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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擎: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評(政治/時局篇:美國獨行與歐洲徬徨)

即便你研讀了近百篇最有聲譽的報刊評論與學術文獻,獲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亂不堪。世界局勢撲朔迷離,專家學者莫衷一是,成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個顯著徵兆。


在動盪紛爭的世界上沒有誰能厲害到獨善其身,混沌也將成為西方思想的新常態。所有的神話似乎都煙消雲散了。積極的公民在憤怒之中,消極的民眾非佛即喪。 攝: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在動盪紛爭的世界上沒有誰能厲害到獨善其身,混沌也將成為西方思想的新常態。所有的神話似乎都煙消雲散了。積極的公民在憤怒之中,消極的民眾非佛即喪。 攝: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編者按】本文為華東師範大學劉擎教授自2003年起所撰之「西方思想年度述評」系列第16年作品,首發於《騰訊·大家》欄目,略去部分內容和全部文獻註釋。完整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發表。端傳媒經作者及《騰訊·大家》授權刊發,並恢復上篇被刪節部分,以饗讀者。

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鐘聲,在2018年的尾聲中喚起共鳴。人們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懷的心緒卻有相似的蒼涼。

一年多之前,《經濟學人》在年度展望中預告,「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盡力擺脱政治緊張和技術狂熱,2018將會是刺激神經的一年。」隨後,《紐約時報》也有文章預言,「存在一種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確然性:許多可能非常瘋狂的事情將會發生在2018年」,我們正在進入「混沌成為新常態」的時期。正如被告知的那樣,歐美各國經歷了持續動盪與紛爭不斷的2018年。辭典網(Dictionary.com)評選的年度詞彙是「Misinformation」(誤報信息),而牛津詞典的選擇是「Toxic」(有毒的)。令人沮喪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於「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適時推出了一項新功能:「告訴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勵人們從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尋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來驅逐濃重的陰霾。但類似的努力只帶來些許短暫的慰藉。12月下旬,《經濟學人》發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瀰漫着懷舊情緒,原因則各有不同。發達國家的多數民眾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種「無所不在的、險惡的衰落感」之中。

可見,在《西方的沒落》出版一百週年的今天,斯賓格勒所激發的文化悲觀主義情緒仍然深深困擾着西方社會。「西方衰落論」或許從未衰落,而「歷史終結論」似乎已經終結,這曾讓旁觀者浮想聯翩。但「風景這邊獨好」的亢奮在2018年迅速冷卻,於夢醒時分重新面對真相:如果命運共同體是對歷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辭,那麼在動盪紛爭的世界上沒有誰能厲害到獨善其身,更遑論稱雄天下。

「風景這邊獨好」的亢奮在2018年迅速冷卻,於夢醒時分重新面對真相:如果命運共同體是對歷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辭,那麼在動盪紛爭的世界上沒有誰能厲害到獨善其身,更遑論稱雄天下。

混沌也將成為西方思想的新常態。所有的神話似乎都煙消雲散了。積極的公民在憤怒之中,消極的民眾非佛即喪。放眼望去,顯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騖遠、幼稚無能,便是獨斷任性、墮落腐敗。每一種宏大理論要麼已經死去,要麼就在垂危之中。新鮮的話語層出不窮,卻如曇花一現,只帶來轉瞬即逝的希望。

里爾克在同一首詩中還寫道,「所有發生過的事物,總是先於我們的判斷,我們無從追趕,難以辨認。」是的,最令人惶恐的處境並非動盪與紛爭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卻無從辨識、無力把握,於是茫然失措。認知座標的迷失,判斷依據的錯亂,或許是時代肖像真正陰鬱的側影。而對時代的思考與辨析,則是「挺住」的一種實踐。

動盪世界中的思想迷宮

過去一年的世界動盪不安,但這並不是什麼新消息。往年如此,來年仍將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主導闡釋框架的瓦解,各種思路形成「範式競爭」的紛亂格局: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是否瀕臨崩潰?大國競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是否進入了「新冷戰」時代?美國對「高尚國家」聯盟的呼籲是一種新的國際戰略構想嗎?即便你研讀了近百篇最有聲譽的報刊評論與學術文獻,獲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亂不堪。世界局勢撲朔迷離,專家學者莫衷一是,成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個顯著徵兆。

存在一個普遍的消極共識:主導國際關係的既有秩序已經開始失效。《外交事務》雜誌曾對32位專家作問詢調查,其中有26人相當肯定或非常確認「自由秩序處在危險之中」。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感歎:「正在隱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沒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無論將既有秩序的危機歸咎於主導者的無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絕派」的顛覆,失序的危險已經迫近,衝突和對抗成為國際視野的焦點。「修昔底德陷阱」與「新冷戰」等議題應運而生。這兩種論述雖有關聯,卻是相當不同的闡釋思路,前者着眼於力量對比來解釋衝突的演變,後者則主要基於政體形態來推測對抗的可能。

在歷史上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為爭奪霸權而競爭,難得實現和平的權力轉移,往往陷入戰爭的結局,是謂「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術語在時下的國際評論中頗為流行,被《金融時報》選入「2018年度詞彙」(Year in a Word 2018)系列,但並不是新名詞。早在2011年1月,中美兩國時任元首在華盛頓會面,《紐約時報》對此發表評論,其中專門介紹了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創造的這一概念,但當時的評論抱有審慎的樂觀預期,如其標題所言:「超級大國與後起新貴:有時結局不錯」。時隔七年,樂觀的基調轉為緊迫的危機意識。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當驚悚的書名《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年之後就出版了中譯本。但艾利森並不是主戰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國在競爭的恐懼與誤判中落入戰爭的陷阱。他試圖論證,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雖然在歷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們可以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啟迪。

