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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某些日子，許多中國人都要千里迢迢、集體無意識的、進行着也許是這個星球最大的遷徙，去參加名為春節的盛大演出。人生本就如戲，還要再多加這一場。
美國傳教士明恩溥說：「中國的風俗自形成之日起便一成不變，不難感覺到，人們都有一種潛在的假設，即風俗無論如何都是正確無誤的。一種長期存在的習慣就是一種專制制度。在那些遵從這一風俗的無數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會意識到這些行為的起源和原因。他們的任務就是去遵從，他們也在遵從。」[1]
他們在遵從什麼呢？
從形式上，春節是一種祭祀的延存，而祭祀慶典是物質貧乏年代，「鄉村社會感官匱乏的代償體系，春節位於這一體系的核心」[2]。而在現代商業社會，娛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的年代，春節從形式上已悄然解體。
從內容上，在對比中西文化時，學者李劼認為：「中國文化的倫理主義性質在於，以人際關係（血緣家庭、社會關係）為基本的結構單元。這種人際文化關注的不是精神現象學，而是社會倫理學。」[3]
春節提供了人際關係交互的最大平台。基於文化的向心力，這一交互無可逃避。多數的中國式家庭，在此過程中，通過節慶的強化作用，維繫着古老、保守的倫理價值。從這一角度而言，春節已然糜爛；男女老少們穿着古裝，齊聚一堂，一年一幕逢場作戲，醜陋而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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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到春節本身，是一種孝心的彰顯。過年的走親訪友，可以理解為在觀眾面前，賦予了「孝」以平日所缺的儀式感。
孝即順也，子曰：「無違」，一種家族內部等級秩序的上下尊卑；而這種順從又被看作一切美德的根源，被擴展和空泛到兩個字「做人」。「居處不應，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禮記·祭義》）
藉助道德上的綁架，和春節提供的平台，中國式父母完成了對子女控制的確認與鞏固，以便使子女這筆「投資」實現最好回報。傳統家庭倫理下，老一輩的威嚴，也許不易察覺，但卻沒有絕跡。也鮮少有長輩，如胡適所言，「我要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順兒子」。
就如同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長輩對子女的操控欲，也只有零和無窮盡兩種。認同了這一點，一個結論便顯而易見：無論基於何種原因，做出的一時退讓，都將不可避免地通向對方得寸進尺的結局，而區別只在於進尺的程度。每一次春節過後，不少人的生活軌跡或許就此改變；表面是「體諒」至親的含情脈脈，背後是個人自由的萎縮，和保守價值觀的沉滓泛起。
至於仍然將孝理解為愛的，或許可以引用魯迅的名言。「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摸、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南腔北調集·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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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家庭的個人，首先被孝文化和父權制拘禁在原生家庭，其次被血緣強制性延伸人際關係，最後在以「輩份」為名義的金字塔等級體系下找到位置。
如果說家庭是一維的點，那麼兩個點所連出的那條直線，叫做血緣。這兩個家庭，也就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親屬。在古代，宗法家族擁有基層社會組織的功用，即使遭受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摧殘，其生命力仍得以存續。因此，畫出每個人的血緣連線，也許錯綜複雜、蛛網密布。
在春節，可能很難有什麼事情，比拜訪這些親戚更讓人頭疼了。價值觀南轅北轍的人，在一起推杯換盞，喝掉廉價的親情；家長裏短的個人隱私，經交談變得家喻戶曉，成為酒足飯飽後的談資；年輕一代接受血親長輩的價值評判，而長幼有序，並沒有半點辯駁的空間；一個完整、豐富、價值觀堅定的人，也要在此時學會懦弱、容忍，甚至自我否定；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積非成是。
春節所映射的奇妙傳統在於：其一，默認為人類的一些共情、價值觀的耦合，只會也只能限定在血緣的關係鏈中出現，這叫「親疏有別」；其二，單靠血緣這一樞紐，似乎就可以消弭一切分歧，並且統一所有人的意見。
事實上，並不是有血緣連結的人，就可以善待彼此；諷刺的是，由於群己界限不分，在血親之間造成的矛盾往往來得更多也更慘烈。此外，很多漢語都可以通過同義置換，從而獲得迥然相異的意味，例如「血緣」與「基因」。我們和血親之間，有着客觀的生物基因的連結事實，但「血緣」則是文化符號，其被賦予的具體意義完全事在人為。「血緣」可以被賦予為責任與愛，也可以讓其能指包羅萬象，成為不容置喙的神聖物，從而涉嫌對獨立的個體的侵佔乃至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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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是用各種指標，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舞台，包括不限於親戚、同學、好友之間。無處不在的攀比，為春節增添了不少戲碼，而其背後是牢固的等級制邏輯：一定要把人分出三六九等。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其一，我們的文化依然缺乏個體意識，如孫隆基教授所言，「中國文化是由『二人』去定義『一人』的設計」，「個體的精神形態必須在別人的『身』上才能完成」[4]，換言之個人只有通過集體才能被賦予意義；其二，超出家族以外的其他集體中，實際上依然有與家族同構的等級結構，類似於分形幾何。
維基百科對「分形」的定義是：一個粗糙或零碎的幾何形狀，可以分成數個部分，且每一部分都是整體縮小後的形狀，即具有自相似的性質。誰的工作更穩定（在不在體制內），是科長還是處長，是挪用官場的等級來評比。誰還未婚，誰已經有小孩，誰開始懷二胎，是用女性的生殖功能劃分地位。誰月薪上萬，誰買了豪車，是用金錢衡量社會階級。每個人都被拿到某種集體之中進行比較，如果等級相同，再換到下一個集體，最終一定要有高下貴賤之分。
世間沒有絕對平等，但是，一個有着局部平等的文化，最後有發展成為社會平等的空間和可能性，例如古希臘與羅馬；然而倘若整個社會都不存在平等，這樣的社會也就很難進入現代文明範圍。如果說西方社會不平等和矛盾介於階層之間，那麼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存在於所有的人際關係中，處處皆是鄙視鏈。無怪乎底層幻想着回到毛時代，通過革命使自己獲得翻牌機會，再不濟也能「均貧」，獲得一絲心理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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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們寫道：「蓋中國人本無生活可言，更有何社會真義可說。若干惡劣習俗，若干無靈性的人生規律，桎梏行為，宰割心性，以此造成所謂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無領略」。他們疾呼：「（我們）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5]
只是，他們大概沒想到，百年飛逝，風風雨雨，我們的文化還是少寫個「人」字。
參考資料：
1.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M].劉文飛，劉曉暢 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103
2.朱大可.春節觀察：感官飢餓的慶典療法，http://zhudake.blog.sohu.com/307944979.html，（2015/2/18）
3.李劼.我們的文化個性和個性文化——論世紀現象[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5
4.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8
5.周策縱.「五四」運動史[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