顶材料……”

对方一见面就不好意思地跟肯尼说：“打算带点东西回非洲盖房子。中国的建筑材料好，不好意思，要麻烦你们了。”

但最让肯尼感兴趣的，是这些外国人为什么都要走？虽说格外注意言谈措辞，但他总不忘问对方：“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答案迥然不同。

大多数是因为合同到期，比如各国领事馆里的外国办事人员任期将满；其次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中国的一些现状，譬如糟糕的空气质量，以及越来越严格的互联网管制。

马克也对端传媒回忆，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他所在的国际搬家公司北京分部，出现过一次极其集中的业务井喷现象，“很多外国人受不了北京的雾霾，都辞职回国或者去其他国家。”

他还特别提到了2011年这个年份。当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官网发布了一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告诉大家北京的空气环境有多差劲，PM2.5这个词由此开始在中国大陆普及。在马克的印象中，2011年国际搬家行业亦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波峰，“用我们的行话说，那时候上门搬家得等排号，预约难度之大，堪比去北京三甲医院拿号。我们后来开玩笑，全公司的海运清关单摞起来，比备战高考的一个班学生用过的试卷都厚。”

除了空气质量，还因为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中国受到制约，“有的老外，尤其是国外的‘左派’就直接告诉过我，他们无法忍受上不了Google、YouTube和Twitter的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成本上升，公共服务程序繁琐，等等因素。

对许多跨国公司人士和外国人来说，中国，曾一度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据汇丰外派雇员年度调查(HSBC Expat Survey)在2014年的数据显示，在100多个候选国家中，瑞士、新加坡和中国被评为三个最受外派人员青睐的工作和居住地。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很多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市场，这里充满了变化和机遇——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将会是职业履历上精彩的一笔。

而最近几年，中国整体经济下行，2018年出现了十年来经济增速最慢。以肯尼和马克所在的广东省为例，素来以加工贸易和电子信息产业为经济支柱，但这两项的出口增速均在明显放缓。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也在逐步显现，外需的不确定性也成为经济走弱的一个例证。

不少外国企业离开了，有的去了地价便宜的东南亚，例如居伊的公司；有的选择了人工成本更低的非洲大陆。

据《华尔街日报》在2018年末的报导，最近搬离中国的家庭比搬来中国的家庭要多。例如，每年学费超过3万美元的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的注册学生人数比五年前的高峰期少了将近17%，而中国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上海分会则在近几年失去了600多个会员。在制造业重镇广东省，70%的美国企业可能暂缓对华投资或将制造环节转移到海外。

肯尼见识过因此被迫离开中国的外国人。“他们其实内心并不排斥中国，”他们是乐于在中国淘金的实用主义者，“但无奈生意惨淡，这类人大多数都从事制造业。很多人其实并不想走，是产业背景和订单销量赶他们走。”

经济不好，也让肯尼在最近见识到了不少“会砍价”的厉害角色。

“对方是一个美国企业的高管，一给你把门打开，就张口就跟你谈搬家费用，拼了命想还价。”肯尼说。

每次上门提供搬家服务前，肯尼都在心里默默为这笔搬家业务标注下一个底线，“所谓底线，就是搬家的最底价，如果客户还要压这个底价，那我会直接放弃这单业务。”

这个美国人最终选择了一种“双边压价”的方式，即询问两家不同的搬家公司，分别对每一家提供的服务价格进行压价，以此求取最低价位。

这让肯尼有些厌倦了，他的宁可放弃，绝不做赔本的买卖。毕竟，还有大批即将离开中国的“老外”，等待着他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