艾利森並不是主戰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國在競爭的恐懼與誤判中落入戰爭的陷阱。他試圖論證,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雖然在歷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

然而,對於中美兩國的競爭而言,艾利森提供的兩個現代成功案例都沒有多少示範意義。英國能夠和平地將國際領導權轉交美國,依賴於文化相似性這一相當苛刻的條件,完全不適用於中美關係。正如他自己在書中坦言的那樣,「被一個擁有共同價值觀的競爭對手擊敗是一回事,而被一個價值觀迥異的對手超越則的確是另外一回事。」在意識形態相左的情況下,艾利森列舉蘇聯與美國的爭霸作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後在《國家利益》雜誌和《金融時報》發表兩篇文章,推舉肯尼迪總統在55年前演講中提出的戰略,主張「安護多樣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這區別於威爾遜總統倡導的「安護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肯尼迪從來沒有放棄他的反共立場,但卻願意「與敵手共存」,從「為民主而戰」轉向「為守護和平而容忍多樣性」,期望不同的政體之間展開和平競賽,最終讓時間來裁決哪一種制度最為可取。這其實也契合了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和平過渡」「和平競賽」與「和平共處」)。艾利森認為,肯尼迪這一「深刻的思想」為「當今正在應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國和中國提供了線索」。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和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學者也撰文論述肯尼迪演講對當下的借鑑意義。

但是,肯尼迪的戰略思想會對誰有吸引力?當年那場「和平競賽」以蘇聯解體告終,這究竟是「有益的經驗」還是「慘痛的教訓」取決於解讀的視角。何況,今天的守成大國還會有耐心等待半個世紀嗎?而崛起大國會甘願退守次強來取悅霸權大國嗎?也許,將昔日的美蘇爭霸作為當前中美競爭的參照模板根本是一種誤會。對於艾利森來說,價值觀衝突是他既無法迴避又難以處理的問題。在他的論述中,冷戰既是應對陷阱的一個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級為「熱戰」),又是滑向陷阱的險境(如果會使衝突不斷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論旨在於,應當淡化政體與價值觀的分歧,通過尋求「共同利益」來達成和平。

艾利森的核心論旨在於,應當淡化政體與價值觀的分歧,通過尋求「共同利益」來達成和平。

可是利益並不是價值無涉的,也遠不只是一些可明確計量的指標(比如貿易逆差)。那種拋開價值理念來談論「只有永恆的利益」的所謂「現實主義」觀點,不僅膚淺而且缺乏真正的現實感。如果利益的定義是對於自身而言的重要益處,那麼利益只能在「何為重要之事」的價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於特定的意識形態圖景。人類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無法獨立於「共同價值」。擱置價值分歧的權宜之計缺乏可持續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賴的國際環境下越來越難以維繫。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終依賴於共同價值的塑造,這卻是極為艱難的事業,需要付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201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中國副總理劉鶴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晤。
201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中國副總理劉鶴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晤。攝:Al Drago/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但美國已經失去耐心了——這是10月4日彭斯副總統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試圖發出的信號,一個明確而危險的信號。彭斯認為,美國曾相信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自由國家」,但這種天真的希望落空了。在他看來,中國對美國的挑戰不只限於經貿和技術領域,而且指向其價值理想。他明確表示,特朗普政府將不再繼續以往的寬容放任政策,決意強硬地回應中國的挑戰,以此「捍衞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最珍視的理想」。彭斯講話的強硬基調也是美國對自身挫折感的反彈。他所謂「樂觀的希望」實際上是寄希望於中國在開放進程中發生「和平演變」。但40年過去了,這個希望越來越渺茫。顯然,西方政界與思想界的許多人士誤判了中國的發展方向,他們低估了中國政府捍衞自身政治事業的抱負與意志。

《外交事務》雜誌3/4月號發表《重估中國》一文,作者是奧巴馬總統任期時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Ely Ratner)。文章檢討了美國對華「接觸」(engagement)政策的失誤,承認這種政策基於一個錯誤的深層信念:「美國的力量和霸權能夠容易地將中國塑造為美國所期望的樣子」,而結果卻是「美國的期望與中國的現實之間差距不斷增長」。兩位作者最後建議,一種更好方案的起點是美國以「新的謙遜」來看待自身改變中國的能力,既不尋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試圖去轉變中國,而是將政策立足於對中國更為現實的設想。

《外交事務》隨後在7/8月號刊登討論專輯「美國誤判了中國嗎?」,包括王緝思、芮效儉(Stapleton Roy)、弗裏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約瑟夫·奈等多位學者,針對《重估中國》一文就美國的接觸政策展開辯論,坎貝爾和拉特納最後予以回應。學者之間仍然存在分歧。芮效儉指出,接觸政策未必是在尋求以美國的形象來塑造中國,而是有其現實主義維度,對促進美國的利益是有所成效的。奈認為,言稱接觸政策無法轉變中國的觀點,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檢測。這一議題還引起了《國家利益》等雜誌的後續討論。

