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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中國式家庭的醜陋演出

多數的中國式家庭,通過節慶的強化作用,維繫着古老、保守的倫理價值。從這一角度而言,春節已然糜爛;男女老少們穿着古裝,齊聚一堂,一年一幕逢場作戲,醜陋而枯燥。


2019年2月2日,深圳花市現場,市民忙碌地購買年貨。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2月2日,深圳花市現場,市民忙碌地購買年貨。 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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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某些日子,許多中國人都要千里迢迢、集體無意識的、進行着也許是這個星球最大的遷徙,去參加名為春節的盛大演出。人生本就如戲,還要再多加這一場。

美國傳教士明恩溥說:「中國的風俗自形成之日起便一成不變,不難感覺到,人們都有一種潛在的假設,即風俗無論如何都是正確無誤的。一種長期存在的習慣就是一種專制制度。在那些遵從這一風俗的無數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會意識到這些行為的起源和原因。他們的任務就是去遵從,他們也在遵從。」[1]

他們在遵從什麼呢?

從形式上,春節是一種祭祀的延存,而祭祀慶典是物質貧乏年代,「鄉村社會感官匱乏的代償體系,春節位於這一體系的核心」[2]。而在現代商業社會,娛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的年代,春節從形式上已悄然解體。

從內容上,在對比中西文化時,學者李劼認為:「中國文化的倫理主義性質在於,以人際關係(血緣家庭、社會關係)為基本的結構單元。這種人際文化關注的不是精神現象學,而是社會倫理學。」[3]

春節提供了人際關係交互的最大平台。基於文化的向心力,這一交互無可逃避。多數的中國式家庭,在此過程中,通過節慶的強化作用,維繫着古老、保守的倫理價值。從這一角度而言,春節已然糜爛;男女老少們穿着古裝,齊聚一堂,一年一幕逢場作戲,醜陋而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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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到春節本身,是一種孝心的彰顯。過年的走親訪友,可以理解為在觀眾面前,賦予了「孝」以平日所缺的儀式感。

孝即順也,子曰:「無違」,一種家族內部等級秩序的上下尊卑;而這種順從又被看作一切美德的根源,被擴展和空泛到兩個字「做人」。「居處不應,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禮記·祭義》)

藉助道德上的綁架,和春節提供的平台,中國式父母完成了對子女控制的確認與鞏固,以便使子女這筆「投資」實現最好回報。傳統家庭倫理下,老一輩的威嚴,也許不易察覺,但卻沒有絕跡。也鮮少有長輩,如胡適所言,「我要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順兒子」。

就如同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長輩對子女的操控欲,也只有零和無窮盡兩種。認同了這一點,一個結論便顯而易見:無論基於何種原因,做出的一時退讓,都將不可避免地通向對方得寸進尺的結局,而區別只在於進尺的程度。每一次春節過後,不少人的生活軌跡或許就此改變;表面是「體諒」至親的含情脈脈,背後是個人自由的萎縮,和保守價值觀的沉滓泛起。

至於仍然將孝理解為愛的,或許可以引用魯迅的名言。「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摸、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南腔北調集·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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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家庭的個人,首先被孝文化和父權制拘禁在原生家庭,其次被血緣強制性延伸人際關係,最後在以「輩份」為名義的金字塔等級體系下找到位置。

如果說家庭是一維的點,那麼兩個點所連出的那條直線,叫做血緣。這兩個家庭,也就是生物學意義上的親屬。在古代,宗法家族擁有基層社會組織的功用,即使遭受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摧殘,其生命力仍得以存續。因此,畫出每個人的血緣連線,也許錯綜複雜、蛛網密布。

在春節,可能很難有什麼事情,比拜訪這些親戚更讓人頭疼了。價值觀南轅北轍的人,在一起推杯換盞,喝掉廉價的親情;家長裏短的個人隱私,經交談變得家喻戶曉,成為酒足飯飽後的談資;年輕一代接受血親長輩的價值評判,而長幼有序,並沒有半點辯駁的空間;一個完整、豐富、價值觀堅定的人,也要在此時學會懦弱、容忍,甚至自我否定;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積非成是。

春節所映射的奇妙傳統在於:其一,默認為人類的一些共情、價值觀的耦合,只會也只能限定在血緣的關係鏈中出現,這叫「親疏有別」;其二,單靠血緣這一樞紐,似乎就可以消弭一切分歧,並且統一所有人的意見。

事實上,並不是有血緣連結的人,就可以善待彼此;諷刺的是,由於群己界限不分,在血親之間造成的矛盾往往來得更多也更慘烈。此外,很多漢語都可以通過同義置換,從而獲得迥然相異的意味,例如「血緣」與「基因」。我們和血親之間,有着客觀的生物基因的連結事實,但「血緣」則是文化符號,其被賦予的具體意義完全事在人為。「血緣」可以被賦予為責任與愛,也可以讓其能指包羅萬象,成為不容置喙的神聖物,從而涉嫌對獨立的個體的侵佔乃至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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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是用各種指標,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的舞台,包括不限於親戚、同學、好友之間。無處不在的攀比,為春節增添了不少戲碼,而其背後是牢固的等級制邏輯:一定要把人分出三六九等。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其一,我們的文化依然缺乏個體意識,如孫隆基教授所言,「中國文化是由『二人』去定義『一人』的設計」,「個體的精神形態必須在別人的『身』上才能完成」[4],換言之個人只有通過集體才能被賦予意義;其二,超出家族以外的其他集體中,實際上依然有與家族同構的等級結構,類似於分形幾何。

維基百科對「分形」的定義是:一個粗糙或零碎的幾何形狀,可以分成數個部分,且每一部分都是整體縮小後的形狀,即具有自相似的性質。誰的工作更穩定(在不在體制內),是科長還是處長,是挪用官場的等級來評比。誰還未婚,誰已經有小孩,誰開始懷二胎,是用女性的生殖功能劃分地位。誰月薪上萬,誰買了豪車,是用金錢衡量社會階級。每個人都被拿到某種集體之中進行比較,如果等級相同,再換到下一個集體,最終一定要有高下貴賤之分。

世間沒有絕對平等,但是,一個有着局部平等的文化,最後有發展成為社會平等的空間和可能性,例如古希臘與羅馬;然而倘若整個社會都不存在平等,這樣的社會也就很難進入現代文明範圍。如果說西方社會不平等和矛盾介於階層之間,那麼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存在於所有的人際關係中,處處皆是鄙視鏈。無怪乎底層幻想着回到毛時代,通過革命使自己獲得翻牌機會,再不濟也能「均貧」,獲得一絲心理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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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們寫道:「蓋中國人本無生活可言,更有何社會真義可說。若干惡劣習俗,若干無靈性的人生規律,桎梏行為,宰割心性,以此造成所謂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無領略」。他們疾呼:「(我們)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5]

只是,他們大概沒想到,百年飛逝,風風雨雨,我們的文化還是少寫個「人」字。

參考資料:

1.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M].劉文飛,劉曉暢 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103

2.朱大可.春節觀察:感官飢餓的慶典療法,http://zhudake.blog.sohu.com/307944979.html,(2015/2/18)

3.李劼.我們的文化個性和個性文化——論世紀現象[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5

4.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8

5.周策縱.「五四」運動史[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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