實際上,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具有接觸與圍堵的雙重性,在交錯展開中時常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接觸政策失效,因為和平演變希望渺茫,而圍堵戰略不再可能,因為中國已經全面進入西方經濟體系的內部。彭斯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不只帶有明顯的圍堵傾向,而且將反擊從貿易紛爭擴大到文化與政治領域,這令人回想起丘吉爾首相1946年3月的「鐵幕演講」,被一些評論家稱為「新鐵幕演講」。隨後,圍繞「新冷戰」的辯論再度成為焦點議題。

彭斯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不只帶有明顯的圍堵傾向,而且將反擊從貿易紛爭擴大到文化與政治領域,這令人回想起丘吉爾首相1946年3月的「鐵幕演講」,被一些評論家稱為「新鐵幕演講」。

「新冷戰」(也被稱為「冷戰2.0」和「第二次冷戰」)並不是新術語。早在1998年,美國外交家、圍堵戰略的倡導者凱南(George Kennan)就將「北約東擴」視為「新冷戰的開始」。此後近二十年間,新冷戰的討論主要圍繞着俄國對歐美的挑戰及其可能前景,尤其在2014年俄國「收復」克里米亞的事件中成為熱點。

而近年來,新冷戰的議題也開始針對中國。2018年,《國家利益》雜誌在5/6月號發表長篇文章《美國對陣俄國與中國:歡迎來到第二次冷戰》,作者林德(Michael Lind)是「新美國」智庫的聯合創始人,也是許多著名報刊的撰稿人。他從地緣政治、歷史、外交、軍事、經濟和技術等多個角度全面分析了第二次冷戰的可能,得出兩個核心論點。首先,「第二次冷戰的深層原因,是第一次冷戰後美國尋求全球霸權,遭到了中國人與俄國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國的勝利要被界定為達成美國的全球霸權而不顧他們的抵抗,尤其是中國的抵抗,那麼美國將在第二次冷戰中被打敗」。林德認為,美國不可能實現那些「新冷戰勇士們」談論的目標,包括讓中國接受美國在東亞的永久軍事支配,接受由美國及其盟友(而沒有中國參與)制定的世界貿易的各種規則,讓俄國默許北約在俄邊界地帶的永久存在,讓俄國將克里米亞回歸給烏克蘭。

林德在文章最後提議,美國應當放棄全球霸權的目標,轉向謀求新的全球「暫行協議」(modus vivendi),具有鮮明的多元主義和實用主義取向。在地緣政治方面,重新承認被放棄的「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劃分,這對緩解大國衝突是更為有效的方式;而在經濟方面,「取代華盛頓共識的不是北京共識,而是經濟多元主義」。如果雙邊主義和「微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更符合許多國家的經濟利益,那麼拋棄為全球經濟制定單一規則的方案也不足為惜。林德認為,將美國利益等同於創造和維護「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愚蠢的,既會遭到對手的抗拒,也不會得到盟友的支持,「只有平衡自身的資源和承諾,美國才能夠幫助引領世界從新的冷戰回到新的『冷和平』」。

林德的文章為新冷戰勾勒出相對完整的輪廓,並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應對大國衝突的實用主義策略。而許多論者則質疑「新冷戰」概念本身的恰當性,這種質疑有顯而易見的論據。舊的冷戰已經結束,解體的「蘇聯陣營」不可能重新集結,經濟高度一體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為兩個相對自足、彼此對抗的經濟體。此外,除了美國之外,也沒有國家熱衷於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簡而言之,在政治、經濟、地緣和世界觀意義上全面對抗的兩大陣營不復存在,因此「新冷戰」是一個時代錯置的概念。

的確,舊冷戰的模式不可能重現,但新冷戰成為受人關注的議題並非毫無緣由。政體形式與思想觀念的競爭並沒有隨着蘇聯的解體而告終,所謂「冷戰思維」也不會輕易淡出。美國感到自身面臨的挑戰,不只來自經濟與科技的新勢力,而且嵌入了強有力的國家意識形態。被美國視為國際秩序的「修正派」勢力正在有力地阻擊它所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進程:將「二戰」後在大西洋國家構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擴展。當下,困於挫敗感的美國尚未形成完整的應對戰略,但新的國際議程可能已經在謀劃之中,也並非毫無蹤跡可循。

舊冷戰的模式不可能重現,但新冷戰成為受人關注的議題並非毫無緣由。

12月4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剛剛結束G20峰會,便趕到布魯塞爾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發表講話。他強調指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並不意味着放棄美國的領導作用,「恰恰相反,秉承我們偉大民主制的最出色的傳統,我們正在集結全世界的高尚國家(noble nations)來建立一個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戰爭並為所有人實現更大的繁榮。」

整個演講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國際秩序」,因為原有的秩序已經失效。何以失效?演講中有兩個段落值得注意。他聲稱「在冷戰結束後,我們聽任這個自由秩序開始受到侵蝕」,因此「某些壞分子(bad actors)利用我們缺乏領導力的機會為他們自己謀利,這是美國退卻(retreat)所產生的惡果。特朗普總統決意逆轉這個局面」。在此,蓬佩奧委婉地將部分責任歸咎於美國幾屆前任總統:所謂冷戰後的「聽任」是暗指從克林頓到奧巴馬執政時期的姑息放任政策,實際上導致了美國的「退卻」,出現了「缺乏領導力的機會」,才讓「壞分子」有了可乘之機。於是,蓬佩奧完全顛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棄而是真正擔負起了強有力的領導角色,逆轉以往軟弱無力的「退卻」局面。

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據所謂「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藴含價值標準和利益訴求的雙重性。方法是清理門戶與排斥異端並舉。首先,以民族國家主權為核心,以雙邊主義方式重建談判國際協議,放棄運轉失靈的國際機制。「國際機構必須有助於促進合作,從而支撐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價值觀,否則它們就必須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本屆政府將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談判過時的或者有害的條約、貿易協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們主權利益或者我們盟國利益的國際協議」。其次,排斥和壓制「違規者」,「當條約遭到破壞時,違規者必須受到反擊,條約必須得到修改或被廢棄」。最後,他訴諸危機感,「我們所面臨的威脅來自那些強勢的國家和行為者,其野心是要以其自身不自由的形態來重塑國際秩序」,因此「尤為迫切地呼籲」盟友拿出勇氣。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演說中,完全顛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棄而是真正擔負起了強有力的領導角色,逆轉以往軟弱無力的「退卻」局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演說中,完全顛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棄而是真正擔負起了強有力的領導角色,逆轉以往軟弱無力的「退卻」局面。攝: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蓬佩奧演講的要義在於,重新確立盟友與對手的邊界,號召「高尚國家」聯合起來「放棄幻想,準備戰鬥」。拋開既有的國際秩序重起爐灶,從過度擴張也過於包容的全球性國際機制中撤離,收縮到最初的大西洋國家圈及其可靠盟友,而申請加入「高尚國家」俱樂部的外部成員需要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核。

這會是美國新戰略的雛形嗎?既便如此,也很難說這是特朗普的規劃,還是美國共和黨精英的構想。有趣的是,《經濟學人》在12月發表的《再造自由主義》長篇宣言中,有一個段落與蓬佩奧的論旨有相似之處。文章指出,辭世不久的美國資深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在十年前提出過一個「民主國家聯盟」(league of democracies)的想法。這個聯盟的成員「尊崇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同時在這些問題上相互問責」,認為「這個想法值得重温」,這個聯盟作為不同於聯合國的另一種平台是「可信而有用的」。

彭斯與蓬佩奧的演講顯示,美國正在改變「自由秩序」的涵義和取向,從以往包容開放的全球主義,轉向黨同伐異的敵我劃界;從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價值,轉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戒心。

彭斯與蓬佩奧的演講顯示,美國正在改變「自由秩序」的涵義和取向,從以往包容開放的全球主義,轉向黨同伐異的敵我劃界;從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價值,轉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戒心。然而,雄心勃勃的「新自由秩序」最終可能是一廂情願。特朗普的魯莽與多變,真的可以算作是意志與靈活性的體現嗎?他執政以來對歐洲的粗鄙態度還有能力集結所謂「高尚國家」嗎?這種新的構想更可能導向新無序而不是新秩序,衝突和對抗可能進一步加劇。無論如何,卡爾·施米特的信徒們,以及宣告「歷史終結論已經終結」的有識之士們,將會欣然見證歷史鬥爭重新開啟的一幕。

美國政治的戰場

特朗普執政的第二年,在聯邦政府部分關閉的狀態中落幕。這種狀態延續至新年,創下了美國「政府停擺」最久的歷史記錄,或許還會再次停擺,也可能以總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而告終。《紐約時報》報導說,特朗普曾在瀏覽媒體大標題時感歎道,「我乾得很棒,但每天都像一場戰爭!」

特朗普是一名頑強的鬥士,而且格外痴迷於自己的「硬漢男人」形象。所謂「性格決定命運」之說並不全然可信,但一個強勢元首的性格必定會影響其國家的命運。整個2018年美國政壇硝煙瀰漫:從國際到國內,從「零容忍」非法移民到避難所中移民子女的處境,從「通俄門」調查到前私人律師科恩(Michael Cohen)被判刑,從移民問題到邊境安全,從大法官任命到中期選舉,從兩黨對峙到白宮內部的人事糾紛……事關政治的領域幾乎全部演變為「戰場」(battlefields)。

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的好戰品行就展露無遺,因此並不出人意料。只是當時有許多人相信,美國的憲政體制與公共領域具有強大的制約力量,終將馴化特朗普的「野性」與「任性」,使他轉變成一個「規範的」總統。這種預期顯然落空了。也許,第一夫人對其丈夫的見識更為真切。《華盛頓郵報》曾引述梅拉尼婭的原話說「如果遭受攻擊,他會猛烈十倍地予以還擊」。所有制約力量在特朗普看來都是對他的個人攻擊,激發他幾乎本能的更為勇猛的反擊,使他更偏離人們對正常總統的期望,從而導致更密集的質疑批評。

當時有許多人相信,美國的憲政體制與公共領域具有強大的制約力量,終將馴化特朗普的「野性」與「任性」,使他轉變成一個「規範的」總統。這種預期顯然落空了。

2018年伊始,作家沃爾夫(Michael Wolff)推出《火與怒》(Fire and Fury);8月,前白宮通訊主任紐曼(Omarosa Manigault Newman)發表《精神失常》(Unhinged);9月,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恐懼:特朗普在白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三本先後出版的暢銷書,都揭露了白宮驚悚懾人的內幕,引發輿論風暴。三位作者風格頗為不同。沃爾夫筆法勁爆,長於秘聞軼事,頗有政治八卦色彩,讓人半信半疑。紐曼揭秘來自親歷證據,但她不是中立的觀察者,在白宮任期一年後被解僱,或有「復仇」之嫌。但伍德沃德則是聲譽卓著的記者和作家,早年與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起報導「水門事件」而一舉成名,撰寫過八部以總統為題的書籍(從尼克松到奧巴馬),曾兩次榮獲普立茲新聞獎。《恐懼》一書以嚴謹紮實的證據(包括幾百小時的訪談錄音)見長,更為可信深入,也更令人震驚。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9月6日罕見地發表一篇匿名文章,題為《特朗普行政當局內部的寂靜抵抗》。作者是一位白宮高級官員,指出特朗普陷入了一個他尚未充分理解的困境:他自己的許多高級官員正在「從內部不懈努力,以挫敗他的部分議程和最糟糕的傾向」,而作者本人就是這種內部抵抗的參與者。作者雖然同屬共和黨,但尖鋭抨擊總統的道德水準和領導能力(失德、魯莽、狹隘、不稱職),更無法接受這個國家「與他一起沉淪」。作者認為美國公眾應該知道「房間裏還有成年人」:「我們充分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我們在努力做正確的事,即使是在特朗普不會這樣做的時候。」

這篇文章引起特朗普的震怒,指控匿名作者涉嫌叛國罪。媒體對「誰是白宮內鬼」的猜測也造成連鎖性恐慌,從副總統到部長等眾多高級官員紛紛公開聲明「不是我寫的」。匿名文章與三部暢銷書相互佐證,坐實了白宮的亂象。正如《恐懼》中引述的前白宮秘書波特(Rob Porter)所言:「這不再是總統職位,這也不再是白宮。這裏只有一個想要如其所是做自己的人。」

然而,對特朗普的頻繁曝光究竟能起什麼作用呢?盧斯(Edward Luce)在《金融時報》的評論中寫道,美國民眾起初對特朗普的虛偽、自戀與無知感到震驚,但隨着一次次揭秘材料的出爐,已經漸漸麻木。時至如今,這些「猛料」已經無法使人震驚了。「特朗普極不適合當總統,但顯然任何人都對此束手無策。」盧斯表達的無奈與無力感或許真切,但這並不是公眾甘於無所作為的信號,而是在政治極化背景下,對立雙方無法妥協又難以推進的徵兆。戰鬥仍在繼續並且日漸激烈,只是常常難解難分。

參議院就最高法院大法院提名案舉行聽證會。
參議院就最高法院大法院提名案舉行聽證會。攝:Melina Mara/Pool via Getty Images

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選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遭到民主黨的強力阻擊,10月6日,他在經歷了性騷擾指控、調查和聽證的風暴之後,以兩票微弱優勢(50票對48票)通過參議院批准,進入聯邦最高法院。11月中期選舉的競爭更為激烈,兩大政黨全力動員,投票率創下歷史新高。最終,民主黨獲得了值得欣慰的成績,在眾議院奪回30多個席位成為多數黨,女性與少數群體的議員數量也明顯上升。但原先期望的「大藍潮」實際上「既不夠大,也不太藍」。「不夠大」是指翻轉力度不夠強勁,未能在參議院獲得多數,在眾議院也遠不及共和黨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掀起的「海嘯」(奪回63個席位)。「不太藍」是指文化進步主義的色調不足,民主黨多名呼聲很高的進步派候選人最終未能如願以償,幾位文化立場相對保守的民主黨候選人獲勝。在謀求連任的民主黨參議員中,此前投票反對卡瓦諾出任大法官的三位議員都失去了席位,而唯一的「反水者」曼欽(Joe Manchin)則獲得連任。但無論如何,此次中期選舉打破了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同時佔據多數的優勢,對特朗普未來兩年的執政形成了制衡與挑戰。

然而,特朗普並不會因為中期選舉的挫折而收斂鋒芒。選舉後立即解僱了司法部長。他不僅有越挫越勇的鬥志,而且已經擁有體制化的政治資本。這位體制外的政治素人,借(共和黨之)殼上位的總統,並沒有被共和黨建制派所馴化。相反,他已經成功地駕馭(或者說「綁架」)了共和黨,這是他執政兩年來最突出的一項成就。

著名政治學家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12月在《美國利益》網站上發表文章指出,特朗普已經成為「一位共和黨的總統」,因為他在共和黨的經典政治議程中有所成就。減税措施、放鬆政府管制的經營自由,以及(直到年底前的)股市持續繁榮,贏得了經濟保守派的支持。而他任命的30名上訴法院和50名地區法院的法官,尤其是兩位進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可能長久地改變「文化戰爭」的力量對比,抵禦來自進步派的「價值侵蝕」,這將受到文化保守派的擁戴。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特朗普擁有多麼廣泛的民眾基礎。自現代民調以來,特朗普是唯一在前兩年任期中從未達到50%支持率的總統,他的民眾支持率一直低於對他的反對率。但是,他在共和黨選民中享有高達九成好評。由於在黨內的這種聲望,他在2020年謀求連任的企圖很難遭到其他共和黨候選人的挑戰。

自現代民調以來,特朗普是唯一在前兩年任期中從未達到50%支持率的總統,他的民眾支持率一直低於對他的反對率。

但在另一方面,強勢的特朗普又是一位「弱總統」。曼德爾鮑姆認為,「以歷史尺度來衡量,特朗普的成就是平庸的。」這些成就至少一半歸因於共和黨在國會兩院佔據多數的優勢。況且,他仍然未能廢除「奧巴馬醫保」,也尚未建造美墨邊境牆。此外,特朗普還存在三個弱項。首先是缺乏執政經驗,對政府必須處理的問題無從把握。「雖然總統席位並不是知識測驗,但無知並不是資產。」其次,他缺乏一群能幹而忠誠的執行者,難以形成一個聯結總統、高級官員與整個官僚機構的網絡來執行他的計劃,像一輛汽車的方向盤與底盤缺乏有效的連接。最後,特朗普任命的許多高級官員常常與他的政策偏好相左,甚至拒絕實施他的政策。所有這些特點都會削弱總統的執政能力。

然而,共和黨已經別無選擇。那些「絕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的共和黨人還能做什麼呢?政論家弗拉姆(David Frum)曾是小布什總統的演講撰稿人(「邪惡軸心」一詞的發明者),他在1月發表《特朗普制》(Trumpocracy)一書,批判特朗普對美國民主造成的威脅,清晰而深入地思考共和黨擺脱「特朗普制」的復興規劃。但真正的困局在於(如他自己在一次訪談中承認的那樣),特朗普能在選舉中勝出,這是共和黨其他更優秀的候選人以及更好的競選策略難以企及的,這在2020年仍然是一個難題。

學術界的保守派今年出版了《特朗普與政治哲學》,這是主標題相同的兩部姊妹篇論文集(副標題分別是「愛國主義、世界主義與公民美德」以及「領袖、政治家風範與暴政」),總篇幅達700頁之巨,其中不少作者具有施特勞斯派傾向(比如聖母大學的扎科特夫婦),更多的作者是年輕學人,包括哈佛大學講師的亞當·桑德爾(邁克爾·桑德爾之子)。兩部文集援用經典政治哲學(從柏拉圖到施米特)的視角來探究特朗普現象,其中不少論文思考精深,頗有洞見。但出版之後幾乎無人問津(在亞馬遜網站上,兩部文集的打分人數和評論數量均為零)。

除了著書立說之外,許多反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或許只剩下懷舊了。在對麥凱恩參議員和老布什總統的悼念中,緬懷「過去的好時光」。雖然兩位逝者在任時期的表現絕非無可挑剔,但在與時任總統的對比中,變得格外可敬,他們是老派、敬業以及(最令人感慨的是)體面的(decent)長者。在老布什總統的葬禮上,特朗普的孤立是如此醒目,他一臉蕭瑟挺過了難堪的場面。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他也堅信共和黨別無選擇。

特朗普任期兩年中高級官員的更換率高達65%,以至於無法及時任命正式的接替者。
特朗普任期兩年中高級官員的更換率高達65%,以至於無法及時任命正式的接替者。攝:Brendan Smialowski/AFP/Getty Images

《紐約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任期兩年中高級官員的更換率高達65%,以至於無法及時任命正式的接替者。在新年開始的時候,代理職位包括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內政部長、白宮辦公廳主任、環境保護署主管和駐聯合國大使等。隨着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的辭職,「房間裏的成年人」已經所剩無幾。特朗普變得更少束縛,可能也更加危險。《紐約時報》評論說,特朗普越來越依賴自己的本能行事,比任職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更少受任何人的影響。於是,「每天都像一場戰爭」,他像閲讀「戰報」一樣每天花費大量時間(6到8小時)觀看電視和媒體的消息,時而亢奮時而沮喪,也越來越像是總統的「孤身奮戰」。

在聖誕節前夕,特朗普發出一條推文,「我孤身一人(可憐的我)在白宮,等待民主黨人回來,對急需的邊境安全達成協議」。他所急需的是50億美元來造牆,競選中曾發誓要造的那道「宏偉的、美麗的」牆。但人們沒有忘記,當初承諾要讓墨西哥付錢來造這堵牆。在新年之初與國會的商談中,特朗普憤然離席,威脅要動用「國家緊急狀態」來造牆。無論成敗,他要向基本盤選民表明:我窮盡了一切手段。這是一場跨年的持久戰,但絕不會是特朗普任期內的最後一戰。

蓋洛普民調顯示,在2018年初特朗普的支持率是39%,而經過了整整一年風雲,在12月底他的支持率仍然是完全相同的39%。《紐約客》年底的一篇專欄文章說,無論特朗普給美國和世界造成多少動盪,人們對他的評價幾乎凝固不變。而所有這些瘋狂的事情,在一年之後來看,可能只是暴風前的寧靜。

的確,政治內在地藴含鬥爭性,但政治本身具有多重維度,並不等同於鬥爭,而鬥爭也未必以強對抗的方式展開。對抗性的鬥爭是所謂「特朗普制」下美國政治的一個突出特徵。它會將美國引向何處?套用特朗普的口頭禪——「再看吧」(We’ll see)。

歐洲的艱難歲月

在貢比涅(Compiegne),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的簽署地,馬克龍與默克爾相聚。在11月10日停戰百年之際,他們為「一戰」紀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銘文中刻寫着「再次確認法德兩國的和解對於歐洲和平的意義」。這是向歐洲理想致敬的時刻,但現實的考驗異常嚴峻。一年多之前,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隨後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在德國大選中勝出,曾為德法雙輪驅動的歐洲事業帶來了新的動力。但重獲的信心在一年之後已經籠罩在憂慮的陰影之中。

哈斯在《歐洲的混亂》一文中寫道,「巴黎的部分地區在燃燒,英國被脱歐所吞噬和分裂,領導意大利的是一個抵制歐盟預算規則的笨拙的左右翼聯盟,德國正在應對政治重組而且處在向新領導人過渡的初期階段,匈牙利和波蘭已經皈依反自由主義,而西班牙正在面對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的挑戰。」許多關於歐洲的報導評論,都不約而同地在標題中使用了「混亂」(disarray)一詞。在彭博社(Bloomberg)的採訪報導中,前丹麥首相和北約組織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表達了對「歐洲無領導」狀況的擔憂,而美國也已無法發揮引領作用,這使人懷疑「西方」是否還是一個有意義的實體。

雄心勃勃的政壇新星馬克龍,這位理想主義的改革家和歐盟的積極倡導者,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現在正陷入執政危機。

什麼樣的政治家才能勝任歐洲的領導角色?雄心勃勃的政壇新星馬克龍,這位理想主義的改革家和歐盟的積極倡導者,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現在正陷入執政危機。當他從G20峰會返回巴黎的時候,「黃背心抗議」已經風起雲湧。《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發表文章,分析了「馬克龍議程」的三個關鍵方面:「國內經濟改革、更深度的歐洲一體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進程是,首先,馬克龍在法國的改革獲得成功;然後,他說服德國一起推進歐盟改革的規劃,「建立一個真正的歐洲經濟政府」;最後,依憑一個得到鞏固的歐盟,來反擊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勢力。而當下馬克龍的國內議程遭遇挫折,他歐洲和國際議程便可能落空。拉赫曼指出,法國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公眾「既要求減税,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務」,因此領導法國看起來像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連續幾任總統,風格迥異但最終都遭到公眾鄙視:薩科齊太華而不實,奧朗德太平庸,如今馬克龍則被指責為「過於高傲」。本來期望馬克龍能夠打破這種惡性循環,成為全球自由價值的引領者,「但現在看來,馬克龍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總統職位都將是幸運的了」。

2018年12月2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內政部長卡斯塔內(右)陪同下,到巴黎街頭視察「黃背心運動」示威行動造成的破壞。
2018年12月2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內政部長卡斯塔內(右)陪同下,到巴黎街頭視察「黃背心運動」示威行動造成的破壞。攝:Geoffroy van der Hasselt/AFP/Getty Images

馬克龍能夠度過這場危機嗎?他在2019年1月13日發表「告國民書」,邀請國民從1月15日起參與為期兩個月的全國大辯論。他承諾傾聽民意,向公民諮政,鼓勵理性和文明的辯論,並給出了具體的辯論議題。他呼籲互助與團結,期望「一起將憤怒轉化成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也表達了堅守改革議程的決心。這場「既不是選舉,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國大辯論,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極富法國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學氣質,而且契合馬克龍的風格。但它能否化解這場執政危機仍需接受現實的考驗。

在德國,沉穩老練的默克爾渡過了艱難的一年。在2017年大選之後,她經過長達半年之久的曲折協商才組成了聯合政府。6月,默克爾再度陷入難民問題的泥沼,必須同時調解內閣的分歧、德國的黨派爭議以及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選舉中,基民盟及其姐妹黨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亞州遭遇重創。10月底,默克爾宣布,她將辭去基民盟主席,並在2021年總理任期結束後離職。

《紐約客》12月刊登的長篇文章透露,在2016年特朗普勝選後的第八天,奧巴馬最後一次作為總統出訪柏林與默克爾會面。當時默克爾將要完成第三次總理任期,對是否繼續執政十分猶豫,而奧巴馬敦促她謀求連任,因為面對英國脱歐、席捲歐洲的民粹主義浪潮以及特朗普執政的不確定性,歐洲需要默克爾擔負其凝聚的使命。在特朗普上任幾個月之後,默克爾明確表示「我們歐洲人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

默克爾對歐盟事業的承諾深受其「政治導師」科爾(Helmut Kohl)的影響。科爾在執政期間完成了德國的統一,也是歐洲一體化最熱忱的倡導者和有力的推動者。牛津大學歐洲史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在文章中提及他與科爾會面的一段談話。科爾對他說,「你意識到嗎?現在坐在你對面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繼承者。」作為希特勒之後統一德國的第一任總理,科爾具有極為深刻的歷史責任感——擔負德國對歐洲和平的使命。而歐盟正是確保歐洲持久和平的規劃。

然而,在科爾辭世一週年之際,德國政界圍繞移民問題發生嚴重分歧,危及德國在歐盟的地位。6月28日,瑞典前首相比爾特(Carl Bildt)發表文章指出,德國正陷入一場是否要繼承科爾政治遺產的鬥爭,他稱之為「德國的靈魂之戰」。表面的爭論是,德國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歐盟國家註冊過的那些難民驅逐出境,但更深層的問題是,德國「應當單獨自行其是,還是繼續尋求共同的歐洲方案」。若是按照科爾的政治思考,德國必須考慮自身政策對歐洲的影響,不會把問題甩給周邊的小國,因為它們的安全問題也就是德國自己的問題。儘管流入歐洲的移民和難民數量已經遠遠低於2015年和2016年,但移民仍是整個歐洲大陸的熱點問題。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潮下,德國關於移民的爭論不斷升級,已成為「德國的靈魂之戰」,將決定未來德國在歐洲的角色,以及整個歐洲一體化的前景。

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潮下,德國關於移民的爭論不斷升級,已成為「德國的靈魂之戰」。

6月29日凌晨5點,歐盟峰會經過長達12個小時艱苦卓絕的談判,達成一項安置難民的協議,默克爾稱之為「良好的妥協」。《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說,「默克爾再次證明了自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危機倖存者」。這是一個留有隱患的協議,但體現了她挫敗對手、保持權力的典型秘訣:「一次次,她設法拼湊起混雜的聯盟和過渡性協議,能讓足夠多的人滿意並留有足夠多的時間來維持她的總理職位,直到下一次危機來臨,到時候她將再次如法炮製。」文章以《默克爾,逃離大師》(Angela Merkel, Escape Artist)為題,言下之意是,她只能逃離危機和緩解問題,卻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12月7日,基民盟黨代會選舉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擔任新的黨主席,她常被人稱作「小默克爾」,也是最符合默克爾心願的繼任者。
12月7日,基民盟黨代會選舉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擔任新的黨主席,她常被人稱作「小默克爾」,也是最符合默克爾心願的繼任者。攝:Florian Gaertner/Photothek via Getty Images

的確,默克爾不能,但面對當下的歐洲難題又有誰敢於奢談「解決」?能夠「挺住」危機而倖存已經足以值得欣慰。默克爾平息了內閣的爭鬥、防止了聯合政府的解體,化解了歐盟成員國彼此推諉的僵局,儘管只是暫時的。12月7日,基民盟黨代會選舉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擔任新的黨主席,她常被人稱作「小默克爾」,也是最符合默克爾心願的繼任者。在擔任基民盟黨主席長達十八年之後,默克爾終於卸任,她的告別演講樸實無華,最後說「是時候翻開新的一頁了」。德國(甚至歐洲)的「默克爾時代」將在三年之後落幕。

英國在久拖不決的脱歐進程中備受煎熬。許多媒體將英國脱歐比作一場「痛苦的離婚」。英國不是一個當事人而是一個國家,其中有黨派之爭、地區差異和立場分歧,在軟硬快慢的各種脱歐方案的爭議中陷入僵局。與此同時,反對脱歐的聲音也越發強烈,阿什教授是其中的積極分子。他11月在《衞報》發表文章向英國同胞呼籲,「如果我們在民眾投票中決定回頭留下,那麼歐洲的大門仍然敞開着。否則,我們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談成的協議,並從此過上不歡樂的生活。」他在12月12日又發表了一封寫給歐洲的公開信,懇請歐盟的朋友們發出清晰、簡單和積極的訊息——「我們要你們留下」。基民盟新任主席卡倫鮑爾與20多位德國政界與商業界著名人物,在1月18日《泰晤士報》上發表《德國友人敦促英國留在歐盟》的聯署公開信,表示「英國已經成為我們作為歐洲人的一部分」,「英國人應該知道:我們心底的願望,我們要他們留下」。公開信表達了對英國人民選擇的尊重,但如果英國決定留下,「我們的大門將總是敞開的」。根據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2萬人樣本的調查,其中有54%的受訪者支持留在歐盟。

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過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脅,但在新年1月中旬議會下院的表決中,她代表英國政府與歐盟達成的脱歐協議被比例懸殊的投票否決。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二次公投」「不脱歐」和「推遲脱歐期限」等幾項修正案均遭到否決。通過的修正案使梅獲得「授權」,「對『脱歐』協議作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調整」,這意味着她將與歐盟重新談判新的協議條款,但前景並不樂觀。

德國右翼的另類選擇黨(AfD)正在醖釀德國脱歐的計劃。實際上,許多成員國都有反對歐盟的群體和勢力,將歐盟視為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但是脱歐或者解散歐盟是更現實可行的嗎?會不會是一場更驚悚的噩夢?英國脱歐的痛苦過程就是一個縮影。歐洲一體化註定是艱難而漫長的歷程,也必定經歷曲折反覆的鬥爭。

2019年1月25日,法國《解放報》發表了30位著名知識分子聯署的公開信《歐洲之家失火了——歐洲愛國者宣言》。這封公開信由法國明星哲學家萊維(Bernard-Henri Lévy)起草,認為歐洲正處在1930年代以來最危險的時期,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遭遇嚴峻挑戰,呼籲公眾以行動反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身份主義者的猖獗蔓延,以捍衞歐洲精神和自由價值,為迎接5月來臨的歐洲議會選舉做好準備。聯署人還包括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昆德拉(Milan Kundera)、麥克尤恩(Ian McEwan)、拉什迪(Salman Rushdie)、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和歷史學家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公開信翻譯為多種語言,英文版《為歐洲而戰,否則破壞者們將摧毀它》在《衞報》發表。

當然,這不會是最後的呼籲,也不會是最後的鬥爭。曾經戰亂的歐洲祈求和平與安全,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們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嚴。不同的訴求,在新老歐洲國家、不同語言和不同階層之間,形成各自對於歐盟不同的立場和態度,這注定了疑歐派和脱歐派會持久存在,並將持久地危及人們對歐盟事業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對視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貢比涅,在百年尺度的歷史視野下,或許更能領會歐洲已經走過了多麼艱難而非凡的歷程。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探索學院 劉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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